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学的诞生标志（全球史视野中的）

监狱学的诞生标志（全球史视野中的）一 考察日记：西行“杂”记中的西监模范综而观之，媒介互联观的结构功能视角、文化视角和媒介视角均涉及媒介内容和形式层面，互联的内涵在不同脉络中有特定指向，或为共享、整合、联通、定义等。本文以全球视角关注近代中国监狱改良中的媒介，不仅动态审视历史进程中不同媒介形成的互联、以及媒介自身即互联，以拓展媒介互联观的视域，更在历史进程中揭示媒介互联的运作机制，重新审视媒介形式、媒介生产方式和中国-世界格局的关联。近代中国监狱改良是清末变法修律的内容之一，自清末新政一直延续到抗战爆发而被迫停滞，这一跨越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事件和现象，以话语制造、司法实践、政治干预的方式将中国与世界关联起来。本文以全球史视角关照作为对象、事件、行为的监狱改良。全球史视角试图摆脱西方主义和东方主义的本位主义，在“交互进程、互联和权力差序的漫长历史”中看待现代世界的塑造与形成（康拉德，2008：92）。全球史视角的互联性“要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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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阳，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现代器物百年图像考释与视觉文化研究（1840-1949）”（17CA176）阶段性成果。

近代中国监狱改良是清末变法修律的内容之一，自清末新政一直延续到抗战爆发而被迫停滞，这一跨越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事件和现象，以话语制造、司法实践、政治干预的方式将中国与世界关联起来。

本文以全球史视角关照作为对象、事件、行为的监狱改良。全球史视角试图摆脱西方主义和东方主义的本位主义，在“交互进程、互联和权力差序的漫长历史”中看待现代世界的塑造与形成（康拉德，2008：92）。

全球史视角的互联性“要考虑到研究所涉及的不同地区、现象和时期之间的动态与互动关系”（曼宁，2016：205），本文既立足于发生学呈现中国与世界进行时空互联的方式和进程，也以微观历史事件与“媒介互联观”形成对话。媒介互联观作为传播学的重要议题主要涉及三方面：其一，通过内容共享实现的关系整合。其二，文化视角突破信息层面强调媒介作为社会纽带的连接作用。其三，媒介视角通过对媒介属性、连接方式的分析阐明媒介对历史进程、社会、城市的界定作用。

综而观之，媒介互联观的结构功能视角、文化视角和媒介视角均涉及媒介内容和形式层面，互联的内涵在不同脉络中有特定指向，或为共享、整合、联通、定义等。本文以全球视角关注近代中国监狱改良中的媒介，不仅动态审视历史进程中不同媒介形成的互联、以及媒介自身即互联，以拓展媒介互联观的视域，更在历史进程中揭示媒介互联的运作机制，重新审视媒介形式、媒介生产方式和中国-世界格局的关联。

一 考察日记：西行“杂”记中的西监模范

近代中国监狱改良在司法实践层面肇始于1905年的清廷新政，从观念启蒙层面看，近代监狱改良的酝酿始于清廷与西方的官方外交往来。1861年，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驻外使节成为清政府输入西方信息最直接和便捷的渠道。驻外使节的考察日记频频报呈西方监狱状况，现代新式监狱汇集成西监模范的世界图景。

（一）介于公私之间的考察日记：遍采与周知

出使官员的考察日记兼具公私属性。“私”体现为所载内容皆围绕记述者的个人行迹、观感展开。如曾纪泽的出使日记手稿记载了1878-1886年九年间驻欧的大小事务，其中包括日常起居等程式化的个人生活习惯和行为。

