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以前的巴蜀水患（三阳川水患及大禹导流略考）

先秦以前的巴蜀水患（三阳川水患及大禹导流略考）其实称谷似乎比较符合三阳川地理形貌，那时候，这一块是和西夏划河而治的地方，因这里连山多大木，所以在定西寨(今新阳胡大村，西距三阳川12公里)建有采造务，专门采伐秦州边地木材，然后在渭河上放木筏顺流到开封，营建宫室，可知当时渭河水量应该很大。既然水大，那么今天整个川道都是河道也在情理之中。既然三阳寨扼守之地是三都谷，“以有天池大泽，故谓之都”（见颜师古注《汉书 地理》武都条注），或许三阳川当年有三个湖区，所以称作三都谷，则三都谷就指三阳川盆地。三阳川之所以叫三阳，明代胡鑽宗有《卦台记》以三阳川西部渭河入口的卦台山为视点解释说 “三阳云者：朝阳启明，其台光荧；太阳中天，其台宣朗；夕阳返照，其台腾射”等等，实际上也不过是一家之言。关于三阳川的地名称谓，从地方出土的碑记，目前有三阳川以东出土的《吕瑞墓志铭》（清光绪22年出土于天水县丰盛川，其地在今清水县郭川镇），其有碑文：“以开皇八年岁次戊申十一

毕之航

三阳川是渭河上游谷地中较为宽阔的一块小型盆地，东西长约10公里，南北宽约5公里，行政上隶属天水市麦积区，在过去被天水人习惯上称为北乡。

三阳川沃野平畴，渭河和葫芦河交绕而过，借水利之便，这里旱涝保收，是宜农宜耕的好地方，所以川道及周边村庄密集，人口众多。一些村庄出土的一些文物显示，在4000到6000年前这里一片土地就有人类活动，比如中滩镇张沟村、渭南镇苏景村、张元村、马嘴山都有不同时期的文物遗存。也据传说是伏羲观天象察地理演化八卦的地方，但是，在今天看即便地理条件如此得天独厚，数百年来三阳川也仍然是一个农业区域，从远古到今天从来没有形成过城区，作为河谷盆地，这和一山之隔的秦州古城、相距二三十公里的伏羌古城（今甘谷县城）的历史沿革演变截然不同。也正因为如此，历史资料中关于三阳川的记载少之又少。

出土于中滩张家沟的陶壶

三阳川之所以叫三阳，明代胡鑽宗有《卦台记》以三阳川西部渭河入口的卦台山为视点解释说 “三阳云者：朝阳启明，其台光荧；太阳中天，其台宣朗；夕阳返照，其台腾射”等等，实际上也不过是一家之言。关于三阳川的地名称谓，从地方出土的碑记，目前有三阳川以东出土的《吕瑞墓志铭》（清光绪22年出土于天水县丰盛川，其地在今清水县郭川镇），其有碑文：“以开皇八年岁次戊申十一月丙寅朔七日壬申，遂葬于伯阳县界兰渠乡三阳里”。可见在隋朝就有三阳的地名了，而见于官方资料中，最早则是北宋开宝五年(公元976年)置三阳寨，《武经总要》卷18三阳寨条称：

三阳寨，开宝中筑，扼三都谷。庆历中置，开稻田四百顷，以捍贼路。管小寨十六。东至静戎寨四十五里，西至定西寨十三里，南至州三十五里，北至蕃界七里。

三阳川

既然三阳寨扼守之地是三都谷，“以有天池大泽，故谓之都”（见颜师古注《汉书 地理》武都条注），或许三阳川当年有三个湖区，所以称作三都谷，则三都谷就指三阳川盆地。

其实称谷似乎比较符合三阳川地理形貌，那时候，这一块是和西夏划河而治的地方，因这里连山多大木，所以在定西寨(今新阳胡大村，西距三阳川12公里)建有采造务，专门采伐秦州边地木材，然后在渭河上放木筏顺流到开封，营建宫室，可知当时渭河水量应该很大。既然水大，那么今天整个川道都是河道也在情理之中。

