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符号学的基础是什么（徐克日本符号学的发展与中日符号学界的交流）

整个符号学的基础是什么（徐克日本符号学的发展与中日符号学界的交流）由于小林英夫在《言語学原論》中把semiologie译为“記号学”，日本学界就统一把皮尔斯的semiotics译为“記号論”。关于“記号”一词，符号学家外山知德曾做过考证，他认为：“在江户时代末期‘記号’作为‘しるし’（记号，标记）的同义语已经被广泛使用”（1985，p.36）。明治时代初期，日本学者在翻译西方著作时往往把sign和symbol统一译为“記号”。一直到1873年，哲学家中江兆民才第一次把symbol译为“象徴”，后来，经过森鸥外和上田敏等文学家和美学家的使用和推广，“象徴”作为symbol的译词才被固定下来。同时，“記号”也就成为sign的固定译语。日本自古以来就善于吸收先进的外来文化，这在西方文艺理论的译介上也表现明显。早在1928年，小林英夫就以《言語学原論》为名翻译了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使日本成为第一个引入《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国家。因此可以说，日本的符号学研究

本文刊载于《符号与传媒》第21期

2020年第2期 第 245-254 页

摘要

中日两国的符号学研究几乎同时起步，发展阶段也相似，都经历了以索绪尔符号学研究为中心的初级阶段，与结构主义的纠缠阶段，以及跨学科融合阶段。同处于汉字文化圈的中日两国，在学理基础上本来就具有深厚的渊源，中日符号学界之间的交流也必将促进双方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本文对日本符号学发展历程的探讨，将有助于国内符号学界加深对日本符号学研究现状的了解。

关键词

日本符号学；跨学科研究；东亚符号学

1 符号学在日本的发展历程

日本自古以来就善于吸收先进的外来文化，这在西方文艺理论的译介上也表现明显。早在1928年，小林英夫就以《言語学原論》为名翻译了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使日本成为第一个引入《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国家。因此可以说，日本的符号学研究始于1928年。在经历了1920年代至1960年代的初创期和1970年代的成长期后，从1980年代开始腾飞，广泛地与其他学科融合，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至今仍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由于小林英夫在《言語学原論》中把semiologie译为“記号学”，日本学界就统一把皮尔斯的semiotics译为“記号論”。关于“記号”一词，符号学家外山知德曾做过考证，他认为：“在江户时代末期‘記号’作为‘しるし’（记号，标记）的同义语已经被广泛使用”（1985，p.36）。明治时代初期，日本学者在翻译西方著作时往往把sign和symbol统一译为“記号”。一直到1873年，哲学家中江兆民才第一次把symbol译为“象徴”，后来，经过森鸥外和上田敏等文学家和美学家的使用和推广，“象徴”作为symbol的译词才被固定下来。同时，“記号”也就成为sign的固定译语。

在日本的符号学研究初创阶段，主要围绕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展开。《普通语言学教程》被引入日本以后，首先在日本的国语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森岡健二曾在《言语过程说的开展》一文中提到，“在当时如果不学习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就无法进入国语学的领域”（1968，p.214）。当时的日本国语学家几乎都受到了索绪尔理论的影响。例如，曾开创了日语“学校语法”的橋本進吉，在索绪尔的影响下创造了“文節”这一语法概念；语言学家松本大三郎则依据索绪尔的“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理论对日语的“格”与“相”做了区分。

然而，時枝誠記却对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索绪尔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并在其代表作《国語学原論》中专设了“对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批判”一节进行批判。時枝誠記是日本近代语言学的泰斗之一，提出了著名的“言語過程説”。他的质疑引发了一场关于索绪尔语言学的大讨论，小林英夫和服部四郎等知名学者也都参与到了这场讨论当中。这场讨论不仅加深了日本学界对索绪尔理论的认识，也为结构主义理论的引入做了铺垫。

