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40个瞬间邓小平（40年40个瞬间邓小平）
40年40个瞬间邓小平（40年40个瞬间邓小平）实际上，小平同志对科学技术的推动是一贯的。翻看改革开放初期的那段历史，具有更深刻意义的事件是1978年3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刚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旗帜鲜明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是这样的背景，中国科技发展逐步推进、快速提升：1985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提出改革科技体制；1986年和1988年，“863”计划和“火炬”计划相继开始实施。（1988年9月5日，英国国际航空博览会在伦敦西南郊法恩巴勒开幕，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等3家公司的产品参加了展出。）（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 中美贸易战过程中，美国肆意针对中国“中兴通讯”公司发动技术制裁，结果导致这家千亿量级的中国公司付出惨重代价。一时间，所有高科技产品的软肋一股脑摆到中国人的面前，让我们更加充分地意识到，科学技术落后就会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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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47期）
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此后中国科技发展逐步推进、快速提升，1986年和1988年，著名的“863”计划和“火炬”计划相继开始实施……一大批国家项目、重点工程先后上马，国家工业化、信息化获得长足进步。
（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
中美贸易战过程中，美国肆意针对中国“中兴通讯”公司发动技术制裁，结果导致这家千亿量级的中国公司付出惨重代价。一时间，所有高科技产品的软肋一股脑摆到中国人的面前，让我们更加充分地意识到，科学技术落后就会挨打，科学技术落后就不可能成为大国、强国。无独有偶，俄美在叙利亚的一场军事较量，当整个战争即将在伊德利卜收官之时，美国切断了俄军的GPS信号，致使俄罗斯空袭所用的导弹失去“准心”。无奈之下，俄罗斯不得不尝试使用激光和雷达引导自己发射的导弹，结果付出了极其高昂的成本。
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它让我们再次深刻地理解为什么老一代领导人都不敢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掉以轻心。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勒紧裤带完成“两弹一星”，终结了美苏的核威胁。而作为中国对现代科学技术全速追赶的标志性论断，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邓小平同志当年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是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说：“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这对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呢？历史在前进，我们却停滞不前，就落后了。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1988年9月5日，英国国际航空博览会在伦敦西南郊法恩巴勒开幕，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等3家公司的产品参加了展出。）
实际上，小平同志对科学技术的推动是一贯的。翻看改革开放初期的那段历史，具有更深刻意义的事件是1978年3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刚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旗帜鲜明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是这样的背景，中国科技发展逐步推进、快速提升：1985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提出改革科技体制；1986年和1988年，“863”计划和“火炬”计划相继开始实施。
1995年5月26日，时任中共中央江泽民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指出，“没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2001年7月1日，在建党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再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并将其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6年1月9日，时任中共中央胡锦涛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革命力量。”这也被写入“科学发展观”，此后国务院成立领导小组，组织科技、教育、经济、企业各界2000多位专家，在充分调查论证的基础上，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十八大以来，更是多次阐释他对科技的深刻洞察。2016年5月30日，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说：“我国科技界要坚定创新自信，坚定敢为天下先的志向，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勇于挑战最前沿的科学问题，提出更多原创理论，作出更多原创发现，力争在重要科技领域实现跨越发展，跟上甚至引领世界科技发展新方向，掌握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主动。”
薪火相传，一代代中国领袖接续着为中国科技发展提供着关键动力，载人航天、蛟龙入海、母舰入列、高铁出国……一大批世界先进的高科技成果已经挺起了中国人的脊梁。
但我们没有理由骄傲。 “科技竞争就像短道速滑，我们在加速，人家也在加速，最后要看谁速度更快、谁的速度更能持续。”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上说。
（2018年1月19日，中国长征十一号固体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腾空而起，将6颗商业小卫星送入太空。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264次发射。）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亲历者 杨毅强
中国航天三个20年背后的科技推动力
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历程，生动诠释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英明论断。
我在1987年进入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当时航天事业还处在最低谷。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历史总共有62年，我经历了其中的31年，正好是一半时间。