再往前，关于三阳川的史料极少，唯《晋书·卷一百十二·载记第十二》》所记苻（蒲）洪出生地较符合三阳川情况。史载蒲洪是氐人，略阳临渭人，据史家认定彼时略阳治所在今天之秦安之陇城川，而临渭则必然在渭河边。据传苻洪家的水池中长出蒲草，有五丈长，有五节像竹子，当时都称他家为“蒲家”，于是便以“蒲”为姓。陇西下大雨时，百姓受雨之苦，民谣说：“雨若不止，洪水必起。”他的父亲便给他取名叫洪。永和六年（349年），苻洪因应谶文“草付应称王”，改姓为“苻”。苻洪后率族部进驻关中，其子苻健建立大秦(史称前秦或苻秦，以别姚苌之后秦)，其孙苻坚是中国历史中赫赫有名的一代君主。今天中滩仍有一村曰蒲甸，以临渭之名和苦雨防洪之状，蒲甸应是苻坚故里，殆无可疑。

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是三阳川一隅民众，尤其是中滩人一直面临的问题，中滩各村的民居都起座较高，目的是防止河水漫溢侵害。天水一带的水患可以说不绝于史，而地处河谷的三阳川往往首当其冲。

以下为史料中有关天水一带的山崩水灾等灾异记录：

资料一 《宋史 志十四 五行 水》

淳化四年（公元993年），六月，陇城县大雨，牛头河涨二十长，没溺居人、庐舍；

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秦州定西寨有溺死者；

景德四年（公元1007），七月，成纪县山屺，压死居民；

资料二《元史 五行志 》卷50—51

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五月乙丑 秦州成纪县北山移至夕川河，明日再移，平地突如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没民居。

延祐五年（公元1318年），二月丁酉，秦安县山崩，七月戊子，宁远县山崩，八月，伏羌县山崩，秦州成纪县暴雨，朽壤坟起，覆没畜产。

泰定元年（公元1323年）八月，成纪县大雨，山崩水溢，壅土至来谷河。

元统元年（1333年），八月，巩昌、徽州山崩；九月庚申，秦州山崩；十一月丙申，巩昌成纪县地裂山崩；辛亥，秦州地裂山崩；

元统二年（公元1334年），五月壬申，秦州山崩

元统六年（公元1337年），六月己亥，秦州成纪县山崩地裂；

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六月乙巳，秦州秦安县南坡崩裂，压死人畜；

至正三年（1343年）二月，巩昌宁远、伏羌、成纪三县山崩水涌，溺死者无算；

资料三《明史 志六》）卷30

正德五年（1510年），六月癸巳，秦州山崩，伤室庐、禾稼深甚；

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秦州二山相距甚远，民居其间数百万家，一日地震，两山合，居民并入其中；

资料四 《天水大事记》）

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闰六月 秦州城洪水泛滥，漂流粮食1．8万石，棉布3300余匹。

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五月 罗玉河暴涨，入秦州西城门，冲毁关楼。

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秦安鸡呜山崩塌，堵塞鸡川水达1年之久。

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夏清水弓门镇山崩裂，裂缝深达200余丈。

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四月四日 罗玉河泛滥，冲人中城、后寨、官泉。

清顺治七年（1650年）六月五日罗玉河暴涨，冲入秦州东关，漂流居民和财物。十二日，河水再次涨入东关。十五日，河水横冲中城及后寨等处。

资料五 1939年版《天水县志》）

公元1913年六月 石佛镇大水没田一千余亩。

公元1918年六月，水淹渠刘家田三百余亩。

公元1929年夏 水冲北乡渠刘家田七百余亩。

公元1931年六月 北乡石佛镇被水冲田一千五百余亩。

公元1934年八月七日北乡陇渭二水暴涨历三日始落，琥珀沟、新阳村、卦台山、熊集寨、南岸下、中滩上下、雷王集、石佛镇、北岸下、罗玉沟等地淹没田地，二万八千八百余亩，水磨四十座，房屋二千九百九十四间，溺毙男女三十六人。

公元1935年八月十一日 陇渭二水暴发，中滩上下、石佛镇、熊集寨、南岸下、新阳川等地方淹没地一万四千四百五十里亩。

显然，以上资料记录显示历史上的陇右天水一带多水患，多山体滑坡是不争的事实，而地处渭河河谷的三阳川受暴雨洪水侵扰就成必然了。

同时为河谷，三阳川地势虽较今天水市—北道一带宽阔，但却没有通达的大道和其它地方相连，显得逼仄和封闭。其西部渭河上游有余家峡、西北陇水(葫芦河)之新阳峡，东出口为渭河下游窦家峡，仅有的三个出口全部是河谷孔道，在河水稍大的情况下，三阳川就直接会封闭成湖泊，毫无出路，故直到解放前，从三阳川到天水市的通道只有从正阳寺上山翻越营房梁到皇城堡瓦窑坡(北关)一条。

