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开启了世袭先河（走出帝制结果怎样）

小君 2022-12-09 06:31:46 789

谁开启了世袭先河（走出帝制结果怎样）桑兵序言（部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关于作者]桑兵，河北威县人，历史学博士。历任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中山大学逸仙学者讲座教授。出版《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等专著。主编《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及同名丛书、《清代稿钞本》。合编《戴季陶集》、《近代中国学术批评》、《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国学的历史》、《读书法》。

共识君按

谁开启了世袭先河（走出帝制结果怎样）(1)

走进共和

桑兵

2016年1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关于作者]

桑兵，河北威县人，历史学博士。历任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中山大学逸仙学者讲座教授。出版《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等专著。主编《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及同名丛书、《清代稿钞本》。合编《戴季陶集》、《近代中国学术批评》、《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国学的历史》、《读书法》。

序言（部分）

桑兵

20世纪前半期，中国经历了三次由革命催生的政权兴替，而三次的形式明显有别，以共和取代专制，打倒北洋军阀、推翻北京政府、建立统一的国民政府，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可分别标名为进入民国、统一易帜和迎接解放，作为主体，则是由臣民变为国民，进而公民，再进而人民，至少在今人并不一致的观念里，与历来改朝换代不同，有着政体、国体、社会性质等等分别。

而亲历其事的各色人等，大都未必有这样理性概括的认识，他们的直观感受与缘自立场身份思想不同而来的差异相混杂，心境随着情势的展开变化而波动，言论行事与后来者的看法固然不尽相同，与他们本人事后的回忆解读也往往有所出入。

不过，三次政权鼎革的形式内容有别，又会在他们的心路历程中留下烙印，而显示出心境与行事的差别。这些形形色色的亲历者如何度过席卷而来的革命浪潮，进入新政权新时代，经历三次政权更迭者的思维行为有何异同，既关乎对革命进程的理解，也有助于对新政权及其命运的认识，颇可玩味，值得考究。其间还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与光复，对于政见立场不同的人而言，虽然感受态度各异，也都要经历政权更替的考验。

三次由革命引发的政权更替以辛亥革命和民国创立为肇端，虽然逊清王室依然存在，少数人自愿坚持或不得不继续臣子的身份，大多数社会成员则因此由臣民变为国民。这样的变化，在亲历者鲁迅后来文学作品的描述中，显得有几分滑稽，而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一段时期内更是贬为仅仅换了一块招牌。殊不知打落皇冠固然不易，摘掉臣民的枷锁，也绝不仅仅是剪掉一条辫子那样轻而易举。当然，也有皇冠是否非打落尘埃不可的重新思考。按住亲历者顺时序展开的喜怒哀乐的脉动，可见历史的发展并非先天注定的宿命，相关史事远比今人所认为的更加丰富多彩。

以各类亲历者的所见所闻为视角，自然有以何种材料为凭借的问题。考虑到即时性与连贯性，应循两条准则，一是取材以日记为主，辅以书信、年谱、文集等其他文献；二是时段以政权更替的时间为限，本篇即定为辛亥、民元，前后仅作背景式伸展，以便理解日记主人及其所记之人事。这并不意味着全然相信日记便是信史，中国日记种类繁多，内容复杂，所谓日记是人们内心世界写实的说法，不无可议；也不表示依据日记即可反映整体及各个部分的普遍状况，而是以此为据，既可以掌握一定的脉络，不至于散漫无序，又兼顾各人的独有，不必强行归纳，能够从具体细微处显现随着时势变化因人而异的心路历程，丰富历史的细节（前贤甚至以为历史是由细节决定的），呈现本来的复杂，减少概念化的误判。

概言之，从亲历者各自的耳闻目睹体验来探寻历史的发生演化，至少有如下相互牵连的几点作用：

其一，协调大历史与个人视角的歧异。大历史叙述必须将差异约化，能够容纳并且反映的个人视角极为有限，即便有所提及，也往往是出于举例举证的需求，必须服从大历史叙述的整体架构。甚至独立的人物传记，因为背后实有大历史架构的约束，也不过更为详尽的例证而已。从个人视角所见，角度多样，视野各异，丰富多彩，少有框缚，许多在大历史架构中无法安放得宜者可以发出声音，以免所谓失语，各自的见闻与大历史观念有合有不合，不仅能够丰富大历史的叙述，而且可以调整偏误，避免呆板。

其二，校正后设架构与循序演进的视差。治史面对的是今天以前的过去事，而且大都已经沉淀，很难完全避免由结果看前事。而在实际进程中，亲历者并不知后事如何发展，各种选项以及可能的变数甚多。各人耳闻目睹时局时势的千变万化，心境恰如坐过山车一般跌宕起伏，借此可以感同身受地体验未知前景结局的演变，改变后人预知结果的必然与注定。

