琼海市曲水流觞（万泉河畔铸海魂）

琼海市曲水流觞（万泉河畔铸海魂）一，万泉河边说“乐会”“万泉河水清又清，我编斗笠送红军”。这首歌，曾经唱遍全国；这首歌，让琼海声名远播。许多人就是踏着歌声来到万泉河，在清澈的河水中，在茂盛的椰林丛，来寻觅红色娘子军当年的英姿飒爽扛枪打仗故事里的气壮山河。＿＿＿＿＿＿＿＿＿＿＿＿＿导读：或许，许多人初识琼海，是因为一首歌，歌的名字就叫“万泉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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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琼海前世 叙说南海今生

文/图：刚峰

刚峰：全国知名人文旅游作家，学者，网络大V。曾任《乡缘》杂志总编辑，撰写并发表过有关海南历史文化随笔百万字。著有：《琼北故事》、《印象三亚》、《天涯横呤》、《心之旅》、《我的台商朋友》等书籍。善长撰写城市文化随笔，欢迎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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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或许，许多人初识琼海，是因为一首歌，歌的名字就叫“万泉河”。

“万泉河水清又清，我编斗笠送红军”。这首歌，曾经唱遍全国；这首歌，让琼海声名远播。许多人就是踏着歌声来到万泉河，在清澈的河水中，在茂盛的椰林丛，来寻觅红色娘子军当年的英姿飒爽扛枪打仗故事里的气壮山河。

一，万泉河边说“乐会”

其实，与琼海的历史相遇，有点尴尬。

因为，网络上把琼海的前世“乐会县”与“会同县”分别称为母亲与父亲。以万泉河流域设置的乐会县因地域柔美而称之为母，以海南东海岸边设置的会同县（后改琼东县）因南海之雄伟称为父，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有些道理。在海南，还真没有一个地域如琼海一样，在历史中，有二个县如一对父母亲一样，并驾齐驱，长期相守着这一方水土与百姓。

更为让人尴尬的是，设在万泉河流域与东海岸边这一对“父母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总是夹在琼州与万州之间，被邻居管理，与琼海的历史沿革邂逅，总让人有点唏嘘。

唏嘘的不只是这座城市的发源史，唏嘘的是，在海南的东海岸线上，面对如此辽阔的南海海域，以及海域中的如珍珠般的岛礁，历史上的统治者，如何在久经磨蹭之后，憣然醒悟，最终将这座城市以海来命名。

琼海的历史或许不如邻里的琼山、文昌那么悠长，但琼海名字背后的前世今生的故事，却让人在好奇中有点惆怅。

严格来说，唐之前，琼海目前的地界一直归属琼山县管理。

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开琼设珠崖儋耳两郡始，有史记载汉代时期的琼海，就一直归属珠崖郡的玳瑁县地界。从汉到隋唐，不管玳瑁县如何改名，琼海大部分土地总归最后改为琼山县的属地。直到唐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史册记载“置乐会县，隶属琼州府”，琼海，才从琼山独立出来单独立县，县名挺好听，叫：乐会。乐会这个县名，更是现今琼海的母亲。

称之为母亲，是源于县城设在琼海大地的母亲河万泉河畔之原因。源自五指山和黎母山两源合口的万泉河，流经琼海，浩浩荡荡奔到博鳌流入南海。作为琼海境内的最大河流，万泉河水滋养了两岸肥沃的土地。碧绿的河水、翠绿的河岸、古老的村落、纯朴的百姓，如诗如画的美景，皆因万泉河水的滋润而彰显灵性。因此，将万泉河称之为生态河、绿色河，甚至母亲河等一点都不为过。

那么，唐朝为何要在万泉河流域单独置县？又是谁为它取名？

解读历史其实蛮有意思，乐会这个县的来历似乎与武则天有关。

史志上说，唐显庆五年，置乐会县。那么显庆五年是谁当皇帝？一查历史，便知，唐显庆五年（公元660年）的皇帝是唐高宗。

唐高宗这个人有点意思，他叫李治是唐太宗李世民第九子，他并不是武后所生，其母为长孙皇后，却靠武后扶持称帝，他是唐朝的第三任皇帝。这个皇帝刚上任五年，一看形势不对，就以目眩头重，眼不能视物为由，将百官奏事请武后决断。显庆五年，国家发生了许多大事，然而，最大的一件事，亦是十月份史册所言的“高宗委政于武后”。

武后就是武则天。从此，武则天垂帘听政，直到若干年后废黜李氏自己称帝。

海南岛的史料在中原正史中实在是记载的太少，查不出来，琼海县的前身之一的乐会县的名称命名，到底是唐高宗还是武后所为？

不管是高宗赐名还是武后圏定，反正“天下莫非皇土”，县邑的命名肯定归朝廷，申报当属琼州府地方官吏。

唐朝时期的万泉河两岸及博鳌港一带因三江汇合而就有了点名气，作为琼崖东部的重要渔港博鳌浦，亦成为管理疍家人停泊渔船最早的政府机构所在地。博鳌成名于唐，成形于宋，繁华于明清。清朝的《乐会县志》记载:“每年夏秋季，有临高、海口等地渔船在博鳌港相为贸易，秋后旋归各埠”，可见博鳌一直是海南历史上的名港。

那么，此地为何称博鳌？让我来做个插件，叙述一下它的“鳌”名的来龙去脉。

别看今日之博鳌，因亚洲论坛而成为世界著名旅游名镇，古之博鳌却只是一个小渔村。最早将博鳌名称收入史志的是明朝府城人唐胄，他受琼州知府委托于正德6年（1512）主纂了一本志书名《正德琼志台》。在卷十一记载：“博鳌浦莫村都（在县东民疍）”。志中表明在明代正德纪年之前政府就设置了一个博鳌浦，来管理在博鳌浦（浦指水边或河流入海的地方）和莫村（古称末村）一带居住的“民疍”。

因“民疍”是博鳌最早的居民，博鳌的名称应该是“民疍”所起。

“民疍”即疍民的倒置，《辞海》的译文是：“水上人家”。《现代汉语词典》的释文是：“在广东、福建、广西沿海湾或内河从事渔业或水上运输业的居民，多以船为家”。民俗称疍家人，专家考证，疍家人是汉族的一个支系。

