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人物性格特点（长征路上博古的艰难转身）

博古人物性格特点（长征路上博古的艰难转身）这时，又发生了挑夫集体罢挑，要求红军付钱，让他们回赣南的事情。原来，随中央红军主力作战略转移的，还有由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中央政府，以及各个群团中央、卫生、后勤等非战斗单位及人员组成的两个庞大纵队———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俗称“两顶轿子”）。他们携带的各种器械、物资、银元、国币等，装了数千担，遂雇了5000个挑夫挑着随行。为保卫这两个纵队安全，以第一、第九军团为左翼，第三、第八军团为右翼，第五军团殿后，进行掩护。担子越挑越重，道路越走越难，战况越来越紧，而生活越来越差，离家越来越远。挑夫不愿再随军西行，也是情有可原。博古得知此事后，急电叶剑英发钱让挑夫回去，所有辎重一律放弃，两个纵队合并为一个，总之须轻装过湘江。还有留下的担子，现在只好由新组建的红八军团的战士接着挑了。这时，红军指挥上却出现要命的紊乱现象，一些部队因此被敌军打散和切断。如12月1日6时，野战司令部致红一军团的电报指出：“灌

1934年10月10日始于红都瑞金的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由时任中共中央博古（即秦邦宪）为首的“三人团”策划、组织并指挥实施的。“三人团”中的另两人，一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一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常委）、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孰料长征未竟，半路上博古即卸却重任，交出将军事指挥权及党内领导权，并且不再迷信、信任李德，转而理解、支持毛泽东。对于博古来说，这个转变是艰难的，却又是理性的；因为支撑他如此转身的，是他坚强的组织纪律观念，以及顾全大局、一切为了党的事业的高尚情操。

湘江惨败后的悲痛

广昌保卫战失利后，中央苏区北大门为之洞开，第五次反“围剿”颓势日显。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李德的建议，向共产国际提出了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突围的报告，得到共产国际的同意。于是，从1934年夏秋之际起，中央苏区为此展开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包括扩大红军、筹集粮食、整训部队、调整防务等等。尤其是抓住时机，与赣南敌军主将陈济棠谈判，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互相借道等协议，为红军西进转移创造了不可多得的便利条件。因而红军长征出发时军容整齐、士气饱满，行动紧张而有秩序。

“战士们身上的装备很整齐：衣服都是新的，背包是一律颜色的。每人两个或四个手榴弹挂在胸前。草鞋每人有三双，少的两双。捆在背包上端的防空帽———用树枝做的伪装，以防备敌机用的———都戴在头上。十天的粮食，有的掮着，有的挑着，有的扛着。伙食担子，公文担子，很有次序地随在队伍的后面。一个个雄赳赳地迈着大步前进。”———这是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的彭加伦到陕北后的回忆。其时博古的装束也显得干净利落：脸上架一副黑框玳瑁眼镜，身穿一袭从苏联留学回国带回来的斜纹呢大衣，脚着布鞋，打着绑腿，腰间别支勃朗宁手枪。军委供给部门给他配备了两匹马，一匹用于驮装有中央文件的挑子和衣物食品等，一匹用作他行军时的坐骑。他的心情也还开朗，似乎对完成这次战略转移很有信心。出发前，他曾对李德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问题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可以说，大家能行动一致了。

从1934年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连续突破敌军的三道封锁线，进到湘南地区。一切行动都在按计划进行，并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博古甚感欣慰。而国民党“追剿军”总指挥薛岳，眼见得以所谓第二、第三道封锁线阻挡红军西进的作战计划，一再落空，气得在衡阳打电报给陈诚，表示不干了。经陈诚好言挽留，他才继续指挥部下追击。

蒋介石原以为红军已是“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这下倒着了慌。因为他十分害怕中央红军在湖南重建根据地，或者跟贺龙所部红军会合，在湘鄂川黔建成连片根据地。于是召来何键、薛岳，在衡阳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五路进军的湘江追堵（即第四道封锁线）计划，企图逼使红军在国民党大军前堵后追、左右侧击之下，于湘江东岸进行决战。因此，能否顺利渡过敌人重兵布防的湘江，便成了中央红军此行成败的一大关键。

