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金瓶梅到底（奇书金瓶梅到底）

奇书金瓶梅到底（奇书金瓶梅到底）此作唐时流传日本，在本土失传。清末驻日公使黎庶昌、李盛铎抄写带回国内。日本《万叶集》编辑者大伴家持（717-785）在他的《赠板上大娘歌》中，多次引用《游仙窟》文句。前于此，山上忆良《沉疴自哀文》并引《游仙窟》，此文为山上末年之作，正当唐开元二十一年。说明，唐开元年间，张文成尚在世之时，《游仙窟》即已传至日本。 其一为张文成著骈文传奇小说《游仙窟》。这篇小说用第一人称自叙旅途中在一处神仙窟中的艳遇。描写“下官”与十娘交流感情之后，渐入佳境，他们在夜深更久，情急意密之时，共效云雨之欢。“两唇对口，一臂枕头，拍搦奶房间，摩挲髀子上，一啮一快意，一勒一伤心。鼻里酸痹，心中结缭；少时眼花耳热，脉胀筋舒。始知难逢难见，可贵可重。”所写性爱是一种幻境中的婚外恋，没有拘束，不以婚姻为目的，没有“贞操”、“负心薄幸”、“始乱终弃”这类观念的重压，只是自然地凭感情的自由表达、抒发、交流。性爱是美好、欢乐的，

奇书《金瓶梅》到底“奇”在何处？

☞王汝梅☜

《金瓶梅》产生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比《红楼梦》早二百年，与明代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合称四大奇书。因为这部书中的人物潘金莲、李瓶儿、春梅都是主要人物，书名就叫《金瓶梅》，又称《金瓶梅传》。因西门庆是书中的更重要的人物，又称《西门传》。小说中着笔描写人的自然情欲，《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又称此书《淫史》（相当于今天说的情爱史）。有人采取索隐的思维方式，把“金瓶梅”说成是金瓶内插一朵梅花，隐寓生殖器崇拜的含义，这就不一定有什么道理了。这些名称、这种隐寓，说明接受者在开动脑筋，努力探索、理解这部奇书的主旨与创作用心。《金瓶梅》有两系类三种主要版本。明万历年间刊本《金瓶梅词话》，简称万历本或词话本。明崇祯年间刊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简称绣像本或崇祯本。清康熙年间，小说理论家张竹坡评点本《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简称张评本，张评本是以崇祯本为底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词话》（戴鸿森校点），据明刊词话本整理。齐鲁书社出版的《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王汝梅等校点），据清刊张评本整理。

　　读这两种校点本，就可以了解到《金瓶梅》的真面貌及其伟大的写实成就。港澳地区流行的《真本金瓶梅》是据民国初年改写本印刷的。早在三十年代，郑振铎在肯定《金瓶梅》是“伟大的写实小说”之后说：“好在我们如果除了那些秽亵的描写，《金瓶梅》仍是不失为一部最伟大的名著的，也许瑕去而瑜更显。我们很希望有那样的一部删节本的《金瓶梅》出来。什么真本金瓶梅、古本金瓶梅，其用意也有类于此。然而却非我们所希望有的。”（《谈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齐鲁书社出的两种校点本，实现了郑振铎的“希望”。至于近期出现的《金瓶梅传奇》、《金瓶梅故事》之类，则距《金瓶梅》的本来面貌较远，是不足取的。《金瓶梅》本来就是一部白话长篇小说，更不用今人改写成《白话金瓶梅》了。我们应做研究、理解、借鉴、超越古人的工作，不必去做荼毒古代名著的事情。话说远了，还是谈“奇”在何处。《金瓶梅》产生之初，震撼了明末文坛，因为它开拓了新的题材，拓展了审美领域，塑造了前所未有的艺术形象。明代作家袁宏道说它“云霞满纸”。谢肇淛称赞《金瓶梅》是“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冯梦龙称赞《金瓶梅》“另辟幽蹊，曲中雅奏”，开始称它是一部奇书，并把它与另三部长篇“赏称宇内四大奇书”。张竹坡继承了冯梦龙的四大奇书之说，把《金瓶梅》定名为《第一奇书》，把它提高到小说史的最高地位。在古代人的文艺术语中，奇与正、华与实是相对而言的，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说屈原的作品“酌奇而不失其正，玩华而不坠其实”，即是肯定《离骚》对《诗经》的继承与革新。说《金瓶梅》“奇”，不是离奇古怪之义，而是说它在小说史上具有创新、开拓的意义。