日本学界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西方的结构主义思潮，并在1970年代形成了一股结构主义热潮。雅柯布森的《普通语言学论文集》，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马丁奈的《一般语言学原理》，洛特曼的《文学理论与结构主义》，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等主要的结构主义理论著作都在这个时期被译介到了日本。日本学界也迅速出版了一些讨论结构主义的著作。仅在1968年，就有《什么是结构主义》（伊藤俊太郎）《结构主义和辩证法》（田島節夫）《什么是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的继承者》（伊東守男）等著作出版。同年，知名的学术杂志《中央公論》还专门做了题为《什么是结构主义——列维·斯特劳斯及其影响》的特辑，并分为“列维·斯特劳斯及其思想”“结构主义的方法”“结构主义的挑战”三部分出版。同时，罗兰·巴尔特在1960年代末的三次访日以及《符号帝国》在日本的出版，也推动了日本符号学界把研究重心从语言符号研究开始慢慢转移到大众文化研究上来。

因此，日本的符号学研究在该阶段又与结构主义思潮纠缠在了一起。山口昌男、前田愛、磯谷孝等符号学家都深受结构主义的影响。山口昌男还积极地把塔尔图符号学派和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引进到日本。他曾提到：“我的符号学方法，一方面是基于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另一方面是基于我正在研究的文化人类学”（2002，p.13）。其代表作《文化与两义性》对列维·斯特劳斯和特尼亚诺夫（Tynjanov）的理论做了深入探讨。

前田愛则在洛特曼的影响下完成了毕生最重要的著作《都市空间中的文学》，该著作开创了日本文学研究的新范式，影响深远。文学批评家高橋修认为，“前田氏所尝试的都市论和文化符号学的手法以把作品结构化为切入点，让日本的文学批评从单纯的作品论和作家论突破到了文本论。”（2002，p.42）此外，前田愛还深受罗兰·巴尔特的影响，开创了“文本分析”理论，并影响了小森陽一、石原千秋、高橋修、島村輝等学者，形成了文本分析派。

磯谷孝对俄国形式主义在日本的推广功不可没。他于1971年编集出版了《俄国形式主义论集——诗性语言的分析》，并对巴赫金和洛特曼的理论做了深入探讨。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曾对日本学界带来了巨大冲击，“它作为一种新的‘智识范式’深刻影响了日本的文学和文化研究”（平井正，1985，p.260）。该时期，符号学家千葉栄一和平井正还对布拉格学派给予了关注，并共同编著了《捷克结构美学论集》。该论集收录了穆卡洛夫斯基（Mukarovsky）的《作为社会事实的美学功能，标准与价值》，平井正认为穆卡洛夫斯基对于语言的美学功能的阐发加深了日本符号学界对于“符号”的认识。

直到1970年代末，日本学界才开始关注皮尔斯和莫里斯的符号学理论。其实，早在1950年，哲学家鶴見俊輔就在其编著的《美国哲学》中对皮尔斯的生平和哲学思想进行了述评。1963年，上山春平在《辩证法的谱系》中也单列一章《皮尔斯的逻辑思想中的辩证法性格》，对皮尔斯的逻辑思想进行了阐述。1968年，上山春平又编译了《皮尔斯·詹姆斯·杜威》，对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进行了详细论述。因此，当时的日本学界只对皮尔斯的实用主义哲学和逻辑学思想给予了关注，其符号学思想则鲜有人论及。对此，符号学家外山知德撰文指出：“在人类学术史上，有很多知识渊博的学者被埋没，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创了独特符号学体系的美国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就是其中一位。在日本，皮尔斯的符号学几乎没人探讨，即使偶尔被引用，也是部分的、片段的，并没有触及到其理论的核心意义”（1976，p.154）。这是日本学界对皮尔斯符号学研究的第一声呼吁。

也许是外山知德的呼吁起到了作用，日本学界在198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皮尔斯符号学的相关论著。1981年，米盛裕二出版了《皮尔斯的符号学》，是日本符号学界第一部系统阐述皮尔斯符号学思想的专著。1985-1986年，日本劲草书房出版社编译了皮尔斯著作集，并分为《现象学》《符号学》和《形而上学》三卷陆续出版。米盛裕二编译了《现象学》卷。《符号学》卷则由内田種臣编译，主要收录了皮尔斯的“符号的分类”“给魏尔比夫人的书信”“现象与范畴”“心灵的基本要素”“知觉与知觉判断”“思考、符号、试推”“何为意义”“人是象征符号”等论文。内田还对这些论文中的符号学术语进行了详细分析和解说。皮尔斯符号学的引入对日本的结构主义热带来了冲击，也为日本符号学研究打开了广阔的领域。建筑符号学、市场营销符号学、会计符号学、体育符号学等门类符号学也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