这时，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挺身而出，向党中央建议：以红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叙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否则，红军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酿成不利后果。但博古中央既未回信，也未采纳。这其中原委，大抵是他们急于按原计划赶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放下担子后再另谋新图。后来的事实验证了彭德怀的担忧：红军（渡过湘江后）深入湘桂边两省交界之大山（西延山脉）中，走了七天，桂军利用人地两熟条件，采用游击战，给红三军团造成极大困难。红军经过艰苦斗争，才进入贵州黎平。

这时，红军指挥上却出现要命的紊乱现象，一些部队因此被敌军打散和切断。如12月1日6时，野战司令部致红一军团的电报指出：“灌阳之敌（11月）30日占领新圩，击溃我六师之部队并于追击中进至古岭头上林家之线”。“三十四师及六师二团被切断，八军团不知，五军团无联络，但我们估计主力已通过，可至麻子渡方向。四师一部在光华铺被敌截击。五师及六师尚无完全抵达。已令三军团在界首西南收集自己的部队，并扼阻敌人于界首西南并派小部于界首之东，另派出一团袭击光华铺之敌，万不得已，1号晚经路塘向路江圩撤退”。12月1日14时，野战司令部致红三十四师的电报又说：“六师之十八团于陈家背被切断”，“桂敌已前出到古岭头地域，我八军团被打散，估计该敌将向麻子渡西进。”而12月3日4时，野战司令部则电告红三十四师：“如于今3日夜经大塘圩向凤凰嘴渡河，由咸水、界首之间能赶到路江圩，有可能归还主力”；否则，应依自己决心，改向兴安以南前进，并准备开展独立的游击战争。电文中出现的“不知”、“无联络”、“估计”、“打散”、“切断”、“准备”等字眼，表明此时野战司令部对战局和部队的把握，已出现迷离混乱不可控状态，也显示红军越过敌军第四道封锁线所要付出的代价超越预期。

这时，又发生了挑夫集体罢挑，要求红军付钱，让他们回赣南的事情。原来，随中央红军主力作战略转移的，还有由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中央政府，以及各个群团中央、卫生、后勤等非战斗单位及人员组成的两个庞大纵队———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俗称“两顶轿子”）。他们携带的各种器械、物资、银元、国币等，装了数千担，遂雇了5000个挑夫挑着随行。为保卫这两个纵队安全，以第一、第九军团为左翼，第三、第八军团为右翼，第五军团殿后，进行掩护。担子越挑越重，道路越走越难，战况越来越紧，而生活越来越差，离家越来越远。挑夫不愿再随军西行，也是情有可原。博古得知此事后，急电叶剑英发钱让挑夫回去，所有辎重一律放弃，两个纵队合并为一个，总之须轻装过湘江。还有留下的担子，现在只好由新组建的红八军团的战士接着挑了。

11月28日，湘江战役开打。次日下午战情骤然紧张，湘军先头部队赶到了全州，桂军先头部队也赶到了兴安；尾追的敌南路二十七军、北路十六军，分别与红三军团和红九军团接火。至此中央红军被围困在湘江渡口至文市的一个三角地带里，情况万分危急。朱德总司令连发三电，命令后续部队扔掉辎重，火速过江、急行军过江、克日过江。然而，“两顶轿子”在各军团掩护下，在100多里的狭长通道上缓慢走着，到12月1日才全部渡过湘江。为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中央红军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最殿后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全军覆没，师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均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受敌人追击身负重伤，被俘后也英勇牺牲。红八军团被打散了，最终撤销了建制。据统计，湘江一战红军损失和减员3万多人，连同前三次通过封锁线的兵员损失，红军从出发时的8.7万来人减到现在的3万多人了。

博古亲眼目睹、亲耳听闻了战场激战的血腥厮杀，红军指战员成片成片地倒在敌人的机枪、炮弹迸出的火光下；湘江中满是漂浮的文件、钞票、各色衣物，岸上有随处乱扔的机器、担子。还有伤残的战士、疲乏的骡马。他的心一阵紧似一阵，陷入了巨大的悲痛和深深的自责中。这里面既有对战事失利、丧师辱命的自谴，对寄予厚望、崇敬有加的李德的失望，也有对前路渺茫、不知所以的担忧。忽然，他掏出腰间的手枪，朝自己瞎比划。这一幕恰被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看到。他赶忙制止博古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闹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博古听了，顿时清醒过来，知道自己失态了。

