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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德纲讲相声有多讲究辈分合集(郭德纲的相声江湖)

郭德纲讲相声有多讲究辈分合集(郭德纲的相声江湖)此后5年间,郭德纲“开撕”的时候多。2015年12月,在电视谈话节目“金星秀”上,郭德纲仍念念不忘此事,说自己并不怕同行竞争的伤害,弟子背叛才会真正伤到自己,感慨“疾风识劲草,板荡见忠臣”。直至此次曹云金回应,才让当年许多细节浮出水面。曹云金2002年拜郭德纲为师,一直深受郭德纲器重,曾被誉为“德云四少”之一。2010年,“郭德纲徒弟李鹤彪打记者”事件发生后,德云社停业,进行内部整顿,首次要求每个演员都必须签工作合同。曹云金认为合同条款不合理,拒绝签约,步何云伟等人后尘,离开了德云社,自立门户。可见,何、曹的动因是经济问题。但郭德纲诉之于道德问题,德云社正陷入“封杀”危机,一众弟子在他内忧外患之际离开,就是背叛师门。师徒反目,各说各的理,自此而起。师父强悍,徒弟也不是省油的灯。5天后,曹云金一篇长文,爆出郭德纲“骗徒弟学费”“逼弟子退赛”“长期压榨酬劳”等内幕,并对“夺回艺名”之事表态,说

郭德纲讲相声有多讲究辈分合集(郭德纲的相声江湖)(1)

2016年4月18日,德云社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办“ 20周年庆典开幕式”。

☞ “命中注定有此一撕”

郭德纲今年本逢喜事:德云社成立20周年。可4月18日北京展览馆剧场里明星云集的“20周年庆典开幕式”,在公众舆论中溅起的水花,哪比得上昔日师徒大战激起的浪头,也无怪乎老郭“自占一课”:“2016流年丙申,大运在丁巳,大运流年地支食神制杀,丙申月七杀填实,命中注定有此一撕。 ”

“另有曾用云字艺名者二人,欺天灭祖悖逆人伦、逢难变节卖师求荣、恶言构陷意狠心毒。似此寡廉鲜耻令人发指,为儆效尤,夺回艺名逐出师门。”换了别人,多半不会公开用这样的江湖言辞指斥曾经的徒弟何云伟、曹云金。可郭德纲就要这么做。8月31日,他在微博发表了一份《德云社家谱》,何云伟、曹云金的名字已不在列。郭德纲称这是“清理门户”。

师父强悍,徒弟也不是省油的灯。5天后,曹云金一篇长文,爆出郭德纲“骗徒弟学费”“逼弟子退赛”“长期压榨酬劳”等内幕,并对“夺回艺名”之事表态,说“云”字是德云社另一创始人张文顺先生给他的,此生不改,最后表示“人生长路漫漫,确实不必再见”。

至昨日,战火再燃。郭德纲发长文《天涯犹在,不诉薄凉》,称“人的野心是随着位置的变化不断膨胀的,任何人都不例外”,逐条驳回曹云金所说的“内幕”。曹云金又以《是时候了,也该做个了结了》回应,说“你的江湖险恶,但我的世界阳光,道不相同不相为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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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厢撕得高潮迭起,那边厢围观群众看得不亦乐乎,连带着相关出场道具如印章发票都成了热搜词。这可不能怪围观群众“看热闹不嫌事大”,实在是郭德纲这20年江湖摸爬滚打,一身成就得益于其强悍,一身是非也赖其强悍。

曹云金2002年拜郭德纲为师,一直深受郭德纲器重,曾被誉为“德云四少”之一。2010年,“郭德纲徒弟李鹤彪打记者”事件发生后,德云社停业,进行内部整顿,首次要求每个演员都必须签工作合同。曹云金认为合同条款不合理,拒绝签约,步何云伟等人后尘,离开了德云社,自立门户。可见,何、曹的动因是经济问题。但郭德纲诉之于道德问题,德云社正陷入“封杀”危机,一众弟子在他内忧外患之际离开,就是背叛师门。师徒反目,各说各的理,自此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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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5年间,郭德纲“开撕”的时候多。2015年12月,在电视谈话节目“金星秀”上,郭德纲仍念念不忘此事,说自己并不怕同行竞争的伤害,弟子背叛才会真正伤到自己,感慨“疾风识劲草,板荡见忠臣”。直至此次曹云金回应,才让当年许多细节浮出水面。

