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刻本精选图录（全面呈现存世宋刻本的）

宋刻本精选图录（全面呈现存世宋刻本的）　　历史上，叙录并无统一体例。一方面，这为当代学者做存世宋刻本叙录提供了开放的空间。另一方面，选择采用何种体例更为科学合理，需要更多的探索。评审专家认为，叙录以经、史、子、集作为框架安排，比较合理。可以参考《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体例格式，详略得当，将新的研究与原书序、跋、引言做合理安排，避免烦琐芜杂。叙录与图录也可以考虑文图结合的方式。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杜泽逊建议，历史上记录的宋版书信息同样非常重要，需要将这些积累的材料作为参考，适当予以引用。　　宋刻本已有千年历史，能够流传至今实属不易，而附丽于原书中的诸多题跋、题诗、题款、印章以及大量的名家校勘记、批注等，构成了一部部曲折复杂的“活”的流传史。叙录体可以更好地呈现古籍的流传史。以叙录体著录版本，在我国古代学术史上源远流长，存世善本叙录兴起于20世纪30—40年代。较之一般简目，叙录更详细，内容较丰富，著录项较多，一般包括版本、版框尺

　 中国古代的典籍文化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古籍善本珍品。其中，宋刻本可谓存世古籍珍品中的极品，具有独特的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明代学者高濂所说的“开卷一种书香”，指的就是宋刻本。然而，长期以来，要弄清楚宋刻本存世现状，以及历经千年的传承源流，却被学界视为“不可能完成”又亟待完成的任务。

　　7月30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存世宋刻本叙录”开题论证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曲阜举行。与会评审专家期待看到，课题组为这项有着“为往圣继绝学”意义的研究准备了怎样的实施方案，未来实现的可行性如何。对于曲阜师范大学古典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丁延峰领衔的课题组成员而言，则亟须业内专家为课题研究的开展“把脉会诊”。

　　多渠道普查存世总目

　　此次研究首先要对宋刻本存藏现状进行调查，概述海内外宋刻本存藏状况及历史渊源，从总体上掌握其存世总量、种类分布、各藏所特点及递藏源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是国内颇具权威性的综合性善本书目，其中著录全国各馆收藏的宋刻本1208部，包括经部157部、史部438部、子部369部、集部244部，是目前著录中国大陆宋刻本数量最多的书目。根据团队前期的调查，现存世的宋刻本尚有3500余部，中国大陆藏1800余部，海外1700余部，分藏于150余家机构，包括宋刻本、宋元递修本、宋元明递修本、残本等。据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李际宁介绍，随着古籍普查的深入，考古发现公布的新资料中也含有一些宋刻本。同时，海外披露的新资料也不断涌现，增加了研究的难度。

　　丁延峰给研究定下的第一个目标是对存世宋刻本“竭泽而渔、一网打尽”。近年来，他跑遍可能藏有宋刻本的国内外图书馆，关注宋刻本考古资料公布，不放过存世宋刻本的一丝信息。如，谈到对西夏黑水城、敦煌、吐鲁番等出土文献中宋椠残叶的追踪时，他表示，“这些出土宋刻本有150余种，多为孤本”。此外，丁延峰发现，一些佚失已久、不为人知的宋刻本偶尔出现在拍卖会，这一途径也受到课题组的重视。

　　统一叙录体例

　　“对宋刻本的著录可以有多种方式，如简目、书录或书志、个案研究等，叙录一体则是一种集客观著录与主观考释于一体的著录方式，更适合规模性展示每种版本全貌，更能够充分揭示宋刻本这种特种文献的版本状况与学术价值。”丁延峰介绍说，以往对宋刻本书目的著录不足2000部，与上述前期调查所得的3500余部尚有很大差距。其中，做过叙录的仅有800余部，不足1/4。

　　宋刻本已有千年历史，能够流传至今实属不易，而附丽于原书中的诸多题跋、题诗、题款、印章以及大量的名家校勘记、批注等，构成了一部部曲折复杂的“活”的流传史。叙录体可以更好地呈现古籍的流传史。以叙录体著录版本，在我国古代学术史上源远流长，存世善本叙录兴起于20世纪30—40年代。较之一般简目，叙录更详细，内容较丰富，著录项较多，一般包括版本、版框尺寸、行款、书口、牌记、刻工、讳字、藏书印、修补、序跋、题跋等。有的还进行了深入考证，包括编撰原委、刊梓时间地点及过程、价值等。

　　历史上，叙录并无统一体例。一方面，这为当代学者做存世宋刻本叙录提供了开放的空间。另一方面，选择采用何种体例更为科学合理，需要更多的探索。评审专家认为，叙录以经、史、子、集作为框架安排，比较合理。可以参考《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体例格式，详略得当，将新的研究与原书序、跋、引言做合理安排，避免烦琐芜杂。叙录与图录也可以考虑文图结合的方式。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杜泽逊建议，历史上记录的宋版书信息同样非常重要，需要将这些积累的材料作为参考，适当予以引用。

　　丁延峰表示，鉴于以往客观著录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如体例不一、著录项缺失等，课题组将遵循统一性、完整性、准确性、精细化的原则予以著录。

　　考辨源流 校勘文字

　　版本鉴定、版本源流、版本校勘通常被视为版本学三大重点任务。其中，版本鉴定是存世宋刻本叙录过程中对专业性要求极高的难点之一。丁延峰在研究中发现，历史上，有的版本关于版刻的时间、地点、刊梓原委等做了较清晰的交代，但绝大部分没有直接信息可参。有些后出的覆刻本摹写酷肖，难以分辨原刻覆刻。还有些书贾作伪，造成有的版本不是宋椠，却蒙骗世人数百年，同时也有原为宋椠，却埋没不识的情况。此外，修版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难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研究馆员汪桂海建议，更准确地判断版本信息，需要争取看到实物，只靠影印和图录并不足够。杜泽逊提出，宋刻本的鉴定一定要把鉴定的依据写明白，从而推动下一步研究创新。

　　在叙录中，版本源流的考释是不能越过的难题，对于宋刻本而言，更是如此。据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教授姚伯岳介绍，宋刻本的递藏源流更为复杂，其源流、书品、装帧甚至材料，各方面在流传过程中都会发生很大变化。存世的宋版书很多都不是原装，而是后来改装，兼有残缺的问题。

　　校勘是凸显该项研究学术价值的关键，也是最为艰深繁重的任务。丁延峰表示，宋刻本在现存诸种刻本中是较早的刻本，很多传刻本据此而出。由于一再传刻，舛误难免。有些传刻本与宋刻本相差越来越远，甚至失去了本来面目。唯有进行细致的对勘，才能还原底本真实的学术价值。尽管这项工作将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但别无捷径可走。此外，版本校勘及利用也是学术创新的重要基础。要将版本学研究引向深入，必须借助校勘，只有通过校勘异同，深入文本内部的文字中，才能判断出诸本学术价值的高低。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清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