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青霞的岁月从不败美人（荐读章诒和林青霞心里有是非）

林青霞的岁月从不败美人（荐读章诒和林青霞心里有是非）说起林青霞，恐怕首先要说的是电影。四十余年间，她演了百部电影，成为年轻人的偶像，并制造出一个“林青霞时代”。影片质量有高有低，但于她而言，却是始终如一的“美”：穿上女装是美女，换上男装是帅男，没治了。搞得天上也有颗星与之同名。那是二零零零年的八月，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小行星，遂命名为“林青霞星”，二零零六年获得批准。编号：38821。端详她那张几乎找不到皱纹的脸，想起董桥说的那句：“谁能信，这个人快六十了。”董桥瞥了她一眼，说：“谁能信，这个人快六十了。”吃饭时，她又催快吃，说：“我要带愚姐逛街。”啥味道都没吃出来，就跟着她跑了。到了一家成衣店，我看中一件白布衫，又见到出售的袜子不错，有各种质地、各种款式。我拣了两双黑的，她挑了红的和绿的，我接过来一看，这不正是“惨绿愁红”嘛。这袜子，咋穿？她穿。

“水深水浅东西涧，云去云来远近山”—取自元代徐再思的《中吕 喜春来·皇亭晚泊》。元人散曲多写个人情怀，写景咏史常流露出点点哀伤。我以此为题，是觉得它与林青霞笔下情致有些贴近。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门初开，大陆人第一次看到了大陆之外的“那头”，外面的事物也涌入了“这头”。别的不说，单讲宝岛台湾，一下子就挤进来三个女人：邓丽君，琼瑶，林青霞。街头听邓丽君，灯下读琼瑶，电影里看林青霞。她们如尖利之风，似细密之雨，风靡大陆。人们一夜之间开了窍：艺术不是意识形态的宣传品和教科书，原来它是可以娱乐的！我也是在这个时候，欣赏到电影里的林青霞。最初是在专门放映“内部参考片”的中国电影资料馆看她的电影；之后，在政府机关礼堂看；之后，在电影院看；之后，在电视里看；再后，我们成为朋友。

今年（二零一四年）十一月，林青霞六十岁，一个甲子，这让我有些难以置信。一次在香港，董桥约几个朋友吃饭。她来得最晚，董太太说：“我在街上看见她了，人家还在买衣服。”

等啊等，等来一阵风。林青霞穿一件绿色连衣裙，双手扯着裙子，跳着舞步，转着圈儿进来。然后，举着三根手指，得意道：“三百块，打折的！”

董桥瞥了她一眼，说：“谁能信，这个人快六十了。”

吃饭时，她又催快吃，说：“我要带愚姐逛街。”

啥味道都没吃出来，就跟着她跑了。到了一家成衣店，我看中一件白布衫，又见到出售的袜子不错，有各种质地、各种款式。我拣了两双黑的，她挑了红的和绿的，我接过来一看，这不正是“惨绿愁红”嘛。这袜子，咋穿？她穿。

端详她那张几乎找不到皱纹的脸，想起董桥说的那句：“谁能信，这个人快六十了。”

说起林青霞，恐怕首先要说的是电影。四十余年间，她演了百部电影，成为年轻人的偶像，并制造出一个“林青霞时代”。影片质量有高有低，但于她而言，却是始终如一的“美”：穿上女装是美女，换上男装是帅男，没治了。搞得天上也有颗星与之同名。那是二零零零年的八月，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小行星，遂命名为“林青霞星”，二零零六年获得批准。编号：38821。