有人说,“相声门师徒反目如郭德纲和曹云金这般,能比的也就是郭德纲和他师父杨志刚那出。”同样的主角,相同的戏码,一切都似曾相识。

☞ 天不怕地不怕的“野草”

1989年,16岁的郭德纲拜时任天津市红桥区文化馆馆长、著名相声演员杨志刚为师学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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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刚

郭德纲是在这个行当的瓶颈期进入的。相声本以讽刺为主,这时原有的讽刺已不合时宜,新的讽刺又找不到对象,于是不少作品充满了标语口号,让人提不起兴趣;其他“笑”品迅速占领阵地,比如新蹿起的小品,以及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与此同时,电视相声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相声中“演员与观众互动”的精华;而坚守在茶馆、剧场里的相声演员,则因缺少观众,陷入经济窘境,纷纷转行。

天津名流茶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向《环球人物》记者介绍,上世纪90年代,茶馆相声、小剧场相声皆是一片萧条。“人们看相声基本都是单位工会发票,即便如此也很多人不去,更没人愿意掏钱看。曾经有一场演出只有6个观众,还没有一个人是自己买票的。即使是马三立、马志明等大腕来茶馆演出,也是赔本赚吆喝。”

在这样的环境中,少年郭德纲对相声仍十分执着。熟悉郭德纲早年经历的人对他有相同的评价:天分高还勤奋。每次排练完,别人都散了,郭德纲不休息,去旁听老先生们弹三弦、说评剧、唱梆子、演京剧,央求某个先生让他唱几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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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的郭德纲

与郭德纲少年相识的宋晓鹏对《环球人物》记者说:“郭德纲特别聪明,能举一反三,听别人说一段,他基本上就会了,细节上再推敲推敲,就能拿出来用,所以他会的东西多。”与郭德纲一起在杨志刚门下学习的张毅(化名)也向《环球人物》记者介绍:“他现在好多演出用语都是当时在团里学的,比方他说‘这孩子教育好了也是个流氓’,实际上这话是我们团里一个演员的二大爷说的。”

在张毅眼中,郭德纲年纪小,说话甜,会来事儿,总能把不苟言笑的杨志刚哄开心。师兄们都能感觉到,师父最偏爱这个小师弟,对其也是倾囊相授。1991年初,杨志刚借着红桥区文化局招合同工的机会把郭德纲招进了文化馆,既当办事员,又在小品队当演员。张毅说,有次杨志刚生病住院,文化馆念及郭德纲与杨志刚既是师徒,又是同事,派郭德纲去陪床看护。郭德纲便日日夜夜守在杨志刚床前,杨志刚就在病床上给他“说活”(讲解相声),至少教了他二三十段活。

郭德纲最大的特点是胆大,敢说敢做。用张毅的话来讲,这是因为郭德纲出身“草根”,没什么新事物不敢尝,这让观众觉得新鲜,但最后他又懂得保留传统。“比如他的《大保镖》《文章会》,前面充满网络语言,但到最后的‘贯儿’(相声的表现形式,意在一气呵成、一贯到底)又是传统的‘贯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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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郭德纲有两个名扬相声圈的作品。一个是《我要上春晚》,讽刺了娱乐圈里的种种怪现象;还有一个是《论50年相声之现状》,自称“非著名相声演员”的郭德纲,把当时相声界几乎得罪了一个遍。他说:“中国相声界,95%的相声演员,在25岁之前都是从事别的工作的——没有学过相声。统计这个很简单,我们统计过,有一个单子,但是由于伤人太重,不能念。我们算了算啊,厨子居多,饮食业的多。厨子、面案的、炒菜的、清真馆的,这最多。各种工厂的多——房管站的,有瓦匠,有交警,太多了,三百六十行哪行都有。都是那行混不下去了,转到我们这行来了——你琢磨他好得了吗?”

这样的相声,不是郭德纲,别人敢讲得了吗?