　　《金瓶梅》是我国小说史上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白话小说，共一百回，约九十万字，写了七百多个人物，形象生动完整的人物也有三十多个。小说开头几回，借《水浒传》中武松杀潘金莲一段故事作引子，展开故事情节，表面是宋代的故事，实际上写明代的生活。《金瓶梅》成功地塑造了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宋惠莲、应伯爵等典型形象。西门庆一生，由破落到暴发到升官。他奸占潘金莲，并吞了寡妇孟玉楼的财产，骗娶了李瓶儿。勾结官府，强取豪夺。西门庆与朝臣杨戬的党羽陈洪结亲。杨戬、陈洪被参问罪后，又拉上太师蔡京的关系，攀附上更为强硬的靠山，升官当上理刑副千户。西门庆除行贿受贿外，还放高利贷，开典当铺、绸缎铺、绒线铺，向官府制取盐引，贩盐谋利。西门庆是一个具有复杂思想感情的活生生的富商、官吏的形象。潘金莲是裁缝潘裁的女儿，很小就被卖到王招宣府当奴婢，后又被转卖到张大户家做妾。在张大户家被赶出后，嫁与武大为妻。后被西门庆勾引霸占为妾，开始走上堕落道路。潘金莲是个受害者又是个害人者，是没落的封建制度的产儿。《金瓶梅》着力描写了西门庆家庭内部妻妾之间的争宠斗妍，但这种描写不是孤立的。它不但直接描写了朝廷内部的矛盾斗争，而且把西门之家和官府、朝廷的上下勾结连缀描写，暴露了明代官场的黑暗，政治的腐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西门庆家庭是明王朝的缩影。《金瓶梅》作者的观察力、感受力是第一流的。作者打破了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这种黑白两色观察角度，能多侧面多层次地观察。小说表层上描绘丑、描写情欲，却反映了深层的变态的爱、变态的心理、扭曲的性格，从而创造了艺术美。

　　小说写人物，写性格的复杂性、多样性，而不是单一的、静止的。小说以市井人物为主要角色，不再是帝王将相、神魔、英雄传奇。作家的新观察、新发现、新创造，使《金瓶梅》在小说史上具有了开拓、创新意义，使现实主义小说创作进一步发展，标志着我国小说创作进入一个新阶段。《金瓶梅》是一部里程碑性质的作品，它给《红楼梦》的创作，积累了艺术经验，开辟了道路。《红楼梦》发展了《金瓶梅》的现实主义，把古典小说推上现实主义高峰。《金瓶梅》与《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现实主义的两种典范、两个高峰。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红楼梦》出来，中国小说的写法就变了。有人认为，这句话拿来评《金瓶梅》，其实更合适。美国学者认为：“中国的《金瓶梅》与《红楼梦》二书，描写范围之广，情节之复杂，人物刻画之细致入微，均可与西方最伟大的小说相媲美。”《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史与世界小说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金瓶梅》、《肉蒲团》这两部著名的中国古代小说，都描写了性行为、性心理、性关系，并因此而引起读者的关注与兴趣，也引起明清封建统者对它们的禁毁。两部小说写性爱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大的差异，尤其是作者的性观念性意识有着很大的不同点。性文学指以直接描写性爱、性行为、性心理、性关系为主要表现内容的文学作品。限于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在中国对这类文学作品的研究还很不够。初步考察，从南朝乐府民歌开始出现对性爱的肉体行为的描写。进入唐代，性观念开放，出现了典型的性文学作品。

其一为张文成著骈文传奇小说《游仙窟》。这篇小说用第一人称自叙旅途中在一处神仙窟中的艳遇。描写“下官”与十娘交流感情之后，渐入佳境，他们在夜深更久，情急意密之时，共效云雨之欢。“两唇对口，一臂枕头，拍搦奶房间，摩挲髀子上，一啮一快意，一勒一伤心。鼻里酸痹，心中结缭；少时眼花耳热，脉胀筋舒。始知难逢难见，可贵可重。”所写性爱是一种幻境中的婚外恋，没有拘束，不以婚姻为目的，没有“贞操”、“负心薄幸”、“始乱终弃”这类观念的重压，只是自然地凭感情的自由表达、抒发、交流。性爱是美好、欢乐的，而不是罪恶的，也不是耻辱的。

