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刘禹锡为何总是被贬（刘禹锡的唯物主义）

柳宗元刘禹锡为何总是被贬（刘禹锡的唯物主义）▲唐朝皇帝和妃子这样一层一层听命于更高一级的首领，于是诸侯、方伯、连帅之类相继出现，而最高一层则统一于天子。“封建”制度从而形成。柳宗元这个见解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它打击了君权神授说，也就是批判了从殷、周以至董仲舒所宣扬的天命思想，同时也纠正了王充相信符瑞的错误。柳宗元还设想国家是由人民自下而上地推选君长而逐步形成的，而统治者之所以获得较高的地位，是由于人民发生纠纷时，需要他们来分断曲直。柳宗元在政治上反对贵族、阉宦和官僚大地主的特权。主张用人只问是否贤明，而不应计较贵贱亲疏。这个论点正反映了当时地主阶级中的政治革新集团争取政治待遇平等的要求。▲平等对待柳宗元的政治主张具体表现在他的《封建论》里。他认为人类始初是没有文化的，人既不能搏噬，也没有羽毛以自保，必须依靠别的器物以为用，这就不能不时常引起争端。起了争端就必须有一些聪明智慧的人来分断曲直，这些人就逐渐成为首领。如果理曲的人“告之以直

引言

在政治上主张革新而与韩愈保守派对立的，可以柳宗元、刘禹锡等的思想为代表。

柳宗元（公元773-819年），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他的文章很好，与韩愈齐名。在政治上支持当时主张革新的王叔文派。王叔文执政之后，柳宗元和他们一道革除弊政，蠲免民间各种债务，罢免一切额外的进奉钱，废除种种苛扰，这一切措施，自是反映了当时人民的若干意愿。后因王叔文受到保守派的攻击，柳宗元也被贬谪远方，郁郁不得志，结果死于柳州贬所。世称柳柳州。著作有《柳河东集》。

▲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

柳宗元的世界观是唯物主义的。他在《非国语》和《天说》等文中指出：宇宙是由混沌的元气所构成，并没有神的主宰。他把天比喻作大果蓏，把元气比喻作大痈痔，把阴阳比喻作大草木。他认为天地、元气、阴阳都是物质，它们没有意志，不能“赏功而罚祸”。他认为世界万事万物“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如果希望天赏功罚祸，呼天、怨天、望天怜悯，这都是荒谬的事情。这对韩愈以天为有意志而呼天、怨天是个有力的驳斥。他还同意刘禹锡的观点，认为一切雷霆霜雪等自然现象都不过是气的变化，不足为怪。他提出“顺人顺道”的命题，认为人类社会的规律与自然规律不同，一切政治措施应该顺应人事，顺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而不应固执自然规律。

柳宗元在政治上反对贵族、阉宦和官僚大地主的特权。主张用人只问是否贤明，而不应计较贵贱亲疏。这个论点正反映了当时地主阶级中的政治革新集团争取政治待遇平等的要求。

▲平等对待

柳宗元的政治主张具体表现在他的《封建论》里。他认为人类始初是没有文化的，人既不能搏噬，也没有羽毛以自保，必须依靠别的器物以为用，这就不能不时常引起争端。起了争端就必须有一些聪明智慧的人来分断曲直，这些人就逐渐成为首领。如果理曲的人“告之以直而不改”，不听从首领的分断，就必定要施以刑罚，由此君长刑政的制度便产生了。于是这班人就“聚而为群”－聚集成为原始的部落。但群与群间又有争执，而且“其争必大”，争执大了，就有军事、道德等观念产生，于是又有优秀的人物出来，使为“众群之长”，而各群人都要听从他的命令。

这样一层一层听命于更高一级的首领，于是诸侯、方伯、连帅之类相继出现，而最高一层则统一于天子。“封建”制度从而形成。柳宗元这个见解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它打击了君权神授说，也就是批判了从殷、周以至董仲舒所宣扬的天命思想，同时也纠正了王充相信符瑞的错误。柳宗元还设想国家是由人民自下而上地推选君长而逐步形成的，而统治者之所以获得较高的地位，是由于人民发生纠纷时，需要他们来分断曲直。

▲唐朝皇帝和妃子

这和韩愈的无条件尊君理论不同，他是要求君主能够为人民办事，这种论点，是为他主张革新政治的目的服务的，在当时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我们也要指出，柳宗元在这里不敢接触到阶级社会中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这是由于他的阶级偏见，不可能真正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因而不能正确回答国家的起源问题。柳宗元还在《封建论》里指出，封建制度的创立，并非出于圣人的意愿，而是由于社会的发展－大势所趋的结果。基此，他认为后来的郡县中央集权制比封建制远远优胜。

因为封建制的弊处是父传子，继世相传；在上者未必贤，在下者未必不肖，于是“圣人之理”就乱了。他说，在封建制下，即使人君愿意做些有利于人民的事，可是下面又有士大夫，他们世食禄邑，各自成为一个小王国，妨碍着划一的统治。这就即使有圣贤生于当世，“亦无以立足于天下”了。但是，柳宗元毕竟是儒家学说的拥护者，所以他并不主张对封建社会（指社会性质）实行根本的革命。至于佛道教义，他除了反对坐食浪费的一面外，也并不完全反对。相反，由于他被长期贬远方，过着很不得意的生活，也就不免要或多或少受到佛家思想的感染，从而使他的思想具有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折衷主义的色彩。