据现场“钢丝”(郭德纲粉丝)回忆,表演《论50年相声之现状》那天,天桥乐茶园满座,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演出结束时,许多人哭得跟泪人似的。郭德纲后来的搭档于谦当时就站在台下,也是泪如雨下。于谦日后对媒体说,自己从小说相声,说着说着发现相声不再是想象中那样,说相声的人也走的走,改行的改行。“直到和郭德纲在一起,才又说上我想象中的相声。《论50年相声之现状》里都是他思考了多年的问题和亲身经历。”

郭德纲就以这样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姿态,从当时低迷的市场环境中跳脱出来,并最终“野蛮”地、茁壮地生长。如今再看杨志刚门下弟子,只有郭德纲在专职从事相声表演了。

☞ 郭德纲师父说:“我不认识郭德纲”

那时天津相声界对郭德纲不乏寄望。“我原本觉得郭德纲能成大师,他能力确实好。但他气量太小。当大师不光靠艺术,更得靠格局,格局太窄成不了。”宋晓鹏口中的“气量小”,便是郭德纲和师父杨志刚的那段恩怨。

郭德纲初到北京的几年还请人给杨志刚带话,但自从2004年拜侯耀文为师后,就再也不提杨志刚半句。天津相声界便开始流传郭德纲在红桥文化馆犯过错误,故而心存怨怼,一时传得沸沸扬扬。

2006年3月初,已经退休的杨志刚在接受采访时证实了这一说法。他披露1994年郭德纲在文化馆工作期间模仿领导签字,报销个人费用近1万元,后来自己帮忙想办法把金额压到4000元以下,才让郭德纲免了刑事责任,但接着郭德纲又偷拿单位的行头,于是,“我想保这个徒弟也保不住了,他犯了这个行里最忌讳的事”。郭德纲不得不离开文化馆,前往北京。

往事被曝光,郭德纲随即发表博客文章《我叫郭德纲》,承认了“伪造”一事,但又称杨志刚“家中装修公款报销”“整郭德纲逼其扫厕所”“与女同事同居”,顿时一片哗然。杨志刚的子女说,看完郭德纲的文章,父亲被气病了,连着输了两天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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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愈后,杨志刚愤然以诽谤罪起诉郭德纲,师徒二人对簿公堂。法院裁定郭德纲在文章中虚构了“公款装修”“与女同事同居”等事,但因“情节不够严重”,不构成诽谤罪。杨志刚还是输了官司。

说起此事,张毅感叹道:“要说搞艺术,我很佩服郭德纲;要说做人,我觉得郭德纲有缺陷。我们都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不管师父怎么说了他,他毕竟在师父那里得到过很多东西,师父对他的艺术成长及今天的成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对媒体说得到了常宝丰、白全福的指导,谁带他去拜见的白全福?还不是师父!不然白老爷子认识他是谁?”

“曹云金在声明里也这么说:‘你先骂授业恩师杨志刚,捏造人家挪用公款。’所以你说郭德纲能怨曹云金这孩子吗?他和杨志刚闹的时候,孩子们都看着呢。当初他怎么和师父闹的,现在人家也有样学样。”宋晓鹏也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我觉得如果郭德纲能把气量放宽,格局大一些,凭他的艺术造诣,肯定比现在强得多。”

如今,天津曲艺界几乎人人对郭德纲三缄其口,红桥区文化馆一位老工作人员对《环球人物》记者说:“郭德纲到这儿时才十几岁,跟的师父就是杨馆长,杨馆长把表演技巧和舞台经验都传授给了他,馆里谁都知道。他现在也不承认了,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他说的那些也不是事实。这么多年,大伙儿不愿意提他。我也不想说,真的不想说,我们团里都不想说他这个人了。”

几经辗转,《环球人物》记者也联系上了杨志刚。老先生只是平平静静地说了一句话:“我不认识郭德纲。”

☞ “班主”做派

“伪造”事发后,郭德纲在天津难以立足,1995年破釜沉舟进京谋生,从当编剧、在小剧团唱评戏做起。1996年,他在琉璃厂附近的茶馆里遇上一群说相声的票友,一来二去混熟了,便在茶馆里说起了相声。到了2002年,郭德纲与老先生张文顺和年轻的李菁一起,在大栅栏的广德楼办起相声大会。那时有个年轻观众每次都来,渐渐大家知道他也学过相声,看过他的表演后,张文顺便建议郭德纲收他为徒。这个年轻人就是何云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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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张文顺(左)和郭德纲。

进入新世纪之后,相声和其他曲艺的处境都渐有起色。郭德纲在广德楼的演出坚持了一年。接下来,除了一些零碎演出,郭德纲更多是在家教徒弟。他的徒弟队伍渐渐扩大,有了曹云金、潘云侠、张云雷等人。等到2004年郭德纲在北京办相声专场时,这几个徒弟已经能跟他同台献艺了。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郭德纲名声渐响,德云社班底成型。

