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幅画追忆亡妻（一生5任妻子到84岁还坐拥20岁情人）
300幅画追忆亡妻（一生5任妻子到84岁还坐拥20岁情人）Eve McClure第四任妻子著名的情人Henry Valentine Miller’s love letter to Anaïs Nin阿娜伊斯·宁是世界最著名的女性日记小说家，西班牙舞蹈家，著名作家亨利·米勒的情人。她被誉现代西方女性文学的开创者。1903年2月21日出生于巴黎，父母均为音乐世家，1977年死于美国的洛杉矶。她一生出版了11部日记，以及《劳伦斯评传》、《乱伦之屋》（诗歌）、《技巧之冬》、《玻璃钟下》（故事集）、《欲火》、《爱情谍屋》、《日光帆船》、《米诺陶洛斯的诱惑》、《拼贴画》、《内陆诸城》、《一个女人的言说》、《将来的小说》、《小鸟》（诗歌）、《文学的激情》（与亨利·米勒合著）、《亨利和琼》等小说和诗歌。曾经执导《布拉格之恋》的美国著名的导演考夫曼将她的日记的第一部改编成电影《亨利与琼》，港译名《情迷六月花》，台译名《第三情》。
今天的主角是：亨利·米勒美国“垮掉派”作家，是20世纪美国乃至世界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同时也是最富有个性又极具争议的文学大师和业余画家。
亨利·米勒（Henry Miller，1891年12.26—1980.6.7），美国“垮掉派”作家，是20世纪美国乃至世界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同时也是最富有个性又极具争议的文学大师和业余画家，其阅历相当丰富，从事过多种职业，并潜心研究过禅宗、犹太教苦修派、星相学、浮世绘等学问，被公推为美国文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位怪杰。
第二任妻子
Janina Martha Lepska
著名的情人
Henry Valentine Miller’s love letter to Anaïs Nin
阿娜伊斯·宁是世界最著名的女性日记小说家，西班牙舞蹈家，著名作家亨利·米勒的情人。她被誉现代西方女性文学的开创者。1903年2月21日出生于巴黎，父母均为音乐世家，1977年死于美国的洛杉矶。她一生出版了11部日记，以及《劳伦斯评传》、《乱伦之屋》（诗歌）、《技巧之冬》、《玻璃钟下》（故事集）、《欲火》、《爱情谍屋》、《日光帆船》、《米诺陶洛斯的诱惑》、《拼贴画》、《内陆诸城》、《一个女人的言说》、《将来的小说》、《小鸟》（诗歌）、《文学的激情》（与亨利·米勒合著）、《亨利和琼》等小说和诗歌。曾经执导《布拉格之恋》的美国著名的导演考夫曼将她的日记的第一部改编成电影《亨利与琼》，港译名《情迷六月花》，台译名《第三情》。
第四任妻子
Eve McClure
第五任妻子
In February 1963 Miller moved to Los Angeles California where he would spend the last 18 years of his life. In 1967 Miller married his fifth wife Hoki Tokuda.
米勒84岁时20岁的情人
Brenda Venus
Venus is the author of "Secrets of Seduction for Men" and "Secrets of Seduction for Women" and a 2012 novella titled "Twelve Hours". Her books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37 languages. Publishers William Morrow and EF Dutton sent her on a worldwide publicity tour making various appearances on TV radio and press interviews. For over six years starting in 1998 Brenda wrote a popular column for Playboy Magazine called "Centerfolds on Sex."
Additionally after purchasing a book at auction that contained an envelope with famed writer Henry Miller 's address Venus and Miller became pen pals and eventually Miller became her mentor and she his muse: Miller wrote 1 500 letters that were collected into the book "Dear Dear Brenda – The Love Letters of Henry Miller to Brenda Venus".
