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儿子分离后的心情句子（和孩子分离期间的一些时光片段）

与儿子分离后的心情句子（和孩子分离期间的一些时光片段）90年9月15日（周六）日记记载： 和孩子分离的日子里，我参加了省人大派往基层的驻村工作组。领导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愿意下去。下派，是转移痛苦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救赎？ 但真的能转移吗？或许能，或许不能，但也不失为一种超度时艰的适宜安排。

2017.去西班牙时在地中海之畔留影。照片与文字无关。

按语：

本文‬系‬从正在书写的《我和我的双胞胎儿女》一书中摘取的一个片段，以慰吾心，亦飨读者。

和孩子分离的日子里，我参加了省人大派往基层的驻村工作组。领导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愿意下去。下派，是转移痛苦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救赎？

但真的能转移吗？或许能，或许不能，但也不失为一种超度时艰的适宜安排。

90年9月15日（周六）日记记载：

今天在床上几乎躺了一天。中午梁健（一起下派的女同伴）去做饭，我告诉她我不吃了，让她做自己的。但她买了炸鱼，说很好吃，劝我吃一点。我吃了一点馒头。饭后又躺在床上，情绪坏极了，精神到了一种崩溃的边沿，只好吃一片安定，强行入睡，以脱离清醒着的痛苦。

梁健说我情绪这么不好，很为我担心。这段时间她给了我很多安慰。我所有的苦恼都给她说，她给予我充分的理解和慰藉。她劝我回去住一段时间想办法解决些问题。

饭后去组长处，站在门外，我说我有点发烧，他让我进去，问我怎么了。我坐在凳子上，便再也抑制不住泪水。他拿了毛巾到盆子里洗了洗递给我说：“我知道你心情不好，这种情况下下来就够不容易了，还干了这么些工作。你心里难过，又身体不好，就回去吧，济南有你的弟弟，哪里可以给你安慰，你就去哪里吧。这里的事你就不用管了。”

梁健去组长屋里，见我流泪，默默地坐下，一语不发。她是最知我的。坐了一会她说，咱们去散步吧。于是我们俩走了，走得很远很远，彼此有说不完的话。

回宿舍后，我整理东西，她给我洗苹果，让我路上带着。她嘱我若去看孩子，到医院拿点常用药带上，其余要带的东西列个清单，免得忘了。她还送我一袋莲子粉，说这个比奶粉好，让我一定送给孩子。她年龄虽小（尚未婚），但很细心。我永远难忘我们朝夕相处的这些日子，她为我分担了多少苦恼啊。

我们下派的地方是济宁市嘉祥县疃里乡。我们一个工作组6个人，4男2女。组长王波，王建华挂职副乡长，隆福泉、李金龙、梁建和我四个组员。我和梁健住一个房间。6个人每天自己做饭。那段日子幸亏有梁健，她给与了我非常温暖的理解和关切，我们建立了姐妹般的情意。在我的孩子回到我身边后，因为她也喜欢读书，她经常送给我孩子的礼物就是书籍。

上文所说的组长叫王波，如今他已去世。当重翻过去的日记重温他对我的理解和关照时，颇为感动。

当然，下派期间也有不愉快的一些小事。如1990年10月20日有如下日记：

中午赵县长（也是我们省人大下派的，他和我们同期，挂职副县长，我们在乡里）来，大家陪酒，饭后组长跟县长的车回济，说让我最后留守，至下月4日。我说还有15天呢，组长便说算算帐，一个月休8天多不多。听其言我当时很火，我说要算帐不能只和我一个人算，大家都算。你若说工作需要，让我在这待一个月也没问题，干嘛说算帐，我又不比别人在这里住的时间少。组长看我发火，软下来，说了许多好话。挂职的副乡长火上浇油，说“一切听组长的”云云。我毫不客气顶了他，且当着赵县长的面。然后赌气回宿舍。梁建劝我身体不好不必和他们生气，李金龙也在Z县长面前帮我说话，说他们喝完酒发飙。赵县长则说我无需和两个醉汉一般见识。我感到很委屈，流下泪来。

下午挂职副乡长来我宿舍赔礼道歉，说都怨他太粗野，承认自己喝了酒;二是刚和金龙吵了几句，心里有火;三是部队作风惯了，不考虑别人。让我别怪他，并保证以后不再犯，还说了我一些好话。