通道转兵时的首秀

1934年12月11日，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攻占了湖南西南边境的通道县城。次日，在县城的恭城书院召开了一次有所有随军行动的中共中央及军委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专题讨论今后红军的战略方向。这次会议因时间短促、议题单一，被李德称为“飞行集会”。与会者为博古、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和李德。

其时敌人尾追很紧，刘建绪的湘军先头部队距离通道不足百里。人到齐后，博古即宣布开会，请大家谈谈对今后红军行动的意见，看看怎样才能摆脱敌人的追击。李德根据原来到湘西与贺龙部会合的计划，首先发言：“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肖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这就说，红军仍应在通道转北，而没有必要舍近求远，如先行探路的红六军团走黎平再北上。

毛泽东不同意李德的意见，他认为恰恰应该走黎平再北上。因为从通道转北，路虽近了，但走的是直线北上，全在湘西边走，而湘西边是苗族、侗族聚居区，寨子里人人有土枪；由于长期受湘西军阀的反动宣传，他们对红军不了解而无好感，加上语言不通，红军贸然前去会引起冲突，此其一。眼下蒋介石已明白我们要和贺龙会合，肯定会在这条必经之路上设封锁线，红军此去无异自投罗网，此其二。再者红二方面军已退出洪湖地区，北上湘鄂川边一带活动，处在武陵山北侧。假如从通道北上，必须经过洪湖地区即武陵山与雪峰山之间的山坳开阔地，湘敌若在此处设伏，红军便无葬身之所了。总之，红军从通道转北，凶多吉少。而贵州敌人力量最弱，进军贵州则可以争取主动，红军可以得到休息机会。毛泽东还把自己收集到的敌情，向大家作了介绍。

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先后发言，都同意毛泽东的分析，赞成他提出的红军前进方向，并有所补充。经历了湘江惨败，博古从血的教训中醒悟了许多。他开始平心静气地听取并接纳别人的意见，而不再像以前那样，以李德意见为裁决军事问题的最高、最后标准。他从大家的发言中感到，蒋介石既在前面布下了罗网，红军决不可前去自投其中；况且红军确实太过疲惫，急需休整。因而红军经贵州再向北，就是一条避险求安之路。

正在双方争论之时，军委作战科报告：已查明湘敌在通道至洪湖进口处，设置了四道防线，有一个军、两个独立旅的兵力，其军部、旅部设在黔阳、芷江和新宁，形成一个三角形的防御体系，并且送上了相关地图。既然大多数人意见一致，敌情又已明朗，博古便总结道：我们就照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奔赴贵州黎平，放弃去湘西的计划。李德眼见一向听命、支持自己的博古，竟然否决了自己的意见，只好悻悻然耸耸肩。

这是博古第一次在红军最高决策会议上，直面李德而否决李德的主张。这对李德的“太上皇”威信，是一次空前重大的打击；此后博古对李德的支持，也就一落千丈。与此同时，这又是对毛泽东试图改变红军的军事路线、军事指挥努力的一个鼓舞。

紧接着，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和王稼祥命令：红八军团编入红五军团，原军团长周昆、政委黄甦调回军委，另行分配。又将军委第一、二纵队合编为中央纵队，由总参谋长刘伯承兼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红军经此整编“瘦身”，又丢掉了坛坛罐罐，遂得以轻装上阵。12月15日，一举攻克黎平，突破国民党军在黎平、锦屏的防线。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县城召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李德当时正发高烧，未能与会，但周恩来事先征求过他的意见。李德主张北上，经三穗、江口、思南、秀山，到永顺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会上，毛泽东主张继续西进，经台江、黄平、瓮安、同乐攻遵义。其理由：一是新宁乃刘建绪的老巢，他发现红军不在通道北上，而来黎平北上，必定在江口、思南一线设防，因而不宜走这条路；二是黔北军阀候之担兵力薄弱，我们不如先取遵义，在黔北发展。这样，既可择机东出思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又可西渡赤水河，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于红军休整、出兵均极有利。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的支持，最后博古也接受了这个意见，会议遂决定西进，攻占遵义。