地名的历史文化内涵，往往反映命名者的社会意识和对居住地祈望“风生水起”的愿景。追溯博鳌名称之源，忽然发现，最早的民间版本便是以地形而命名。因靠近博鳌港的东域岛“酷肖一只悠然遨游的巨鳌”，故当地以“鳌”而得名，蕴涵“博览天下，独占鳌头”之意。

这个版本尾音明显有商家附庸风雅之嫌疑，因为“鳌”在民间其实是指大鱼。

根据《辞海》释义：博的含义是多，大；鳌的含义是传说中的大龟，一说大鳖。鳖，即甲鱼，又叫团鱼，俗称王八。毛主席诗句“可下五洋捉鳖”中的鳖，注释家普遍认为是泛指鱼类。概而言之，“博鳌”的含义是鱼类丰（多）硕（大），用通俗的语言表述，此地就是“鱼多鱼肥”的意思。

这个版本道比较符合疍民原意。远在崖州湾的南山，古人也称之为“鳌山”，因为，那一带的海湾历史上也因盛产大鱼而闻名。史载万泉河有种墨鲤鱼远近闻名，至今，居住在会山镇河两岸的苗民们还偶尔会捕捞到，那是琼海境内著名的鱼类。翻开《乐会县志》乡村表，此地，以鳌为地名的村落还有波鳌、鳌峰、坡鳌、鳌内、鳌外等村名。因此，在靠近大海的乐会县用“鳌”作为地名的普遍性，亦表达了万泉河流域与博鳌湾一带盛产大鱼，且鱼多鱼肥。

最早记载博鳌疍民留在史册上的文化气息的是，宋代天圣元年（1023），疍家人集资在博鳌建起三江庙。以庙来供奉海神，庇护出海渔民，亦可窥见疍民们对海的敬畏以及信仰特征。而最早记载蛋民上岸盖房立村定居的却是曾氏祖谱，据《博鳌曾氏族谱.序》记载：“居人公乃发公之后裔，公于明末由陵水人乐会开基博鳌”。这部族谱记载了曾氏先祖从陵水湾于明末到博鳌墟开创家族基业的“丰功伟绩”。曾氏祖公曾居仁的墓茔至今尚在，位于博鳌东山公路旁的草丛里。曾氏肯定不是定居博鳌的第一人，现今位于博鳌镇莫村村委会留客村里著名的“蔡家大院”，被称为“海南侨乡第一宅”，以移居南洋发达而回乡光宗耀祖所建，但其蔡氏先祖迁琼历史就早于曾氏，是南宋代迁崖的，位列海南名门望族九十一姓迁崖始祖之中，蔡氏祖墓群乃存海口遵潭镇上。

除了人文丰富历史，博鳌，其实是一个风光旖旎之地。

这里港域辽阔，地势险要。这里是万泉、龙滚、九曲三条河流汇拢而来继而流入大海必经之地。东屿、鸳鸯两个岛屿立于万泉河口，使博鳌湾水中有岛，岛中有水，波光错落，景色秀丽。这里，三湾（珠联、博鳌、千舟三大海湾）相拥，沙滩广阔柔软洁白、海面湛蓝岩群屹立。站在龙潭岭远眺这绵延10多里的海湾滩岸，无异于上苍编织的一条五彩缤纷的绸带，博鳌海、河、江、湖、泉汇于一身，汇岭石、岛屿、沙滩、田野、村舍、椰林聚于一体，是世界上河海交融最佳自然景观之地。

特别是博鳌的主山龙潭岭，在万泉河边突兀而起，像昂扬的龙头，其龙脉横贯田贡岭、文阁岭、培兰岭、北山岭，并连接海南东部大山六连岭。被视为“来龙正脉”的风水宝地。

因此，唐朝政府在这块最美丽的地方，设置了一个县来治理这一方黎峒与疍民，亦可窥探唐王朝对万泉河流域及南海疆域的战略企图。

其实，唐时县建治设在南管村(又称黎黑村，今烟塘镇福石岭管区泗村)隶属琼州。烟塘，因其地貌似大池塘，不仅风光旖旎，更因四季烟波弥漫而得名。明初此地称泗村市，清代称嘉会墟，又称烟塘市。

唐乾封二年(667)，琼州全境竟被黎峒占领，乐会县也遭陷没。到了唐德宗贞元五年(789)，朝廷派岭南节度观察使李复征黎才恢复琼州。贞元七年(791)又复置乐会县，并把附近的容琼县一部分并入，还归琼州管辖。可是到了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乐会县改属万安军亦现在的万宁市。

到了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乐会县迁治于万泉河之北(今朝阳乡旧县坡)。元成宗大德四年(1300)，发生王文河之变，乐会县又迁治于万泉河之南岸，万泉河下游与博鳌水城上段的流马河之北的阴阳山(今朝阳乡乐城墟)。

乐会县治为何要搬来搬去？因为海盗常抢劫“光临”。

史册多次记载乐会县常有海盗和土匪渡海来袭。他们取道博鳌港，沿万泉河溯流而上，“焚毁庐舍，杀人夺牛。肆意掳掠，骚扰县治”。《乐会县志》曾记载：“万宁县海盗数百人程劫掠到县治前面的南门河；文昌县海盗林禄与土匪周京互相勾结，带领几百名匪徒从清澜港南下，境博鳌港进入万泉河，攻占乐会县治，陷城数日，在掳掠一空后才离去”。

因此，将“博鳌实为乐会县治之屏障也！”而防御，成历朝政府之为。如明初在博鳌建立海防设施，兴建一座烽土侯，驻兵26人。士兵们日夜了望海面，严密监视，一有敌情就点燃烟火报警。清朝道光年间，又成立博鳌巡警分局，指派一名“百总”坐镇指挥，领兵36人防守。

最为有名的是乐会古城，明朝始建城墙城门。明朝乐会知县担纲操持，用石料筑起城墙，开东、西、南三个城门。城墙将乐城岛分隔为城内和城外两个部分，城内面积约183亩。清代对城墙进行修缮，用红色厚砖取代了石料。《康熙乐会县志》(康熙八年本)记载：“隆庆六年……本县起丁夫一万二千有奇，砖石料银一千五百余两环筑……南北二门”，“万历二十五年，知县汤钦正改建南门……三十八年，知县刘叔鳌又改建，在县之东，榜曰‘开泰’，移北门在县之西，榜曰‘集胜’”。至此，乐城就有了东、西、南、北四个城门。东门曰：“开泰”、西门曰：“集胜”、南门曰：“太和”、北门曰：“星拱”。西门后来改为“阜成”。