我长期从事戏曲研究。戏曲（特别是昆曲、京剧）是高度程式化的表演艺术，唱念做打，四功五法，都有一定之规。台上所有的动作都来自程式，戏曲的创作方法，也是远离生活形态的。也就是说，一切“原生态”东西都无法直接搬上戏曲舞台，一定要经过程式化处理。但电影的情况恰恰相反，电影表演可以说是程式化程度最低，乃至无程式，这是电影的重要艺术特性。它追求的是动作的真实过程，要求演员的情绪、表情和行为方式是人的自然状态和自然呈现，尤其侧重于人的气质与天性，其创作方法是贴近生活，甚至希望能达到艺术与生活之间的某种模糊。这是戏曲和电影的基本差异。林青霞驰骋于银幕，能适应各种角色且长盛不衰，探究其因，我以为她是赢在了“气质与天性”这个基本点上。

举个例子吧—

拍摄于一九九三年的《新龙门客栈》，是中国当代武侠电影中的经典。剧中，张曼玉扮演的金镶玉被人称为是一只灵猫，诡异，恣肆，张扬，表演大胆而精绝。林青霞女扮男装饰演邱莫言，则是气度不凡，含而不露，举手投足无不在深沉典雅之中。戏演到了最后一刻，邱莫言即将没入流沙且终现女儿身，林青霞也仅仅是用一双眼睛，抓住抬头的瞬间，让目光穿透灵魂，倾泻出内心的千言万语。在这部电影里，无论是凝望远山，还是眼角落泪，林青霞的眼神运用颇似京剧，好像都能用戏曲锣鼓敲击出心理节奏来！所以，我对朋友说：“林青霞是昆曲的正旦，京戏里的大青衣。”这篇“序”刚脱稿，我得到一本由日本记者撰写的《永远的林青霞》。翻开一看，有段文字谈《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其中，记者称赞她扮演的非男非女的东方不败，有着“致命的眼神”。记者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眼神？”林青霞答：“这部戏开拍前，我请了一个老师教我京戏。”

红花还须绿叶扶持。梅兰芳、程砚秋有绿叶扶持，林青霞、张曼玉也有绿叶扶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方式和方法的“扶持”。对梅、程等京剧名伶的“扶持”，姑且不论。那电影呢？可以说电影演员的艺术形象，从来就是由导演、摄影、编剧、美工、特技师、造型师、灯光师共同打造出来的。这种“共同打造”，太厉害了，它能使演员的相貌、表情、动作、姿态乃至肌肤，获得连自己都意想不到的结果和意义。其中，导演对演员的指导，甚至成为表演艺术的主要手段。某些电影明星，仿佛就是街上的路人，根本不需要什么“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

林青霞是个美人，穿着讲究，言行得体，有着一贯的绮丽优雅。白先勇说她是“慧心美人”，又说，“她本性善良，在演艺圈沉浮那么多年，能出污泥而不染；写文章能出口不伤人，非常难得。”的确如此，林青霞不说是非，但心里是有是非的！我们议论电影导演，她对两位享有盛名的电影导演做过这样的对比：“××与×××有相似之处，都是大器晚成，性格中有压抑成分，对电影狂热。但是分道扬镳了。一个心无旁骛，沉浸在自己的情感世界做电影梦;一个过分的野心和名利追求，消磨了他并不多的艺术感觉，以致像焦雄屏（按：台湾资深电影批评家）所言—迷失精神方向。”这段话，恐怕已经不能用简单的“说是非”来概括，它显示出林青霞的艺术见地和价值判断。

