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隋唐时期的园林艺术（纳须弥于芥子藏日月于壶中）

浅谈隋唐时期的园林艺术（纳须弥于芥子藏日月于壶中）累石为山，以象华岳。引水为涧，以象天津。飞阁步檐，斜墙磴道，被以锦绣，画以丹青，饰以金银，莹以珠玉。又为九曲流杯池，作石莲花台，泉于台中流出。定昆池占地四十九里，由司农赵履温负责种植花草，将作大匠杨务廉引流凿沼，工程十分浩大。据《太平广记》中的记载，定昆池内：春之日众木花折，岸铺岛织，沈浮照耀，其水五色；夏之日石寒水清，松密竹深，大柳起风，甘棠垂阴；秋之日金飙扫林，蓊郁洞开，太华爽气，出关而来；冬之日同云千里，大雪盈尺，四眺无路，三堂虚白。此外，著名诗人白居易于洛阳的居所，也极为讲究元素的搭配。《旧唐书》中记载：“地方十七亩，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岛树桥道间之”。可见，在白居易心中，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元素。屈曲蜿蜒的水景可以有效的将园内各种景物萦带在一起，从而达到其在诗中所言的“遂就无尘坊，仍求有水宅”。当然，也并非所有人都如白居易这般悠闲自足，迷恋山水。一些上流阶层的官僚贵族

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它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长达四个多世纪的分裂后，终于迎来了一统。而这，也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土壤。

在隋唐以前，园林多以继承汉代的恢弘气势为主，部分私家园林也往往选择修建在依山傍水的城市郊区，山野田间。其体现的是人们消极避世的态度，并以此来寻求一种人与自然天人一体的氛围。

但进入隋唐以后，随着都市第宅园林化的到来，人们开始力求借助园林艺术的表现形式，在较小的空间之内最大限度地呈现出广阔的自然风貌。换句话说，就是试图通过对山水、树石、花木、建筑的艺术处理，将天地万物浓缩进园林这个方寸之地，而非将园林建在远离喧嚣的山野田间。唐代文学家李华就曾对此评价：“以小观大，则天下之理尽矣”，这便是时人对“纳须弥于芥子 藏日月于壶中”的园林意境的追求。

园林的元素

一般而言，隋唐时期的园林为了营造壶中天地的意境，大多需要用到来自大自然的竹、池、岛、树、桥、花、草等元素的点缀。时人力求通过这些元素的构建，在百亩之地表现出大千世界。这其中的典型，便是虢州三堂园。《全唐文》中记载，时任刺史马君锡“因其颓堕，始革基构”。修建后的三堂园“回塘屈盘，沓岛交映，溟渤转於环堵，蓬壶起於中庭”，可谓浩然天成。并且，园内还种植了各种各样的树木花草，伴随着四季的变化，更能呈现出不同的景致，真的可以说是“足不出户，而获江海之心”：

春之日众木花折，岸铺岛织，沈浮照耀，其水五色；夏之日石寒水清，松密竹深，大柳起风，甘棠垂阴；秋之日金飙扫林，蓊郁洞开，太华爽气，出关而来；冬之日同云千里，大雪盈尺，四眺无路，三堂虚白。

此外，著名诗人白居易于洛阳的居所，也极为讲究元素的搭配。《旧唐书》中记载：“地方十七亩，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岛树桥道间之”。可见，在白居易心中，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元素。屈曲蜿蜒的水景可以有效的将园内各种景物萦带在一起，从而达到其在诗中所言的“遂就无尘坊，仍求有水宅”。

当然，也并非所有人都如白居易这般悠闲自足，迷恋山水。一些上流阶层的官僚贵族在修建园林时，虽也极尽追求元素的搭配，意境的营造。但他们的目的并非赏景，而是享乐。例如唐中宗年间的权贵安乐公主，就曾在延平门外二十里的地方，肆意侵占百姓农田，自凿定昆池。

定昆池占地四十九里，由司农赵履温负责种植花草，将作大匠杨务廉引流凿沼，工程十分浩大。据《太平广记》中的记载，定昆池内：

累石为山，以象华岳。引水为涧，以象天津。飞阁步檐，斜墙磴道，被以锦绣，画以丹青，饰以金银，莹以珠玉。又为九曲流杯池，作石莲花台，泉于台中流出。

可谓“穷天下之壮丽，言之难尽”，由此更能看出，时人造园必不能缺少来自大自然的元素。

值得注意的是，隋唐时期的园林修建还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赏石风气的日渐兴盛。但凡外形突兀的奇异怪石，都能受到士人的喜爱。上文中提及的白居易在洛阳的居所，就曾特意装点上了两块从杭州带来的“天竺石”；时人牛僧孺更是将自己收藏多年的石头尽数装点在了园子里，并分成甲乙丙丁四类：