那天晚上，挂职乡长来叫我和梁建去打牌，我们推辞了。

组长没多少文化，那天估计主要是酒的过，说话欠考量，语不择言，一样的话不一样说，使本来心情不好的我火气顿生。其实我之所以感到委屈，是因为虽然因和孩子分离承受巨大的痛苦，但在下乡期间确实还干了不少事，在乡里的时间也相对比较多，记得我曾经一次在乡里待过一个月，跟着妇联主任梁秀淑大姐骑着自行车跑遍了村村落落，写过调查报告。还帮助乡司法所所长张有才解决过久拖难离的离婚问题。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张曾是嘉祥一中的高材生，高中毕业时保送军校海军舰艇学院，毕业后好像当过海军舰艇艇长。他是独子，因为出于孝心找了个农村媳妇，希望媳妇好好侍奉婆婆。但媳妇性格刚烈，和婆婆关系不睦，两人结婚时间不长就闹离婚。女人坚决不离，但一路闹下去。闹到何程度呢，据说到部队时曾把一桶猪食直接倒到刚下好的水饺锅里，让士兵们都吃不成水饺。部队没办法，让老张转业到县司法局。媳妇又到县里闹，让司法局及老张都没法正常工作，县里没办法，又把老张调整到乡里工作。媳妇一路闹，老张的工作从高到低一路下坡直到乡里。据说老张和媳妇结婚数年，同居的日子两次探亲假加起来计45天，两次探亲还有了两个孩子，而后来的马拉松式离婚离了漫漫17年还没离成。没离成的原因是法院不敢判，女士说，谁给我判离婚我死给谁看。

乡里的领导们对老张充满同情，他们说张有才是真有才，说他的水平可以当国务院秘书长，要不是转业肯定会成海军将领，但这辈子让一个女人毁了。张有才看上去很儒雅像个文弱书生，据说他博览群书，还是书法家，会各种字体的书法，一部《说文解字》都能背过。

我听此事后颇为不平，一向“爱管闲事”的心绪再次爆棚，觉得这样拖下去太不人道，便和乡里领导说，你们谁能陪我一起去和法院谈谈吧。他们说好。忘了谁陪我去的，是石乡长？我们还真去了县法院。分管院长及法官接待了我们。我和院长及法官说，你们觉得他们还能和好吗？他们说不能，老张坚决离婚，而且闹这么些年了。我又问，那为何不判离呢？他们说女的威胁自杀。我说，一是案件有审限，拖17年不判的离婚案不符合法律规定；二是我们得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不能因为法院的久拖不决让一个人一辈子承受这样无谓的痛苦；三是没有必要担心女方的恐吓，她要想自杀早自杀了，不会拖这么久。你们这样怕着拖着，除了煎熬着老张，也把那女人拖上不归路，俩人都不得解脱。

院长和法官们没有反驳我，他们对我的“三点看法”点头默认，认可我说的话，说我说得有道理。

后来，法院很快判老张离婚了。如我所推测，女的没自杀。一切平安无事。乡里干部说我帮助解救了老张。

其实，如果说我对这期离婚诉讼的贸然“介入”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对谁有帮助的话，受助的就不仅是老张，也包括那女性，还包括法院。

老张显然的最大最深的受害者，煎熬17年；女士在此过程中的“自虐”也不浅，死磕别人也死磕自己，陪绑17年，在泥沼中沉沦不觉，彼此皆非赢家；法院仅为“稳妥”起见，把一桩民事离婚案拖成了“无期徒刑”的“准刑事”，也肯定备受诟病背负责难。这件事得以解决，对各方都是解脱。

其实这件事压根就不是我们驻村干部职责范围的事，可那些不公不义不当的事只要让我碰到，我就想管。包括平时见了打架的，无论在东八里洼的菜市场还是在泉城路上，我都忍不住出面“见义勇为”过，并成功化解事端。看到他人处于困窘中，我很难无动于衷，无法视若无睹。老张的事，我不是出于职责去督办什么，而是像一个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志愿者，当然人大工作者的身份对我“出师有名”有助益，这一点也不容忽视。但那时我不过是个科员级的一般工作人员，一个三十出头的小青年。另外，那时，当我去帮助别人时，或许那也是一种忘忧的方式。

现在想来，这类事还证明了我是多么适合做信访工作。多年后我在人大机关从立法部门调整到信访部门，是办公厅分管信访的领导不知从哪里看出我适合做信访工作的潜质，执意要调我，努力了三年终于做通了我的工作，把我调到了信访处，我则在信访岗位从副处长、处长到副局长，一路走来，参与推动了一系列信访疑难问题的解决，并觉得在别人看来几乎是天下第一难的信访工作，对我简直成了为我私人定制般的平台，它很好地承载了我的价值追求，使我的潜能发挥到极致。

等这本书写完，我将写写我的信访工作经历，写写信访人的不易和我在信访岗位的履职状态，写写我参与推动的那些复杂案件，写写我的工作成就。

关于老张，他当然非常感激我。他对我说，我后来才知道你自身承受着那么巨大的痛苦，在那样的情况下还来帮助我。你的恩德，我今生今世无以回报。我结束下派回济多年来，在时兴明信片的年代里，老张每年给我寄一张明信片，他用各种字体写上他要说的祝福话，尽管那些字体我有时都不认识，但我知道那肯定是好话。

在我们结束下派工作不久，听说老张又找了对象，后来也生了儿子，且儿子和老张一样非常聪明，学习科科第一。

现在想想这件事，明明知道那女子那么泼，且还认识她，专门找她具体聊过其离婚事宜，我却、竟然、能够，毫无顾虑地参与其间，推动法院判离，也真够无畏的。好在，那女子并未找过我的茬。他们离异后，天下太平，未生任何事端。