其三，平衡类像与单体的异同。写一般人的历史或小历史，往往存在系统性资料不易得的困扰。常见的处理办法是借鉴社会科学的理念方法，将人群分类合并，进而将零散的分别记载当作同类材料，用以描述各类人群的相似意识行为。可是此法有两个未经证明的先验前提，一是将同类人群视为一体，实则历史上所有的人事各异，不可能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人或两件相同的事；二是假定零散的材料均反映了同类人的共同性，实则所谓共同性必须加以论证才能成立，因而所据材料和立论不免先入为主。日记所显示单体的言行，至少有助于改变简单类化的局限。

其四，兼顾叙事与说理的功能。历史的本相为记事，史学的重要功能则为叙事。思想与观念的历史，仍然可以而且必须还原为史事。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应是史学的重要原则。而史事至为复杂，又必须由史料还原。史料往往残缺，需要鉴别比较，不得不借助相关工具；记事之外，还要取为明鉴。人们行事不可能完全为外人道，记事太实，则牵及隐私，于是渐有说理成分。近代以来的史学，尤其是学院化的史学论著，说理的成份日益超越叙事，以至于叙事被说理所凌驾。史论关系的紧张，日渐凸显。学人不能由事见理，反而以理构事，秩序颠倒，史事不经重新组装，则难以安放，无法述说。今日的大历史叙述，大都以理统驭，多了后来随着世事变迁而生的理性观念，少了过来人的感知情绪。学术论争，尤其逞于雄辩，常常罔顾事实，即使引证，也要抽离史事前后左右上下内外的联系，以成其理。如此，则治史不是再现史事及其联系，而是畸变成了创造或阉割历史。

以日记为凭借叙事，看似容易，难处有三，即认字、识人、明事。经过整理标点的日记，难免夹杂错字，不见底本，判断订正无从着手，但凭本校，又容易重蹈明清江南才人心中古本的覆辙。至于一些择要而录的选本，势必局限于后来个人的眼界观念，筛去或遗漏许多重要的信息。而未刊稿本抄本或影印刊本，虽然有了可靠底本作为凭借，又不免辨析手书的困难，影印本还要克复再加工造成的诸多障碍。相对于千人千面、形体各异的来往书札，辨认同一人具有连贯性的日记较为容易。不过，一则今人大都未习书法，二则各自独特的书写习惯加上不常见的专有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仍然时有捉摸不定的困惑。尤其是一些书法好手，在日记书信中随意涂抹，或故作古僻变通，更增加了辨认的难度。

日记主人若是显宦名士闻人，所交往之人大都有迹可循，但若籍籍无名，或不过小地方的要角，则其本人及相交者，都很难找到相关资料，犹如失忆者的来无踪去无影。科举时代，没有功名，又从未入仕之人，一般而言很少生平履历之类的信息留存于各类史料之中，科举停罢之后，虽然留名史料者的数量渠道凭借大幅度增加，相比于人口整体，仍居极少数。诸如此类之人所经历之事，大都只是小范围发生影响的事件事务，很难留下更多可以相互比勘印证的记述。而且写给自己看的日记提及所熟悉的相关人事，一般并不交代来龙去脉，令不知其详的后来者难以捉摸。

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序》关于古代经典的解读有如下论述："夫圣人之言，必有为而发，若不取事实以证之，则成无的之矢矣。圣言简奥，若不采意旨相同之语以参之，则为不解之谜矣。既广搜群籍，以参证圣言，其言之矛盾疑滞者，若不考订解释，折衷一是，则圣人之言行，终不可明矣。"取事实以证本意，采相同之说以参圣言，考订折衷以释疑滞，才能贯通理解。日记虽然一般并非简奥，可是同样存在解今典的相似困难，若仅就文本敷衍成篇，则不过表面文章。至于叙事背后的把握，必要处以注释方式说明，注不胜注之处，下过材料研究功夫者自然能够体会潜藏的玄机。

本书为整个系列的首篇，后续各卷《北伐与易帜》、《沦陷与重光》、《解放》尚在写作之中。原拟全部杀青后再行付梓，小友谭徐锋担心篇幅过大，且各篇内容相对独立，建议分卷出版。思量再三，认为有理，从之。为了避免繁琐，节省篇幅，同时又不至于造成阅读的困扰麻烦，本书年月日记法遵从各日记原样，于年号干支阴历之后简注公元阳历。所征引的各日记，于正文首次出现时，页下详注版本信息，后续则页下简注或仅夹注页码。依据整理本的引文，间有调整断句标点之处，恕不一一注出。附录的人名索引仅以正文出现的名、字、号等为据。

谁开启了世袭先河（走出帝制结果怎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