有盘拗秀出如灵丘鲜云者，有端俨挺立如真官神人者，有缜润削成如珪瓒者，有廉棱锐刿如剑戟者。

对此，白居易特意在文章《太湖石记》中感叹道：“撮要而言，则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覼缕簇缩，尽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可见，当石头与园林搭配在一起，纵使是三山五岳、百洞千壑，也可尽收眼底；纵使是千里之外的景色，只需静坐家中，待一瞬之间便可得到。

园林的种类和特点

隋唐时期的私家园林，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第宅园林化。随之而来的还有“壶中天地”和“纳须弥于芥子”的园林艺术化追求。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都市，尤其是长安和洛阳，在第宅内筑山掘池，植树种花，一时蔚为风气，以至于很难将官僚士大夫在大都市中的住宅与郊野营造的园林别墅区别开来。

比如宰相李德裕在安邑坊的住宅，《太平广记》中描述其为“舍宇不甚宏侈，而制度奇巧，其间怪石古松，俨若图画”；安禄山在宣义坊的住宅，宅内有池亭台阁、幽竹菰蒲，时人刘得仁在诗句中形容“暮色绕柯亭，南山幽竹青。夜深斜舫月，风定一池星。岛屿无人迹，菰蒲有鹤翎。此中足吟眺，何用泛沧溟”；裴度在东都洛阳集贤里的住宅，更是被《旧唐书》形容为“筑山穿池，竹木丛萃，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岛屿回环，极都城之胜概。”

可见，与烦闷的城市生活相比，时人更愿意向往清净悠远的大自然。不过，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达官贵人将大自然的景致搬入自家的宅院，其实体现的更多的还是一种奢靡、攀比的富贵之态。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便是杨国忠家族修建的移春槛，据《开元天宝遗事》的记载：

“杨国忠子弟，每春至之时，求名花异木植于槛中，以板为底，以木为轮，使牵之自转，所至之处，槛在目前，而便即欢赏目之为移春槛。”

当然，也并非所有官僚士大夫的住宅都像这般奢侈，华丽的。白居易在洛阳的居所就较少富贵气，而较多乡野情趣。其在诗作《池上篇》中写道：

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须飘然。识分知足，外无求焉。

可见，对于白居易而言，有亭台水榭，有书画歌弦，便已足够营造一种悠游自足，恣情山水的氛围了。

此外，除了私家园林，隋唐时期的皇家园林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在继承了汉代雄阔恢弘的基础上，愈加注重空间的布局和细节的处理，从而达到了一种磅礴而不失委曲，粗犷而不失婉转，豪迈而不失隽丽的效果。

其中的典型代表，便是隋洛阳西苑。它在秦汉宫苑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士人园林趣味和艺术手法，突破了传统的“点布局”方式，发展出了“线、点结合布局”的新方式。它以富于变化的水体为萦带，有效的将园林中的山海区、渠院区、无水宫室区、山景区等联系起来，从而使得各大景区既能自成体系，又能遥相呼应。

据史料记载，西苑内开凿有北海，海中垒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处仙山，三山高出水面百余尺，楼阁回廊，罗络山上。北海周边还有翠光湖、迎阳湖、金光湖、洁水湖、广明湖，五湖上均积石为山，营构殿宇，屈曲环绕。《海山记》中描述其的景致为：

草木鸟兽，繁息茂盛；桃蹊柳径，翠荫交合；金猿青鹿，动辄成群。

可见，皇家园林大多如洛阳西苑这般五湖四海尽收眼底，堂殿楼观穷极华丽。从本质上来说，相当于一个放大版的“壶中天地”。

第宅园林化的影响和意义

首先，第宅园林化的到来，使得城市住宅与乡野别墅园的界限被打破，从而出现了大规模的“壶中天地”和“纳须弥于芥子”。这种足不出户，四季盛景尽在一园之中的全新体验，使得人们在方寸之间，就能如置身大自然一般，从而获得了身心的放松和心灵的升华。

但是，过分安逸的生活必然会滋生一批崇尚享乐主义的贵族士人。他们为了追求一时的华贵、富态，免不了劳民伤财，侵犯农田，上文中提到的安乐公主便是如此。这样一来，很多的山林被占用，很多的农田被闲置，从而严重妨碍了百姓的生计。并进一步助长了攀比、奢靡之风。

最后，从历史发展的沿革上来看，隋唐时期的官僚士大夫们为了能够营造一种“壶中天地”的意境，需要用到很多来自大自然的景观元素，并赋以一定的诗情画意，从而使得崇尚自然的美学原则得到完美呈现。而这，也为后世的写意山水园之风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