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经济发展的研究综述（经济极化背景下民族间发展差距问题变化及应）
民族经济发展的研究综述（经济极化背景下民族间发展差距问题变化及应）核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影响与辐射，也可以通过周边地区人口向核心城市流动，进入核心城市就业的方式实现。通过人口的流动，核心地区聚集更多人口，可以实现产业上的进一步发展和更高程度的经济集聚，而边缘地区因为人口减少，如果能保持经济总体规模不变，那么在人均经济指标上与核心地区的差距不但不会扩大，甚至反而会缩小。从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比较合理的中心-边缘互动机制。但人口的流动，也受地理距离影响，地理距离越远，人口迁徙的成本越高，迁徙意愿就越低。同时，不少民族地区一些相对保守的传统文化，也对人口迁徙和流动，造成了一定障碍。所以通过人口迁徙，让大量来自边缘地区的人口进入核心城市，分享其发展红利，确保民族地区在经济总量不降，甚至还有所增长的情况下，其人均指标与核心地区的差距缩小，在我国也很难实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下文简称五普）数据显示，我国三大经济中心的核心区域北京、上海、广东三地
分享一篇学术文章 分两期发出来：原作发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第一期。这样的区域经济研究，还是挺有意思的，未来中国的发展希望在内陆，但怎样发展，真需要好好讨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不能只盯着东部沿海
一、问题的提出我国经济向核心城市-城市群极化趋势明显，从全国范围来看，三大核心经济圈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在全国经济版图上的极化效应不断强化，其他地区在经济格局上因而相对边缘化[2]。从省级区域来看，一核、双核带动全省经济发展，并与其他城市形成显著中心-边缘结构的情况，也逐渐成为省域内经济发展的趋势[3]。经济极化，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有一定的必然性，是市场机制主导下资源优化配置，经济、财富向具有区位优势的地方日益集中的产物。
从市场经济本身的运行机制和经济效率来说，经济集中，形成增长极，有其客观性和合理性，因为“作为无形、抽象的经济空间是非均质的，而且也不存在它们正趋向于均质的倾向。经济空间成长过程总是围绕极核进行”[4]。但是，这种增长极一旦形成，并不一定对周边地区是好事，它也有可能让本来就不平等的区域-群体间经济关系，变得更不公平。因为在循环累积因果机制的推动下，发达地区的优势和不发达地区的劣势，都可能不断累积，进而使它们之间的差距无法弥合。而在发展中国家，新兴的经济中心对周边地区的影响，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以资源虹吸、财富聚敛为主的回波效应，在相当长时期里，都会强于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扩散效应[5]。
我国长期存在较明显的区域-群体发展差距，首先在全国范围内，长期因素积累形成了几个经济核心，这些经济核心与全国其他地方的差距他地区的发展差距非常显著[6]。其次在省域内，经济上的首位城市及其所在区域，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对其他地区资源、财富形成了比较显著虹吸效应。由于当前大多数省域经济仍然还处于工业化中前期，首位（中心）城市的发展更有可能对周边区域形成掠夺效应而不是带动效应，迫使邻近地区的优质资源向省级中心城市集聚，这些地区的经济收益下降，效率降低[7]。最后是中心城市所在区域，城区与郊区、边远辖区差距，又非常明显。这种区域间层次性的发展差距，比较典型地体现了经济极化情况下，中心-边缘地区结构的形成和强化。
在民族地区，经济极化导致的区域-群体发展差距，因为民族因素的介入，会变得更加复杂。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群体，居住在远离国家经济核心区域的中西部地区。在少数民族人口相对较多的省（自治区），经济核心城市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比也相对较少，偏远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比更多。在全国、省域经济都出现比较明显极化趋势的背景下，少数民族融入经济核心的步伐迟滞，使民族间发展差距问题，少数民族贫困问题长期化。且现有的主要以行政区域均衡发展为导向的扶持政策，效果将越来越弱化。为此，各级政府需要在承认、尊重经济极化的前提下，探索新的解决民族间发展差距的思路。
二、全国中心-边缘经济格局中民族地区整体边缘化我国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中西部民族省区，传统上将少数民族聚居区称为民族地区。从统计分析的角度，我们一般选取八个民族省区，进行分析，这八个民族省区分别是五个自治区（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加三个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较多的省（贵州、云南、青海）。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八个民族省区的少数民族，占全国少数民族总数的62.98%，占八民族省区总人口的37.47%。八民族省区在区域经济极化过程中的表现，可以很大程度上代表我国少数民族整体上参与、融入全国经济极化进程的表现，以及当前区域-民族间发展差距状况。八个民族省区，在我国宏观经济版图上，按中心-边缘格局来观察，都处于国家经济边缘区域。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理解民族地区整体的边缘化：
1、与国家经济核心区地理距离过远的区位边缘化经济中心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衰退。在学者对我国三大经济中心辐射范围的研究中，因为计算方法和采用的指标差异，得出的辐射距离也有所不同。比较保守的计算，认为我国三大经济中心的核心城市（上海、北京、广州），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范围，在200-300公里，其中上海的辐射距离大于广州、北京，为300多公里，北京和广州均为200多公里[8]。比较乐观的计算，则达到500-700公里[9]。但即使按最乐观的估算，我国民族地区离核心城市能辐射到的区域，也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即使按500公里辐射半径，我国三大核心城市可以辐射到的民族地区区域和人口，也非常有限。只有内蒙古中部呼和浩特、乌兰察布、赤峰等地区，广西南宁、柳州、桂林以东地区，分别进入到了北京、广州的经济辐射圈。其他的民族地区，则远离这三大核心城市辐射圈。