此作唐时流传日本，在本土失传。清末驻日公使黎庶昌、李盛铎抄写带回国内。日本《万叶集》编辑者大伴家持（717-785）在他的《赠板上大娘歌》中，多次引用《游仙窟》文句。前于此，山上忆良《沉疴自哀文》并引《游仙窟》，此文为山上末年之作，正当唐开元二十一年。说明，唐开元年间，张文成尚在世之时，《游仙窟》即已传至日本。

其二，是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描写了各阶层人物的性行为。阐发了作者的性理论，还传播了性知识。到明清时期，性文学以小说为主要表现形式。这类作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称为艳情小说，以《如意君传》、《痴婆子传》、《素娥篇》、《弁而钗》、《肉蒲团》、《姑妄言》等为最有代表性。《如意君传》描写平民薛敖曹与国君武则天之间的性关系，性超越了等级伦常、以性事“内助于唐”，把性推崇到至高无尚地位，客观上批判了禁欲主义。把性与社会、政治联系起来描写，给《金瓶梅》以影响。《痴婆子传》产生在明代万历年间，正逢《金瓶梅词话》传抄刊刻年代。《痴婆子传》对少女怀春的心理作了细致而真实的描写，肯定人的本能欲望的自然性、纯真合理性。做父母者对少男少女的青春萌动的欲望只能引导，而不能回避、堵塞与压抑。痴婆上官阿娜被嫁进封建世家，被迫陷入性迷狂。阿娜和《金瓶梅》中的潘金莲一样，在封建社会男权制困境中，人性被扭曲。《素娥篇》刊印在明万历四十年（1612）到天启二年（1622）这十年间，大约在现存《金瓶梅词话》刊印前后。首有方壶仙客序，谓作者为邺华生。《素娥篇》藏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金赛研究所，被称为金赛研究所的镇山宝。全书图文并茂，有图四十七幅，首两幅末两幅为故事开头结尾情节的绘形。《素娥篇》叙写武则天侄儿武三思和侍女素娥之间的性爱故事。实际上借武三思与素娥代表男与女、阴与阳，表现阴阳和合，男女互补。《素娥篇》四十三幅性行为图，不是某种性技巧的图解，而是性美观念的形象化。如第十九《日月合璧》，意境为日月合璧、妙夺天象。与之相配的《长相思》词为：“日东升，月东升，乌兔分司昼夜明，原来不并行。天无情，却有情，合璧潜通日月精，趣处妙难评。”可以说是性美的礼赞。《弁而钗》是一篇男同性恋的赞歌。产生在明崇祯年间，题“醉西湖心月主人著”。叙写李又仙救父卖身到男同性恋妓院，被燕龟鞭打后接客。后遇侠义之士把李又仙救出。李又仙为报答搭救之恩，男扮女装保孤抚孤，以母亲身份抚养一孤儿。小说写易装、易性，批判了异性恋霸权、冲击了性身分的两分模式。