2006年,郭德纲大红大紫,他正式举行“摆知”仪式——过去在相声界,双方都有拜师收徒之意时,即可有“口盟”的师承关系,等到正式收徒时,再摆酒席举行仪式让大家知道,这就是“摆知”。于是,何云伟、曹云金、孔云龙、栾云平,以及于谦6个月大的儿子于云霆正式成为郭德纲的“五大门徒”。此事经一些媒体放大,轰动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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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29日,郭德纲举行“摆知”仪式,收何云伟、曹云金、孔云龙、栾云平,以及于谦6个月大的儿子于云霆为“五大门徒”。

“相声的特点决定了它没办法靠上大课、读课本传授,必须口传心授,一个包袱口,眼睛是看观众是看捧哏,声音是大是小,全靠师父一句一句教。”著名曲艺理论家、作家孙福海对《环球人物》记者介绍,“拜师就是一种契约的公示,师父要对徒弟负责,徒弟要尊师重教。传统的做法,学徒3年,不交学费,师父管吃管住教本事;徒弟在学徒期间赚了钱,要给师父;出师了要‘谢师’,即在合同规定时间内,赚的钱归师父,一般都是一个节气,可能半年,最长也就一年,俗称‘三年零一节’。然后根据自己能耐大小去赚钱,再赚的钱与师父无关。”

在传统的相声班子里,怎么分这些赚到的钱,也是有规矩的。孙福海说:“相声演员搭班演出,负责人叫‘掌穴’,一场演出下来,所有的收入放在一起,数目公开,由‘掌穴’按照事先约定的‘厘份’分配,不同级别的艺人拿的‘厘份’不同。但即使是‘掌穴’和承担压轴任务的底角,最多也只能拿两人份,极个别的情况能拿3人份。如果所有的收入归‘掌穴’,赚多少徒弟不知道,只能看赏,那他就是班主。相声界从来没有过班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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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德纲说自己遵循的正是相声界的传统。但有报道称,2010年之前何云伟常作为底角登台,他与德云社签约,一场演出无论卖出多少票,他的收入都是固定的,大致500元,一个月到手六七千元,如果不签约,一场演出就只有300元。时至今日,有人在微信公号上调侃郭德纲这种做法:“在万恶的旧社会,郭师父也不能这么办。”

班主其实来自旧式戏班,他能对成员行使生杀大权,掌握并分配成员的收入,是一个戏班的灵魂,众人对他是人身依附,所以有时班主去世,一个戏班就散了。1949年以后,班主制度因侵害艺人权利被逐步废止。周恩来就在1961年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集体所有制的剧团,应该防止旧势力复活,不能让班主、把头拿高薪。”

郭德纲复生“班主”做派,某种程度上也是“时势造人事”。“正式的文工团和曲艺团没有好的相声作品,普通演员走了很多,一些知名演员也很长时间没有新作品。科班教育起步又晚,中国北方曲艺学校1986年才成立,培养的新一代相声人才还远远不够。于是自然生长的东西就出现了,体制外的人自己注册公司说相声,他得挣钱谋生,就逐渐占领了体制内空出来的市场。” 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吴文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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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外的人要生存,全凭着一股野蛮生长的劲头。“班主”做派有利于在低迷的环境中集中资源,闯出一条生路。郭德纲是这样闯出来的。现在回头看,和德云社同一时期做大的民间曲艺团队“刘老根”也属于这一类型。与郭德纲第一次“摆知”相距不远,“刘老根”的“掌门人”赵本山在2008年举行了第一场公开收徒仪式,35人经过叩拜、敬茶等7个环节后正式拜入赵本山门下。

留在德云社的赵云侠觉得郭德纲打造的这种师徒关系没什么问题。他2005年底开始跟着郭德纲学相声,2009年正式拜师。“我来的时候,一分钱没有,就在师父家里住着,一住就是五六年。师父比较照顾我,很快就带着我去商演,我演一场得一场钱。我第一次结婚的时候,连糖和烟的钱都没花,酒席、婚纱、婚戒的钱都是师父给的。前些日子我耍脾气,离开德云社,结果父母有病,给师娘打电话,她也还是给钱。” 赵云侠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他三进三出德云社,曾在微博上表态,“走出德云社我才明白社会的现实和自己能力的渺小。我深深知道了在师父的庇护之下是多么幸福。”