从元朝至民国，历代重修扩建，乐会城成为万泉河流域，海南历史上唯一座坚固的县城。可惜的是，这座万泉河畔唯一古城，最后被日本兵所毁。

1940年，日本军队入侵海南，在博鳌登陆后，驻扎在乐城，日军强迫村民把城墙拆毁，扛抬城砖在岛上分东西南北筑起了5座高达数丈的炮楼。好端端一座古城，就这样被日军拆成残垣断壁。

至今，乐会古城的城隍庙、青石砖古道、古县衙立柱等遗址还在。还在诉说沧海桑田的历史风云。

乐会县因万泉河而立，万泉河又因乐会城而山川景秀、人文荟萃。

应该说，在海南岛的五大河流中，万泉河当属风光最秀丽。

楚楚动人的万泉河全长162公里，分南北两源。南源发于五指山东麓，北源出自黎母山南麓，两水分流而下，在合口咀汇合后，滚滚东流去，经嘉积镇至博鳌湾融入南海。

合口咀，位于万泉河上游东太农场之东北，现琼海会山镇之地。合口咀，乃二水会合之意。河的上游两岸峰连壁立。因河谷狭窄，流水湍急，时而惊涛裂岸，时而纵谷雷奔，其狭谷风光堪称一绝。在南源一段琼海人俗称“乐会水”，从烟参至乘坡六十里的河谷中，有险滩50多个，其中以牛喉滩最为险境。水从石崖上急泻而下，翻腾滚跳，响如狮吼。牛喉滩下一处河中，曾有巨石兀立，高出水面丈余，急浪拍石，细雨霏霏，其景如烟笼崛石，颇为壮观。可惜，此景因70年代中期，建一大坝，将万泉河拦腰截断而消失。

河的下游，从石壁至椰子寨一带，河水温顺平缓，再下至文曲、温泉镇，河面豁然开阔，又成另一景。这一河段，漫江碧透，河水清清，水清澈底，且两岸椰树婆娑，槟榔摇翠，风景撩人。

因此，万泉河素以上半身的雄奇和下半身秀丽，而令人神往并被称奇。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将这份美丽传颂到了世界各地，万泉河两岸的人文风情，自然也就成了古人吟唱的诗句。

清朝举人乐会县教谕陈遇清，曾为我们留下了他撰写《乐会八景》诗，诗中八景让我们至今还在领略乐会的风光旖旎与古人的才情。清朝乐会县八景是：“白石摩空”、“石莲花墩”、“双溪交流”、“圣石捍海”、“炉峰生烟”、“金牛偃月”、“粉汤温泉”、“榜山耀日”。让我们来看看陈遇清教谕《乐会八景》列首景咏“白石摩空”的诗：

高峰直与碧云浮，石骨嶙峋在上头。

环海有山同华岳，擎天作柱历春秋。

遥瞻北斗空中现，俯览南溟足下流。

正好振衣登绝顶，回看列嶂等坯邱。

此诗吟咏的就是白石岭。白石岭位于琼海市西南12公里处一组山岭，因山岭顶上有一座巨石，颜色苍白而得名。此巨石悬于空中，形怪各异。俯视，则如蹒跚之龟；岭下仰望，却犹如奔腾之骏马。特别是巨石旁有一石洞，疾风吹来，四周响彻瑟瑟之音韵，古人将此声称天籁之仙乐而醉迷。

白石岭不仅以怪石嶙峋、石洞幽深而成名，更以风水传奇而神秘。山上不仅有秤布葬棺、“半仙”唐烈的轶闻，更有琼州著名风水大师洪丽芳的墓葬以及诸多如定安才子张岳崧中探花的风水故事。因此，白石岭被誉为古琼州的八大风水宝地之一。

登白石岭，看山下水库星罗棋布、万泉河似玉带蜿蜓飘逸、南海渺茫一片濛濛之山川河海相映成輝之美景，实乃惬意。清代本地举人王崇佑，又专门为白石岭概为八景，分别以“石柱擎天”、“金钟驾驰”、“青狮眺目”、“翠屏拥月”、“崆峒筛风”、“苍牛喷雾”、“花岗蔚彩”、“碧沼储云”吟诗抒情。

万泉河畔的金牛岭，因山峰形似牛体而得名。

站立在金牛峰顶，犹如骑在牛背上。远眺西北，可观嘉积镇；俯瞰岭下，万泉、九曲、龙滚三水汇合的内海景色可全收眼底；北望博鳌，银滩、港湾清晰无比；东观大海，水天相连，湛蓝如洗。因金牛岭系三江，临大海，望琼海万宁两地，自古也就名列乐会县八景之一。清代举人陈遇清有《金牛偃月》诗赞叹：

沧海涌出水晶毯，碧嶂平临玉海秋。

罔可题名殊铁马，月明长夜照金牛。

当头喘处开全镜，挂角留时认半钩。

露冷风寒山朗朗，牧童曾否笛声流。

此诗，道出金牛岭月夜清丽的人间仙境。这山岭，也因称为风水宝地，故岭上古坟不少，坟主有乐会、乐同、万州、文昌等籍先祖墓地。

设立在万泉河畔的乐会县在历史沿革的演绎中，一会儿归隶万安军亦现在的万宁市管辖，一会又划给琼州府，总是夹在南北两大邻时的州府统治中，有点如小媳妇，让人扼腕怜悯。在反反复复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个时期，民间传说，以万泉河为界，北面属琼州南边归万州。或许受两大强邻的影响，现今居住在万泉河两岸的琼海人骨子里，既有琼山文昌人的知书达理，又兼有万宁人的豪迈野趣。特别是琼海妹，那一份不失文昌妹的婉约又不惧万宁妹的直达，一直成为贤妻良母的象征。不难想象，著名的红色娘子军诞生在万泉河畔，足可见这一片水土得两边文化的滋润。

万宁人说，万泉河原名多水河，因万宁曾又名万全，故以万全之名而改名万全河后才演变成万泉河。

可琼海人不是这样说，琼海人一直视万泉河为母亲河，并认为，万泉之名来源于一位皇帝。

这个皇帝名叫图贴睦尔，曾经是太子，因“将构异图”被英宗放逐琼州，绅士王官忠厚待之，常从太子游览多河，饮洒消愁，“为之出三百金，以聘青梅与之完婚”。三年后，太子被召返京，王官率民于多河畔相送，齐呼“太子万全”、“一路万全”。太子即位为文宗皇帝，次年诏文封王官为南建知州，以报当年救主之恩，将“多河”命名“万泉河”以报百姓“万全”相送之情。太子回京后，因日夜思念万泉河，便为此在北京命名了一条“万泉河路”，将今北京大学旁边的河流命名为“万泉河”。

