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大赛李名强（李名强的钢琴艺术）

钢琴大赛李名强（李名强的钢琴艺术）关于是怎么开始钢琴的学习，李名强自己的回忆是这样的：“我家邻居有一架钢琴，传出的琴声吸引了他。父亲还买了一些欧洲著名音乐家的书籍，让我读得爱不释手。1946年，也就是我十岁时向父母提出要学钢琴，幻想要做一个音乐家。那时在中国学钢琴只是女孩子的一种装饰，琴、棋、书、画都要学一些，可以找一个好婆家。当时周围的亲戚都反对说’哪有男孩子学弹钢琴的？‘ 那时菲律宾人去大饭店里弹钢琴的被叫做’洋琴鬼‘，在一般红白喜丧事的吹鼓手叫做’小堂明‘，音乐家不但名声不好，也没有社会地位。父母亲也担心将来音乐家没有饭吃。但是在我的坚持下，父母比较开明，见我真的喜欢音乐，就为我请了当时上海的德藉犹太老师，第一个叫威斯勒，只教了几个月就去了巴勒斯坦（现在的以色列）。后来介绍一个叫帕诺夫斯基的女老师，她也只教了几个月又去了巴勒斯坦。”（一） 李名强1936年9月在上海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籍浙江宁波镇海县。父亲李祖

赵毅敏

和刘诗昆、殷承忠、鲍惠荞、顾圣婴等人一起，李名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培养出来的第一代钢琴家。他们都非常有才华，当中有的在当时世界著名的音乐比赛中获奖，有的是行内公认的“苗子”。他们都曾经有机会进入欧美古典音乐的核心“领地”，成为国际知名的演奏家。当年和他们一起比赛竞争的对手，不少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古典乐坛的名师大家。由于地缘和历史的原因，他们最终都没能成为国际一线的演奏家，但他们都承受生活的坎坷，在日后不同的人生方向上大多取得不错的成绩。李名强是一直坚持在钢琴的演奏和教学领域，孜孜不倦，硕果累累，终成大家。

（一）

李名强1936年9月在上海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籍浙江宁波镇海县。父亲李祖彝是个留学德国的机械工程师。母亲管彤云喜爱唱京剧老生。李名强自幼喜爱音乐，小学时每天放学回家，就去父母卧室里全家唯一的一台收音机收听古典音乐节目。

关于是怎么开始钢琴的学习，李名强自己的回忆是这样的：“我家邻居有一架钢琴，传出的琴声吸引了他。父亲还买了一些欧洲著名音乐家的书籍，让我读得爱不释手。1946年，也就是我十岁时向父母提出要学钢琴，幻想要做一个音乐家。那时在中国学钢琴只是女孩子的一种装饰，琴、棋、书、画都要学一些，可以找一个好婆家。当时周围的亲戚都反对说’哪有男孩子学弹钢琴的？‘ 那时菲律宾人去大饭店里弹钢琴的被叫做’洋琴鬼‘，在一般红白喜丧事的吹鼓手叫做’小堂明‘，音乐家不但名声不好，也没有社会地位。父母亲也担心将来音乐家没有饭吃。但是在我的坚持下，父母比较开明，见我真的喜欢音乐，就为我请了当时上海的德藉犹太老师，第一个叫威斯勒，只教了几个月就去了巴勒斯坦（现在的以色列）。后来介绍一个叫帕诺夫斯基的女老师，她也只教了几个月又去了巴勒斯坦。”

正是帕诺夫斯基在临离开上海前，为李名强介绍了当时身在上海的犹太裔音乐家威登堡（Alfred Wittenberg）做老师。当时的上海对于这位威登堡并不了解，原来他是小提琴家约阿希姆（Joseph Joachim）的学生。当年他以小提琴和钢琴双主科毕业于柏林音乐学院，在毕业音乐会上，他同时演奏孟德尔逊的小提琴协奏曲和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后来他成为了施纳贝尔三重奏组（Arthur Schnabel Trio）的小提琴家，克莱斯勒、海飞兹都是他的朋友。他那些朋友都去了美国，也劝他去美国，但他因夫人在上海病逝并葬于上海的犹太人公墓，因此决定留在上海。据李名强回忆，那时威登堡由一架三轮车送他到每个学生家上课，他每次来上课会先和爸爸讲讲他在德国的小故事，他爸爸因为留学德国而懂德语，上课就当翻译。这个学习一直维持到1952年威登堡在上海因中风去世。