综上可知，三阳川在历史上和今天之所以没发展成城区，是它特有地貌的必然结果，或者说是频繁的渭河水患导致不宜居的结果。

从目前地貌看，三阳川历史上应出现过多次堰塞湖。一次堰塞湖的沉积地平面应是同一高度，不同高度的台地应是不同时期由于堰塞高度不同而形成的。

现有三阳川川道地貌基本如下:渭南镇石佛镇村庄全部在渭河一级和二级台地上，中滩镇东部多个村庄就是河漫滩地。从渭南石佛村庄平面(沈家村、东西村、杨赵村、三阳车站、杨庄、石佛、咀王、陶新)可知这一台地就是堰塞湖沉积区被渭河冲刷后的残留带，而中滩及河漫滩地则是近千年来的主要河道。

但是在中滩四合村有一演营寺，寺院有三株千年古柏，据考属唐柏，而且寺院地平低于周边地平，尽管村子道路一直在走高，但寺院古柏其实已被现有地平淹进了许多，可知当植树时，地平远低于今天的中滩地面。如古柏植时就建有寺院的话这有悖常理，寺院修建一般会选择高耸的地方，而不是低洼的地方。或者古柏早已存在，寺院是后来围绕古柏修建的，不论那一种，说明植树时地平远低于今天的中滩整体地平，也就是说植树以后的某个时段三阳川发生了又一场堰塞湖事件，形成寺外沉积滩地，结果是寺院区域陷进去了。

也说明，中滩是漫滩或河道不是定数，而是与气候相关，雨多，甚至下游不畅时，中滩区域必水积成湖，雨少时，河道变窄，中滩复为滩涂。如陇右干旱时间一长，渭河水量减少，由滩涂而荒滩而农田而人居则是合乎逻辑的。这也就是三阳川现居民多自明代迁居而来的历史线索。

关于三阳川盆地成因，兰州大学地理环境所有论文称，三阳川现存十级阶地（台）地遗痕。专家们对阶地上覆黄土地层进行了磁性年代学、气候地层学和OSL年代学研究 并对阶地砾石层和漫滩物质进行了ESR和14C年龄的测试分析，其中盆地（如下图）内一级阶（台）地形成时间距今5481±42年，二级台地形成距今约13万元。（参见高红山 李宗盟 刘小丰 潘保田 吴雅婕 刘芬良《三阳川盆地渭河阶地发育与河谷地貌演化》）

三阳川阶地总体上是河流下切形成的，但同一阶地出现相同的地平面，则说明这个地平必然是下游堰塞后，含沙量较大的河水进入堰塞湖区后沉积形成的，上图中绿色部分为一级台地，黄色部分为二级台地。其形成时间的确定给我们探索上古时代三阳川地貌提供了确定性依据。

既然一、二级台地是堰塞湖沉积形成的，那么堰塞湖必定是在三阳川渭河下游某段出现大规模山体滑坡堆积成堰塞体形成的。

三阳川渭河东出口之窦家峡北侧有一山横峙，就是天水地方志所称长山支脉云雾山，据传是大禹治水时导疏河流的地方，所以俗称导流山，如今导流山供奉真武大帝，和供奉人文始祖伏羲的卦台山一东一西遥相呼应，把三阳川盆形成臂抱之势，所谓两条土龙颠倒卧是也。

考察目前三阳川渭河下游河谷地貌，能让三阳川聚积成湖的河流段只能在今麦积区峡口到三阳川渭河东口窦家峡一段，也就是说堰塞体最近点在今导流山南坡和东坡也就是现窦家峡到王家滩这一渭河大转弯处，最远点应在距此二十公里左右的沽沱村。

关于从三阳川到峡口这一段渭河，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是这样描述的：渭水又东与新阳崖水合，即陇水也，...又东过上邽县。渭水东历县北，邽山之阴，流迳固岭东北，东南流，兰渠川水出自北山，带佩众溪。南流注于渭。渭水东南，与神涧水合。《开山图》所谓灵泉池也，俗名之为万石湾。渊深不测，实为灵异，先后漫游者多离其毙。渭水又东南，得历泉水，水北出历泉溪，东南流注于渭。渭水又东南，出桥亭西，又南得藉水口。

对照今天河流状况，可知郦道元对渭水各个支流记述是很准确，也特别详细的，但偏偏对今天三阳川一句“渭水东历县北，邽山之阴，流迳固岭东北，东南流”带过，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记述，这正好说明，当时三阳川就是河谷，甚至没有名字，而其上下游各处凡有地名处必是有人处，这是确定无疑的。