　　《姑妄言》二十四卷，三韩曹去晶编撰。书成于清代雍正八年（1730），在《金瓶梅》、《续金瓶梅》、《肉蒲团》之后，《红楼梦》之前。初步考证，曹去晶为辽东人，幼年曾住南京。故事以明崇祯朝为背景，写社会世情，从帝王将相到贩夫走卒，写到各阶层人物。作者立意在劝人向善，表现善恶贞淫各有报应的思想，性描写文字较多，每回都有性描写，所写者有一女多男、一男多女及乱伦，男女同性恋、人兽杂交（人与驴、人与狗、人与猴）、性交猝死等。写采战法则有采阴补阳、采阳补阴。写春宫图册的催情作用。写春药揭被香（塞入女阴户）、金枪不倒紫金丹。性具缅铃、白绫带子及角先生。写缅铃比《金瓶梅》更具体、明确，自云南、贵州得到，带到南京，“侯捷的大管家私下孝敬了姑老爷两个缅铃。一个有黄豆大，是用手攥着的。一个有榛子大，有鼻如钮，是妇人炉中用的”。这种用法为其他艳情小说未叙写过，可供研究缅铃的参考。《姑妄言》为明清性小说集大成之作。《姑妄言》原藏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原为莫斯科列宁图书馆）。1966年苏联汉学家李福清发现。在明清性小说中，《肉蒲团》最为流行。《肉蒲团》一名《觉后禅》，坊本改题《耶蒲缘》、《野叟奇语》、《钟情录》、《循环报》、《巧姻缘》，六卷二十回。题署：情痴反正道人编次，情死还魂社友批评。首有西陵如如居士序。清人刘廷玑、近人鲁迅、孙楷第都认为《肉蒲团》是李渔的作品。从《肉蒲团》构思奇异、语言清新流畅，善用偶句与譬喻的特点看，与李渔其他小说风格相一致。《肉蒲团》第一回“止淫风借淫事说法，谈色事就色欲开端”作为引子，阐发了作者的情欲观。他说：“照拘儒说来，妇人腰下之物乃生我之门，死我之尸。照达者看来，人生在世若没有这件东西，只怕头发还早白几年，寿算还略少几岁。”他把适度的性行为比喻为人参附子，“只宜长服不宜多服，只可当药不可当饭”。据这种有益健康的观点，作者应当是既反对纵欲，又反对禁欲的。然而小说展开的情节，描写的形象，与这种见解是相矛盾的。书生未央生有才有貌，要做天下第一才子，娶天下第一位佳人。经媒人介绍招赘在铁扉道人家为婿，其妻玉香受父亲的道学思想束缚，不懂得性事。未央生用春宫画册启发玉香潜在的情欲，方达到夫妻的和谐。后来，未央生觉得玉香还算不上天下第一位佳人，于是以游学为名外出访女色，在张仙庙中造一本《广收春色》册子，记下庙内拜求子息的美艳少妇，分特等、上等、中等。册子上有银红（瑞珠）、藕色佳人（瑞玉）、玄色美人（花晨）等。在未访求这几位佳人之时，未央生结识了赛昆仑这一侠客。赛昆仑嘲笑未央生阳物太小，虽有才貌，是中看不中用的。未央生拜求术士，用狗肾补人肾，使微阳变成巨物。未央生在赛昆仑帮助下，结识了卖丝商人权老实的妻子艳芳，与艳芳先淫后出走。在艳芳怀孕后，未央生又与隔壁住的香云发生性关系。香云并把未央生介绍与其两个妹子瑞珠、瑞玉和姑姑花晨，共享“三分一统”、“共体联形”之乐。权老实发现妻子艳芳与未央生发生关系，被迫把妻子卖予未央生。权老实要以冤报冤，到铁扉道人家当佣工，与未央生妻子玉香发生关系，并私奔离开家乡，玉香被卖到京城仙娘妓院为娼，并从鸨子处学得三招绝技，成了名震京师的妓女。

　　未央生一心要嫖名妓，到京城仙娘妓院，玉香发现他是自己的丈夫，躲避起来，悔愧自杀。未央生在和尚孤峰大师教诲下后悔莫及，把自己阳物割掉，出家做了和尚。未央生在作者笔下宝贵自身的才貌，又不肯为官为优。他追逐女色，既有满足感官放纵的一面，也有对女性的爱怜。艳芳、香云、玉香、瑞珠、瑞玉等女性形象，虽只满足于私通，缺少情爱的升华，但她们不求权势、不慕钱财，只求男人有才有貌有力，显示了对封建贞节观、禁欲主义的反叛。《肉蒲团》离开社会背景，孤立地写性行为，没能像《金瓶梅》那样触及广阔的生活领域，把对性欲的表现融进广大的世界中，不免显得单薄、肤浅。作者为了肯定男女感官快乐的自然性、合理性，过多地叙写性知识、性技能，束缚了作家真正的艺术想象力。作者在描写性行为时重肉体本能，重感官而不重精神、心灵。作者在情欲上走向两个极端：纵欲与禁欲。《金瓶梅》作者有“女人祸水”、女色杀人的思想。词话本第一回引词：“请看项籍并刘季，一怒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金瓶梅》张竹坡评本第一回“色箴”曰：“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这都表现了作者与改写者封建主义男权制的情欲观。相比较而言，《肉蒲团》作者也有生命意识与享乐意识之间的矛盾困惑，但比《金瓶梅》作者开明，在性行为描写时，笔调轻松、享乐主义是突出的。《金瓶梅》作者的性恐惧心理更为明显。与《肉蒲团》等其他明清艳情小说相比，《金瓶梅》有更高出更积极的方面，值得注意。《金瓶梅》作者以长篇小说形式最早着笔写人的自然情欲，对被掩盖被忽视的方面加以正视，给予直接的表现，这是作者的开拓与创造。