亨利·米勒的水彩画
亨利·米勒在画画
自传
杨恒达 译
photograph of Henry Miller by Brassai
我于1891年12月26日生在纽约市的一个美国家庭。我的祖父母是为逃兵役来到美国的。我的祖先都是德国人，他们散居在德国各地。目前，我们家族在全世界都有分支，哪怕是最遥远最偏僻的地方。我的先人大都是航海家、农民、诗人和音乐家。在上学以前，我只会讲德语。尽管我的父母都生在美国，但我成长的环境却是彻头彻尾的德语环境。从5岁到10岁的日子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时日；我当时生活在城市的街头，沾上了典型的美国流氓习气。我生长的布鲁克林第14区对我来讲尤为亲切。这是一个移民区，我的伙伴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我7岁那年，西班牙-美国战争爆发，这在我小时候是一件大事。我喜欢自由自在的帮会精神，它使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暴力和无法无天是美国的特点。
我的父母较穷，他们工作努力，勤俭持家，不带任何想象的色彩。我的父亲一生中从未读过书。我的家庭对我照顾得很好，生活得快乐健康，后来我自己将一切都改变了。我没有谋生的欲望，没有经济头脑，缺乏对父母兄长、对法律或对缺席的尊敬。自我会说话起，就开始逆着父母和周围的人。我进城立学院没几个月就离开了学校，我讨厌学校的环境，讨厌学业的愚蠢内容。在财经区的一家水泥公司找了一份工作，很快就反悔了。两年后，父亲给我钱让我去康奈尔大学；我拿了钱和情人消失得无影无踪，那女人的年龄足以当我的母亲。一年后，我回到了家里，不久永远地离开了它去了西部。我在本国的各地都干过活，主要是在西南部，干过各种杂活，一般是当牧场帮手。我曾在阿拉斯加的朱诺当过金矿的矿工，因得热病而弃之。回到纽约后，过着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什么都干过，什么也没干长。我的体力很好，五年如一日每天锻炼——好像要去参加奥林匹克比赛似的。我的健康体魄归功于斯巴达式的生活，归功于我的贫困生活，归功于我的乐天性格。我30岁之前一直过着没有计划的反叛生活，什么都尝试了；我的倒霉主要是因为我太诚实，太忠肯，太天真，太大方。
我很早的时候就被迫学钢琴，在这方面显露了些天才，后来又认真地学习过，指望成为钢琴乐师，但并未有结果。我完全放弃了当钢琴乐师的打算，总是什么都干又什么都干不出名堂。后来不得不进了我父亲的裁缝店，因为他忙不过来。我并没学到多少裁缝的本事，倒开始写起东西来了。也许我最早的作品是在父亲的店里写的——是一篇论尼采“反基督”的长文。我常给朋友写信，一写就是四五十页，什么东西都写：它们既是幽默信函，也是学术信函。我至今最喜欢写的还是书信。我当时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当作家——我几乎害怕想这样的事。
美国参战以后，我去了华盛顿，在作战部当了个小职员——分检信函。在业余时间里，我为华盛顿的一家报纸写些通讯。我用计免掉了服兵役的义务，再次回到纽约；父亲在病中，我又操持起他的生意。我一直是彻底的和平主义者，现在仍然是。我相信在愤怒之下杀人是正当的，而世界上的血腥屠杀或政府和法律按某种原则杀人则是不正当的。在战争期间，我结了婚当了父亲。虽然当时有各种各样的差事，可我总是没有工作。我干过数不清的活儿，常常只干一天半天。我干过的活儿包括：洗碗、公共汽车售票、卖报、送信、挖墓坑、讨债、卖书、敲钟、酒吧招待、卖酒、打字、开机器、图书管理、统计、慈善事业服务人员、机械师、保险业收款、垃圾清运、看大门、教会秘书、码头工人、出租车司机、运动教练、送牛奶、检票员，等等。