考察日记之“公”首先表现为公务性。考察日记并非仅供自我消遣的西行漫记，而是有公务性质、起外传内达之用的文书。虽内容似游记，但从记载功用和记载者身份来看都与公文近同，或为游记性质的政治考察报告。正因为出使日记作为通达内外之媒介，官员对内容审慎选择。另一方面由于日记的公务性，记载方式秉承“述实”“日更”的原则。出使日记既关系政事通达也关涉政务决策，因此日记记载和传递的时效性务求速达，日记“日采日更”较易完成，但“日采日传”如何实现？考察日记的传播路径借传播技术革新演绎出麦克卢汉笔下的新旧媒介更迭史，出使日记与电报的合作史得以钩沉。早期考察日记通常按月呈递；对于出使时间较短的官员或在其回国后呈报总理衙门。随着电报技术在西方盛行和全球推广，“日记 电报”的模式成为政事急报的惯用手段，实现了外事内达的日传日报制。真正熟练使用电报的驻外公使当属曾纪泽，曾纪泽出使英法俄九年，他几乎每日都用电报将日记部分内容寄回译署。由于当时电报资费较贵，邮驿寄送函牍和电报电传急信两种方式兼而用之，针对千钧一发的外交事务，电报可日传日复，加速了信息内外通达之效，也正因为国事军务对信息速达的需求激增，在出使官员献策和洋务官员力主的背景下，中国很快加入了世界电报体系。

日记之“公”还随“公务性”履行完毕之后衍生出“公开性”，即日记公开出版或刊载于大众报刊。早期出使日记原件为手稿，最初由出使官员定期钞寄总理衙门，待回国后刊印出版。“日记 电报”的合体使旧媒介成为新媒介的内容，“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麦克卢汉，1964/2000：34）。就考察日记而言，日记手稿成为电报的内容，电报既改变了旧媒介日记的“私”性，也放大其“公”性。电报加速了日记在清廷官员间的传播速度，也提高了日记公开传播的效率，经由电报局作为中转，有些日记甚至在未经作者许可的情况下就公开出版发行。曾纪泽寄往译署的出使日记，原本是公事公报，却“不知沪人何由得稿，公然印刷”（钟叔河，1985：39）。可见“电报日记”将原本单一的公务传播链扩展为组织、人际、大众传播交织的传播网。

考察日记介于公私之间的媒介属性，使其最初以出使官员个人体验的方式，次之以公文内传的组织传播方式，再之以公开传播的方式，成为清廷官员和知识分子认知西方现代监狱的重要渠道并影响了清廷实行监狱改良的决策。

（二）世界图景中的西监模范：突异与比照

根据当时驻外大使的考察行迹和日记，西监模范的地域分布主要为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其“模范性”集中体现在监狱设置和狱囚管理上。西方监狱普遍实行分类监管，郭嵩焘有感于英国纽该脱监牢的分类分房隔离制“罪重者缢之，轻者扑之，皆别为一屋”（郭嵩焘，1984：276）。现代新式监狱异于传统监狱在其为执行自由刑之场所，为使囚犯重获新生，兼采课工、教育、教化和惩罚的方式对狱囚进行管理。教育教化，包括劳动技能、文化素质的培训和道德教化。柏林监狱“所授学科为德文、宗教、唱歌、实业及格致等，每日三小时或四小时不等”（戴鸿慈，1982：125）。

综观当时的考察日记，西监模范的信息生产和信息流动都显示出西方中心式，即以西方监狱作为先进文明的代表进行“深描”式的信息输入，一方面以供决策取用，另一方面突显出中国在世界序列中的差距。西监迥异于中国传统监狱的“突异性”成为信息内容的核心，其生产过程伴随着中西比照。但话语生产的目的最终落于中国，或称之为“中体西用”式的信息差序。这种信息差序中的西监模范既存于中西差异中，也存在于西方之共性中，即西方监狱旨在改造而非惩罚，事实上现代监狱得益于启蒙运动洗礼和早期刑罚理论家的建树，自英国滥觞并以英国为中心推广至欧洲诸国、美洲和日本，全球监狱改良的格局自是形成。

二 监狱上“报”：

中监模范的司法实践与媒介“旅行”

如果说早期出使日记中的西监模范止于话语制造，那么中监模范在中国的树立与扩散则体现出司法实践与话语生产之间的互动，并通过互动将中国进一步卷入世界体系。在此过程中近代官报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媒介的差序格局、权力的差序格局都成为影响中监模范推广的重要因素。

