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冈天爵堂笔馀记金瓶梅事新考）

（薛冈天爵堂笔馀记金瓶梅事新考）近来，笔者复按《天爵堂笔馀》及《天爵堂文集》，发现当时诸家所考均有未逮未确之处，而《金瓶梅》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故再作考辨，以期这则资料对《金瓶梅》研究的应有价值得以充分发掘。由于此前学界所知记及《金瓶梅》刊本的资料仅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一则，此则其次，所以很快便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马泰来、魏子云、黄霖、刘辉等先生对此都有所考证。这则资料，由已故的著名目录版本学家王重民（1903—1975）先生首先拈出，披露于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其遗著《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国善本书提要》在“《新刻金瓶梅词话》一百回”条，王先生引录《天爵堂笔馀》（按：文末数语，略而未录。），谓：“薛冈所见，殆即此刻本，故备录之，冀或由包岩叟一名，以踪迹撰人真姓氏也。”[2](P402)

在《金瓶梅》传播史上，目前所知记载《金瓶梅》抄本流传和刊本问世的只有明人沈德符和薛冈二人。薛冈《天爵堂笔馀》卷二：

往在都门，友人关西文吉士以抄本不全《金瓶梅》见示，余略览数回，谓吉士曰：此虽有为之作，天地间岂容有此一种秽书！当急投秦火。

后二十年，友人包岩叟以刻本全书寄敝斋，予得尽览。初颇鄙嫉，及见荒淫之人皆不得其死，而独吴月娘以善终，颇得劝惩之法。但西门庆当受显戮，不应使之病死。

简端序语有云：读《金瓶梅》而生怜闵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禽兽耳。序隐姓名，不知何人所作，盖确论也。所宜焚者，不独《金瓶梅》，《四书笑》《浪史》当与同作坑灰，李氏诸书存而不论。[1](P341)

这则资料，由已故的著名目录版本学家王重民（1903—1975）先生首先拈出，披露于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其遗著《中国善本书提要》。

《中国善本书提要》

在“《新刻金瓶梅词话》一百回”条，王先生引录《天爵堂笔馀》（按：文末数语，略而未录。），谓：“薛冈所见，殆即此刻本，故备录之，冀或由包岩叟一名，以踪迹撰人真姓氏也。”[2](P402)

由于此前学界所知记及《金瓶梅》刊本的资料仅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一则，此则其次，所以很快便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马泰来、魏子云、黄霖、刘辉等先生对此都有所考证。

近来，笔者复按《天爵堂笔馀》及《天爵堂文集》，发现当时诸家所考均有未逮未确之处，而《金瓶梅》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故再作考辨，以期这则资料对《金瓶梅》研究的应有价值得以充分发掘。

一、“关西文吉士”其人及薛冈在北京获见《金瓶梅》抄本的时间

薛冈（1561—1641后），初字伯起，更字千仞，浙江鄞县人。九岁失怙，依倚外家陆氏。少习举子业，能诗工文。游迹几半天下，尤长期客居北京。

虽终身布衣，而为士林所重。清胡文学编、李邺嗣叙传《甬上耆旧诗》卷二十四：

“薛山人冈，字千仞，少以事避地，客于长安，为新进士代作考馆文字得与选，因有盛名，一时共称薛千仞先生。所著《天爵堂集》，亦称天爵翁。千仞年八十，集其生平元旦除夕诗为一卷，起万历庚辰，至崇祯庚辰，福建林茂之叙之。身为太平词客六十年，名重天下，亦盛事也。晚年归，卒于里中。”[3]（P516）

今存明刻本《天爵堂文集》十九卷附《天爵堂笔馀》三卷，依次有天启甲子（四年，1624）李维桢、天启乙丑（五年，1625）米万锺、崇祯壬申（五年，1632）范汝梓、天启壬戌（二年，1622）薛三省四序；

《天爵堂笔馀》曾经两刻（未见存世，或佚），此为更加增删，附于文集后。从时间上看，记载《金瓶梅》刻本的这条资料惟见于文集附刻本，大致写于启、祯间。

《甬上耆旧拾诗》

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薛冈所称“往在都门”即在北京时以不全《金瓶梅》抄本见示的友人“关西文吉士”究竟是谁？