琼海人这个版本，挺有意思，它诠释了万泉河旅游文化新的传说。一条河跟皇帝沾了边，它就不只是一条普通的河，而是一条与千里之外的首都北京相关的“御河”。

从多水河到万全至万泉河，从民间得名到到皇帝“定万全之策，开万世太平”赐名，意义就不一样了。当年的乐会县境内至今还流行许多有关文宗帝的传说，现在的万泉镇多水河边，至今还保留文宗帝上岸的那个渡口，并在岸边设有一庙供百姓祭祀，且敬香供奉的人蛮多。

琼海的历史总是与元朝撞腰。岂止是乐会县，就是现在的定安县，及至古琼州府的历史都躲不开元朝的文宗皇帝的偶遇。

琼海人对万泉河名的诠释或许有传说的意思，但当年的元文宗帝作为一名19岁的太子，因皇权之争而被谪居琼州，确属事实。史上有记载，当年他因谪居琼州府赵元帅家里钟情一名叫青梅丫头，久追末果，十分苦恼便写诗自嘲，后得雷鸣峒主王官的媒妁下成就了一段风流韵事。三年后，太子复位并成功当上皇帝。没想到这位蒙古族的皇帝挺恋旧情，上位后，为海南做了三件事，一是将琼州府改为乾宁军民安抚司；二是将定安县升格为南建州；三是将青梅聘为嫔妃。

这个故事，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记载的非常详细，但故事中的主人公青妹与王官都是定安人，故事的起初发生在琼州府，故事的结果之一也是定安从县升格成为南建州。从理论上来讲，这个故事的版权应该归属定安，但定安人似乎没有琼海人的机敏，将元皇帝的偶遇当成一种精神寄托。琼海人将元皇帝的轶事演绎成了一种万泉河的文化，不仅建庙祭祀而且还将青梅姑娘雕像树在多水河文化谷的万泉河畔，这一份从古至今对文化的相守，足可见，当今的琼海为何会成为海南第三大旅游目的地。

有关元皇帝与青梅的主题故事，我们将在下一章节说定安时再来细讲。而琼海与元朝的拐不开的轶事，让我接着讲一讲会同县的来历。

三，会同古县看“潭门”

唐宋时期的琼海地界一直归这个乐会县治理，非常有意思的是，在琼海的历史沿革中，元朝统治者又在它的地盘中横空设置了另一个小县，这个县名叫会同。

会同这个县名挺有来历，从字面上看，是因此境内有万泉、龙滚、九曲三条河流汇拢而流入大海，取“财源汇三江”而得名，而实际上却包含着“会同”管理之意。

元朝政府为何在只有数百公里的琼海境内的东海岸线上，同时设置二个县邑？会同县又与谁来“会同”管理？ 让我们走进史志来解读背景原因。

《琼海志》载：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朝大帅平章阔里吉思平黎，将乐会县西北境新附的黎峒寨五百一十九，民二万余户割出，另置会同县，建治永安都平定乡乌石埇，又称梁堀村(约今大路镇境内)，归属琼州路。另载，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土酋王高烧毁县治，会同县迁治于太平都斗牛乡(今潭门镇旧县坡)。元顺帝至正年间(1341～1367)会同县迁治端赵都牛角墩(今塔洋镇)。

史志记很简单，但透析纸背内容却丰富让人吃惊。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设县的时间，巧合的很，元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设置会同县，正是文宗皇帝在位下诏，将琼州路升格为军民安抚司，将定安县升格为南建州的同一年。

撇开文宗皇帝与青梅的个人艳遇，南建州的成立，却是元朝政府的重大政治行为。它是元朝为海南设置的至今为止中国历史上，唯一个黎汉民族特区。它管辖之地，不只是定安县全境还包括琼中、乐会等部分地区，实际是管理以万泉河两岸中下游地段的黎汉居民区。虽然南建州只在海南的历史中存活了六十年左右，但它却为缓和黎汉矛盾促进民族交流与经济发展等方面都有重大的示范意义。南建州的首府设在现在的定安县岭口镇，从岭口到万泉河不足二十余里。将乐会县划归于黎汉特区一部分，那么，在文昌与万宁沿东海岸线上的中间，再另设一县邑，来管理沿海黎峒与疍民，肯定有其特殊意义。

这份意义，其实就是对琼崖东海岸与南海价值的重新疏理。

其实，元朝之前的中国历代政府，都非常重视对南海诸岛嶕的发现与管理，有史以来就记载的非常详细。据古籍记载，中国古代政府对三沙群岛的管理始于秦代。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分全国为42郡，其中南海郡管辖包括西沙群岛在内的整个南海诸岛。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粤之乱后，在海南岛设儋耳、珠崖两郡，将管辖南海诸岛的权力，从广东就交给了珠崖郡，并派水师巡视过西沙。

东汉杨孚《异物志》有"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的记载。这里的“涨海”是对南海的称呼，“崎头”则是当时对包括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的岛、礁、沙、滩的称呼。三国万震《南州异物志》，三国康泰《扶南传》、晋谢承《后汉书》、宋赵汝适《诸蕃志》及清绘制的《皇清各直省分图》、《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中的《南海图》等古籍证明，中国人民是最早发现南海诸岛，并开拓经营、实施管辖南沙群岛，史称“万里石塘”的。如，东汉班固（公元32－92）撰写的《汉书·地理志》中已有汉武帝派遣使臣从南海航行海外各国的记载。公元226年，三国时的东吴孙权派朱应、康泰出访东南亚各国，船队航经南海到达扶南（今柬埔寨）等国，回国后根据经历所写成的《扶南传》，对南海诸岛的地理情况作了准确的记载。

特别是宋初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以后，在南海的航行和生产更趋频繁。当时对南海的航路以及岛屿的位置、名称等都已有较详细的考察和记载。南宋周去非在《岭南代答》（1178年成书）中载：“……东大洋海，有长沙、石塘数万里”，此中的“长沙”、石塘”指的就是南海诸岛。长沙是以沙岛为主的珊瑚岛，石塘是以环礁为主的珊瑚礁。赵汝适在多方调查询问并参考《岭南代答》的基础上撰写的《诸蕃志》（1225年成书）中指出：“贞元五年（公元789年）以琼为督府，今因之。……至吉阳（今三亚市），乃海之极，亡复陆涂。外有州，曰乌里，曰苏吉浪，南对占城，西望真腊，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床，渺茫元际，天水一色”，这里不但指出了千里长沙、万里石床是中国的南海诸岛，而且也说明，早在唐代已经将西南中沙群岛划归海南岛的振州（宋时改为吉阳军）管辖。