《金瓶梅》产生在明末，重视描写世态炎凉，把性描写与西门庆家庭生活、广阔的市民社会相联系。说明性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是文化的。人的自然情欲、直接的自然关系不可能与社会属性、社会关系分开。《肉蒲团》产生在清初，并未能继承发展《金瓶梅》的积极成分。《肉蒲团》写未央生的艳情活动，游离在社会生活矛盾、人情世态之外，其思想与艺术价值远不及《金瓶梅》。李渔在《肉蒲团》第二回评语中有意抬高自己的作品，贬低《金瓶梅》，他说：“此独眉眼分明，使人看到入题处便俱了然，末后数语又提清绵远，不复难为观者，真老手也。《水浒》而外，未见其俦。有谓与《金瓶梅》伯仲者，无乃淮阴、绛灌。”意即谓《肉蒲团》羞与《金瓶梅》等列，表现了李渔的肤浅与局限。《金瓶梅》作者塑造了具有女性主体意识的潘金莲形象。她争生存、求私欲、精力旺盛，有心机，聪明、美丽。她狂热的展示自然情欲，完全不受传统道德的遏制，表现了女性的主体意识、女性对自我生命的觉悟。潘金莲的行为在客观上体现出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她以极端的形式反叛、冲击男权制、封建纲常伦理。她是一个被污辱被损害的普通女性，是男权制封建社会毁灭了她。潘金莲形象的社会意义远远超出《肉蒲团》等艳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金瓶梅》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伟大写实小说，开创了中国小说发展史的新阶段，开拓了新的题材，拓展了审美领域。《金瓶梅》是一部世情小说，这是中外学者取得的共识，给《金瓶梅》的正确定位。因《金瓶梅》中有极具价值的性行为描写，在我们研究古代性小说时，应予以关注与参照。《肉蒲团》大致成书于1671-1677年。情痴反正道人与批评者情死还魂社友当为同一人，都是李渔的化名。第二十四回评云：“知我者其惟《肉蒲团》乎?罪我者其惟《肉蒲团》乎?”完全是作者的口吻。

《如意君传》对《金瓶梅》的影响

　　明代艳情传奇小说，以《如意君传》、《痴婆子传》、《素娥篇》、《春梦琐言》最著名。这些作品，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主义思想统治下，在明清两代一直遭受禁毁厄运。受封建统治者与观念陈旧狭隘读者的双重压制，几乎被毁灭。作为文化遗产中被禁毁而又幸存下来的作品，以孤本、抄本传世，显得更加珍贵。这些作品反映了传统文化的某些特点，是研究传统文化的形象资料。我们在改革开放、走向现代化的新时代，以健康的心态、宽容的胸怀，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给予重新审视，可以认识到它们的历史价值。这些作品在文言小说史、艺术史及性文化史上均应占有一席重要地位。《如意君传》在嘉靖年间已流传，叙写武则天与男宠薛敖曹之间的性关系，详细描写武则天宫廷内的性生活。武氏已七十高龄，性事不得满意，宦官牛晋卿向武氏荐伟岸雄健男子薛敖曹。敖曹被召入宫，极力满足武氏的要求，与其逞欲淫乐。小说着重描写他们性事的和谐愉悦。武氏对敖曹说：“卿甚如我意，当加卿号如意君也。”武氏亦因此改元如意。薛敖曹陪伴武氏，顺从武氏，但内心有顾虑有痛苦，终于主动离开宫廷。武氏想再召敖曹入宫，敖曹乘千里马逃去民间。对《如意君传》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作者推崇性事，让国君与平民交，性超越了等级伦常。薛敖曹提供武氏以性快乐，想以真情感动她，使其回心转意，恢复李唐王位，维护正统。写薛敖曹“内助于唐”，以性事助唐治国，把性事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客观上批判了禁欲主义。第二，从两性关系角度看，武氏是主宰者，薛敖曹是被动者，让男人做附庸，改变了男尊女卑、男动女静、地为天用的正统意识。第三，薛敖曹在服务于武氏时，是民与君交，怀有恐惧、痛苦。薛敖曹逃出宫廷，流落民间，最后皈依了道家哲学，无欲而安。由崇性纵欲又走向禁欲。第四，《如意君传》产生在《金瓶梅》之前，在以上各方面都对《金瓶梅》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意君传》把性写得既快乐又痛苦，把性与政治、国事联系，不是孤立地单纯地写性。人的性行为具有社会、文化的属性，人的自然属性、直接的自然的关系不可能与社会属性、社会关系分开。《如意君传》把人的性行为联系社会性描写，写得复杂多面。《金瓶梅》能把性与西门庆家庭、晚明社会联系起来描写，应该说《如意君传》已给提供了先例，开辟了道路。