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次相遇是在加州圣迭哥见到爱玛·戈德曼（美国无政府主义者、反战主义者、女权主义者，一生中多次入狱）。她向我展示了欧洲文化的整个世界，给我的生活增添了新的动力和方向。世界产业工人组织运动展开时，我对此极有兴趣，至今仍怀着崇名之情记得如下人物：吉姆·拉金、伊丽莎白·葛莱、弗林·乔万尼和卡罗特列斯卡。我从未加入任何俱乐部，无论是宗教、社会还是政治组织。我从小被人带往各种教堂——先是路德派，随后是长老会派，随后是卫理会公派，再后是圣公会派。稍后，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听了巴哈派的讲座，也听了神学哲学家、新思想派和耶稣再生论者的讲座。我完全站在折衷的立场上，哪派也不追随，贵格教派和摩门教派给我的印象是团结忠诚、自给自足。我认为他们是最模范的美国人。
1920年，在一家公司当了一阵信差后，我成了纽约市西部联合电报公司的人事经理。我在此位子上做了大约5年事情，至今仍觉得是我一生中最富裕的时期。我接触了纽约形形色色的下层人物——大约10万男男女女。1923年，在三个星期的休假中，我写了第一本书——是12个信差怪人的故事。这本书很长，写得也不好，但它激起了我写作的欲望。我招呼也没打就离开了工作岗位，决心成为一个作家。从此，真正的悲惨生活开始了。从1924年到1928年，我写了大量的小说和文章，一篇也未被人接受。最后，我自己印刷了我的作品，在第二任妻子的帮助下，挨家挨户去兜售，还去过餐厅和夜总会推销。结果，我被迫沿街乞讨。
由于得到一笔意外的小财，我得以于1928年来到欧洲呆了一整年，去了欧洲许多地方。1929年我呆在纽约，身无分文，生活悲惨，看不到前途。1930年初，我凑了些钱回到了欧洲，想径奔西班牙，可到了巴黎后再不能继续前行，从此在巴黎留下。
除了我用三周写成的信差故事外，我在美国还完成了两部小说，我把未完成的第三部小说带到了欧洲，写完这本书后我就把它送到了巴黎一个出版商手上；他旋即将手稿遗失，反过来一天问我是否肯定把它交给他了。我身边未留复写本——三年的心血成为泡影。我开始写作《北回归线》，到巴黎一年后，它成了我的“第一本书”。这本书是随时随地写在各种纸上的，常常写在旧手稿的背面。写它的时候，我几乎没有指望能够出版。这本书是沮丧之作。巴黎奥别列斯出版社出版了此书，为我打开了通向世界之门。这本书给我带来了世界各地无数的朋友和相知。我仍然没有钱，仍然不知如何谋生；但我有许多朋友和希望我成功的人，因此我不再害怕饥饿，尽管饥饿成了忧心忡忡之虑。我现在绝对与命运共存，安于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一点儿也不担心未来，因为我学会了如何在目前生活。
至于影响……真正的影响是生活本身，尤其是我从不厌倦的街头生活。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城市人；我讨厌自然，正如我讨厌“名著”一样。我得益于字典和百科全书很多；我小时候读工具书就象读巴尔扎克一样过瘾。我25岁之前几乎没读什么小说，除了俄国人写的以外。我特别留心宗教、哲学、科学、历史、社会学、艺术、考古学、原始文化、神话等学问。我几乎不读报纸，生平也未读过侦探故事。另一方面，我阅读了到手的所有幽默故事——只有一小部分有价值。我喜欢东方民间故事和童话，尤其是日本童话，里边充满力量和阳刚之美。我喜欢的作家有斯宾塞、法布尔、赫夫洛克、弗雷泽、老赫胥黎等人。多亏爱玛·戈德曼的指点，我广泛阅读了欧洲剧作——我对欧洲剧作家的了解比对英美剧作家的了解要早。我读俄国作家比读英国作家早，我读德国作家比读法国作家早。