日本符号学会也于1980年成立，汇集了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并迅速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平台。1980年代出现的消费热潮也让日本学界更加关注消费市场和商品的“符号”问题，星野克美、今村仁司、大塚英志等学者在商品和市场营销符号学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以上因素让日本的符号学研究在1980年代达到了鼎盛时期。但是，随着19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以及日本符号学在前期发展过猛所遗留的一些问题，导致符号学研究在日本出现了一段低潮期。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各种新媒介层出不穷，网络社群和虚拟世界也造就了很多新的流行文化。日本符号学界紧跟当下流行文化，并在这些领域重新焕发了活力。近些年来日本的媒介符号学和信息符号学也迅速发展，并有可能成为未来日本符号学的主要研究领域。

纵观符号学在日本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日本的符号学研究融合了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模式、皮尔斯逻辑修辞模式以及塔尔图学派的社会文化符号学模式，并把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形式文论也纳入到了研究体系当中。因此，符号学在日本不仅打破了东西方的界限，还打通了日本各人文社科之间的隔阂，各领域的学者都在符号学的名义下齐头并进。

2 中日符号学界的对话与交流

现代符号学原生于西方，对于中日两国来说都属于外来学科。但是，中国先秦诸子的思想中已经蕴含了丰富的符号学思想。比如，名实之辩和言意之辩，儒家的正名论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号学命题。“从符号学的角度看，礼其实就是人的符号表意过程中逐渐约定俗成的一套仪式系统，而这套系统形成之后又规范制约着人的表意行为”（祝东，2014，p.80）。日本自古以来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水户学派“大义名分”论就是在融合了中国的名实论和正名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因此，中日两国在引入符号学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符号思想的交流。

日本的符号学研究始于1928年，而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则可以追溯到1926年，赵元任在《符号学大纲》中提出了“符号学”一词。“符号学”与作为译词的“記号学”和“記号論”不同，它是由赵元任独立提出的。赵毅衡认为“他的确是独立于索绪尔或皮尔斯提出这门学科，应当是符号学的独立提出者”（2012，p.5）。

在前现代时期，中国学界对西方思想的引进往往借道日本。《普通语言学教程》被译介到日本以后，也迅速引起了中国学界的注意。张世禄的《语言学原理》（1930）和王古鲁的《言语学通论》（1930）都把小林英夫的《言語学原論》列入到了参考书目当中。这应该是中日两国在符号学研究领域的第一次对话。此外，对索绪尔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的陈望道和方光焘也都曾留学日本，并通过《言語学原論》接触到了索绪尔的思想理论。

但是，从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日两国的符号学研究一直处于平行发展的状态，都把目光投向了西方。一直到1982年，国内才出现第一篇介绍日本符号学研究状况的文章——《日本的符号学研究》，童斌在该文中梳理了日本符号学界对符号学理论的译介情况，并以日本符号学会的成立大会（1980年）和第一次年会（1981年）为中心，介绍了当时日本符号学界的主要研究领域。日本的符号学研究在1980年代正开展的如火如荼，而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则刚刚度过漫长的黎明期。因此，中国符号学界开始把一部分目光投向了日本，中日两国的符号学研究从此有了交集。日本的一些符号学著作也开始被译介到了中国。1985年，张晓云翻译出版了池上嘉彦的《符号学入门》，对符号学在中国的推广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其他的日本符号学译著还有《诗学与文化的符号学——从语言学透视》（池上嘉彦著，林璋译，1998年）和《影像化的现代—语言与影像的符号学》（宇波彰著，李璐茜译，2014年）。

1986年，“日本哲学研讨会”在辽宁大学举办，卞崇道在会上指出“这些年，日本掀起一股新思潮，叫‘新学院派’哲学，它的主要思想特征是用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方法宣传反理性主义、反科学主义”（1986，p.46）。毛丹青也认为，日本学者把符号学的“基本原理用在具体学科领域的研究上，推动了像语言学、科技美学、文化学等学科的发展进程，使日本学术成为符号学演练的‘实战场所’”（1986，p.48）。