▲《东宫》太子李承鄞剧照

刘禹锡（公元772-842年），字梦得，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官至太子宾客，故又称他为刘宾客。他在政治思想上也和王叔文、柳宗元一样，是当时的革新派。元和初，王叔文等被保守派打击，刘禹锡也被贬远方。他是唐代有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著作有《刘宾客集》，其中以《天论》三篇为其哲学思想的代表作。

刘禹锡的“天论”观点与柳宗元的“天说”完全一致，不过更为具体、详细和有系统，从而使他们共信的无神论思想更加完整。《天论》反对那种认为天有意志、能作祸福的神学，独创地提出了“天人交相胜”的学说，反复论证人类社会的规律不同于自然界的规律（见《刘宾客集》卷12《天论》）。刘禹锡在《天论》中说，天是“有形之大者”，而人是“动物之尤者”。即是说，天是有形的物质，而人则是物质当中的动物，并且是动物当中最优秀的。他认为天是有形有色的，周天之数是可以测度的，昼夜的运行是有征候的。总之，天是有规律地运动着的物质。

他更推论说，物质表现为万事万物，它们有规律地各自运动发展着，互相发生关系而“交相胜”。这就表明，刘禹锡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中还包含着一些辩证法的因素。刘禹锡指出，自然一天的运动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不相同的：“天之能”，人未必能；“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即是说，自然规律是自然界的各种事物的自然发生、变化、发展，它的作用是强弱。所谓强弱包含两个意思：一个是事物的发展由弱而强，再由强而弱的过程；另一个是强的战胜弱的。

▲唐代文学家刘禹锡

至于人类社会则不同于天，它的规律通过人的主观努力表现为各种制度的产生和变化发展。这也包含两个意思：一是指人们通过劳动来利用自然规律；一是指人们创造种种法制来维持社会秩序，而两者都有是非标准。刘禹锡认为这个是非标准就是“公”。即是说，凡符合人类全体利益的就是“是”，反之，就是“非”。这反映了当时地主阶级中的政治革新集团要求政治地位的平等，反对大贵族地主、阉宦、官僚的特权的意识。

当然，刘禹锡还不可能理解在封建社会里不可能有真正的“公”，也不会有超阶级的符合全体人类的利益，但从他反对当时大贵族地主、阉宦、官僚的特权这一角度来看，他能提出这个论点却是进步的。刘禹锡还肯定天是不能干预人事的，祸福都是由人自取，与天无关。当法制完密，执行得好的时候，就是非明，这时天的规律对人不起作用，强凌弱的事情不会发生，贤者必定显荣，不肖者必受戮辱，故人们相信自己而不相信天命。这是人胜天。如果法制稍为松弛，则是非混淆，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规律都起作用，互相起伏，故受赏的人不一定都是善的，受罚的人不一定都是恶的。

这时人们有时觉得道理可靠，是非有标准；有时又不得不表示怀疑，从而认为“福或可以诈取，而祸或可以苟免”。这时候，人类社会的规律受到限制，觉得自己的行动受到天的规律所支配，把自然规律理解为上帝意志的天命，天命和迷信思想从而产生。这是天人参半。及至“法大弛”的时候，则“是非易位”，受赏的都是奸佞，受罚的都是正直的人。

▲接受贿赂的官员

这时候，天命和迷信思想就占主要的地位了。这是天胜人。刘禹锡所理解的是非善恶，虽然仍然以封建社会的是非善恶为标准，这是时代的局限，但他从此指出天命和迷信的思想起源于社会政治制度的腐败，这是深刻的见解。由此，刘禹锡得出结论道：自然规律与人类社会的治乱没有关系，但人却有制服自然的能力。因为人是动物中智慧的最高者，故能战胜自然。只有纲纪败坏的时候，人才会为天所胜；只有暴君专政的时候，人们才会相信天命。这是对当时封建统治者极深刻的讽刺。

刘禹锡所说的法制和纲纪，当然指的是封建社会的种种制度，他并没有要求根本变革封建社会秩序，只是在这基础上要求革新一革掉一些积弊。因此，他对人类社会规律的理解还是唯心主义的，并没有也不可能看到天命和迷信思想产生的社会经济的和阶级的根源。同时，唐代还没有发展到封建社会崩溃的阶段，刘禹锡也不可能想象在封建社会崩溃以后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所以他很率直地认为封建社会的“纲纪或坏”，就会“复归其始”而使社会倒退，这当然也是错误的想法。

▲唐朝盛世

然而，刘禹锡的“天论”，总的来说，不仅在唐代最为突出，而且在我国唯物主义无神论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柳宗元、刘禹锡的“天说”和“天论”，都是为了驳斥韩愈关于天的唯心主义观点而发的，他们之间对于天的争论，开导了宋以后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对于宇宙观作深一步的探讨。

结语

柳宗元、刘禹锡的唯物主义思想与荀子的“天论”是有密切关联的，是荀子的唯物主义的“天论”思想之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