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尼采和艾丽弗尔。我觉得普鲁斯特和斯宾格勒是极有生命力的作家。对我真正有影响的美国作家只有惠特曼和爱默生。我承认梅尔维尔的天才，但觉得他的作品太乏味。我极不喜欢亨利·詹姆斯，绝对讨厌爱伦坡。我不喜欢美国文学的倾向；美国文学太现实、太散，太刻板；美国文学是写给最底层的人看的；在我看来，美国文学只有短篇小说不错。像舍伍德·安德森和沙罗杨这样的两极作家才算是大师级的，堪与欧洲作家相比，假如不是胜过的话。英国文学让我热不起来，就象英国人本身一样，它好像是鱼的世界，令我感到陌生。我有幸接触法国文学，总体来讲它虽然单薄有限，但与英国文学相比，它是无穷想象的世界。我受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影响很深。我喜欢不太法国化的法国作家。我认为法国是西方的中国，虽然在各方面次于真正的中国。我认为法国是西方世界最适于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但它远不是健康而有活力的世界。
在写作时，我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更大的现实。我不是现实主义者或自然主义者；我的目的是为了生活；在文学中，似乎只有运用梦幻和象征才能达到这个目的。从骨子里讲，我是个形而上的作家，我运用戏剧情节只是为了表现更精彩的东西。我喜欢想象、幻觉，我喜欢从未梦见过的自由，它们甚于一切。我创造性地利用毁灭，也许德国式的东西用得太滥了，但我的目标始终朝向真实的内心和谐以及内心的安宁和平静。在艺术中我最喜欢音乐，因为它能充分自持，因为它趋于宁静。我相信，文学若欲变得真正能够交流（目前还不行），必须大量地使用象征和比喻手段，大量运用神话和文献。我们的文学大都像课本，一切都发生在知识的呆板平面上。99%的文学作品——当然也包括其它艺术作品——应当毁掉。我要让读我作品的人越来越少；我对群众的生活不感兴趣，对世界上现存政府的意图也不感兴趣。我希望并相信在今后100年里整个文明世界将会消失。我相信没有“文明”，人类可以生存得更好，更丰富多彩。
《超负荷的激情》
作者：叶列娜·戈洛维娜
端坐桌旁的女士转过头来，她的目光冷漠地扫视过他的脸，很快移向别处。天哪，多么残酷的瞬间！毋庸置疑，这是琼，他的第二任妻子琼·曼斯菲尔德小姐。他和她分手已整整一辈子了。啊，琼，一个怪异的、无条理的、充满不可言喻的魅力的人！
现在，他清醒地意识到，他最需要的就是这个女人！首先，如果没有她，亨利·米勒永远也不会成为作家。此外，她那时如果不将他推向巴黎——他承受了她的极度残忍——亨利·米勒永远也不可能认识自己的潜能。琼，这个波兰籍的犹太移民的女儿、优雅与粗俗相结合的黑发女人，语言尖刻、耽于幻想，——“穿裙子的闵希豪森男爵❶”——正如亨利所称呼她的——居然神奇地猜测出他的才能，并理解他的心灵。
“一切由我来负担！”婚后，琼不容反驳地对亨利说，“我的工作是挣钱，你的工作是写作。”
她甘愿当为丈夫的天才作牺牲的妻子。琼的工作是舞女，并在当地一家夜总会当兼职脱衣舞娘。每天晚上，亨利坐在打字机前，佯装创作激情燃烧，其实，即使绞尽脑汁，也成就不了一篇小说。因此，他用眼角偷偷打量琼的上班装束：涂脂抹粉的面孔、鲜红的双唇、裸露的双腿；式样精美、颜色花哨的帽子、不穿内衣的裙子。她的丝绸衣裙好像是遮盖裸体的全透明的披肩。也许，百老汇大街上的妓女看上去还没有她的风头足。“如果你认为我干的肮脏差事玷污了你，如果你认为自己无所事事，”她截住他贪婪的目光，愤然说道，“那你还不如回你父亲那里去当裁缝！”