威登堡去世后，从1952到1956年李名强跟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写音乐评论的俞便民学钢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苏联的影响，音乐家在苏联受人尊重，有非常崇高的社会地位，在中国也改变了人们对音乐家的看法。中央文化部更开始每年到上海来选拔钢琴人才参加次年的国际钢琴比赛。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同意了李名强把钢琴作为专业的要求。但是家里没有钢琴，开始是在隔壁伯父家里练琴，后来他中学同学瞿世镜家里有一架钢琴，没有人用，就慷慨地供给他搬到家里可以练琴。1956年，经过上海音乐学院的副院长谭抒真、钢琴系主任范继森、管弦系主任陈又新审听，决定聘任李名强为管弦系的艺术指导，给管弦系的学生弹伴奏。1957年，在北京举行第一届全国音乐周，上海音乐学院派李名强代表学校去北京演奏了桑桐的内蒙民歌七首，和由杨嘉仁指挥音乐学院学生乐队一起演出了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

1957年5月经过文化部选拔，李名强被派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的第三届斯美塔纳国际钢琴比赛。比赛之前曾到沈阳音乐学院跟波兰钢琴家娜塔莉亚·霍诺夫斯卡（Natalia Hornowska）进修了三个月。这是李名强第一次出国，比赛前我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官员建议先弹给捷克斯洛伐克的专家们听。他们联系了布拉格音乐学院的院长瓦克拉夫·霍尔兹克涅赫（Václav Holzknecht ） 见面后院长第一句就问他：“比赛的所有曲目你都弾完了吗？”这给李名强很大的刺激，他想：”如果我没有都弹完全部比赛曲目，来这里干吗？“这也反映了当时西方人对中国人掌握西方古典音乐的情况非常不了解。这次比赛李名强获得了第三名，并认识了评委中苏联评委列夫·奥柏林（Lev Obero）和瑞士日内瓦国际音乐比赛的评委会主席亨利·嘉涅宾（Henri Gagnebin）。

回国后，李名强和芬兰著名指挥陶诺·韩尼凯宁（Tauno Hannikainen）、上海交响乐团一起演出了拉赫曼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

1957年9月，钢琴家塔图良·克拉夫琴科（Tatiana Petrovna Kravchenko）以苏联专家的身份来天津中央音乐学院执敎， 1958年到北京中央音乐学院任苏联专家班教授。上海音乐学院派李名强去跟她学习。经过文化部选拔，1958年9月李名强赴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参加第一届乔治·埃纳斯库国际音乐比赛，克拉夫琴科为他准备比赛，最后李名强获得了钢琴组的冠军，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国际比赛中获得冠军。当时比赛的评委是大师云集，评委主席是罗马尼亚著名指挥家康斯坦丁·西维尔特里（Constantin Silvestri），其他评委包括著名钢琴家阿劳、法国著名的教育家布朗热（Nadia Boulanger）、法国著名钢琴家莫妮卡·阿斯（Monique Haas）和罗马尼亚著名钢琴教育家、李帕蒂的老师穆杰塞斯库（Florica Muzicescu）。

1960年2月，李名强又被文化部派往波兰华沙参加第六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获得第四名。这是继上一届傅聪获得第三名后，中国人第二次在肖邦比赛中获得名次。那一届的比赛，是肖邦比赛走向国际化的开始，意大利钢琴家波里尼获得第一名，是肖邦比赛第一次由西方的选手获得冠军，前六名获奖者东西方选手各半。比赛名誉评委主席是是美籍钢琴大师鲁宾斯坦，评委主席是波兰著名钢琴教授杰维茨基（Zbigniew Dvzewiecki），副主委是苏联著名作曲家卡巴列夫斯基，评委包括苏联著名钢琴教授涅高兹、钢琴家扎克、法国的布朗热、瑞士的嘉涅斌（Henri Gagnebin）、罗马尼亚的教育家穆杰塞斯库和波兰的钢琴家马尔群斯基（Witold Malcuzynski）、钢琴家艾克尔（Jan Ekier）和上届比赛冠军车尔尼-斯蒂凡斯卡（Halina Czerny-Stefanska）。改变了以前由苏联和波兰评委占据主导的情况。因此，李名强在那届高手如云的比赛中获奖难能可贵。