紧接着第二年，毛丹青在《符号学与当代日本的文化思潮》中对当时日本符号学界的研究状况进行了详细梳理，并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分析了符号学热潮在日本出现的文化动因。魏育邻则在《丸山圭三郎对索绪尔语言学手稿等原始资料的研究》（1999）和《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文化人类学意义——日本著名学者丸山圭三郎的索绪尔研究综述》（1999）中着重论述了丸山圭三郎的符号学思想及其在索绪尔符号学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这两篇文章是中国学界对日本符号学家的第一次详细论述。2005年，卢德平在《日本当代主要符号学家及其学术观点》中，对丸山圭三郎、山口昌男、池上嘉彦等几位具有代表性的符号学家的学术观点进行了系统论述。

其他关于日本符号学研究状况的论述主要散见于日本文学和文化研究的论文中。例如，于长敏在《日本学者从语言学角度研究文艺的几种新方法》（1990）中论述了索绪尔的符号学对日本“文体学研究”的影响，并重点介绍了符号学家篠田浩一郎在文学研究领域的符号学尝试。魏育邻的《“语言论转向”条件下的当代日本近代文学研究》，孟庆枢的《对日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批判的几点思考》和《全球化语境下的日本当代文学理论——从作品论到文本论、超文本论》都对前田愛的符号学研究在日本文学研究领域的影响做了深入阐述。

除此之外，中日符号学界还在汉字符号学研究、先秦诸子的逻辑思想研究等领域开展了对话。1983年，孙中原在《日本学者对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一文中梳理了加地伸行、大濱浩、高田淳、末木剛博等日本学者对墨子、荀子和公孙龙的逻辑思想的研究。并指出，“日本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逻辑时，除运用传统逻辑观点外，还常用现代符号学的理论来认识问题”（1983，p.62）。加地伸行在《中国人的逻辑学》（1977）中运用莫里斯的符号学理论对先秦诸子的名实论进行了深入探讨。而中国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则始于1988年的《<指物论>，文化史上的第一篇符号学论文》（胡绳生、余卫国），并在1990年代取的了丰硕的成果。

中日符号学界的第一次直接对话也与先秦诸子的逻辑思想研究有关。1986年，符号学家坂本百大受中国逻辑与语言研究会的邀请来中国讲学，并在湖北大学作了“欧美及日本逻辑学研究动态”“符号学的本质及其现代意义”和“逻辑的先天性和语言生理学”三场学术报告。他在《中国与符号学》一文中描述了当时中国学界对符号学的兴趣：“去中国之前，我向中方报送了逻辑学、符号学、认知科学、言语哲学、第五代计算机等选题。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中方选择了符号学，去了中国以后，又有很多学校来邀请我去做符号学讲座，可能符号学对他们来说还是个崭新的课题”（1986，p.249）。他认为符号学研究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建议中方首先创建中国符号学会，并表示日本符号学会会给予支持。

通过这次讲学，坂本百大与中国的符号学界建立了联系，并促成了东亚符号学国际研讨会的召开，进而拉开了中日符号学界直接对话的序幕。首届东亚符号学国际研讨会于1992年在湖北大学召开。坂本百大率领室井尚、吉冈洋、藤本隆志等十位日本学者参加了该次研讨会。中方则有李先焜、陈宗明、王维贤等四十位专家学者参会。因此，该次研讨会实际上是中日两国符号学界之间的一次学术交流会。会议的主题为“汉字文化的意义”，王维贤从语义学的角度对《说文解字》进行了解读，陈宗明提出了汉字符号学的构想，李先焜则从符号学的角度对公孙龙的《名实论》和《指物论》进行了探讨。坂本百大则做了“东亚符号学的可能性”的主题演讲。他认为，“随着符号学变得更加国际化和跨学科化，人们对亚洲文化的兴趣也在迅速增加。事实上，亚洲文化尤其是东亚文化，是符号学研究的一座宝库。而东亚文化的本质特征可以概括为‘汉字文化’”（1994，p.230）。日方的参会学者从文化人类学、音乐、美学、艺术学、比较文学、翻译学等角度对汉字符号学进行了探讨。