近几年，林青霞拿起笔，开始写作，在董桥等朋友的鼓励下一步一步上了路，直至在香港报刊上开设专栏。

演员在舞台上和银幕里，千姿百态，尽情宣泄。一旦回到生活中，他们往往要紧紧包裹住自己，用距离感维护、封闭自己和自己的形象。用她的话来说，就是“整个人很紧绷，防御心很重”。当然，也有一些明星在生活中尽量享受其银幕形象的影响，把自己的精力和肉体奉献给玩乐、聚会、时尚、嬉戏、麻将、闲聊、社交、赌博、奢侈品，靠消遣和挥霍来填充时间。女演员还希望能拥有大量的爱(包括一个收入丰厚的丈夫)，境况富裕地过好后面的日子。一般来说，银幕背后、电影之外的明星，我们这些普通人是不了解的。传媒、娱记们尽管每天追踪明星的行迹，但也是难以真正了解他们，进入他们的生活世界，特别是内心世界。外面承受压力，里面忍受孤独，这是艺人的常态。艺人越有名，压力就越大，人就越孤独。别看前呼后拥，没有安全感的正是这些红得发紫、热得烫手的名艺人。所以，我在二零一二年修订版《伶人往事》的序言里，感叹道：“浮云太远，心事太近。梅兰芳或热情或宁静，他距离这个世界都是遥远的。”林青霞原本也如此，但是自从她拿起了笔，情况就有所变化。写散文，就要把自己摆进去，因此她必须写自己。

林青霞和张国荣

在这本新作里，有一篇叫《忆》的文章。林青霞笔下涉及张国荣。她写自己来到香港文华酒店二楼，踏进长廊后想起从这里跳楼而亡的张国荣。但写过两段，她就把笔锋转向了自己，这样写来：“我搬进一座新世界公寓，打开房门，望着窗外的无敌海景，好美啊，这就是东方之珠—香港。心想我应该开心地欣赏这美丽的景色，可是，我一点也开心不起来。这样璀璨的夜景，让我感觉更是孤单。心里一阵酸楚，突然之间嚎啕大哭起来……从一九八四年林岭东请我到香港拍《君子好逑》到一九九四年拍《东邪西毒》，这十年我孤身在港工作，每天不是在公寓里睡觉就是在片场里编织他人的世界。”于是，林青霞打电话向别人倾诉自己的寂寞，电话挂断，寂寞又来。过去多少年，已为人母的林青霞路过此地，还指着这栋公寓对女儿讲述曾经的寂寞。《忆》的篇幅不长，但沉甸甸的，它的分量来自真实而细腻的情感。

书中，提到的另一个明星是邓丽君。林青霞细致地写出和邓丽君在一九九零年的巴黎相遇。由于没有名气的包袱，彼此都很自在地显出真性情。俩人在路边喝咖啡，看来往的行人，欣赏巴黎夜景，餐厅服务生突见“两颗星”而紧张得刀叉落地，还有邓丽君在巴黎的时尚公寓……结束了法国之旅，两人一同飞回港。在机上，林青霞问：“你孤身在外，不感到寂寞吗？”邓丽君答：“算命的说自己命中注定要离乡别井。这样比较好！”《印象邓丽君》一文还有个“红宝石首饰”细节。林青霞新婚不久，邓丽君打来电话，说：“我在清迈，我有一套红宝石的首饰要送给你。”这是两人最后的通话。清迈，清迈！邓丽君夜半猝死的地方。获知死讯，林青霞完全不敢相信。那一年，邓丽君四十二岁。

总之，林青霞对寂寞有着极端的敏感和感受。我知道，第一次见面，她就背着我偷偷对别人说：“章诒和太寂寞了，她应该结婚。”

后来，我们熟了。她就当着我的面说：“愚姐，你要有男朋友啊！”

我很感动。

电影是梦工厂，制造梦幻，由此而开发出高额利润，并成批推出美女帅男。这些明星让观众如醉如痴的同时，也获得名气和金钱。美貌、财富、知识以及(性)魅力，构筑了一个女明星的强大吸引力，林青霞可谓四者集于一身，这是一个人的本钱，也是一个人的负担。如此半生，有遗憾吗？有。她说：“有一件事一直令我懊悔，那就是我的从影生涯没有什么代表作。”她还说：“巩俐非常幸运。”而我以为：有遗憾，才是人生。

进入到中年，息影多年，林青霞性格中增添了沉稳、仁厚以及理性。如今，她用文字做出对自己一生的回顾，琐琐细细，实实在在。而这一切于她，十分珍贵，也十分不易。

水深水浅，云去云来，林青霞才六十，小呢。

2014年8-9月 写于北京守愚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