美籍学者马泰来先生从王重民先生以薛冈所见抄本《金瓶梅》即《金瓶梅词话》之见，参据《金瓶梅词话》东吴弄珠客序署作时间“万历丁巳（四十五年，1617）季冬”，并查考了明代翰林院文姓庶吉士之名，推测：“‘吉士’疑非别字，而是庶吉士略称”；

“在北京以抄本《金瓶梅》示薛冈的‘关西文吉士’，大抵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举进士的三水文在兹”[4]。

台湾学者魏子云则据《天爵堂文集》卷十七《与文太清光禄》推测，“关西文吉士”是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陕西三水人文翔凤：

“虽文翔凤并未膺选为庶吉士，薛冈在文翔凤中了进士而尚未派官的时期，称之‘文吉士’为尊敬词，自也是行文的常理。所以我认为薛冈笔下的这位‘关西文吉士’，除了文翔凤太青（清）可以当之，其他，无法寻到别人。”[5]

按：文翔凤乃文在兹之兄文在中（万历二年进士）子，二人系叔侄关系。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邹漪《启祯野乘》卷七文翔凤传误以其父为文在兹，马先生业已指出。

黄霖、刘辉二先生均认同“文在兹说”，黄霖先生尚对“文翔凤说”有所驳议：

“然薛冈此则笔记作于二十年后，时翔凤或已‘入为光禄少卿’了，薛冈于此时怎能称从未为庶吉士的翔凤为‘文吉士’呢？事实上，薛冈在《天爵堂文集》中留有一封给文翔凤的信，已题作‘与文太清光禄’了。”[6]

文在兹声名不及乃兄在中，也不及其侄翔凤，文献记载少而简。当年马先生曾征引其二则生平资料，复引如次：

雍正《陕西通志》卷六十三《人物·文学》引《三水志》：

文在兹，字少元，三水人，万历辛丑进士。善八分楷书。

乾隆《三水县志》卷十《科贡·进士》：

万历辛丑科：文在兹，字少元，在中胞弟，登许獬榜进士。初授翰林院庶吉士，不二载以终养归卒。

其实，所谓“关西文吉士”，薛冈已明指为三水文在兹。《天爵堂笔馀》卷三：

华山尹仙客居灵济宫，三水文吉士少玄偕余走访，见之下拜，尹亦拜，执礼恭甚。有道之士未尝骄人，但不受人骄耳。[1](P351)

其中，与薛冈同往灵济宫拜访尹仙客的“三水文吉士少玄”显然即文在兹。由此可知，清代史料中所称文在兹之字“少元”之“元”，乃避清康熙帝玄烨御名的讳字，赖此则资料保留了文在兹之字的正字应为“少玄”，如此方与其兄文在中之字“少白”相应相承。

遗憾的是，各家均粗检失察，没有发现、利用这条资料，致生争议。

《明实录》

灵济宫，全称“洪恩灵济宫”，在京西，明成祖永乐十五年建，祀五代时徐知证、知谔。至于“华山尹仙客”，应为华山来的尹姓云游道士，或为文在兹的旧时相识，故文在兹相约薛冈往访。

此则之下，薛冈记尹仙客之形貌、习惯，他则未及。

其次，薛冈在京何时看到文在兹见示的《金瓶梅》抄本？

魏先生断言：“薛冈读到《金瓶梅》（不全抄本）的时间，应为万历三十八年间无疑。”[5]

马先生据《三水县志》所载文在兹万历二十九年中进士后，“初授翰林院庶吉士，不二载以终养归卒”推断：“文在兹在北京的日子并不长久，大抵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离京返三水”；“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前后，已拥有一不全抄本”[4]。

黄霖先生据薛冈《元旦除夕诗》自注推测：薛冈所见抄本不全《金瓶梅》“是在万历二十六年至三十年间从文在兹那里所得”[6]。

刘辉先生则径谓：“薛冈与他结识，约在万历二十九年文进京举进士时，是年，薛冈恰在京。”[7]

以上诸说，魏先生之说乃基于“关西文吉士”即文翔凤的认识，上文已证其非，自然难以成立；其他各说，则或失于笼统，或失于率意。

文在兹的家远在陕西三水，他与薛冈在北京的相识自然应在万历二十九年进士及第前后。而薛冈对文在兹既以“文吉士”称之，则又必在他选授庶吉士之后。

《明实录·明神宗实录》

据《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六十一：

万历二十九年七月甲辰（九日），“选进士项鼎铉、王陞、李胤昌、钱象坤、许獬、王元翰、王基洪、袁懋谦、龚三益、曾六德、雷思霈、公鼐、眭石、吕邦耀、郑以伟、薛三省、陈宗器（引者按：“器”，《明清进士题名碑录》作“契”）、蔡毅中、戴章甫、宋焘、文在兹、冯奕垣二十二人为翰林院庶吉士。阁臣言鼎铉廷试馆选二卷笔迹不同，不准改授。”[8](P6740)