（一）官报推广：地方性竞争中的中监模范

1. “模范”实践：地区间的模仿竞争

1909年法部尚书戴鸿慈奏请各省筹建新式监狱，“先就省城改建。为模范计，至京城设立新监狱，尤模范中之模范”（孙雄，1935：645）。各地监狱改良参酌西法，来自出使官员的考察日记或报告成为模范监狱如何“落地”的经验档案库。各地新监改良的模范之法大体相近，均借鉴西法分监制对狱囚分类管理。在制度建设和管理细节上各地新监彰显地方特色，形成模范监狱的区域性模仿与竞争并存的格局。其中京师模范监狱、湖北省城模范监狱和天津习艺所均由洋务重臣督办，成为全国模范中之模范。全国监狱改良以省为单位，以“模范三首”为模范，先行建立各省模范监狱，再逐级向省内各地推广。可以说全国监狱改良以“复制”的方式，按模范资质和行政级别渐次推广。

“模仿-竞争”的模范推广模式成为近代监狱改良的实践范式，清朝覆灭后民国监狱改良也延续此种模式。1915年颁行的《改良监狱切实推行令》明确了省城监狱的模范作用，“凡属省会，宜有一完备之新监，以为全省模范”（司法公报，1915）。

2. “官报”媒介实践：信息网中的中监模范

各地监狱改良的竞争态势，在很大程度上与清廷推行监狱改良的制度设计有关，即改良成效与各省政绩考核挂钩。清廷督令“各省模范监狱统须于宣统三年以前一律告竣，即以此为考核各省成绩之据”（薛梅卿，2017：118），腹地省份“由按察使实力筹倡，分年修改。年终将改良成绩造册报部，以备考核”（东方杂志，1907）。民国设立定期视察监狱考核制度，各地视察情况按司法部制定的报告单式“呈部核示”（王元增，1937）。这一制度设计制造了自上而下的“追赶”之风，“倘不急起直追，匪但内政不修”，亦“无以见重于各国也”（国风报，1910）。所谓“直追”，其目标近者为中监模范，远者为西监模范，要“直追”就须知晓彼此差距，而当时各地监狱信息最权威的流通渠道乃官报。在中国监狱改良的实践中始终伴随着中央官报-地方官报、地方官报-地方官报所编织的纵横交织的信息流通网，并在不同类别和不同区域的报网中呈现出各地监狱改良的竞争态势。

各省监狱改良情形大多出自《政治官报》，其来源多为内务府奏折。官报信息发布的公开性使官报之“公”迥异于考察日记的公私混杂性；官报作为中央向社会统一发布信息的官方渠道也迥异于内部传阅的邸报。官报相对民报而言，强调信息来源的官方性和信息内容的严肃性。事实上，官报的兴办与监狱改良的起步在地域和行政格局上颇为类似，即先在地方试水，经地方到中央再从中央到地方的推广过程。

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来看，中央官报的创设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统合”与“统一”，统合各方、统一口径，对信息发布内容和释放口径进行统一管理，对各地信息进行权威性汇集合流及官方授权发布，各地各部“已有官报刊行，惟仅关于一部一省之事，亟应兼综条贯，汇集通国政治事宜，由馆派员专办一报，以归纳众流，启发群治”（故官博物院明清档案部，1979：1060-1061）。作为制度性设计的官报对信息的汇集、整理、发布有严格的程序和规定。1911年《政治官报》因新官制改《内阁官报》，《内阁官报》成为中央向地方公布政令且具有行政效能的机关。为加快信息流通，《内阁官报》每日出版一份，并规定“京外大小官署，均有购读《内阁官报》之义务”（内阁官报，1911）。在官报体系下，各地监狱改良信息先以奏折形式上报中央，再经审核许可上“报”中央官报，刊载于官报中的监狱改良信息具有“官方认可”的示范性并在官报“加持”下彰显其模范性。

