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者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创业者是一种品类）

6月25日，2017“创响中国”的接力棒传到大连，袁岳以创业管理服务机构飞马旅创始人的身份受邀进行主题演讲。活动间隙，就如何界定创新，创业对年轻人而言意味着什么，如何看待当前的双创支持政策等问题，袁岳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记者：您坚持了多年的创新，请问您如何界定创新？

袁岳：创新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不同的方式和方法，让自己的想法落地，而找到这种思路，往往要突破原来的专业和经验的边界，把不同的知识和不同的观察相组合，产生互联的新模式。所以，创新过程中的每一个东西都不完全是新的，它的每一个碎片，都可以在我们生活的很多方面找到，最重要的是你通过把它们互相连接，构成一个新的结构。

记者：如何看待创业创新对国家的影响？

袁岳：从长线来看，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新的东西，这个国家就会处在静止状态。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这样一类人群的总量是比较大的，他们不满足于现在已经得到的收益和获得的地位，不断寻求改变现状的新机会。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不安分的人群成了国力的重要象征，创新力也是新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记者：您对现在“双创”政策有什么建议？

袁岳：我认为政策应该有一种正态分布。所谓的正态分布，就是说，当有不少人愿意去创新创业的时候，国家要用政策去给予支持，但是支持到一定程度上，政策要退出。政策应该保持“助力—退出—助力—再退出”的循环和节奏，要让创新创业成为社会、市场去主导的一种力量，而不是让创业者形成一种错误的观念，“政府你不补贴我就不创业了，你补贴我才创业。”

到今天为止，政策的补贴和支持的副作用已经开始在某些方面有所显现。比如说，在某些新产业领域，很多创业者都扎堆进入，就像现在都在做人工智能，好像不做就不是创业。政策最大的局限性是它会造成一哄而上，可能会导致一条声效应，在这个时候政策就应该退出。

这可能和我们一般的想象是相反的。行政力和市场力有时候不是同一节拍的，甚至它会走到市场力的相反的方面。站在这个角度，政府要谨慎自己的手，在上升时期时，政府的推力是有价值的，但推到一条声效应出现的时候，政府要退出来。

现在有些大学生形成了一种很有意思的思想，“我要去创业，所以请拿钱”。我作为投资人，经常会问他们，“多久可以拿到回报？如果没有回报，我凭什么投你？”当大家都习惯了从行政力角度思考问题，认为拿不要成本的东西是理所当然的，这个时候就该思考谨慎的减弱行政力支持。

记者：您认为年轻人创业最需要什么？

袁岳：无论是教育体制还是家庭教育，学校和父母要学会松手，给年轻人更多承受压力的机会，更多表现自己能力的空间。这个时候，我们就能看到更多的脱颖而出者和更多的优秀者。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付出代价，因为创新创业是一种竞争性的活动，一定有人是挫败者，甚至大部分人会这样，但这也是创业的意义——只有很少的人脱颖而出，却足以吸引一大群最有能量和最有才华的年轻人去从事这个游戏。

这个社会的大部分人都比较追求安稳的生活，过着小日子，组织小家庭，生一些小孩子，这就是他们一辈子的生活。但是，一定有一些人不甘愿过小日子，他要不安分地去做自己心目中非做不可的事，要达到一个自己眼前还不能达到的高度。当有一天达到这样的高度，他还会去思考更高的高度和更新的高度。

我认为，今天中国人可以站在全球和历史的新高度上，为自己寻找新的目标和整合新的资源，这是史无前例的机会。

记者：您有什么宝贵的经验可以分享给现在的年轻创业者？

袁岳：很多没有创业过的人鼓励创业者说，“创业吧，因为创业有很美好的未来。”我作为一个长期的创业者，想告诉大家，你选择创业的绝大多数情况会是失败，创业的最坏的可能性是破产和清算，但是，有些人还是会喜欢这样的活动。

我觉得，创业最重要的不是为了成功，创业就是为了发现自己就是喜欢做创业这件事情。就像鸟在很小的时候分不清自己是鹰、麻雀还是鸡。作为一只鸡，很难想象飞翔在高空是什么样子；作为一只鹰，也很难想象待在鸡窝里是什么感受。所以，创业能够让大家分清自己真正是什么，让鹰归鹰，让鸡归鸡，每个人找到属于自己的奋斗目标。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成为创业者，创业者是属于心甘情愿生活在高空的人，心甘情愿生活在奋斗中的人，也许会破产，但是他宁愿接受破产也不愿意过一个安稳的生活。所以，创业者就是这样一种品类，过不安分的生活，追求超过自己能力的目标，然后在这种实现了成就感中间，建立属于自己生活的未来。

（中国改革报、改革网记者 付朝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