写到这里，我拿起手机给嘉祥的梁大姐打了个电话，想要一下老张的手机，看他过得怎么样。可梁大姐告诉我，老张已去天堂，就在去年。这讯息惊住了我，也令人叹息。估算老张有70岁？梁大姐说老张和后来爱人生的儿子西安交大毕业后已去了美国深造，读硕或者读博。

多年和老张没联系了，想在书橱里翻翻老张的明信片，竟还翻出了数封老张的信。在此抄录几段，算是对过往的回望，也是对老张的追悼：

1992年3月16日：

小魏您好。来信收到，十分感激您对我的关心。

去年，在我回信说“很闲”的第三天，就开始了计划生育“百日大战”。这次奖金加上其他工作补助，使我还清了所有借款，还有千余元的剩余。这样，经济上没有了压力，用不着再过拮据日子了。

说来难以让人相信，我几乎没有一天不在想，小魏的精神怎样了，这也许是对您关心的回报。我总期盼着您能每天过着愉快的生活，你也最有资格这样子生活。工作、家务双重负担可能使您劳累，多保重。您最喜欢孩子，他们学习好着实让人高兴。上封信说很想去看看您和您的孩子们，这话落空了，请谅解。想去看看，但不愿远足，以后再说吧。

1992年5月12日：

小魏，您好。

最近我心情异常烦躁，我清楚地知道我患了抑郁症。部分原因是一些要好的同志头脑发热，急于求成，不经我同意十分荒唐地与两位女子“订婚”，差点惹出一点小麻烦。

现在定下的这位，上月16日与前夫离婚，28岁，无子女，身材修长，面貌略丑，讲究穿着，相信迷信，性格可以，上过两个月小学，依靠自学能读懂小说。我说不上现在心里是苦是甜，但我要一直善待人家，组织个和睦家庭。有个家，能够安静地生活，这就是我的一切了。

1992年7月15日：

小魏，您好。

……

我说过，我的心情不太好，总觉得满腹郁闷，无由宣泄。这一定是患了抑郁症。医生说这是精神问题，无药可医。看来只有自己进一步想开了。

小魏，我从不和人谈论您，可人们时不时地说起您，可见您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之深。最近石乡长还说，小魏是个人才，也是个苦人。我听后暗自叹息。我想您一定很忙，家务负担不轻；内心很苦闷，无法排解；经济上也会很紧张。我多么希望听到一声“我生活得很愉快”的‬好消息呀？

……

1995年1月20日：

……按照计生委条例规定，像我这样的情况是不许再生孩子的，李玉兰（注：其前妻）早在我结婚前就向乡领导和计生办摆明：谁让我生育，她就告谁。起先我那位并不喜欢孩子，后来听了她姐姐劝说，执意要生孩子，现怀孕近7个月，也是没办法的事。

1995年4月29日：

……我是命运多舛，倒霉的事都临到我头上。由于我已有两个孩子，不允许我那位再生，一个月前她被迫做了人流手术（注：胎儿应该近9个月了呀！）。她很痛苦，我很愧疚，总觉得我连累了她，对她不起。我希望她跟我离婚，以便获得做母亲的权利，可她依然愿意跟我一起生活，但又苦于没有出路……

1996年3月11日：

小魏您好：我那位再有40多天就要分娩了，昨天开始躲起来，在外面要住上两个月，“曲线生育”。中国的荒唐事太多了。

1996年11月22日：

小魏，您好。许久没通信息了，很是牵念。总想给您去信，总想兑现我的承诺到济南去看您，只因镇上要搞连续两个月的计划生育和提留征收活动，加上业务的事又很多，忙得不可开交。我那位东躲西藏（注：应该是生孩子之后依然东躲西藏）又很伤脑筋。耽搁至今，请您谅解。

我时时觉得世上最关心我的就是小魏您了，到现在还在争取让我改变生存环境虽然您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1998年4月26日：

小魏您好。寄来的200元钱收到（注：如果不是信中记载，我完全不记得还给他寄过钱）。让我说什么好呢？我欠您的太多太多。我倒是常想，如果我有钱，我该帮助您。虽然几个月没发工资，我生活上并没有问题，请您千万放心。

上次别人约好我陪同突然去济南，没有见到您，非常遗憾。我们会有机会晤面的，并且时间不会太久。

到信访处工作，您很适合。愿您做出好成绩，并保重身体。谨致：不尽的感激！

1995年4月26日，老张还在信中说过一句话：经常听到人们慨叹现在的好人太少了。可您小魏是好人当中最好的一个。

唉，老张这一生啊，没过过几天好日子。据说他去世时，他远‬在美国就读的儿子也未能赶回来告别‬。

只从1991年我们结束下派之后，30年来，我们未曾见过面，虽然他数次说来济南看我。本省‬之内‬，他‬未能‬“远足‬”来‬见‬我‬一面‬，估计‬主要‬原因‬还是‬经济‬拮据‬吧‬。现在，我们‬永远也无法再见了。

（2021·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