这是“文在兹”之名见于《明神宗实录》的惟一一次，与他同时得选庶吉士的其他20人都是其同科进士。

又，同书卷三百八十八：

万历三十一年九月“癸酉（二十日），铨注翰林编修简（引者按：“简”，正字作“检”，避明崇祯帝朱由检讳）讨十四员：李胤昌、眭石、蔡毅中、周如磐、蒋孟育、许獬、刘一燝、薛三省、公鼐、孟时芳、王陞、张光裕、郑以伟、雷思霈；量授科道八员：王元翰、吕邦耀、曾六德、袁懋谦、宋焘、王基洪、陈宗契、冯奕垣。”[8](P7310)

此时升授检讨、科道的22人，除5位系往科进士外，均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选庶吉士，其中已无文在兹。

《三水县志》称文在兹在授庶吉士后，“不二载以终养归卒”。这说明，在万历三十一年九月之前，文在兹已经离京回籍。

这也就意味着，文在兹向薛冈出示《金瓶梅》抄本的时间只能在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三十一年九月之间。

再看薛冈这一方面，我们完全可以将他在京看到《金瓶梅》抄本的时间范围进一步缩小。

据《天爵堂文集》记述，薛冈有子女三人：女之琼，卒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时年二十四岁；长子之璞，卒于万历三十一年，年仅二十岁；次子之璜。子女夭亡，对薛冈的打击很大，多为文表达哀思。

《天爵堂文集》卷八《亡女传》：

“庚子（按：万历二十八年，1600），女年二十，方将卜日于归，余为稍办簪珥。女不但无所乞，且跪进曰：……。壬寅（万历三十年）……秋九月，余从京师返，见其气色大惊。是时女有弟璞亦病，乃延医沽药，极力共拯，而疾转甚。至癸卯（万历三十一年）七月六日，竟寝不能起，奄奄不绝者数月。明年甲辰（万历三十二年）正月……遂以十五日丑时逝。”[9](P550)

卷十《亡儿郡庠生之璞权厝志》：

“庚子（万历二十八年），儿年十七，秋八月，督学使者洪公大选士于省，儿得补郡博士弟子员，廼冠。辛丑（万历二十九年），余复北上，儿偕弟送余登舟……；壬寅（万历三十年）秋七月，疾遂作。先是，余卜是岁终为儿婚，京邸一夕忽梦儿婚……；及秋季抵家……遂延医，百计救药。……越癸卯（万历三十一年），尫羸日甚，余忧亦日甚……卒万历癸卯（三十一年）九月初三日午时。”[9](P570-572)

又，卷十二《祭璞儿文》：

“吾生好游，儿与姊、弟相送，必黯然下泪。辛丑（万历二十九年）之役，吾解维去，闻汝入室哭异平时。吾身既久于北，汝疾旋作于家，岂其有所感触乎？吾寝燕寓，梦汝娶妇……。所可慰吾者，汝病之初，吾即还家，倾家市药，展转攻医，心罔弗悉，力罔弗殚。凡若此者，将及周岁，冀得汝生，宁甘吾死，为汝和剂，不避酷暑。”[9](P593)

合而言之，薛冈于万历二十九年离鄞赴京（具体时间不详），到次年九月自京返乡，之后即因儿女相继病、亡而在一段较长时期滞留于家。

这也就是说，他在北京与文在兹相交的时间在万历二十九年——三十年九月（考虑到返程尚需时日，其离京之时自应推前）间。

《四库未收书辑刊》

将文、薛二人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看，薛冈在京从“文吉士”文在兹处获见《金瓶梅》抄本只能在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三十年九月这一年多的时间内。