这是颇具打击力的威胁。亨利宁可在现在的这个樊笼里死去，也不愿成为他尊敬的父母的裁缝铺的接班人。父母的小铺位于操多种语言的令人厌恶的布鲁克林，米勒夫妇生活的这个德国移民区土里土气的氛围使得亨利窒息。这里充满着德国式的谨慎世故、节俭吝啬和可预见的枯燥无聊。在这样一成不变的环境里(就连每年圣诞餐桌上摆放的鹅和苹果也一成不变)，亨利中学毕业了。他理应成为一名裁缝师，他无论如何不应辜负父母的期望，因为他的妹妹已使父母彻底绝望：她先天痴呆。
令米勒夫妇深感不幸的是，亨利的一个同学使亨利迷上了阅读，并唤醒了他对书籍真正的热情。他阅读了法朗士、康拉德、爱默生、布拉瓦茨卡娅、柏格森、梅特林克、普鲁斯特、尼采等人的作品，有时还到自己的邻居波利娜·苏托的家庭藏书室去阅读。比亨利年长十七岁的波利娜嗓音柔和、鼻音浓重，说话有催眠般的魔力，与亨利威严、冷淡的母亲截然不同。十八岁的亨利自己也不明白，有一天怎么突然上了波利娜的床。在薄薄的一层隔板后的另一个房间里，与亨利同岁的波利娜的儿子正卧床受 痨病的折磨，他经常不合时宜地发出病狗哀嚎般的呻吟。波利娜则会立即跃身而起，穿上扔在地上的衣服，边走边整理凌乱的头发，急忙去照顾儿子。
不得不说明，当年龄比自己几乎大一倍的女人的情人很合亨利的口味，但他也为这种关系感到羞愧，却又无力与波利娜了断。为了中止这种关系，中学毕业后，他请求父母让他去东海岸最好的高等学府之一康奈尔大学就读。临出发前，他手提行囊去向波利娜道别。但是她脱下了裙子和内衣，于是他……误了火车。靠在她的胸前，他像受了惊吓的孩童幡然醒悟：他根本无力挣脱她的怀抱，况且，他也根本不想离开她那有着暖融融炉火的房间，波利娜永远为他准备着美味的苹果馅饼。他就此留了下来，不管将来会怎样。几个月以后，他才有勇气出现在愤怒的父母跟前。
几乎他所有的同学都找到了生活中的位置——有教书的、有经商的，也有当小铺老板的。只有亨利以打零工挣来的钱为生：他当过邮递员、搬运工、会计员和小商店伙计。每晚他像一条筋疲力尽的狗一样回家时，总是在脑海中构思着他即将着手创作的小说的第一行句子。但当他一接触到一页页白色的纸张时，马上愁肠百转：写什么好呢？一切早就写光了！
无所事事的亨利只好结婚。他的妻子比阿特莉丝·维肯思是个不甚成功的钢琴家，她对亨利的创作痛苦毫不在乎。她总是说服他，世界就是一条传送带，它等待你的只有一件事：从造钱机上挣钱，以此获取食物、服饰、家具、不动产和其他东西。至今，只要一想起这个长鼻子狐狸般的实用主义者比阿特莉丝，亨利就禁不住倒胃口。
……所以，亨利并不诅咒准备去上班的琼，反而以充满温情和忧愁的目光相送。难道她不正是为了他而在努力吗？琼是再努力不过了，像她这样有进取心的女人简直无处可找。有个名叫波普的迷恋她的富人是研究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的行家，他催促琼尽快完成她的小说(好像她现在正致力于写作似的)，他许诺，只要他喜欢，就一定会将它出版。“快点写吧，趁这个蠢货还对我的胸脯感兴趣，”琼对着亨利的耳朵尖叫。她已经给她的崇拜者看了一些米勒匆匆写就的文章，于是，“蠢货”对自己的“小不点”的文学才能极为赞赏。读完米勒写的《摩洛》，波普一阵狂喜。亨利甚感惊讶，这个乔伊斯和普鲁斯特行家竟然看不出，根据某些细节推测，女人是断然写不出这本书的。虽然“琼的作品”一直未出版，但波普付出的稿费让亨利和琼着实大吃大喝了一通。
与此同时，“为了亨利”，琼急于提高自己的职业水平，她成了他们居住的地区真正的夜晚女王。“千万不能让人看出我已结婚，”她对亨利说，受压迫者只好妥协。他们寓所的门牌上没有他的名字，如他一人在家，则无权对任何人开门。如果琼把追求者带回家，亨利就应像狗一样地一连几小时在华盛顿公园旁游荡。
当他后来逛遍了巴黎的寻欢作乐场所，当和一群男女一起狂饮已寻常如家庭早餐时，他还对自己与琼这种怪诞、荒唐的生活方式耿耿于怀。但是……