与赵云侠不同,何云伟认为自己是“带艺投师”,早期又做了贡献,更像是德云社的合伙人;曹云金认为自己当初交了8000元学费,是学生而非徒弟,所以“背叛”二字无从谈起。

☞ 师承制的昨天与明天

传统、规矩的师徒传承,曾对相声的发展至关重要。

相声业内公认的祖师爷是出生在清道光年间的朱绍文,艺名“穷不怕”。他幼年学唱京剧,还编写过一些京剧剧目。同治年间,他成为街头艺人,在北京的天桥和各大庙会给人讲解字意、说笑话、说小故事、唱《太平歌词》,就此发展出单口相声。他随身两块竹板,刻着“满腹文章穷不怕,五车史书落地贫”,这就是他艺名的由来。后来他收了一两个徒弟,便逐渐发展出对口相声和三人相声。从朱绍文开始,三百六十行里有了说相声这一行,相声行里也就有了师徒传承。

20世纪30年代,京津一带出现了一批“德字辈”,即业内公认的第三代相声大师,俗称“相声八德”,但不只8个人,马三立的父亲马德禄就是其中一位。随后出现了第四代马三立和第五代侯宝林,更是相声史上两座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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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三立、侯宝林

孙福海说:“马三立的师父是‘八德’之一‘周蛤蟆’周德山,年轻时极红。周德山晚年说不动相声了,没有收入,又没有儿女,马三立就养着他。这就是那时的规矩,传承下来也是美德。这才是相声界的主流,支撑着行业的发展。

而一些不好的做法,相声界在解放前就率先打破了。比如相声大师常宝堃(音同昆)收徒弟苏文茂时,取消了当时曲艺界拜师时都有的‘(师父)打死(徒弟)勿论’这一条。苏文茂出师时,常宝堃又取消‘谢师’,对他说,你出师后赚的钱师父一分不要。”

“那时的师父也都是千方百计推徒弟,不会把徒弟永远拢在自己的羽翼下。”孙福海说,“侯宝林的师父是北京‘相声五杰’之一‘大面包’朱阔泉,常年在北京西单演出,当时有一句话叫‘不看一场“大面包”,白到西单走一遭’。朱阔泉看侯宝林身世可怜,又很聪明,就收他为徒,给他取了名字。侯宝林学成后,朱阔泉就要他和另外几个徒弟去外面闯,他说你们要是老跟着我,就永远成不了角儿。侯宝林这才离开师父,1940年去天津一登台就红了,红得一塌糊涂,红过了师父。如果总是只给师父演前场,给师父赚钱,他什么时候能成角儿呢?”

吴文科说:“1949年以后,就是‘以团代班’的形式。曲艺团把老演员招进来,他们不光创作、表演,还要带学生。一个学生会跟着几位老师学习,能经常观摩他们的演出实践。这可以说是一种新型的师徒关系,徒弟对师父不再可能产生人身依附关系。”中央广播说唱团为培养人才,就为马季安排了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和郭全宝4位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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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宝林、刘宝瑞与马季

如今,郭德纲和曹云金的纷争又将传统曲艺界的师承关系摆在了聚光灯下。但今时早已不同旧日。根据国际经验,当一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突破3000美元时,文化消费市场会出现“井喷”式的复兴。中国是在2008年突破3000美元大关,也恰是从那个时间节点开始,曲艺、戏剧、影视都“抖”了起来,红红火火形势大好。“俗”如郭德纲,雅如《牡丹亭》,都能各拥一群“铁粉”,各分一块市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到了这样的好时候,“野蛮生长”的套路就该过去了。

郭德纲引发的争议,就是他和这个新时代的碰撞:今天的徒弟们多少懂得从合同法、劳动法中寻找依据,也难免从别的行业采用的合伙人制度、经纪人制度中寻找借鉴。旧时的“班主”做派无法让相声行业继续向前。相声虽传统,其命维新。

“直至今天,专门培养相声人才的正规学校,包括高等学校基本没有相应系科,国家应该给相声搭建一个教育平台。有了这种学校教育,就不会有人身依附式的行业伦理和人际关系。而学生有了现代教育基础,再尊重行业技能培养的内部规律,拜师学艺,尊师重道,代代相传,这才是正途。”吴文科说。

作者:《环球人物》记者 赵婧夷 朱东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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