各地监狱改良的信息频繁出现并复现于各级官报中，通过刊载和转载被编织进中央到地方的官报网。官报网既加速了模范监狱的传播也将其推至舆论浪尖；加之官报的公开性和行政公文性，各级官报刊载与否、刊载多寡在结构上形成了各地监狱改良进展状况的“公示栏”。从中央到地方的官报网成为各省监狱改良的竞争“舞台”，各省监狱改良的信息在此交汇，信息差所呈现的现实差制造出监狱改良的区域性竞争之势，以竞争-追赶机制加速了监狱改良的模范效应。由是模范监狱的司法实践与模范监狱的传播实践交织在一起，并具有行政序列上的同构性。在监狱改良的信息流动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的官报体系成为各地模范监狱的竞争舞台，同时监狱改良的媒介“旅行”通过构筑信息网将中央、地方、世界联结起来。

（二）报上“竞”优：模范监狱中的西方

“竞争”在当时既是中国监狱改良推进的机制，也成为中国与世界关联的方式。竞争对速度提出了要求，早期考察日记从手抄到电译的转变，即是对信息外传内达的速度要求。官报创办亦对信息国内传播速度、方式、频度提出要求。正因竞争之需的速度要求，“模范-复制”成为便捷之径，监狱改良采用模范推广模式，官报创办亦采此模式，《北洋官报》刊行后各省仿照北洋章程陆续创刊。从这个角度来说，模范的模式是复制的艺术，其重要之处在于确定以资复制的模板，对地方官报来说《北洋官报》是模板；对监狱改良来说，模范三首是模板，但模范三首亦是模板之模板，其模板之原型在西方。

监狱改良作为“国际竞争之事业”（故官博物院明清档案部，1979：831），其背后既裹挟着西方文明先进论，也随着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步伐夹杂着强权政治，对中国来说加入这一国际竞争之事业，是主动与被动交织的过程与产物，中国对西监模范的取用总体遵循了实用主义和因地制宜的原则。为加快追赶步伐尽快融入世界体系，在监狱改良方略上清政府偏向选择更易移植的日本经验，“中、日两国，政教同，文字同，风俗习尚同，借鉴而观，正可毋庸疑虑也”（沈家本，1989：90），更重要的是在东方普遍遭遇西方“文明裁判”的背景下，唯有日本脱颖而出成为因司法改良而成功撤销领事裁判权的“模范”。

中国积极加入世界体系，一方面以“会通”为要，“参考列邦之情形，比较舆国之成己，会通各员之学说”（东方杂志，1910），另一方面以“抒己”为方，中国积极参加万国监狱大会，让世界知晓中国，争取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此外，还借助印刷媒介重塑国际形象，“宣示中外，俾天下晓然于朝廷宗旨之所在，而咸钦仁政之施行，一洗从来武健严酷之司，即宇外之环伺而观听者，亦莫不悦服而景从”（沈家本，1989：90-91）。更重要的是中国积极加入世界监狱改良是为了收回治外法权。1921年华盛顿会议通过决议案拟定各国派代表考察中国法律情形，西方考察团参观中国监狱成为衡量领事裁判权撤销与否的重要一环。在当时，监狱改良作为国际竞争之事业成为各国欲争国际地位的重要砝码，“监狱是全世界都迷恋的有威望的象征，故而政府热切地投入巨资建造牢房和围墙——并且经常追加投资——以求获得加入高人一等的‘先进国家’的行列”（冯客，2002/2008：6）。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进入先进国家行列还言之尚早，但加入国际竞争事业已将其纳入世界舞台并步入“现代性”的征程中。

三 监狱“自媒介”：

视觉治理的政治秩序与世界体系

如果说日记、官报、电报在近代监狱改良中扮演的媒介角色是跨越地理空间局限实现信息沟通、观念传散，这类媒介的非在场性藉由现代传播技术的革新加速了传播速度，扩大了传播范围；那么监狱自身作为在场性媒介，通过空间营造邀请人们在场性观看和体验，从而视觉化颠覆传统认知，既包括现代监狱观的民众普及，也包括改变西方对中国的刻板印象。监狱作为建筑媒介是现代刑罚观实现的载体，监狱结构及与之伴生的视觉观瞻、视觉管理在全球监狱改良中均以醒目的位置提上日程。

（一）监狱“营造”：空间政治与“时间性媒介”