一天晚上亨利回家时，遇见妻子正弯腰俯身在一个水盆里，她温柔地为一名年轻女子擦洗脚后跟，还不停地柔声细语。转身看见神情愕然的亨利，琼忍无可忍地怒斥道，他可以把他小说中所有描写爱情的章节都扔到废纸篓去，因为他用过于庸俗和愚昧的眼光来看待爱情。因此，亨利必须立即改变这种态度，让他们三人同住——和她名叫简·克隆斯基的女友同住，因为可怜的简没钱租房。
像往常一样，温顺的亨利搬到了地下室——以前属于三户合用的洗衣房。简直难以用语言来称呼这样的地方为“房间”：肮脏的桌布、皱巴巴的床单、蜘蛛网垂挂在低矮的窗檐上……在这个“房间”里，任何容器都可充当烟灰碟，文稿纸被卷成了纸烟；看上去像红葡萄酒的瓶中液体，其实是琼稀释开的染发剂，她在匆忙中错误地将它塞进了冰箱。在他和琼的卧室的双人床上，现在并排安然躺着克隆斯基小姐和他的妻子。每天早上他都愤怒地看到，两个不知羞耻的女人正半裸着身子温柔地相拥而眠。
面对现实，亨利认为该结束这样的生活了。一天，他感到神经彻底崩溃，便从朋友处搞到一点鸦片。自杀可能是最好的解脱。他给琼留下一封充满伤感的遗书。他说，他的死应怪罪于她对他的极度残忍。把信放在桌子上，亨利一口吞下了冒泡的毒品。他打开窗，冬日刺骨的寒风一阵阵地吹进房间，他躺在床上，等待死亡的降临。他在脑海中描绘着这样一幅场景：琼进来，看见了他，于是呼喊、颤抖、尖叫、哭泣、扑上去狂吻死者冰凉的双唇……但等他清醒后，首先看到的是对镜脱帽的琼。“你看上去气色真不错，”琼瞟了一眼亨利，冷冷地抛出一句话，“有些人就是运气好，无忧无虑，想怎么睡就怎么睡！”
许多年后他才明白，他为什么久久不能与琼分开。他崇拜她的身体，她善于把自己毫无保留地全部奉献出来，这是任何别的女人都做不到的；她善于和男人融为一体，仅仅为了这一融合的瞬间——他感觉到自己在这一瞬间从肉体中挣脱了出来——他准备忍受她所有的出轨行为。正是与琼一起度过的岁月，使未来的著名作家亨利·米勒得出了如下结论：除了性以外，人与人之间不存在更有分量和更为重要的关系。现在，当他前面还有漫长的生活道路时，亨利准备再一次在自己的结论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琼突如其来打发他飘洋过海的念头完全是荒谬的。既无钱，也无朋友，他能在巴黎干什么？“你在那里平静地写新的小说吧！”琼说。但是，他在巴黎怎么可能比在家里写得更好呢？看来，琼纯粹是为了摆脱他，多半是为了摆脱她那纠结不清的爱情波折中如铁路分岔线上的障碍物。但是，亨利在内心对这样的变故还是有充分准备的，他终于为这种屈辱的生存方式备感痛苦。1930年2月，亨利·米勒满怀对未来的忧思，踏上了一艘运煤船的甲板……就像远航的海员驰向未知的危险海域，不知能否回到启程的地方。琼在岸上拼命向他挥手，竭力装出一副悲惨状。
他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在巴黎蒙帕纳斯一家最廉价的旅馆中冻得牙齿格格打颤的情景。亨利感到羞愧和苦闷：他已经三十八岁，却至今没发表过一行文字；他一贫如洗，就像轮船上的老鼠；他没有名望，没有职业，没有妻子，没有情人——一无所有。“是否回家去？”在巴黎流浪的第三天，一个念头闪过他的脑海。但他马上想起，既便他这时意志坚定地要返回纽约，他也没有能力走上回家的路，因为他一文不名！难道当他踩着二月的泥泞道路寻找食物时，保护天使会因为可怜他而在他的脚下把他需要的钱款扔在被人遗忘的篮子里吗？亨利离开美国前，琼曾指天发誓：一定会有规律地给他寄钱，可是如今他已好几个早上毫无结果地来到美国捷运公司事务所，把那里木窗上令人厌恶的颜色和花样作了彻底的研究，希望小窗后的人会施舍给他几十美元。