黎平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阻止敌驱迫我至前述地区之西南或更西”。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定的译文给李德送去，李德看后大发雷霆，用英语和周恩来大吵起来，周恩来气得拍了桌子。博古听说这件事后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即李德）。”

1934年的最后一天，博古随中央纵队进驻瓮安猴场镇。他考虑到抢渡乌江在即，而高层对今后的战略行动仍有不同意见，需要再沟通集思广益，遂于次日、1935年元旦，在镇上宋家大院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各抒己见，经过讨论，多数人坚持黎平会议决议应当继续贯彻执行。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后，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确定渡江后，“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经过通道、黎平、猴场会议的博古，对红军面临的形势与出路的认识更客观而理性了；对过去深信不疑的军事路线、军事指挥，逐渐发生了怀疑；对李德不再言听计从，对毛泽东则多了些信服。这一切，为他在尔后的遵义会议上及会后的良好表现，作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与铺垫。

遵义会议上的断腕

离开黎平，红军多日难得轻快地行军，突破乌江后，于1935年1月7日直取遵义，稍后又占据桐梓。遵义位于贵州北部，是除省会贵阳外，贵州的第二大城市，且为黔北各种土产集散地，市面相当繁华。当博古和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一道骑马从南门关入城，由遵义地下党组织的群众队伍中，顿时响起口号声、锣鼓声和鞭炮声，表示对红军的热烈欢迎。博古等深为感动，觉得这里群众基础好，红军正好在这里休整一个短时期，补充物资和兵员。

1月9日，周恩来找博古建议，在遵义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对战略转移进行一次初步总结，接受教训，沟通思想，消除领导层的分歧，以利再战。博古当即同意，并强调要加强组织纪律性，确保行动统一。

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遵义城中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军二师师长柏辉章公馆里举行。参加第一天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陈云、朱德，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王稼祥、邓发、何克全，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会议由周恩来主持。第二、三天的会议应毛泽东的提议，吸收了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参加，会议亦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增加的与会者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第二、三天的会议由博古亲自主持。

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讨在反第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博古首先代表中央作了被称之为“主报告”的、反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此前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检讨，特别提到第五次反“围剿”之初，由于没有采纳彭德怀和毛泽东的合理建议，以致失去了跳到外线作战的机会，其根源在于自己背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果实的包袱，放不开思路。但是他却把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原因，过多地归之于客观条件，像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过分强大，白区和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利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军事指挥严重错误造成的。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博古、周恩来各自对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原因的解释，对此应承担责任的表示，形成鲜明的对比、强烈的反差，引起与会者截然不同的评价。

张闻天根据事先他和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议草拟的提纲，作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矛头直指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中革军委委员，在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因而他的话语分量极重，令博古惊愕不已。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战略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他用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借口。同时，较为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以及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王稼祥、朱德、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在随后的发言中，纷纷表示赞同毛泽东的说法，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取消了三人团，也就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对这一点，博古是服气的，毕竟自己不谙领兵打仗，偶一为之，战局又不堪收拾。比起毛泽东等久经沙场的将帅们来，不得不甘拜下风。让他沮丧的，其实另有苦恼和困惑。在三天的会议上，博古既是会议主持人，又成了被审查被批判的对象。他知道自己对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和突围行动受挫难辞其咎，却怎么也不会想到大有让他一人独自担责的阵势出现（虽然李德也挨批，但李德也是博古放纵的啊）。他自忖对党忠诚，对共产国际负责，却落到一无是处。连相识相知多年、同为国际路线坚定执行者的张闻天，也激烈批评他。此时博古经受的内心煎熬可想而知。但他以坚强的党性和组织纪律观念克制自己，正襟危坐倾听同志暴风雨般的批判；以民主作风，大家气度，保障与会者畅所欲言的权利。最后又如壮士断腕，以大局意识公而弃私，服从会议决议。这才保证了会议顺利进行，避免了中央分裂、群龙无首的可怕结局。就这一层来说，博古对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会议决议的如期产生，是有功的。

扎西谈话后的释怀

博古在组织上服从了遵义会议决议，但思想上的疙瘩并没有解开，也就没有想到要赶紧辞职“下野”。遵义会议结束后的半个多月里，他一直深思不语，不思茶饭，也不让别人打扰；行军路上只是闷头骑马跟着走，从不问此行何去、在哪里宿营。