晚明万历至崇祯是小说高度繁荣发展时期，现存《金瓶梅词话》刊刻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多数学者认为《金瓶梅词话》产生在嘉靖末至万历初，《痴婆子传》即产生在万历年间，正逢小说繁荣期，也正逢巨著《金瓶梅词话》传抄刊刻年代。《痴婆子传》当早于万历四十年（1612）。小说开头称有筇客者访问一位发白齿落而丰韵犹存的七十老媪，媪即将一生的性经历性生活的不幸遭遇作了痛苦的回忆，进行了详细地述说。老媪上官阿娜从少女怀春到出嫁封建世家栾家为妻，先被奴仆大徒、伯克奢奸，后又被公公栾翁奸，被寺僧如海及其师奸污。阿娜在男权社会的困境中，成为性榨取的对象，被劫被挟被胁迫。《痴婆子传》塑造的痴婆阿娜是一位被污辱被损害的女性形象。小说也描写了阿娜对费生、盈郎的偷情。本能欲望得不到合理的实现，不得已作性压抑的变态宣泄，也是向男权社会的一种报复。小说作者怀着愤慨之情写阿娜的体验与感受，叙述中充满了一个女人用一生苦难沉积成的愤怒与仇恨。

《痴婆子传》对少女怀春的心理作了细致而真实地描写，肯定人的本能欲望的自然性、纯真合理性。小说的描写启示做父母者：对少男少女的青春萌动的欲望只能引导，不能回避、堵塞与压抑。阿娜年少之时，喜读《诗经》，父母废淫风不使诵读。阿娜只好偷读。但对于情诗所写男女相悦之词，仍觉不可理解，只好向北邻少妇请教。少妇先向阿娜解说男女在生理上的不同。但阿娜对男女为什么相悦仍感不解。少妇进一步解释说明男女交接的自然性。阿娜受这种思想的启蒙而产生了与表弟慧敏偷尝禁果的欲念。这种萌动是自然的纯真的。阿娜进入封建家庭之后，在越轨纵欲的环境中，被迫陷入性迷狂，实际上成为了这个封建家庭中的娼妓。最后，阿娜与塾师谷德音产生了爱情，赤诚相爱。真正的爱情为封建礼教所不容，谷德音被鞭打，阿娜被赶出栾家。小说最后写道：“上官氏历十二夫而终以谷德音败事，盖以情有独钟，故遭众忌。”封建家庭中允许越轨纵欲，而不容阿娜的真正爱情。阿娜形象和《金瓶梅》中的潘金莲一样，在封建社会残酷禁欲——越轨纵欲的困境中，人性被扭曲。两部作品写出了自在状态存在的真实的女人。今天的读者觉得她们并不可爱，但作者对她们悲剧命运的真实描写，足可令人震撼。在艺术上，《痴婆子传》是有独创性的。它在语言风格上文约事丰、言近旨远、蕴藉含蓄，极富有传统史传作品的美学风貌。最具有独创性的是女性视角、采用第一人称限制叙事方式、叙述倒装手法，这三者结合，在古典小说中是一种创造，特别值得我们加以珍视与研究。陈平原著《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指出：“作为故事的记录者与新世界的观察者而出现的‘我’，在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中并不罕见。中国古代小说缺的是由‘我’讲述‘我’自己的故事，而这正是第一人称叙事的关键及其魅力所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7页）他还指出，中国读者不习惯第一人称叙事方法，并把倒装叙述手法，“从一开始就被认定为西洋小说手法”。由此可见，《痴婆子传》的叙事艺术成就，超前地具有了现代小说艺术的特点，更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痴婆子传》作者为何人，尚不得而知，作者是男性还是女性，更待考证。作者对女性心理的细致刻画、对性欲求的深层探索，可与《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相比肩。