距离因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决定了产业布局的成本。由于核心城市往往是一个国家或大区域的产业集聚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市场交易中心和消费中心，市场主体在布局其产业的时候，都要考虑与核心城市的距离，避免过远的距离导致成本攀升，产业竞争力削弱。在缺乏外力干预的情况下，市场机制往往会形成核心地区产业集中，且垄断高端产业而边缘地区产业分散，且多以中低端产业为主的格局。因为产业层次不同，又必然导致核心地区在价值链上，也具有优势地位。国际经济格局中，有所谓“价值链锁定”，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不能在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时候，实现自身的产业升级，而是长期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10]。这种价值链低端锁定，其实也会发生在一国之内不同区域间。相对后发达地区被锁定于价值链低端，从而导致贫困的增长和后发地区对发达地区的经济依附[11]。在观察我国民族地区经济、产业发展模式的时候，这种价值链锁定现象，在一些地区已经非常明显。例如铝产业，我国最大的铝矿和金属铝原料生产基地在广西，但是广西却几乎没有基于铝原料的高端制造业，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广西一直在以较低成本向其他地区供应铝原料，但却要以高价格购入基于铝金属制造的各类高端装备或其他产品。这种价值链锁定，导致广西铝产业最丰富的百色市，虽然长期以来都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但却很难通过发展高端铝产业助力本地脱贫。类似的还有云南的铜产业，贵州的茶产业，广西的丝绸产业，内蒙古的煤产业，新疆石油产业等，若没有必要的政府干预和非市场手段调节，也可能会被长期“价值链锁定”于低端。
3、人口向核心城市的流动阻力与发展红利分享边缘化核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影响与辐射，也可以通过周边地区人口向核心城市流动，进入核心城市就业的方式实现。通过人口的流动，核心地区聚集更多人口，可以实现产业上的进一步发展和更高程度的经济集聚，而边缘地区因为人口减少，如果能保持经济总体规模不变，那么在人均经济指标上与核心地区的差距不但不会扩大，甚至反而会缩小。从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比较合理的中心-边缘互动机制。但人口的流动，也受地理距离影响，地理距离越远，人口迁徙的成本越高，迁徙意愿就越低。同时，不少民族地区一些相对保守的传统文化，也对人口迁徙和流动，造成了一定障碍。所以通过人口迁徙，让大量来自边缘地区的人口进入核心城市，分享其发展红利，确保民族地区在经济总量不降，甚至还有所增长的情况下，其人均指标与核心地区的差距缩小，在我国也很难实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下文简称五普）数据显示，我国三大经济中心的核心区域北京、上海、广东三地，对全国人口的虹吸效应就已经非常显著，外省流入的流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分别达到18.15%、19.11%、17.68%（全国平均为3.41%）。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下文简称六普），这三地外省流入的流动人口占总人口比分别为35.92%、39.00%、20.61%（全国平均为6.44%），进一步提升。但民族地区流入三大经济核心区域的人口占比，相比其全国平均水平来看，明显有很大差距，根据六普数据，除了广西和贵州流入三大核心区域的人口占比，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他六个民族省区都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下图显示了六普期间，八民族省区跨省流向三大经济核心区域人口占比情况：
第六次人口普查流入三大核心经济区人口占八民族省区比例
4、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低下导致的社会发展整体边缘化根据钱纳理等人提出的人均GDP衡量工业化阶段模型，按1970年美元价值标准，分出6个阶段[12]。由于钱纳理提出该理论时，所定的标准比较低，后来我国学者将工业化阶段划分的人均GDP指标提高，我国于2011年达到工业化后期阶段（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民族地区在这方面稍晚几年，2014年八民族省区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达到公认的工业化后期标准。但如果引入城镇化指标，来衡量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整体水平，情况就更不乐观。2017年，按常住人口计算城镇化率，八民族省区只有49.87%，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0.1个百分点。由于我国近几年城镇化率每年以1个百分点上升，这意味着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总体上比全国晚了十年以上。下图显示了八民族省区2017年城镇化水平，相对全国平均城镇化水平所处的阶段：
2017年八民族省区城镇化率相对全国平均水平所处阶段
从图中可以看出，2017年只有内蒙古自治区的城镇化率，与全国进度基本持平。其他省区的城镇化率，比全国平均进度晚7年甚至10年，西藏更是晚了20多年。在其他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方面的数据上，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差距，也非常明显。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多，就不再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