至唐初，海南岛环岛已建置有北部的崖州、西部的儋州、南部的振州（今三亚市），振州，前身为临振县，隋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增设临振郡，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改郡为州，时号振州。《旧唐书·地理志》（岭南道：振州）中已有振州管辖海南岛南部海域的记载。

宋代，唐时位于岛北的崖州南移，改振州为崖州，后易名为朱崖军，继后又改为吉阳军。由吉阳军直接管辖南海诸岛。当时，北宋朝廷首命水师出巡至“九乳螺州”（即今西沙群岛），这是我海军最早的巡海活动。

元朝，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将海南的琼州改为琼州路。仍由吉阳军管辖南海诸岛。是时，宋代的军制多已改州，唯四川行省的长宁军和湖广行省的南宁（今儋州市）、万安（今万宁市）、吉阳（今三亚市）三军未改，是以特殊行政制度管理边疆的方法，可见其统治者对海防边疆的重视。史册还记载了元世祖忽必烈还亲派著名天文学家郭守敬到西沙群岛进行天文测量，表明元代王朝对海南海防的格外用心。

元朝的历史太短，史志上也没有留太多的依据，但从明武宗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琼台志》“立海防营于万州”的记载来看，明初，沿袭元制将南海诸岛从南部的吉阳划归琼州府领属的万州管辖，依然，可见元朝的战略眼光。

这是眼光，更是一种战略的纵深格局。从最早汉武帝将南海诸岛交于北部的珠崖郡管辖，到唐朝移到南部的崖州，到元明，变更到中部的万宁，直到现在的“三沙市”的成立，其基地设在北部的文昌，二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历朝政府对南海诸岛的管理都逐渐趋于一种现实的考虑。

据考古发现，在西沙群岛的甘泉岛有一处西周时期的遗址，出土一批瓷器、铁锅残片以及其他生产、生活用品，而这些物品与琼北地区同时期遗址相似，足可证明西沙群岛居主人与琼北的某种关系；现“三沙”各岛屿上保留了大量古庙遗存。仅赵述岛、北岛、南岛、永兴岛、东岛、琛航岛、广金岛、珊瑚岛、甘泉岛就有古庙14座。在南沙群岛的太平岛、中业岛、南威岛、南钥岛、西月岛等也都发现有古庙遗存。从遗落在这些庙中供奉的“妈祖”与“十八兄弟公”的神像中来看，都是琼北地区沿海渔民信仰的神。特别是“十八兄弟公”的祭祀至今还保存在以临海潭门为中心一带的渔村里，可见，琼北地区东海岸一带的渔民是历史上与“三沙”拥抱最紧的疍家人。

因此，元朝政府在东海岸线上设置会同县，并将县治从大路镇搬迁到潭门镇的海边，会同万宁文昌共同来管理东海岸及南海诸岛，这便是会同名称的背后意义与设置的原因。

史志上说，“土酋王高烧毁县治”，会同县迁治于太平都斗牛乡(今潭门镇旧县坡)。这是县治搬迁的直接原因，但为何选择潭门重建？恐怕离不开风水与现实的考虑。

古书让记载了一个潭门风水版本。说潭门地处东海岸边，面对浩瀚的南海，遥望波澜壮阔的太平洋，左侧是龙湾商港，右侧为博鳌水城。龙守其左显尊贵，鳌护其右呈吉祥，故，不失为风水宝地。有关潭门古时风景，有会同八景之一的“大海澄潭”为证：

漫天蜃气卷沧波，一道钳沙水欲窠。

怒浪回头神力倦，浊流到此愧心多。

平开冰镜邀明月，斜挹晴峰印碧螺。

廿载浪游舟不系，今朝悟得险中过。

此诗，吟咏的就是“大潭”风景。而“大潭”，指的就是今天琼海合水水库出海口，潭门镇隔着浅海外面大片珊瑚礁盘所面对的南海。

潭门亦称“大潭”，古之有载，今之有存。

我曾有幸在潭门镇草塘村拜访了，已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更路经》的三位代表性传承人之一的苏承芬老人。从这位80多岁的老船长珍藏的祖传的《更路经》中，第一篇开头写到：“自大潭过东海，用乾撰驶到十二更，便半转回乾撰巳亥，约有十五更”。文中“自大潭过东海”，就是指船从潭门开往西沙，“东海”是潭门人以前对西沙的称谓。

《更路经》又名《定罗经针位》、《西南沙更簿》、《顺风得利》、《注明东、北海更路簿》、《去西、南沙的水路簿》等，是潭门渔民祖祖辈辈传抄的航海手抄簿。在苏船长这本被誉为“南海天书”簿子上，密密麻麻载满了潭门渔民世代手写的从潭门前往东沙、西沙、中沙、南沙及东南亚一带漫漫海域的行船半径，凝聚了潭门渔民数代人的经验和心血。

除了苏船长外，东线海岸渔村中还发现了许多民间版本的《更路簿》， 如“苏德柳抄本《更路簿》”、“许洪福抄本《更路簿》”、“郁玉清抄藏本《定罗经针位》”、“陈永芹抄本《西南沙更簿》”、“林鸿锦抄本《更路簿》”、“王国昌抄本《顺风得利》”、“麦兴铣存《注明东、北海更簿》”、“李根深收藏《东海、北海更流簿》以及符宏光填绘的《西南沙群岛地理位置图》等12种民间航海针经书。而其中持有者中，有3人是文昌人，有9人却是潭门人。“立东海更路：自大潭过东海”几乎潭门人收藏的《更路簿》记载的渔船出发的始发站都是大潭。

“大潭”不仅是潭门的名称，更是古时渔船航行南海诸岛的首航码头。而薄薄的一本《更路簿》，更是潭门人祖祖辈辈在与南海的搏击中，用勇气和生命写成的“南海大书”。

一个“更”字更折射出潭门人自古以来与南海不解之缘的历史韵母。

“更”是古代指夜间计时的单位，一夜五更，每更约两个小时。而以更来标示夜间时刻，又以报更的鼓来通报夜间时刻在中国历史悠久。如唐代“诗佛”王维在《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中就有“寒更传晓箭，清镜览衰颜”的诗句。