《素娥篇》当刊印在万历四十年（1612）至天启二年（1622）这十年间，大约在现存《金瓶梅词话》刊印的前后。首有方壶仙客序，谓作者为邺华生。《素娥篇》藏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金赛研究所，被称为金赛研究所的镇山宝。由于不易读到，读者对此书面貌模糊。全书不是图文各半，也不是以图为主，而是以文为主，图文并茂。图四十七幅，首两幅与末两幅为故事开头结尾情节的绘形。中间四十三幅为两性行为艺术化的绘形。图前有标题、叙述行为环境与行为特点的文字，并有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对话交流，然后是一首词。正文文字九十九页（此一页为线装书刊本的半叶）近万言，是一篇较长的传奇小说。《素娥篇》首叶版心下方署刻工黄一楷。黄一楷为安徽徽州歙县虬村刻工名族黄氏第二十七代，生于万历八年（1580），卒于天启二年（1622），享年四十三岁。有学者认为，一楷刻《素娥篇》风格较成熟，当于万历四十年以后，其时，一楷已过三十岁。

《素娥篇》叙写武则天侄儿武三思和侍女素娥之间的性爱故事。武三思“从行诸姬，次第进御，云雨巫山，兴浓辄极。当时所幸，数人最著：桃姬善词；小桃歌之；桂娥喜吹；佛奴庶几；兰姬善弈，弈称国敌；宝儿握搠，亚斗其侧；紫云草书，雅亦善酒；云英善舞，巧笑倩口。余皆灼灼，有名莫传。”作此铺垫之后，叙写素娥道：“素娥虽未幸，实其行中第一，然质居人先，选居人后，群姬妒欲抑而掩之，竟难得近三思身。”然后叙写素娥抑郁心情，作《春风荡》、《长门嘲》诗以自荐。素娥终得近三思而受宠。以下叙写二人“皆遇景生情，遇情生势”。实际上借武三思与素娥代表男与女、阴与阳，把两性行为艺术化。《素娥篇》四十三幅行为图，不同于《花营锦阵》等春宫图。它不是某种性行为技巧的图解，而是性美观念的形象化、艺术化，有几幅图绘双人优美舞姿的定格、天人合一阴阳和合哲思的形象化，有着丰富的文化蕴涵。如第十九《日月合璧》意境为日月合璧，妙夺天象，是一幅优美的双人舞蹈图。与之相配的《长相思》词为：“日东升，月东升，乌兔分司昼夜明，原来不并行。天无情，却有情，合璧潜通日月精，趣处妙难评。”可以说是对性美的礼赞。第十八《囫囵太极》绘“太和元气”、“阴阳交泰”。第四十一《碧玉连环》其意境与《花营锦阵》之《解连环》不同。《花》图绘侧卧交接姿势。而《素》图绘二人坐立拥抱亲密无间，而不重实用技巧。《素娥篇》故事结尾时，狄仁杰突然出场，要求会见素娥。素娥不敢相见，自称是花月之妖。与狄仁杰会见后，辞别武三思，归隐终南山，后来武三思亦退居该山，二人得道成仙。《素娥篇》以散文、诗词、绘画结合，形象地展示了作者的性美而不是性恶的新观念，并企图告诉人们：性的满足是一种艺术的感觉，和音乐、绘画、诗词是相通的。