从火箭的运力，到空间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国现在毫无疑问是航天大国。如果排序，美国是第一梯队，中国、俄罗斯是第二梯队，或者美俄为第一梯队，中国和欧洲为第二梯队，说法不一，但中国肯定在第二梯队。个人认为，中国距离航天强国还有15年左右的差距。
起步：钱学森为中国航天事业留下了哪些遗产？如果将中国航天60年的历史分成3个20年的话，1978年之前的20年算是起步，但是那个时代留下了两方面难能可贵的东西。
第一方面是完整的科研生产体系在那个时代建立起来，一院（编者注：即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又叫型号院，战略导弹和运载火箭研发都在这个院进行。它的基本构架除了院本部，还有总体部、设计所，也就是火箭各个系统的设计所，还有很多7字头的专业所，比如703所就是材料工艺所，此外还有试验站和对应的厂，和苏联的模式非常一致。
第二方面是钱学森给我们留下了一套航天管理理念，总结起来就是两条：第一条是系统工程，第二条是技术民主，这是一直坚持到现在的。
系统工程的核心首先就是一切服从总体，用俗话来讲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具体体现便是总体设计部，通过这种组织机构的设置，保证航天这样庞大工程的最优化；其次就是所有项目的研制都要有严格严谨的研制程序，就是指在做一个重大项目时要分哪几个阶段。1963年钱老就在东风3号导弹研制时提出制定了严密的研制程序，钱老尤其提出要进行充分的地面试验。
钱老留给我们的第二条理念就是技术民主，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中国比苏联强。比如近几年俄罗斯的航天事业一直在遭遇挫折，除去经济低迷、人才缺失等原因，最大的问题出在管理上，靠设计人员无限的负责，带来的问题就是极端的不稳定，出现了很多低层次的问题，比如火箭的速率陀螺装反了，这对我们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因为他们不是靠一套严密的体系文件和作业文件来考核，而是靠人。
腾飞：中国航天为何在20世纪90年代遭遇挫折？从1978年到1999年这20多年，中国航天走过了一个很艰难的过程。
“文革”结束后科技事业焕发了青春，特别是从1978年到90年代初的十几年是收获的季节，比如第一颗通信卫星发射成功、向太平洋发射洲际运载火箭、水下发射巨浪一号导弹这几项任务。
但是从90年代初到1999年，却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那时我们出现了很多次的失利，于是就开始反思其中的原因。
当时我们在反思时用了一个通俗的说法：“旧的丢了，新的没学会。”什么叫“旧的丢了”？就是过去靠搞大会战、靠阶级斗争。那时一院的主力是1960年到1965年的大学生，他们学会了苏联的那套东西，靠人的极端负责来干事，到90年代正好是退休的时候。而"文革”十年没有大学生，也就意味着航天十年没有进过新的学生，有整整十年的断层。
随着这批人的退休，老的苏联的那套东西没有了，但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依靠体系来管理的方式我们还没能学会，这造成当时多次失败。因此我认为当时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们的一套质量管理体系。
比如那个时候我们讲得最多的就是技术归零——定位准确、机理清楚、问题复现、措施有效、举一反三。
首先对问题的定位要清楚。其他工业领域在出现问题后首先想到的是更换，比如一个灯泡坏了，会换掉它，但是很少深究它为什么坏掉？航天本身是高风险行业，特别对运载火箭来讲，要么成功、要么失败，不存在更换的可能，所以定位必须要准确。其次是机理要清楚，也就是为什么会出问题？ 再一个就是问题复现，找到问题后还要将其复现。然后还要有措施，进行验证。最后是举一反三。
此外，我们当时还有一个理念：所有的技术问题背后都有深层次的管理问题。 比如有一次在西昌发射场靠人抬一个关键的部件时把部件摔坏了。这是个严重的事故，但如果简单归因为相关人员责任心不强就太武断了，其实背后有两件事值得深思：
第一，岗位配置是否合理。比如相关人员前一天晚上加班到凌晨3点，当天上午又忙了8个小时，这就是在人力管理上存在问题。第二，在手段上能否用机器代替人？因此所有的技术问题都要回归到深层次的管理问题。
所以我们当时就提出了管理归零，即过程清楚、责任明确、措施落实、严肃处理，最后完善规章。我认为在这方面美国人的严谨值得我们学习。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比如我们在靶场，看美国人吊一颗卫星，有二十几张表格，明确了每个人的职责。在挂钩和挂点之间肯定有标识，比如说都有橙黄色的标识，可能起吊只需要一分钟，但准备需要半个小时。因为要吊起的不是一块砖头，而是高价值的航天器。美国人依靠一套严格的体系文件一方面可以控制很多风险，同时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离开对工作造成影响。
因此我们在90年代经历了一个从强化管理向规范管理的转变。所谓强化管理，就是依靠惩罚。而规范管理就是依靠一套严格的规范，由此中国航天开始建立自己的质量管理体系。
比如从源头抓产品质量，航天元器件从选用开始，到选完后的订货，再到复验，一直到安装之前的检查，就是一个很长过程。例如在复验环节，购买了100个电路，会随机抽出10个做破坏性试验，如果其中一个坏了，可能是小概率事件，但如果说两三个都坏了，那这批电路可能就报废了。
这套严密的制度保证了我们在后期很少出现失败。可以说从1978年到1999年这20多年是腾飞阶段，同时我们也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断层、人员流失的阵痛。
跨越：成为稳居第二梯队的航天大国90年代时，中国跟法国、日本、俄罗斯、美国相比差距还比较大。但经过多年的跨越式发展，我们已经成为航天大国，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重大工程的实施，比如人们熟悉的载人航天工程，再比如探月工程的绕落回，其中“绕”和“落”已经实现；再比如以北斗为代表的重大空间设施的建设；另外就是新一代运载火箭的研制。
新一代运载火箭分为四型：长五、长六、长七、长十一。长五的特点是“大”，低轨运载能力可以到25吨；中型火箭以长七为代表，低轨运载能力为13吨左右；长六和长十一都是小型火箭，长十一也是唯一的固体火箭。
在长十一立项时，很多人认为固体火箭没有用。当时我们就提出来，一方面是满足国家的一些应急需要，剩下就是满足商业化和国际化的需要。固体小型火箭集成很快，如果把发动机和其他部件都做好存放在仓库里，有发射需求的话在6个月内可以完成组装，运到发射场后可以在7天内完成发射。这对于有快速组网需要的小卫星很重要。
另外，固体火箭还有价格优势，目前国外发射卫星每公斤大概30万元到40万元人民币，国内每公斤十几万元到20万元人民币。而固体火箭发射卫星的价格相对便宜，长十一的价格大概为每公斤15万元左右。
目前长十一已经发射了4发，都飞得非常好，长五、长六、长七的首飞也都取得了成功，新一代运载火箭为后面的长九，也就是登月火箭的研制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我做过一个统计，1970年到1978年共发射了12次火箭，1979年到1999年间完成第54次发射，2007年完成第100次发射，也就是在2007年以前，用30多年的时间打了100发火箭，2014年完成第200次发射，也就是7年的发射次数顶前面几十年的发射次数，而今年一年就发射了34次。再从中国在轨卫星数量来看，目前是200颗左右，仅次于美国。航天大国的地位就是靠这些指标体现出来的。
中国航天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自主知识产权和有梯次的队伍，这是我们引以为豪的东西。
（杨毅强口述；《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陈惟杉记录整理）
文字编辑：曹煦
新媒体编辑：王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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