而“路”，则指的是道路或途径。在大海茫茫中航行，不象在陆地，有先人走的多便踏出一条“路”。潭门人在南海讨生活，在大海中将“海路”标记下来，留给后代。小小的《更路簿 》，更遗传着潭门先人古之以来的南海地图。

潭门，虽然不是中国历朝海防的政治或军事中心，但潭门人可谓是中国渔民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常年累月在南海中讨生活，与“三沙”群岛的感情，那是一份世世代代的旷古之情。

史册中曾零星记载了古代的潭门人为抗击倭寇和打击海盗的故事，特别是“108兄弟”的海洋结义的传奇自古就被封为海神，至今还在庇护出海打渔的潭门人；上个世纪70年代在收复西沙永乐群岛过程中，从侦察敌情到备战参战到抓捕敌特工等，潭门人也曾立下赫赫战功。1996年是潭门人在西沙群岛发现古代沉船，2007年经打捞、发掘的华光礁1号沉船，出水了1万多件珍贵的南宋瓷器，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奇迹。

为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潭门人更是付出了巨大牺牲。据统计，自1989年至2010年间，周边国家在南沙海域袭击、抢劫、抓扣、枪杀中国渔船渔民事件达380多宗，涉及渔船750多艘、渔民11300人。其中25名渔民被打死或失踪，24名渔民被打伤，800多名渔民被抓扣判刑。

而这些事件中，其中大多数的主角都是潭门渔民。毫不夸张地说，近几十年，每个潭门的渔民家庭，都有男性因为被外国劫持而葬身海外，不少家庭绝户。如今的潭门遍布衣冠冢，“死要见尸”成为潭门女人悲伤的梦想。

对于开门就是南海，终日“牧渔耕海”的潭门人来说，自古至今，凭借一本《更路簿》和一个罗盘，畅游于“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上，从事深海擒鳖和航行于“海上丝绸之路”，千百年如一日怒海行舟 以生命的轨迹航行，为中华民族圈定了广袤的南海疆域，用鲜血和生命守护着祖国蓝色国土，他们就是不穿军装的南海巡逻兵。

2013年4月8日下午，大大参加完博鳌论坛会议后，特意来到潭门镇看望渔民，并登上琼海09045号渔船与渔民亲切交谈。这是中国历史上首位国家元首首次来潭门慰问，这一慰问表达了国家对潭门人千百年来守护南海的一种尊敬。

这份尊敬，上溯到元朝，亦可窥见元朝廷对南海自古以来的战略布局与重视。依据潭门面临南海，遥望西南中沙群岛的战略地位而置县邑，其目的就是鼓励和保护潭门人，到西南中沙群岛的传统渔场捕鱼。因此，从这个角度去看潭门，看会同县的设立，其实，那就是肩负着开发与守护西、中、南沙的“祖宗”海的一份神圣使命。

三，塔洋镇上话“奎星”

历史有时常让人迟疑，立在潭门的会同县城，刚过五十来年，却又为何从潭门搬迁到塔洋镇。

搬迁的理由很简单，离海边太近，也常遭海盗与强匪的袭击。但，县志上却为我们留下了另一个有点故事的版本。

其实，塔洋是个新地名。是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时才起的新名字，得名于境内有聚奎塔与辽阔的大田洋。而现在塔洋镇范围，古称“端赵都”，得名于境内有“端山赵水”。让我们来看看《会同县志》怎么记载“端赵都”成为会同县治时一段神奇的轶事。

故事说的是元朝至正年间，会同县治在太平都（今潭门镇）。在重修县署时，系在县署大梁上的红布被突如其来的大风卷走，无翼而飞。知县认为，此乃天意示警，太平都不利建治，而红布落下的地方必定是风水宝地，建治大吉大利。于是，发布榜文告喻全县，出重金厚赏找红布下落者。几天后，有人从端赵都端山（俗称牛角墩）柳树上找到红布。知县于是决定迁治端赵都，建县署于端山。

这段传说，能入志记载，估计是确有其事。会同县能搬迁到此，说明端山赵水应该是一块风水宝地。

《会同县志》载：“按会同来龙，由西北逶迤而来，结脉端山，南绕莲池临玉几案，盆溪环其北，多异岭秀其东”。史志中的一个“秀”字，道出了端山林木葱郁的风景秀美。此景有古人咏诗吟唱：

千重翠色护亭台，望里山城气局开。

百里花封沿旧治，五都棠荫看新栽。

岫云飞作丰年雨，庭树浓添奕世槐。

笑问功曹留牍否? 好携驯鹤一徘徊。

这首诗名 《端山耸翠》列古会同县八景之首位。而，赵水，在端山之南、南门岭之北。俗称县前塘。赵水又称赵湖，横直二十丈为官塘，其余为民塘。《会同县志》记载：“赵水三百椰树环抱，与府衙相连，是为屏障。塘中莲荷盈盈，鱼儿游嬉，彩蝶穿梭，鸟雀歌唱，赵水满植莲花，历代守官取实为贡品，称‘会同莲籽’。池中有亭，当花开放时，风送荷花，远闻数里。小舟游于其中，绿盖红衣，俨如身在蓬壶也”。可见，历史上的“赵水”不失为一块田园美景，且湖水中荷花分外出名。“赵水凝香”也曾列为古“会同八景”之二。看古人咏”赵水凝香”：

陂塘十里水盈盈，一色新荷透碧茎。

无数仙姬开粉黛，转教泽国作香城。

波回沙渚鱼犹跃，风到禅林佛亦迎。

羡煞主人留此值，百年芳姓不曾更。

古代的会同县果然是一个风水宝地。从清朝会同志留下来的八景吟诗中，依然可辩元朝设邑时的风韵。会同县的八景分别是：“端山耸翠”、“赵水凝香”、“奎塔凌霄”、“湓溪泻碧”、“白鹤摩空”、“佛子霹顶”、“奇峰多异”、“大海澄潭”。

这八景，不仅概括了会同县确为钟灵毓秀之地，而且，更是一块文化积淀极其深厚文脉宝地。除了端山与赵水，列为第三景的“奎塔凌霄”说的就是聚奎塔的文化含义。而此塔作为本地的一座风水塔，一生也充满着故事与传奇来历。

