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治理与实践（全球经济治理的逻辑）

全球经济治理与实践（全球经济治理的逻辑）在暂时不考虑大国间地缘政治博弈前提下，解决全球经济治理过程中集体行动难题的思路之一，是考虑有效治理的机制设计。全球经济治理是大家的事，因此需要商量着办，也就是各个国家行为体通过平等协商，在充分考虑到各成员所负担成本与所分享收益的平衡后，逐步形成各成员接受的多边规则。在机制设计过程中，关键是要通过提供相容激励来减少或消除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通过创造选择性激励来降低或杜绝“搭便车”行为。在治理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各国可以根据紧迫性、严重性、可行性等对全球经济问题进行排序，按轻重缓急分步施策。如果一时难以达成共识，可以考虑化整为零，把一揽子议题分成若干模块加以处理。如果把大国间地缘政治经济竞争考虑进来，那么互利共赢，甚至是带来帕累托改进的自由贸易也是不可接受的。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2004年在《经济学展望》发表了《李嘉图和穆勒在什么地方反驳或证实了支持全球化的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一文，指出颂

当前在处理全球经济问题过程中，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治理赤字，具体来说就是治理成本如何分摊、治理收益如何分享的问题。如果把大国地缘竞争因素也考虑进来，那么情况则更加复杂，甚至“共赢”结果也可能变得不可接受。解决全球经济治理过程中集体行动难题，需要设计有效治理的机制，秉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原则，强化利益交汇，增加“脱钩”成本，通过平等协商，在充分考虑到各成员的成本与收益平衡后，逐步形成各方接受的多边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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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针对的是全球问题。所谓“全球问题”，指的是影响范围是全球的，同时也必须由世界各国携手才能解决的问题，包括世界和平与安全、气候变化、贸易投资体系等。其中全球经济治理主要指经济领域内的全球问题，其中最为关键或最具基础性的问题当属维持世界强劲、可持续、包容、平衡的增长。在此全球经济治理就是指，世界各国如何通过协商达成一系列有助于维持和促进全球增长的规则或制度。

经济增长的源泉只有一个，那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即单位时间内劳动产出的增加。最一般地讲，导致生产率提高的源泉有两个，即包括创新与扩散的技术进步，以及基于分工和要素流动的贸易收益。技术进步导致生产率提高不难理解。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条件下，仅仅由于不同生产主体（这里主要指国家）依据自身优势进行分工与专业化生产，之后进行交易，便可提高参与分工和交易方的总产出，新增产出在经济学中被称为贸易收益。尽管在现实中这两个增长源泉深度交织融合，但在理论分析时将它们分开讨论则有助于我们对增长源泉的理解，进而为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政策与制度提供方便。

在此我们要集中讨论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如何令国家间分工和交换产生的贸易收益最大化，从而助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包容、平衡增长的目标实现。鉴于交换的基本前提是所交换对象的所有权得到切实保障、交换各方事前达成的契约受到保护，故贸易收益最大化问题大致可以转化成全球经济治理问题。具体来说，全球经济治理的问题与人类经济活动相关，其行为主体主要是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其活动背景是世界政府的缺位，其表现形式为各行为体通过协商而形成的一组自我约束性规则或制度。

全球经济治理涉及诸多领域，主要包括左右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换、影响生产要素与资本跨境流动的国际贸易投资和货币金融制度。与全球经济治理密切相关的具体议题还包括：供应链价值链、大宗商品供求、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以及主要行为体之间的政策协调。显而易见，有效解决上述全球经济问题符合世界各国的利益。然而整体而言，当今世界在处理全球经济问题过程中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治理赤字。至此，如何减少并最终消除全球经济治理赤字，便成为人类面临的一个“更高维度的”全球问题。

对全人类福祉改进有利的事之所以难成，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共同利益并非形成集体行动的充分条件。“好事”之所以“多磨”，是因为促成“好事”要花费成本，而收益往往又由大家共同分享。具体到全球治理，问题便是治理成本如何分摊、治理收益如何分享。在经济学里，这就是所谓的集体行动难题：由于集体行动成果或公共产品的享用不具有排他性，集体中的成员便会受到激励而努力“搭便车”，当然也不希望看到别人搭自己的“便车”。其结果：一是公共产品的供给明显不足，二是以国际制度为表现的全球经济治理通常带有明显的非中性特征，即同样的治理对不同行为体意味着不同的事，有些受益，有些则受损。

如果把大国间地缘政治经济竞争考虑进来，那么互利共赢，甚至是带来帕累托改进的自由贸易也是不可接受的。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2004年在《经济学展望》发表了《李嘉图和穆勒在什么地方反驳或证实了支持全球化的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一文，指出颂扬自由贸易的“李嘉图-穆勒模型”在不考虑技术进步时是成立的，然而一旦将技术进步纳入分析后，该模型便可能会出问题：自由贸易竟然自发地扼杀了贸易！萨缪尔森以美中两国为例论证说，如果中国的生产率提高到一定水平，使两国在生产两种产品时生产率之比完全相等，则它们各自的比较优势便消失了，两国将又回到自给自足的状态。这时，中国的人均收入由于技术进步得到提升，而美国的实际人均收入则遭受到持久损害。

在暂时不考虑大国间地缘政治博弈前提下，解决全球经济治理过程中集体行动难题的思路之一，是考虑有效治理的机制设计。全球经济治理是大家的事，因此需要商量着办，也就是各个国家行为体通过平等协商，在充分考虑到各成员所负担成本与所分享收益的平衡后，逐步形成各成员接受的多边规则。在机制设计过程中，关键是要通过提供相容激励来减少或消除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通过创造选择性激励来降低或杜绝“搭便车”行为。在治理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各国可以根据紧迫性、严重性、可行性等对全球经济问题进行排序，按轻重缓急分步施策。如果一时难以达成共识，可以考虑化整为零，把一揽子议题分成若干模块加以处理。

自由贸易带来的互利共赢有可能不会让所有受益国满意，这一结论深刻而残酷。其内在逻辑基础，来自国家目标函数的变化，即在原先追求福利绝对改进的利益最大化基础上，加上了维持和扩大实力差距的考虑，也就是从单一目标转化为双重目标。这样一来，在大国博弈加剧的环境中，“不惜牺牲自身利益也要遏制对手的赶超势头”就会上升为霸权国的主导策略。其结果便是，全球体系分裂，或出现两个甚至多个相互隔绝，或至少是往来受限的平行体系，最终导致全球统一市场的萎缩，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贸易收益缩减。

为防止出现或弱化这一导致全球福利水平下降的结果，可以多管齐下：首先是恢复或构建国家间的信任，以求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其次是强调非经贸领域的交汇利益，以凸显或提升“脱钩”成本；第三是最大化平行体系之间尚不受限制的经贸往来带来的贸易收益。

本文英文版标题为 "Beyond the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

责编 | 宋平 辛欣

编辑 | 张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