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话介绍你所了解的苏东坡(带你认识不一样的苏东坡)
一句话介绍你所了解的苏东坡(带你认识不一样的苏东坡)苏东坡入仕之初的宋仁宗年间,表面的太平盛世之下,掩盖的是积贫积弱的王朝,主要体现在国库空虚,经济困难,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时神宗的太后想做寿,国库都拿不出钱。在公元1067年,年轻的宋神宗刚即位就下定决心要改变这种形势,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开始了,这就是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变法的具体内容我们按下不表,王安石变法追求高效和快,他不允许人们讨论和批评,这就决定他任用的人只能是年轻资历浅,一心想往上爬的人,变法效果可想而知。很快,朝廷官员们就以支持变法与否分裂成了两派,苏轼作为反对派并不支持王安石急功冒进的变法,写下了在变法争论中著名的《上神宗皇帝书》,就经济、军事和变法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因为他想让朝廷和国家变得更好。然而,宋神宗的急切,王安石的独断,使苏东坡的劝谏注定无法扭转大局,在变法的第三年,欧阳修、司马光等人纷纷辞去官职退隐山林,同年,苏东坡也到了杭州任通判。而此时,距离苏东坡人生中的
公元1037年,苏东坡出生在四川眉山,据人们流传就在这一年,眉山一座草木茂盛的大山,不知为何突然花草凋零,树木枯萎。于是民间就有了这么一句话:眉山出三苏,草木为之枯。如今在眉山的三苏祠,也就是苏家的老宅,唐宋八大家整整三位是从里面走出来的,这么好的风水搁现在估计保底得10万一平,他们就是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用我们现在话就是老苏家出了三个院士。
公元1056年一个不太冷的春天,苦读诗书十几年的苏东坡第一次离开了故乡眉州,他和父亲苏辙,弟弟苏洵一起前往汴京参加三年一次的高考,当然他们的竞争对手可不是四川省的考生,而是全国几十万考生。在这个时候,苏东坡也遇上了他的人生中第一个贵人——北宋教育考试院院长欧阳修,欧阳修是这场考试的主考官,也是当时北宋文坛的领袖,用现在的话来说当时的文坛是姓欧阳的,含金量高的不得了。在那个时代,空虚造作的文风泛滥,大家整天无病呻吟,郭敬明如果出生在那个年代那就没苏东坡什么事了。于是欧阳修改变了科举考试的方法,他提倡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就写什么,用一种自然的笔触来表达自己的心灵,而这偏偏又是苏东坡所擅长的,这不就是瞌睡送个枕头——想啥来啥嘛。
在阅卷时,欧阳修读到了一篇文风质朴,立意深邃的文章,他拍案叫好,打算把此人取为第一,当时北宋的科举考试是一种糊名的形式,因此欧阳修并不知道这篇文章是谁写的,但他猜测能写出这钟精彩文章的,除了我的得意门生曾巩还能有谁,刚想给个100分,忽然想起:我要是这么明目张胆的给自己学生打高分,其他人肯定怎么看我,以后在教育界还怎么混,干脆就给他个第二名吧。
然而拆去糊名的纸片,欧阳修这才发现这篇文章的作者并不是曾巩,而是苏东坡。欧阳修立马对这个年轻人青眼以待,让他把以前写的文章也找来给他看看,看完后更是惊叹不已,说道: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苏东坡的文章写的非常好,我经常读他的文章冒汗,我这个文坛领袖啊,该退休了,好让苏东坡这个年轻人出人头地。紧接着他又说了一句话,三十年后没人知道我欧阳修了,人们只会知道苏子瞻(东坡)。
在文人地位极高的宋朝,苏东坡二十岁就高中进士,三十岁是更是已经成为名头最响亮的大文豪(最少相当于现在的处级干部以及全国写诗大赛冠军),于是就有了天才的通病——恃才傲物,锋芒毕露,平日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丝毫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公元1061年,苏东坡到凤阳府任职,当时凤阳府的太守陈希亮,与年轻气盛的苏东坡个性不合,他们的关系很快陷入僵局,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和一把手有矛盾。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当时的宋朝,公务员们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聚在一起聊聊天,嗑嗑瓜子,弄个茶话会,太守派人去邀请苏东坡参加,苏东坡直接不去,拒绝参加。太守心想,好你个苏东坡,过年请你到知府厅来参加宴会,这点面子都不给,于是一张罚单就过来了,罚铜八斤(20斤铜对应有期徒刑一年)!苏轼心里更加不爽了,但是很快“报复”的机会就来了。
太守陈希亮修建了一座凌虚台,他邀请苏东坡撰写一篇文章,于是苏东坡借着写凌虚台记的机会,感今怀古,暗含讽刺,大发牢骚,他是怎么讽刺的呢: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你看这个地方,原来那都是宫殿凌宇,什么阿房宫,仁寿宫都有,现在在去哪了,都没了吧,残垣断壁了吧,你现在建造这个凌虚台,总有一天也会变成残垣断壁,建筑是这样,人事更是如此,不要看有些人现在得意一时,将来终归也会有该得的报应。令苏轼没想到的是,陈希亮看到这篇文章后一字未改,并且刻在石碑上,立于凌虚台旁。
若干年后,当苏轼经历了一系列风风雨雨后,想到这件事情相当后悔,后来还给陈希亮写了墓志铭,在墓志铭上表达了自己少不更事的悔恨。(在古代,除非是特别尊敬对方,否则有名气的文人是不会写墓志铭的,像苏东坡这种大文豪写的更是凤毛麟角)
苏东坡入仕之初的宋仁宗年间,表面的太平盛世之下,掩盖的是积贫积弱的王朝,主要体现在国库空虚,经济困难,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时神宗的太后想做寿,国库都拿不出钱。在公元1067年,年轻的宋神宗刚即位就下定决心要改变这种形势,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开始了,这就是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变法的具体内容我们按下不表,王安石变法追求高效和快,他不允许人们讨论和批评,这就决定他任用的人只能是年轻资历浅,一心想往上爬的人,变法效果可想而知。很快,朝廷官员们就以支持变法与否分裂成了两派,苏轼作为反对派并不支持王安石急功冒进的变法,写下了在变法争论中著名的《上神宗皇帝书》,就经济、军事和变法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因为他想让朝廷和国家变得更好。然而,宋神宗的急切,王安石的独断,使苏东坡的劝谏注定无法扭转大局,在变法的第三年,欧阳修、司马光等人纷纷辞去官职退隐山林,同年,苏东坡也到了杭州任通判。而此时,距离苏东坡人生中的第一道难关——乌台诗案仅剩8年时间了,那么在下一篇中将我们将详细介绍乌台诗案是如何对苏东坡的人生轨迹进行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