我们先来看看清进士会同知县江秋留下的咏“奎塔凌霄”诗：

仙人已沓卢君去，一塔孤撑古寺中。

题雁有梯云路近，搏鹏无水壁桥通。

秀连银汉秋容白，影射花城夕照红。

竞说分星躔婺女，文峰名义又殊同。

好一句“竞说分星躔婺女，文峰名义又殊同”，聚奎塔，当地人将塔当文峰。

此塔，为明朝万历乙已年（1605）知县卢章所建。据《会同县志》记载，塔成后“知县卢章梦见一青衣者名肖维蹲塔顶。吟‘奎塔插天连甲第’，故取名‘聚奎塔’”。

明朝知县的这个梦，也在沿袭海南历朝文人“奎星”下凡之意。

奎，为二十八星宿之一，“聚奎”取“吉星长驻”之义。事有凑巧，塔建成末满十载，会同人施善教、黎梦贞等先后考中举人，果然应验了知县之梦境。

清朝乾隆年间，太学生王元臣捐资修补塔顶，将塔誉为“县治文峰”，“奎塔凌霄”列为会同八景之一，从而，成为会同县读书人‘奎塔插天连甲第’的希望象征。

会同县的文运轶事太多，不亚于东北面邻里文昌的传说。

史载，明朝宏治末年，海盗窜犯县署，抢劫县库。明朝嘉靖年间，知县柯应风“环端山而城之”并建起东、南、北三门城楼，东门称宾蜴门、南门称萃和门、北门称拱极门。城内，按端山文脉分别建有儒学、文庙、义学、节孝祠、忠义祠、关帝庙、天后宫、城隍庙等。可惜，这些古迹到现在几乎难以寻觅了。

明朝崇祯年间，同文学院迁到城内兴建，并美其名“端山启秀”。清朝乾隆年间，在原址改建为端山书院；光绪年间改为会同县高等小学堂；民国时期改为琼东中学（琼东简易师范）。端山书院，一路走来，可谓是琼海读书人的圣殿，出过许多名贤。

从元朝至清朝，设在端山的会同县，担任过知县有173人（内含署知县即代理知县），民国时期有50个县长（知事）先后在这里主持县务。在这些知县与县长中，不乏清官名宦。其中，史上较有名气的，有明朝洪武年间的知县陈新“居官秉公勤政，召生徒讲授，居茅舍不以介意”；明朝宏治年间的知县陈策“造县宇，修学宫，建平政桥，深得民心”；明朝万历年间的知县徐应麟“水旱为民祷，岁荒买谷济饥”。

而尤其特别出名的是，民国时期的民选县长王大鹏，不仅创办学校、拓宽街道政绩出类拔萃有口皆碑，而且，还因礼贤下士，结交天下英才，为近代民国史，特别是琼崖革命史，培养了一批杰出中共早期人才而闻名海南党史。

王大鹏字云程，1885年出生于海南会同县（今琼海市）龙阁村一个农民家庭。1911年取琼崖中学，1914年夏中学毕业后考入广东书院，1917年他又考取了官费生留学日本。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学成归国，返回琼崖，1921年春，主政海南的广东军阀邓本殷为收买民心而标榜“琼人治琼”，王大鹏在全民选举中当选县长。1922年秘密加入共产党。作为首任民选择县长，他不仅聘请本地进步青年杨善集、王文明、陈骏业等担任小学校长。而且，还思贤若渴，经王器民介绍，聘请了从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回琼的琼山人，共产党员徐成章担任公安局长。

徐成章是琼崖同盟会早期会员，不仅担任过孙中山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队长，还带出了琼海人周士第，成为付队长。周士第是乐会县人，一生也充满传奇故事，后来官拜成为共和国的开国上将。

杨善集、王文明等琼海青年在王大鹏的影响下先后入党，都成为早期的琼崖特委和革命武装的创建人之一。可惜的是，杨善集27岁战死，王文明36岁病死，死前推荐琼山人冯白驹为接班。从此，冯白驹成为琼崖革命的实际领袖。

而琼崖革命的领路人王大鹏却在1929年初，率队前往母瑞山区时与敌人发生激战，战死时，也才44岁。

有琼海民谣曰：“没有文昌就不成机关，没有定安就不成剧团，没有琼海就不成学院”，这个学院指的是历史上会同县的端山书院，而原琼海师范学校现在的琼海软件学院，它的前身是琼东中学，校名则是王大鹏改名并创办的。

王大鹏，是琼崖革命的先驱者，以王大鹏、扬善集、王文明等先驱们为代表的琼海人，应该说，是琼崖革命的播种机。至今，万泉河两岸还流传着许多他们闯荡天下为劳苦大众献身的故事，他们的经历与故居，已成为红色旅游文化的宝贵财富。

端赵都作为会同县县治，经历了元（末）、明、清和民国等四个时期，历时约600年，直到1914年，民国三年，改名琼东县，会同县名才结束了它的生命。

而琼东县，这个改名也有些来历。

历史挺有点意思，在湖南省西南部，宋崇宁元年（1102年）也设置了一个会同县，此县在云贵高原脚下，是侗、苗、瑶、满等17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因渠水与巫水在此汇合而得名。这个县在古代历史上没有什么名气，却在近现代史上，因出了共和国第一大将粟裕，才渐渐被世人所知。因县级政府不能同名，刚成立三年的国民政府，竟然不按成名在先的潜规则，将海南的会同县改为琼东县，据说是因居琼州府东面而得名。

海南的东面很大，县名有点不伦不类，民国政府没有水平。1950年4月25日，国民党政府逃亡台湾，共产党接管琼海境内的琼东、乐会县城。26日下午4时，中共琼东县委书记王统进、县长符昌文带领县委党政机关接管琼东县城。5月10日，根据琼崖东区专署指示，琼东县委、县人民政府搬迁到嘉积镇办公。至此，塔洋作为县治的历史结束。1952年，乐会县也迁治到中原墟。

面对浩瀚南海，如何海南东海岸线怎么设置新县？新政府开始战略构思与布局。1958年12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将原琼东、乐会、万宁县合并，因此地三县均处琼州东海岸线上，临海而立，故改名琼海县，建治定在嘉积镇。翌年11月1日，万宁县又分离出去。

从此，琼海这个县名便一直耸立在海南岛的东海岸线上的嘉积镇。

四，嘉积镇上铸“海魂”