监狱营造是狱政施行的前提，即沈家本之谓“借监狱之地，施教诲之方”（故官博物院档案部，1979：831）。西监模范的建筑营造早在出使官员的考察日记中就详加描述，他们参观新式监狱首先被监狱建筑的视觉冲击所震惊。这一方面体现在建筑之高大宏阔，费城监狱“石屋一所，高大若方城，四无居人”（李圭，1985：243），另一方面体现在建筑空间设计之精巧，以实现对狱囚的精细化管理。西方监狱皆有一视觉中心之建筑——瞭望亭，英国本顿维尔监狱作为全球模范监狱之首。以瞭望亭为视觉中心形成了现代监狱的结构形制，“查欧美各国监狱之形式，或用十字与一字，或用扇面与星光”（国风报，1910）。

与监狱建筑营造相呼应的是监禁制度的革新。当时全球盛行四种监禁制度：独居制、分房制、阶级制、自治制。修律官员认为理论上“改良之法，当以分房制、阶级制为最善”（东方杂志，1907），但由于资金短缺，当时包括京师模范监狱在内的各省模监多采用分房监和杂居监相结合的形式。迈克尔·达顿（MichaelR.Dutton）认为这是中国基于文化和制度的选择，“是西方所能提供的最为贴近中国制度的模式了”（达顿，1992/2009：195）。

现代监狱以空间性将隔绝、监管、监视和改造融为一体，以视觉治理的方式使现代治理观念和秩序“落地”。同时，现代监狱还以营造结构之稳定使其成为跨越时间超越意识形态的“时间性媒介”，监狱是偏向时间的媒介，它将视觉形式的现代治理术用建筑之夯筑、空间之营造固定下来，使其在不同文化和社会制度中都具有稳定性，正如乔舒亚·弗里曼（JoshuaB. Freeman）对巨型工厂之于现代世界形成的描述，“它是一种超越特定政治和经济体系的现代性”（弗里曼，2018/2020：402）。现代监狱也是如此，它以超越地域和意识形态的“现代性”在世界范围推广和流行，监狱改良的现代化进程将中国纳入视觉治理的全球体系中。

（二）监狱“观瞻”：视觉治理的权力秩序

现代监狱以空间政治学将视觉性纳入治理方式。新式监狱的视觉治理围绕“观看”展开，看的方式、看的主体、看与不看、看与被看都成为视觉治理的路径。总的来说，监狱以狱囚的“视觉设障”和狱官的“视觉无阻”实施狱官对狱囚的管控，监狱中的观看方式包括洞视、无视、视而不见、敞视、凝视、游观诸类。从狱囚的角度看，“黑牢”以屏蔽视觉的方式惩罚违规者，本顿维尔监狱设黑狱，“梗法不听约束者闭之黑狱中，减其食”（郭嵩焘，1984：151-152）。其次通过“覆面”的“视而不见”最大程度减少犯人间的交流，柏林监狱狱囚“即出入时，亦戴面具，彼此不能见”（戴鸿慈，1982：124）。从狱官的角度，为保证其畅通无阻地“看”且不“被看”，监狱设窥孔以“洞视”。

现代监狱最精密最大的视觉装置是其严整的建筑结构，即由瞭望塔楼和十字形、扇面形、星光形、圆形监房所构成的视觉敞视。从视觉管理角度无论监狱采用何种形式其法为一，“必于中央集点，建一中央看守处，中有视察台，以便看守常在此处视察戒护事务”（赵琛，1931：342）。以瞭望塔为中心的放射型结构实现视线的分散观看和单向汇流，“此种型式与现代监狱的设计原则颇为适合，……于管理上极为便利”（陈逢光，1936），它最大程度将监狱建构成单向的、隐匿的、全能的视觉管理网。这种现代监狱营造方案离不开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刑罚观和全景监狱（Panopticon）构想（边沁，1982/2000：225），民国监狱学家孙雄和赵琛都曾在其《监狱学》著作中介绍边沁。