第二届东亚符号学国际研讨会于1997年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并成立了东亚符号学会，坂本百大被推举为主席，李先焜为副主席。研讨会仍然围绕着东亚符号学的传统和未来发展前景展开讨论。坂本百大做了“符号学和亚洲文化的未来状况”的主题报告。外山知德、横手裕、大域宜武、高须俊明、高濑畅秀等日本学者也参加了会议。横手裕讨论了道教和佛教的符号学思想。高须俊明对符号的功能进行了探讨。高濑畅秀则从符形、符义和符用三个方面对法律的概念进行了分析。外山知德对建筑符号学做了深入探讨，并对建筑功能、建筑设计中的符号过程做了阐述。中方的与会学者则主要对《易经》《白马论》《指物论》以及因明学、汉字六书等做了符号学探讨。

第三届东亚符号学国际研讨会于2002年在武汉大学举办。时任东亚符号学会副会长的藤本隆志与桑子敏雄等日本学者参加了该次研讨会。藤本隆志对东亚符号学的发展前景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桑子敏雄则对环境空间与人类行为活动的关系进行了符号学考察。与会的中国学者则对中医的阴阳五行思想、汉诗的审美机制、先秦语言的来源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以上三届东亚符号学国际会议是中日符号学界之间规模比较大的交流活动。除此以外，符号学家谷口勇还参加了第四届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并用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对公孙龙子的《白马论》进行了探讨。近年来，石田英敬和松本健太郎等日本符号学家也频繁来中国讲学，这也是中日符号学界交流的一部分。

笔者认为，中日符号学界未来在媒介符号学和信息符号学领域将会有更多的交流和对话。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面临的媒介环境也越来越错综复杂。手机、计算机、网络等媒介已经不再只是一种传播信息的手段，它们作为人类身体的延伸，正慢慢把人自身也编入到信息系统当中去。同时，符号与媒介技术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媒介技术对人类的思考和认知过程的干涉也越来越深，人与人、人与媒介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发生了转变。人们在与媒介技术的相互渗透中，不断的更新“文化”这个意义之网。因此，如何处理纷繁复杂的媒介环境中的人与人、人与媒介技术之间的关系，是符号学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近些年来，中日符号学界都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日本符号学家石田英敬长期致力于信息符号学与媒介符号学研究，并陆续发表了《媒介与政治》《信息符号论的学术体系化和超文本事典的制作》《信息符号学讲义》《新符号学：人脑与媒介的相遇》等论著。他认为，在数字媒介时代，人们的心智（mind）通过身体直接面对计算机的信息处理。人的心智、身体以及计算机的信息处理过程是未来“信息符号学”必须面对和深入研究的三个领域（2019，p.26）。此外，符号学家松本健三郎也在该领域成果显著，先后发表了《用理论阅读媒介文化》《越境的文化·内容·想象力——跨越国境的流行文化》《数码符号学》等专著，也值得中国符号学界予以关注。

3 结语

中日两国同处于以汉字为根基的东亚文化圈。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着非常大区别，在某些世界观和哲思方式上甚至是相反的。原生于西方的符号学在传入中日两国的同时，也带来了它的概念模式和理论预设，这导致人们往往拿西方的理论标准来衡量和判断中日两国的符号学研究，这不利于中日两国的符号学发展，也不利于符号学自身的发展。归根结底，符号学是意义学，对意义的探索是人类共通的追求。因此，西方的符号学研究范式和方法值得借鉴，但没必要套用。中日两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厚的符号学资源，只有在充分发掘这些资源的基础上坚持对话和交流，才能推动具有东方话语特色的符号学发展。事实上，东亚各国的符号学界同仁正在做这方面的努力，符号学研究阵地也出现了向东方转移的趋势。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以汉字文化为根基的东方文化会成为符号学转向的契机。

作者简介：

徐克，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日文学关系与日本符号学。

引用文献从略，请参见本刊正文

编辑︱潘星月

视觉︱欧阳言多

如果这篇论文给你带来了一点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