顾圣婴、李名强赴波兰参加肖邦比赛前与克拉芙琴柯合影

(1960年2月14日)

回国后，李名强在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担任教师，在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出版了几张唱片。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止教学。

（二）

在1958年乔治·埃内斯库比赛时，比赛评委法国著名教育家布朗热在另一个评委穆杰塞斯库的陪同下，到后台祝贺李名强并说：“我听过很多大钢琴家弹的李斯特奏鸣曲，但是今晚你的演奏让我流了泪！”要知道，布朗热是以教学严谨苛刻著名，获得她的赞许并不容易。比赛的另一个评委、也是瑞士日内瓦国际音乐比赛的评委会主席嘉涅宾盛赞李名强弹的德彪西《水中倒影》风格掌握好。这些话给予李名强极大的鼓舞和信心。

1960年肖邦比赛期间，比赛评委副主席卡巴列夫斯基有一天在酒店看见李名强，他拉住李名强说：“我想送你一本谱子。”于是，他拿出了一本苏联出版、他的24首前奏曲（作品38）的谱子，不过上面原来已经写了送给某人的题字。他说：“我只剩了这一本，如果你不介意 ‧‧‧‧‧‧”他就把已经写了送给别人的那页撕去，在上面的半页写上送给李名强的题字并签了名。

在谈到在事业发展中，谁对他影响最大时，李名强毫不犹豫地说是克拉夫琴科。他跟随克拉夫琴科学习三年多，从她那里在整体上重新认识了钢琴演奏的要诀。克拉夫琴科虽然是来自苏联列宁格勒音乐学院，但她的老师是莫斯音乐学院的教授康斯坦丁·伊古姆诺夫（Konstantin Igumnov）和奥柏林，毕业后到列宁格勒音乐学院任教而已，属于苏联钢琴学派伊古姆诺夫的那派。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的背景、生活在上海这个城市的人文特色，早年启蒙时从威登堡等德国犹太艺术家那里继承的上个世纪伟大音乐家的艺术风范，这些都构成了李名强艺术基因，使得他的演奏有如出自一、二战之间绅士的大家之手，比起寻常的苏联学派的演奏家多了一分优雅；在演奏大型作品时不但具有德国钢琴学派的严谨、大气，还兼具苏联学派的凌厉；在演奏肖邦时，非常细腻，接近精雕细刻的程度；无论在演奏什么类似作品，都恰到好处，不会有丝毫的做作、卖弄或者取悦听众。这种演奏从风格上不能简单归结为苏联学派、德国学派或者其它的哪一个学派，而到了二十一世纪，这种风格不能说绝迹，但是也所剩无几。

（三）

当听到李名强的演奏，首先会被他吸引和打动的是他的发音。其实伊古姆诺夫派钢琴家的招牌特色是发音。这种外表朴实无华但又扎实、清澈的音色是和优秀的技术尤其触键是紧紧相连。李名强的启蒙是德国犹太钢琴家，但他这种对发音相关的音质、音色理解和如何构建优美的发音，和克拉夫琴科的影响不无关系。

无论演奏什么作品，李名强的发音都非常优美。他的发音不算太浑厚，不是阿劳、吉列尔斯或施纳贝尔那种“一键到底”式的触键，但发出的声音丰满、扎实、透彻、清亮。这个特点在他演奏李斯特奏鸣曲、布拉姆斯的钢琴小品（作品118号）、莫扎特第27协奏曲、肖邦第二奏鸣曲等录音中都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中国作品中，这种淡淡然但又坚定的发音奠定了演奏典雅精致的基调，使得演奏犹如进入了中国山水画的意境。