然而，形势不等人。随着遵义会议决议精神的层层传达与贯彻，博古在党内和红军指战员中的威信已很难恢复，由他继续领导党，是越来越困难了。另一方面，远在江西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中共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几次就重大政治、军事、组织问题致电中央请示，中央却无回复，以致项英来电催问。这样，解决中央最高权力问题就迫在眉睫。

1935年2月5日，就在项英电催“中央立复”（电）的第二天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云南扎西一个叫花房子（一说石厢子）的村子里，召开了常委会。常委会讨论并决定了项英来电提出的几个问题，旋以中央书记处名义电复项英。常委会还推举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会上，博古仍然闷头无语，只以举手表示同意会议决定。

周恩来对博古的表现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对党中央领导核心的现状忧心忡忡，急欲破解。2月5日午饭后，周恩来走到博古住处，和博古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就是这次促膝谈心，解开了博古积郁在胸的心结，消除了他对某些事情的猜疑，最终爽快地交出了中央的权力，并在以后的军事、政治斗争中，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维护党的统一。

周恩来和博古谈了关于遵义会议会前会上的局面，以及临时调换会议警卫部队的问题，谈了对他自己及博古、毛泽东、张闻天（涉及张国焘）的看法。周恩来一席话言辞恳切，感人肺腑，而且句句在理，如他谈到博古说：

现在你在军队中威信很低，继续做已经不可能了。经过反“围剿”失败和“最高三人团”的寿终正寝，军队已不可能再让一个不懂军事又不会领兵打仗的人来继续指挥他们了。一个不能参加指挥决策的书记，犹如一个骑着马奔驰却由别人拿着缰绳的人，这是多么窝心的事。何况你自己也没有强烈的领袖欲望，也不具备吸引群众顶礼膜拜的魅力……在中央苏区主持工作的一年多里，在政治路线上总是压抑自己的见解，唯国际指示是从。“福建事变”的处理，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招致一些人的非议，使自己处在一个夹缝中。所以说这个“书记”不当也罢。从内心讲，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都不合适做领袖或主帅。在中国做党的要比联共的难，共产国际和军队、老百姓，这两头的哪一个在摇头，你都不好受，都得下台。陈独秀、李维汉、李立三、瞿秋白，不都是先例吗！我看趁现在这个机会你自己主动辞职，比以后让人赶下来好。这几年你搞组织工作、宣传鼓动工作都很有能力，眼下王稼祥同志病情趋重，我这个红军总政委急需帮手，你来出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意下如何？

又如在谈到高层议论更换中央时，周恩来对博古说：

我同老毛（泽东）交换意见，他说现在博古在军队里威信低，没有号召力。但是博古在政治路线上是紧跟共产国际的，现在还不能提政治路线上的问题……而且现在是非常时期，要保持领导层的稳定十分重要，一定要维护五中全会的选举结果，只能做个别调整。因此，即使博古不做书记，也还是政治局常委、军委委员，今后还要在一起共事的。所以，对博古只能说服，不能硬来。

周恩来还特别点出了问题的实质或曰要害：其实，现在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谁来领导军队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

博古听了周恩来的真情流露，好言相劝，心中泛起阵阵波澜，终于想通了。2月6日，博古派人将象征中央权力的两只装有中央文件的铁皮箱，送到张闻天住处，就正式交权了。此前，在遵义会议上公开表示不同意多数人对博古指责的凯丰（即何克全），曾私下里劝阻博古不要交权。但博古尊重政治局大多数人的意见，没有听他的劝。在服从组织决定，坦然交出权力上，博古再一次表现了以大局为重、不以个人进退为念的高尚情操。至此，博古仅保留政治局常委、军委委员职务（接着担任军委总政治部代主任），完成了他的艰难转身。

在往后的长征路上，博古一再理解并支持毛泽东的战略决策与部署，维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指挥地位，并和政治局多数同志一起，挫败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与此同时，他努力做好中央分配给他的各项工作，如军队政治工作、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从而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他的这次转身，是理性的、光彩的、彻底的。再往后，博古积极投身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事业、民族解放事业，为新中国的诞生、人民幸福生活的到来，献出了年仅39岁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