从今天峡口村沿麦甘公路前行入峡在沽沱大桥可看到此处南山大面积溃塌的遗痕，至今这一段渭河南岸仍是黄土堆积物，再西行在白家河新村对面，有一岛形大土堆屹在河边，正是沉积区遗存，再转弯向西，河南岸距公路三四十米高度有河床遗迹，其堆沙达1米多厚，悬在崖上十分明显。一直到南河川高铁桥附近渭红村口河岸公路边岩崖上仍可见河床遗迹。可见这个高度河床一定是沽沱村堰塞后形成的，因为假如这个高度的河床遗痕不是沽坨村堰塞后形成的，则只能在渭河下游有更大的堰塞区，也就是同一高度河床遗迹在渭河出峡口后的北道河川也应存在，但北道这一片没有同一高度的河滩沉积带，近似高度的赵崖村(高铁站)全是风成黄土堆积区。据此可认定沽沱村堰塞点是三阳川渭河下游最远的滑坡点，但考虑湖积地平，从南河川崖上河床遗痕低于三阳川一级地平的情况，可认定三阳川一级沉积地平是渭河窦家峡-王家滩一带峡谷的导流山滑坡堰塞后形成的。

在三阳川渭南镇毛家底下的老庄南部山崖上还可见河床沉积带。

毛家底下南崖沉积地貌

因此三阳川在过去数千年前应该是一个堰塞湖区，又因上下没有直通外界道路，导致在古代一直很少有人居住。

在三阳川是一片湖的情况下，古人首先肯定先居住山上，然后随河流冲刷，湖水走低，人们才逐渐下移。据现有村庄姓氏分布，可知在元宋以前中滩及两河漫滩地很少有人居住的，尤其由于北宋滥采陇上林木，导致元代1332~1380年五十年间秦州水患不止，元未北方干旱连年，三阳川中滩才陆续可耕作，明初政府以屯军开垦，至今形成各个村落。

导流山的滑坡带遗痕

从以上历史资料和河谷两岸滑坡遗痕以及河床沉积带可知三阳川曾被洪水淹塞成湖。三阳川平地的三级分布表明，堰塞事件不止一次，因此当五千年前导流山发生滑坡后，当时的居民进行疏导是可能的发生过的。

重要的是，上古尧舜时代发生的大洪水以及䱋禹治水的时间基本和三阳川堰塞一级阶地形成的时间一致（距今5千多年）。

根据《司马迁《史记》关于大禹治水的记载，大禹的父亲䱋用息壤治水在先，结果9年无功被舜帝处死，大禹疏导在后，竟十三年过家门而不入。可见这场洪水至少持续50年之久，在总结父亲治水无功的基础上，大禹根本改变策略之外，还以高度敬业的精神，亲临山川实地，几乎踏遍黄河流域，最终导河入海。

按《史记》的记载，大禹治水是全国性的工程，大禹命诸侯百姓傅土表木，定高山大川，就是把全国治水责任层层分包，然后自己左绳右规实地勘察指导，循山理水，最终在理水的同时，大禹足遍九州，深入调查了各地的出产，然后确定了各地的贡赋。

显然这一番经历，成就了大禹，然后一代家国王朝开始了。

也许，在那个时代，三阳川一带居民也按照禹王的指导，在渭河峡谷中对滑坡的堰塞体进行了疏导，渭河下泄，三阳川河道通畅，人们重新可以在川原上安心生活，那座滑坡的山从此有了名字，叫导流山。

虽然大禹可能并未亲临三阳川导流河水，但禹王的命令一定会通过诸侯传递过来，现存的地貌像无声的证据在确切的提示人们关注当年的洪水。因为三阳川下游到北道渭河河谷宽不过二三百米，堰塞堆积物全是黄土，如果就近组织几百人参与疏导，在五千年前是有可行性的。

这个可行性证实了史记关于大禹治水的真实性和可能性。何况渭河在民间一直称为"禹河"。

综上由三阳川地貌、渭河下游滑坡遗痕以及高踞崖上的河床残存，可断定三阳川导流山曾经确实是疏导渭河的地方，大禹治水是发生过的，如果能够测定崖上河床堆沙层的地质年代，应能给出一个准确的时间。

这些遗痕遗迹和三阳川地貌以及导流山大禹治水传说正好形成一个完整相互佐证的历史真实。

最后，笔者建议应保护那些高悬在崖上的河床遗痕，甚至可以基此建设一个以禹王导流为主题的探求历史和地表演化知识的河谷景区。

（2017.9.28/1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