监狱改良的视觉治理体系，不仅指监狱内部嵌入体现理性和功利主义的视觉化管理，还包括监狱本身的观瞻性，即模范监狱自身成为“景观”被人们观看。事实上，边沁圆形监狱的设想原本主张将圆形监狱建在城市醒目位置，在观看中对人们起威慑作用（Jones，1986：72），但各国监狱实践都从实际出发将监狱建于远离都市之地，不过这并不妨碍监狱成为全球“景观”。

监狱参观同时也作为展示国家现代性与国际竞争力的方式。中西方在互相参观监狱过程中交流经验、沟通信息、宣示法权。外国监狱准许国人参观是希望输出先进经验，密歇根监狱典狱长甲克森直言“可以带一点他个人办理监狱的意见到外国去，以资参考”（章楚，1935：64）。对中国来说中国监狱向社会向世界敞开大门是以争取法权独立为旨归。根据华盛顿会议的决议，西方考察团参观中国监狱是重要环节。可以说，作为建筑媒介的监狱，其营造之法、观瞻之道以国际通用的建筑语法将中国狱政纳入到视觉治理的世界秩序和全球序列中。

监狱作为建筑媒介，将人置于媒介中，以空间感知将个人认识、判断与视觉治理关联起来。虽然中国监狱改良未能实现法权独立，但它已将中国纳入世界网络。监狱改良在中国“显影”为争取主权独立的抗争之域，虽然在权力差序格局中西方的话语霸权决定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但监狱改良作为现代性追求，在话语层面、实践层面、观念层面皆给中国带来的冲击和变化，并将中国与世界更紧密地互联。

四 互联：模范-复制术与大同世界

近代中国监狱改良的进程，既融入了媒介发展史，也通过各类媒介将中国与西方、官方与民众、中央与地方联结起来。在中国与世界体系关联的过程中，考察日记、电报、官报、监狱建筑这些不同媒介和媒介杂交（hybrid）在尺度、速度、模式上都对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产生了影响。从日记到电报，西监模范以日抵之速从西方到达东方，缩短了中国对西方的认知距离；从日记到官报，公私之间的尺度发生变化，模范监狱以更透明的姿态进入公众视野；从印刷媒介到建筑媒介，模范监狱以具身体验缩小了中西方相互“经验”监狱改良成效和现代化程度的距离。

在媒介所互联的世界中，“速度”成为媒介发展与媒介杂交的尺度，考察日记的变体电报日记正是搭乘电速之利实现了中西方的即时联通；官报之创设以日报为准，以满足信息从中央速达地方的诉求。媒介速度推动了全球互联的进程，用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的话来说，媒介技术对速度的追求使时间消灭了空间，我们进入“没有疆界的社会（atopia）”（转引自阿米蒂奇，2012/2019：91）。

中国监狱改良的进程是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作为国际竞争事业的监狱改良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经验的全球输出、扩散与推广，其后的支撑机制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和殖民秩序。从早期以英国为中心的经验输入，到实践中以日本为中心的经验取法移植，中国把监狱改良作为争夺国际话语权的场域，模范的生产方式和媒介的生产方式交织交叠，“何以模范”成为不变的法则。

模范即复制。模范即可复制的母本，中国监狱改良通过各种媒介建立了西方模监母本的档案库，地方模监移植日本经验成为全国复制之母本，监狱改良循着模仿复制的路径，以加速度跟进世界监狱改良的步伐。“复制”是“何以模范”的生产机制。

模范即大同。模仿复制的过程使全球监狱改良趋于大同，当时言论亦称监狱改良指向大同世界，“十七世纪以来，英国首倡改良，浸至风行欧美。近四十年，美国发起万国监狱会观型研究，遂臻大同。几难有所轩轾”（汪庆祺，2007：466）。大同并非同一，而是指向万国互联的世界主义及互联体系中各成员共同进步的社会进化论。在这样的格局中，新模范取代旧模范，模范亦在复制中更新成被效仿的新模范，在臻于大同的过程中，万国关联更紧密，万国竞争亦无止境，正如《考查司法记·序》曰：“宇宙事物皆日进也，向上不息，乃为尽性”（张耀曾，2014：30），中国监狱改良以“日进”之法与媒介编织起加速复制推广的信息网与实践网，成为现代世界与全球体系的一部分。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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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执编/阿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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