至于二人结识之由，马先生推测：“文在兹甚至可能就是薛冈‘为新进士代作考馆文字得与选’的‘新进士’”[4]，但并无实据。

不过，有迹象显示，薛冈、文在兹的相识相交，多半与薛三省有关。

薛三省(1558—1634)，字鲁叔，定海人，与文在兹同年中进士，并同为庶吉士，授检讨，继充东宫讲官，官至礼部尚书。

薛冈与之联宗，故以“七叔父”称之。

在薛氏文集中，尚多见薛冈与周士显（字思皇，湖广京山人）、杨师孔（1570—1630，字愿之，一字泠然，号霞标，贵阳人）交往的记载，而这两人也都与薛三省为同榜进士。

薛冈之所以有缘结识不同籍贯的文、周、杨三人，极有可能是以薛三省为纽带的。

二、包士瞻寄与薛冈《金瓶梅》刻本以及得到《金瓶梅》刻本的时间

薛冈云：“后二十年，友人包岩叟以刻本全书寄敝斋，予得尽览。”

这里的“后二十年”，是相对于他在北京见到文在兹见示《金瓶梅》抄本之时而言的。

马泰来先生谓：“但二十年或是约数，不宜过分执着。”[4]

刘辉先生则有比较详细的推考：

“由此下推二十年，为万历四十八年。那么，薛冈所见刻本全书《金瓶梅》，又必在是年之前；其三，包岩叟寄给他刻本《金瓶梅》是万历四十五年的事。包士瞻，字五衢，号岩叟，与薛冈同里，鄞县人。

万历四十四年九月，薛、包二人自京南归，一路风雪冰冻，至瓜州，已是腊尽，来到江南，二人分手。

薛经钱塘返里，包因途中跌伤，暂滞江南。转眼就是弄珠客序刊本《金瓶梅》问世的一年，包于此时把刻本全书《金瓶梅》寄给薛冈，是合乎情理的。他二人情谊笃厚，……故包岩叟得到刻本后，马上付邮，使薛冈先睹为快。”[7]

对此，马泰来先生并不认同，在致吴晓铃先生的信中说：“刘文似乏高见。薛、包二人在万历四十四年尝同游，何以见得包在同年赠薛《金瓶梅》？‘后二十年’云云，拙文已提出不宜执着必为二十年整。”[10](P4)

此处马先生或有误解，刘先生所谓“万历四十八年”也仅作为推算参照，实际同样是按“二十年”大致虚算的，否则就不会有“包岩叟寄给他刻本《金瓶梅》是万历四十五年的事”之说了。

影印本

在此需要说明，刘辉先生关于薛冈与包岩叟于万历四十四年自京南归的叙述出自《天爵堂文集》卷六《丙辰南归记》，至于说包在次年把《金瓶梅》刻本寄给薛冈，则纯出臆测，马先生“何以见得”之诘甚是；

并且已与《金瓶梅》东吴弄珠客序署“万历丁巳（四十五年）季冬”明显抵牾，不足凭信。

不过，马先生所说“后二十年”或是“约数”，在别人或许如此，但在薛冈身上却并不适合。

这是因为，薛冈是一个心思极为细密的人，又有随时记录的好习惯。其《天爵堂笔馀》自序云：

“余自乙未迄癸丑，其间触于目、腾于耳而欲宣泄于口者，辄以条纸笔而箧之，或古或今，或朝或野，或纪载，或论议，或长而娓娓，或约而片言，莫不任己意见，率尔措词，未加点润。十九年中，积之不下数千条。”[1]（P323）

其中“乙未”为万历二十三年（1595），“癸丑”为万历四十一年（1613），前后正十九年。在《天爵堂文集》《天爵堂笔馀》中，纪时之处多见，凡有具体数字，均为确指。如：

《天爵堂笔馀》卷一：

岁朝春见于庚寅，余客武林。冯开之太史谓余曰：谚云百年难遇岁朝春，命赋诗志喜。后二十年己酉，亦岁朝春，余方客颖。[1](P324)

按：“庚寅”为万历十八年（1590），“己酉”为万历三十七年（1609）。

《天爵堂文集》卷三《吴国华诗序》：

余识吴国华小侯于己未岁……后七年，余入都……[9](P480)

按：“己未”为万历四十七年（1619），“后七年”为天启乙丑五年（1625）。同卷《羽岑园秋兴诗序》：“乙丑入都，家从父宗伯公知是岁贡举……”[9](P482)可证。

同书卷十四《题杨泠然所藏王荆公入细山水小画》：

万历戊午冬，泠然悬此画于京邸……后五年为天启壬戌，复见于武林司空分署，如见故人。[9](P603)