现在的琼海市所在地嘉积镇也是一个有故事的名镇。先不说海南四大名食的“加积鸭”产生于此镇，就嘉积这个地名也充满的传奇。

有关嘉积名称的来历，坊间传说有三个版本。第一，嘉积最初的名字叫牛梯山，因地形酷似一头牛卧在万泉河边，故名“嘉积”；二是，传说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年)，桥头村农民陈必强和当地王、黎二姓计议在此设市，经营土特产，当时的嘉积镇属琼州会同县(今塔洋镇)积善都管辖。在为集市命名时，他们取嘉靖年号的“嘉”和积善都的“积”两个字，合为“嘉积”；三是，相传宋一位名叫“嘉积”的人在此开设店铺，以后人口增多，形成小市，后人因之称为“嘉积市”。

第三个版本，嘉积作为人名，一直在琼海民间口碑载道，可惜无史志可记。

而老嘉积人不管传说是否真实，在茶余饭后总是津津乐道，乐于给子孙“讲古”。至今街坊仍流传，较早来嘉积经商居住的有四大姓：“一罗二汤三李四何”。这四姓由于经商有道，生意红火，成了嘉积最早的名门望族。

“东走西走，不离嘉积海口”，这句民间顺口溜，常挂在老嘉积人嘴上，也显现嘉积成为“琼崖第二商埠”而令嘉积人至今引以为豪。

其实，嘉积镇还是有很多历史的，从其街道名称来历可辩出一些韵味。这个韵味名叫：“嘉积新纪元”。

这个故事的直接主人翁就是王大鹏。

嘉积不直接靠海，只是万泉河下游一个码头而形成的一个墟。让嘉积成为名镇的还是在民国初期，琼东首任县长王大鹏扩镇之举。

当时的嘉积镇上没有规划，店铺各自为政，街道弯曲，路面狭小，逢集市时拥挤不堪、交通堵塞。留学日本的县长王大鹏独具匠心，将规划扩建后的五条主要街道分别以“嘉祥”、“积庆”、“新民”、“纪纲”、“元亨”来命名，志在引领琼东百姓开创“嘉积新纪元”。

如今的嘉积“嘉积新纪元”，依然与古代命名的街名，重复横立在整洁的嘉积街道上。如明初以地理位置命名的上街(今纪纲街)、下街(今嘉祥街西段)、中街(今嘉祥中段)、横街(今积庆街)、西江街(今溪仔街)等还依然繁华。

明清时期以经营商品种类命名的街道，也依然还在老人们的嘴里叫响，如铁锅行(今嘉祥街西段)、车行(今嘉祥街东段)、鱼行(今纪纲街)、米行(今元亨街)、鸡行(今伍德街)、榔行(今新民街西段)、打铜行(今新民街东段)等。

嘉积镇其实是一个挺怀旧的镇，镇上老人们的语音里，还保存着浓郁的历史痕迹。比如，“嘉积溜”。因为嘉积人讲话尾音总带有一个“溜”，外地人听了其呢哝之音像是在唱歌一般。因此，有机会去茶馆里喝茶，可将到处都可听到“溜”声，当做本土文化的一种享受。

而真正引导“嘉积新纪元”的还是在新政府。1950年新政府将琼东县搬迁到嘉积镇办公，特别后来又将乐会县合并过来，经过半个世纪的建设，这座以海命名的城市，终于在万泉河畔，东海岸边，以花园式的美丽整洁，被网友评为海南第三大城市。

一个“海”字的更改，似乎改变了一座城市的命运。

嘉积镇之所以成为海南巨镇，还在于它的交通战略地位。

嘉积镇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在陆路上是海南岛东部六条公路交汇点；在海上，又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补给镇；在水路上，沿万泉河上溯可至石壁，下水直通博鳌港出海。作为万泉河下游最大的码头，嘉积进出口之货物，大多沿万泉河经博鳌港转运，因此，博鳌港是嘉积的间接港，这个地位，直到上世纪20年代嘉积通车后，嘉积对博鳌港进出口货物的依靠程度才逐渐弱化。

嘉积从乡村集市逐渐成为商港并发展琼崖巨镇，除了它作为交通大动脉的地位外，还在于居住于此地的人。在万泉河下游的最大码头，在浩瀚的南海之滨，历史汇聚而来五湖四海的疍民们与本地农耕的黎汉人，在同化异化的过程中，相互包容，相互借鉴，就自然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琼海人特有的闯荡南海的一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也就铸就了一种“以海为量”的精神境界与魅力。

1973年一场飓风曾经几乎摧毁了嘉积镇，而琼海人上下一条心团结一致，并结合各种力量，硬是在短短的几年内，重建故园。

在海南东海岸线上的所有城市中，大家普通认同，琼海人最具包容性。当隔壁邻居的文昌人、万宁人浩浩荡荡“过番”下南洋谋生时，而以琼海潭门、博鳌为代表的琼海人，却依然固守在“祖宗”海的南洋各类岛嶕边“讨海”为生。或许，就是这种以海为生的经历，让琼海人更具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其实就是一种海之灵魂。

尾声：

明朝一代文宗丘浚就曾写过一首《海仪》诗：

远观沧海间，万波总朝宗。

溪壑流难满，乾坤量有容。

潜藏多见宝，变化起鱼龙。

自觉胸襟大，汪汪无乃同”。

丘宰相的诗，就深深地概括了世世代代生活在海南东海岸线上的岛民，这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海之魂精神。而这种精神，也正是新政府在成立之初，将旧县名改为琼海的真正原因。

以海命名一座城市的意义，上可承古昔，下而传后世。从会同八景之一的“大海澄潭”所描绘的古潭门渔村的南海风情中，我们依然可窥视，历代的朝廷对“祖宗海”南海边疆的战略布局。作为历史上琼崖东海岸线上最古老的两个县邑，无论是乐会，还是会同县，命中注定的不只是与南海的最近距离，而是一份守护南疆的责任。

特别是1992年11月6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琼海县，设立琼海市，更展现出政府一种高瞻远瞩的目光。撤县成市，不仅代表一个城市增容，更是一份责任的扩大。一个“海”字里，包含着那一段段由人和船共同创造的可歌可泣的历史，由人与船构成的海的故事，无论是在现代，还是会在将来，总会被一代代人，一遍遍地传颂并想起。

一个“海”字，蕴涵的更是一份守海有责沉甸甸的责任。

那就是南海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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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作《琼北故事》第四章 琼海海魂）原创作品，严禁抄袭改写，若需转载请与本人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