　　《春梦琐言》刊于崇祯年间，篇前有沃焦山人序，署“崇祯丁丑春二月援笔于胥江客舍”。沃焦山人待考。现存日本传抄本。沃焦山人序谓：“盖世有张文成者，所著《游仙窟》，其书极淫亵之事，亦往往有诗，其词尤陋寝不足见。至写媾和之态，不过脉张气怒，顷刻数接之数字，顿觉无味。”这种褒己贬人的看法并不符合实际。事实上，《春梦琐言》正是模仿《游仙窟》而作。小说叙写书生韩仲琏游山水时步入一洞，出洞见一庭院，由两丫环引见主人李姐、棠娘。仲琏夜宿不能寐。李姐、棠娘秉灯而入，乃交欢。山鹃叫过屋顶，仲琏警觉，已失两女所在，凭石而坐，置素李、海棠两树间。两女为树精。仲琏怅然题诗而还。情节、人物设置颇类《游仙窟》。《游仙窟》产生于唐开元年间。在唐代文士笔下，性爱不是罪恶的而是欢快的美好的。所写“下官”与十娘的性爱是一种幻境中的婚外恋，没有拘束，不以婚姻为目的，只是自然的任凭感情自由抒发，这是只有在比较宽松开放的文化环境中才有的心境。《春梦琐言》也反映晚明士人在幻境中的婚外恋，视性美而不是恶。这可以看做晚明士人在早期启蒙思潮影响下向唐人开放思想的回归。不单是文学形态上的模仿问题，这说明晚明士人向往唐人创造的《游仙窟》那样的文化氛围。《春梦琐言》开头交代仲琏对女子“无一所勾引”，“及岁二十有五，未践烟花之衢”。想说明他的童贞身分，这正反映了晚明士人伦理道德的观念更重。“万事人间总如此，天台那用悔归来”的浅淡，不如《游仙窟》中“下官”那样淳厚、情深。《游》与《春》都是写远游客来到神仙洞，吸引了洞中的女子，由初步的交流而生情，由情而性。性后仓促离别，未再发展性之后情的升华。在情的浓度深度上不如现代小说《廊桥遗梦》。中国明代的艳情小说往往过分地注重肉体感受、注重房中术的运用、注重奇异的假想。明代艳情传奇小说名篇各自的成就与特点，已显示出它们的历史地位与价值。从总体评价上来说，其历史价值可从三方面来看。第一，《如意君传》等艳情传奇名篇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明代某阶层的性行为、性心理与性观念，给我们今天研究古代性文化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形象的文献资料。《如意君传》写到“民间私情有于白肉中烧香疤者以为美谈”，具体写武氏、敖曹仿民间习俗，提供了极有研究价值的古代人虐恋行为。第二，这些作品在艺术上有独特创造，成为明代文言小说史不可或缺的环节。《痴婆子传》采用了第一人称限制叙事方式与倒装叙事手法，如果没有这一特例，人们还会误认为倒装叙述是“西洋小说手法”。第三，中国封建社会到明中叶后，在东南个别地区的手工业行业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冲击封建专制主义的早期启蒙思潮，肯定个体需求，主张自然顺性，出现了童心说、唯情论，“穿衣吃饭便是人伦物理”等进步的思想，成为小说家认识社会人生的武器。文人描写性爱的作品，对被禁锢被掩盖被否定的人的自然本性加以正视、敢于描写，是对封建禁欲主义的反悖。这类作品写丑写兽亦写人，写人的本能欲望，展示人性的弱点，从而探索人生体悟性美。《如意君传》等作品实为这一进步思潮的必然产物。艳情传奇小说作家在写情欲批判封建禁欲主义时，往往也展示了情欲的放纵，在批判旧恶时又陷入新恶的深渊。所以说，这类作品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研究意义，但不能作为大众读物传播与鉴赏。从人类历史长河来说，在性爱问题上曲曲折折走过漫长路，长时期走不出“禁欲——纵欲”的怪圈。只有到了今天，有了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有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才能够建立以科学的性观念与高尚的性道德相统一的性科学。这是人类自身解放、个性自觉、精神文明建设的长远课题。明代艳情传奇小说家不可能有科学的性观念，写不出更为美好的健康的艳情。有位哲人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对明代艳情传奇小说家及其作品也应如是观。

①徐朔方：《关于〈素娥篇〉》（《明清小说研究》1995年4期），章培恒：《如意君传》提要（见《中国禁书大观》，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年版）；黄霖：《痴婆子传》提要（同上）；萧相恺：《稗海访书录·痴婆子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王星琦：《〈痴婆子传〉发覆》（《明清小说研究》1995年1期）等论著，都对明代艳情传奇小说名篇作了独到的科学研究，笔者从中获益良多，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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