按：“万历戊午”为万历四十六年（1618），“天启壬戌”为天启二年（1622），正合“后五年”。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按照薛冈的纪时之习，“后二十年”并非大略而言之的含糊之词，而是实指。

由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三十年九月下推二十年，则为万历四十八年——天启元年（1620—1621）。也就是说，薛冈收到友人包岩叟所寄《金瓶梅》刻本的时间应在这两年之内。

那么，在这两年间，薛冈又身在何处呢？考诸薛冈行迹，薛冈于万历四十四年年底回到鄞县家中，次年五月又离乡经南京返回北京。

此后的近三年时间，他一直在北京，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春方才起身归里。

《天爵堂文集》卷七《重修板桥孝思堂记》：“庚申夏，冈归自都门，恭展先墓……”[9](P525)；

卷十四《元人瑞室诗文墨迹卷跋》：“万历庚申夏，从都门归，客有以瑞室卷求售者……”[9](P604)“庚申”即万历四十八年，这年夏天薛冈已在家中。

又，《天爵堂笔馀》卷二：“天启改元辛酉闰二月四日未申之间，风霾忽举，天地晦冥，如万历戊午、己未年事。自此以后，大风扬沙，白昼阴惨可畏，无日不然。三月十二日，奴陷沈阳，二十日陷辽阳……”[1](P340)“辛酉”指天启元年（1621）。

其中所谓“万历戊午、己未年事”指万历四十六、四十七年北京发生风霾之事。

此为薛冈在京亲见，同书卷一：“戊午清明前一日申酉之间，京师风霾忽举，己未清明前二日午亦然，皆白日晦冥，人家有举火者。”[1](P324)

可见天启元年春薛冈应在北京。

又，《天爵堂文集》卷十二《合葬先祖母张安人告墓文》：“天启改元辛酉岁冬十二月六日癸酉，不孝孙冈敢昭告于显祖考……今年冬，冈自燕归……”[9](P591)

可知在万历四十八年夏至天启元年冬间，薛冈至少有一次北京之行，然而薛氏文集中没有对成行时间的明确记述。

大致而言，这两年，薛冈所在无非鄞、京二地，包岩叟寄《金瓶梅》刻本的“敝斋”是指薛冈在家乡的读书处（西阁）还是北京的寓所，尚难以确定。

《天爵堂文集》书影

其实，远比包岩叟何时寄与薛冈《金瓶梅》刻本更为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包岩叟究竟是何时何处得到了《金瓶梅》刻本？

薛冈所称“友人包岩叟”，即包士瞻。

《甬上耆旧诗》卷二十七有其小传：“包德州士瞻，字五衢，号岩叟。少有文名，以太学生官同知。德州江干包氏世有词人，德州最为后来之秀。”[3]（P547）

包士瞻以南京国子监生而任德州通判，薛冈曾为其作序。

《天爵堂文集》卷四《送包岩叟赴德州判官序》：

“……而后有岩叟君，盖六馆弟子也，负其俊才，游南雍。南雍，才士之薮。士见岩叟，人人以己为不如，故岩叟之名一日而洋溢乎天下。

天下所有之书无不读，释、老二氏所更究心。为制举义及古文诗辞，各臻其妙。不售于时，竟老场屋。然岩叟经世壮志未尝少挫也，于是操其未售之业谒选，人得德州倅。”[9](P489-490)

可惜，序中并未写及其上任时间。检之乾隆《德州志》卷八《职官·德州州判》，万历间任者计35人，包氏名列第34位：“包士瞻，鄞县人，监生”[11](P188)，不注任期。

再查民国《德县志》卷九《职官表》，也是如此[12](P247)。魏子云先生说“万历末年（四十五、六年间）有一位名包士瞻的通判……”[5]，其中的时间只是大致估计而已。

好在薛冈《天爵堂文集》卷十七《尺牍》中有两通信札，涉及到包士瞻的德州判官之任，有助于我们搞清其具体任期。

《与钱仲举水部》云：

足下入淮以来，嘉事善政，有裨漕储者，不知几许矣；但使都门辞坛无色，士失所宗，念仁兄者不独弟一人也。初与仁兄约秋日晤言，今已期矣，而犹滞风尘，疲神耗智，徒有忧天之愚，了无闭户之算。忆家园此日，春雨一犁，水田漠漠，且不如力耕老牛，良足自叹。岩叟除半刺，携家道经淮浦。此兄服足下如七十子，幸下县榻。[9](P638)