在李名强的演奏中，承载起发音的是对作品结构的处理。他提到克拉夫琴科对作品的理解和结构处理的手法对他影响是摆在最前面的。他对作品的结构的处理，兼具了德国钢琴学派和俄国钢琴学派的特色，态度严谨、条理分明、思路清晰，对作品整体的布局谋篇明显始于演奏之前就做到胸有成足，作品建构有空间感，乐曲行进行云流水，两者之间巧妙搭配，使得整部作品的处理平衡、匀称又有立体感。比如，李名强1982年在罗马尼亚录制的贝多芬的第五“皇帝”协奏曲，演奏就有着一种登黄山，景致错落有致，临顶后又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又或者有着看《溪山行旅图》般的感受，整体和细部的处理都很到位，气势磅礴而又纤毫毕现。

所谓道成为上，艺成为下。钢琴演奏很容易沦为匠人般的技术。在李名强的演奏和教学中，始终坚持追求作品的内涵和音乐本身的美。他的演奏从来不会为炫技而炫技，更不会为赋新词强说愁，演奏始终保持着中国古代文人特有的傲骨、风骨。无论是1960年肖邦比赛和比赛后两三年的录音，还是1982年左右在罗马尼亚的录音，他都将这种精气神贯穿在演奏中，所不同的是，是随着经历的深厚，演奏更加雄浑、含蓄、大方，最明显的例子是1959年由东德名指挥亨兹·波嘎兹（Heinz Bongartz）指挥的贝多芬第三协奏曲和1982年约瑟夫·康塔（Iosif Conta）指挥的贝多芬第五协奏曲。在所有的录音中，无论是多困难的段落，李名强从来没有给人炫技的感觉，也没有技术不够而带来的勉强感觉。

在李名强的保留曲目中，中国作品占有重要一席。贺绿汀、丁善德、陈培勋、王建中、朱践耳、徐振民等一批中国作曲家的钢琴作品是李名强的保留曲目。一如他在西洋作品的表现，他演奏中国的作品风格纯正、味道浓郁，音乐很有画面感，连声音的空白和延续都成为他音乐构图的“留白”。他不但留下包括《牧童短笛》、《云南民歌五首》、《浏阳河》等中国著名作品的录音，甚至还录制了丁善德的《降B大调钢琴协奏曲》这样冷门的作品。当他有机会在罗马尼亚出唱片，李名强依然选择了要出一张中国钢琴作品集的唱片。

（四）

“文革”的十年，刚好是李名强30到40岁。笔者问过李名强，在比赛后他有没有想过去西方发展，他很坚定地回答：”没有“。但这10年，无疑使李名强错过了作为演奏家发展的最佳时机。虽然他在1980年代，有机会在中国唱片总公司和罗马尼亚的Electrecord公司录制一批唱片，而且唱片演奏和录制的质量还很不错，但李名强作为演奏家发展机会的大门已经慢慢关上。文革结束后，李名强转向教学。

1978年，上海音乐学院重新招生，李名强重返教席，历任钢琴系教授兼主任，1984-1989年任副院长。移居香港后，在香港演艺学院任教。此后他演奏的足迹遍及欧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并出任许多国际比赛的评委，并在多国开设大师班讲学。取得丰硕成果。他还是斯坦威艺术家（Steinway Artist）、美国李斯特协会（Liszt Society）的终身会员、英国圣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的荣誉会员会员。

2015年3月，李名强和杨韵琳主编的《中国钢琴独奏作品百年经典》出版了，该书以编年体方式回顾了中国钢琴创作的百年历程，分四个时期辑录了各历史时期最具时代特点、演奏频率较高并为大众所接受的47位作曲家共104首作品，精辟明瞭地梳理了中国钢琴音乐的发展过程。

（五）

李名强是一位了不起的钢琴家。戏内戏外，绅士般的风度和审美在他身上和艺术中无处不在，从他那里可以窥探到上世纪之初那种文人特有的修养和习性：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像许许多多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一样，李名强自然无法免俗，可是在他的音乐里，始终保持着对音乐那份如初见的赤诚，丝毫感觉不到生活磨砺的坎坷。最重要的是，在当今的时代潮流之下，他通过演奏和教学告诉人们音乐艺术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听着他的录音，感觉音乐并无新旧之分、流派之分，他的演奏沉淀着不被时间洗刷和属于他自己的精神。

本文原载自环球唱片集团出版的《李名强的钢琴艺术》套装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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