“钱仲举水部”即钱文荐。钱文荐，字仲举，慈谿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知新野、宜春二县，入为工部主事。

所谓“半刺”，指州郡长官下属的官吏，此处即为通判代称。当时的钱文荐以工部主事之职督治漕船，驻清江浦，故薛冈请求他为从鄞县携家眷北上赴德州就任的包士瞻提供方便。

查光绪《淮安府志》卷十《职官表二》“淮仓船厂部司”：“钱文荐，慈谿人，进士，（万历）四十六年任。”[13](P141)

如此，则薛冈此信应写于万历四十七年春，这也就是包士瞻的上任之期。

《淮安府志》

又，《报周寅翁大宗伯》：

秋日明公荣行，仆以疾卧不能出送郊关，至今歉怅。正思便羽仰候起居而德音先霈，珍贶兼颁，长者之施于后辈，真可称谊薄云天者矣。……大拜之命旦夕将下，六代烟花不得久淹太平柱石也。

冈老伏丘壑，所愿鸡犬无惊，柴荆不闭，端有望于明公。郑朗承携，今安之何许，即此便见明公不使一夫不获之念，人不易及。包岩叟度日如年，而瓜期将及，仰青天，瞻白日，彼亦端有望于明公，如何如何？[9](P646-647)

“周寅翁大宗伯”指鄞县人周应宾（1554—1626），“大宗伯”乃以周官称礼部尚书。

《甬上耆旧诗》卷二十六有周氏传：

“周文穆公应宾，字嘉甫，号寅所。初中进士，廷试已拟第一人，内阁余文敏公以同里，引嫌，置二甲。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神宗将立太子，复改传三王子并封。公率同官疏谏请先正东宫，后封二王。不报。

历迁吏部右侍郎，在讲筵多所讽谏。以忧归，里居十六年。光宗立，召为南礼部尚书，五疏乞休，加太子太保。归里。……诗人叶郑朗先生负才气，亢世不合，公独与申布衣之好。”[3]（P527-528）

查《明熹宗实录》卷四：光宗泰昌元年（即万历四十八年，1620）十二月己未（十六日），“起升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周应宾为南京礼部尚书。”[14](P199)

卷七：熹宗天启元年（1621）闰二月壬寅（三十日），“原任吏部侍郎兼侍读学士新升南京礼部尚书周应宾疏辞新命，温旨趣之。”[14](P365)

卷十一：天启元年六月己丑（十九日），“新升南京礼部尚书周应宾疏辞，不允。”[14](P569)

可见，周应宾原无意于就任南京礼部尚书，故一再疏辞。薛冈信中说“秋日明公荣行”，说明周应宾此时已去南京赴任。

《明熹宗实录》

由此可知，薛冈此信应写于天启元年冬某日。信中提到的叶郑朗，名太叔，字郑朗，鄞县人，也是薛冈的好友。

周应宾为人宽和，里居期间曾对贫病中的叶太叔多有照拂。又谈及包士瞻“瓜期将及”。

按：“瓜期”亦作“瓜时”，指任期届满、等候移交之期。这说明，直到天启元年冬，包士瞻仍在德州判官任上。

看来，包士瞻当时曾有意谋求升转，故薛冈向新任南京礼部尚书周应宾代为说项，只不过并未得偿所愿，否则乡邦文献也就不会以“包德州”称之了。

合而言之，包士瞻的德州州判之任，应在万历四十七年——天启元年之间，《德州志》《德县志》所记有误。

薛冈记所见《金瓶梅》刻本“简端序语有云：读《金瓶梅》而生怜闵心者菩萨也……”，正为现存《金瓶梅词话》卷首东吴弄珠客序中文字，署“万历丁巳（四十五年，1617）季冬”。按照明清雕版的一般情形，其刊刻应在此之后。

又，明沈德符（1578－1642）《野获编》卷二十五谈到：他在获得抄本后，拒绝了冯梦龙、马之骏的刊刻之请，“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15](P596)。

《野获编》分正、续二编，《续编小引》署“万历四十七年己未岁新秋”，这也是目前所知《金瓶梅》刊刻时间的下限。

亦即，《金瓶梅》的刻本面世在万历四十五年十二月至万历四十七年七月之间，地点在“吴中”（指苏州）。

《万历野获编》

由《金瓶梅》刊刻的时、地看，包士瞻和这个《金瓶梅》刻本的关系，当然不太可能发生在他在德州任上，而应在他赴任或卸任途经苏州的路上。

也就是说，只有在万历四十七年春，或天启元年冬，他才有可能在经过苏州时购得《金瓶梅》刻本。

而后一个时间，即天启元年冬的可能性实际上微乎其微，这是因为，此时距《金瓶梅》刻本在苏州上市已过了至少两年多时间，很难说仍能随时买到；

况且，此时包士瞻正在返鄞途中，当时薛冈也正在家中，即便能够买到，完全可以随身携归，也没有任何必要再“寄”给薛冈。

因此，应该可以肯定，包士瞻购得《金瓶梅》刻本，绝非如刘辉先生所说在万历四十五年，而是在万历四十七年春就任德州判官路经苏州之时。

这就将《金瓶梅》刻本面世时间的下限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对于《金瓶梅》研究而言，这才是最有意义的。

最后，略谈一下包士瞻、薛冈所见《金瓶梅》刻本与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关系问题。

《金瓶梅》有两大版本系统：其一为《新刻金瓶梅词话》，存世只有原北京图书馆藏本（现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日本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藏本、日本德山毛利就举氏栖息堂藏本（第五回末叶异版，当为补版后印本）三部，另有日本京都大学藏残本一部，均系同版。

万历本《金瓶梅词话》

此本卷前有欣欣子序、廿公跋，又有署“万历丁巳季冬东吴弄珠客漫书于金阊道中”《金瓶梅序》，学界因之称为“万历本”；

其二为《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存世较多，约有十馀部，但其中并无原刻本，也难以确指其间是否存在直接关系。

此本卷前无欣欣子序、廿公跋，只有《金瓶梅序》，仅署“东吴弄珠客题”。因书中有崇祯帝朱由检讳字（“由”作“繇”，“检”作“简”），学界称之为“崇祯本”。

包士瞻、薛冈见到的《金瓶梅》刻本究属何本？

王重民、马泰来、黄霖三位先生认为即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也就是万历本，这是《金瓶梅》的最早刊本。

魏子云先生则认为系崇祯本：“由万历三十八年（1610）下数二十年，则正好是崇祯初年[约在崇祯三年（1630）前后]。薛冈读到的《金瓶梅》刻本，自然是所谓的‘崇祯本’。”

此说直承“文吉士”即文翔凤的前提而来，其误显然。

刘辉先生则因薛冈只引东吴弄珠客序而未及欣欣子序、廿公跋（魏子云先生也谈到这一点），而认为“薛冈所见《金瓶梅》最早刻本，没有欣欣子序，或者也没有廿公跋”，“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是词话本的第二个刻本。

它的特点是：翻刻万历四十五年原刻本，并另加欣欣子序和廿公跋”，刊刻时间在“万历四十七年以后”。这种以其未记，即断其必无的论证思路自然难称严密。

单从时间上看，包士瞻购得《金瓶梅》刻本在万历四十七年春，上距《新刻金瓶梅词话》东吴弄珠客序的署作时间“万历丁巳季冬”只有一年多。

《金瓶梅》是一部近百万言的大书，按常理，其雕版、印刷至少也得大半年。

所以，除非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万历丁巳季冬”东吴弄珠客序系伪托，应可确定，包士瞻、薛冈所见《金瓶梅》刻本即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它是万历本的最早刻本，也是惟一一个（次）刻本。

参考文献：

[1] [明]薛冈.天爵堂笔馀[M].王春瑜点校.明史研究论丛（第5辑）[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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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美]马泰来.有关《金瓶梅》早期传播的一条资料[N].光明日报，1984-8-14.

[5]魏子云.《金瓶梅》的新史料探索[N].[台湾]中华日报，1984-10-19、20.

[6] 黄霖.《金瓶梅》成书问题三考[J].复旦学报，1985，（4）：47-59.

[7]刘辉.现存《金瓶梅词话》是《金瓶梅》的最早刊本吗？——与马泰来先生商榷[N].光明日报，198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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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吴晓铃.《金瓶梅词话》最初刊本问题，注引马泰来1986年2月19日函.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金瓶梅艺术世界[C].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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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树德修.德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13] [清]孙云锦等修.淮安府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14]明熹宗实录[M].明实录[C].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15] [明]沈德符.野获编[M].续修四库全书：第1174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文章作者单位：河北工程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第1期。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