放逐巴黎似乎是琼赠予他的最好礼物。巴黎，这个陌生的城市，以它的饥寒交迫，以它的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以它的冰冷彻骨的孤独，残酷无情地砍凿着亨利的心灵，就像雕刻家凿着石头，凿去他认为多余的东西。亨利曾夜宿塞夫勒桥下，整夜观察航行在河中的驳船、夜空中月亮变幻的折射光和静静流淌的河水；他也曾向贵族学校的学生乞讨烟卷，有时从肮脏的沥青马路上捡起别人扔掉的烟头。尽管如此，他并未完全丧失信心，正如他的父母、朋友及琼所暗中希望的：他不会轻易言败，他的航船也不会轻易沉没。溜达在街上，有时在橱窗里看见自己的身影，亨利简直认不出自己：曾几何时掩藏在浓密的髭须下的线条柔和的下巴轮廓为什么突然变成了浅棕色；两眼失去了往日特有的调皮神情，它们看起来显得刚毅而又执拗；高大、瘦削的身材，好冲动的神情，使他的外表完全像一个年轻人。无人相信，亨利·米勒已过不惑之年。
1930和1931年的冬春之交，亨利周围出现了一些浪漫的读者，他们很快被亨利所吸引，他们喜欢他的无忧无虑、机智幽默。亨利以前总是羡慕具有这些品质的人，而现在他本人就成了这样的人。这种进取心是怎么开始的？也许得归功于琼？有一天，米勒突然想到，分文全无的他，每天也可享受美味午餐。他给自己的七个熟人写了内容相同的一封信：希望他们每周邀请他吃一次午餐，为此，他可以为他们做任何小事：送报纸、遛狗、带孩子去卢森堡公园玩耍……结果是振奋人心的：谁也没拒绝他。于是亨利相信，每天，离凯旋门不远的地方款待他的是家制苹果馅饼；在位于圣热曼修道院的街区，将会喝到洋葱汤；而在其他地方，他将吃到用调味酒烹制的烤牛肉……他开始快乐地生活。
有一天，米勒的美国同胞、他的朋友、银行职员理查德·奥斯本，建议亨利搬到他位于巴黎市中心那个不大的二室户公寓去住。只要保持壁炉里的火不熄灭——这就是奥斯本对亨利的唯一要求。每天上班前，这个心地善良的人都会默默地在打字机上留下10个法郎。他委婉而又意味深长地鼓励自己的朋友生存下去：以工作的名义，以未来伟大作品创作的名义。
蒙帕纳斯已无人怀疑，米勒先生是一名作家。除了这类人(当然还有画家)，还会有谁以这样无规律的方式生活呢？亨利成了蒙帕纳斯式职业的典型宣扬者：艺术家应该自由自在地生活，就像鸟儿一样，汲取上帝提供的任何养料。他很轻率地放弃了朋友好不容易为他提供的校对员工作，因为不堪忍受一清早就起床的折磨。米勒在巴黎的报纸上撰写触目惊心的文章，在他曾经教授过英语的中学里与学生一起饮酒消磨时光。显然，他四处炫耀或丢丑。巴黎所有的妓女都认识他——不仅在贫民区，而且在香榭丽舍大道上。亨利只要一有钱，马上就去寻欢作乐，他和妓女们有共同的语言。
正是在巴黎，米勒才真正地开始自己的写作生涯。他给自己斟满一杯酒，如果钱不够，就喝上一杯廉价饮料，他就可以在打字机前坐下。这台犬牙交错的野兽般的机器终于被他彻底驯服，它不再令他害怕。在纽约时曾经使他绞尽脑汁的诸如“典型”、“人物”、“结构”这样的念头在他的思维中已不复存在。现在，他只写自己，写自己的生活，写自己的经验。朋友们说，他的小说《北回归线》太无所顾忌，简直就是淫秽作品，未必能够出版。但亨利对能否出版毫不在乎，他写作只是为了体验写作带给他的快乐。
……有一天，琼突然独自一人来到巴黎。她说，没有他，她“受尽了折磨”，甚至“饥饿至极”。看着她闪烁着狂热光芒的眼睛，听着她熟悉的连珠炮般的话语，感受着她贪婪的紧紧拥抱，亨利忍受着颤抖甚至惊恐：她企图破坏他刚刚调整好的生活！琼失望地打量着他看上去清心寡欲的房间陈设：地板上的床垫、安放着手提式打字机的摇摇晃晃的书桌、老旧得瘸了腿的椅子……窗外的风景不是香榭丽舍大道，而是两座式样相同的带有丑陋楼梯的灰暗楼房。
“你看上去并不怎么成功！我干吗要这么拼命呢？”琼哀怨地喊叫着。
现在他尴尬地回忆起，那时他用多么庸俗的手段报复了她。他毫不容气地命令琼“穿得体面些”，把她带到自己的女友阿娜伊丝·宁家去做客。阿娜伊丝·宁是巴黎一个年轻的小说家。她风姿绰约，魅力十足，肌肤白嫩如细瓷，灰眼睛柔情似水，一副贵妇人派头。在她的交际圈里，琼应该感觉到自己的妓女身份。亨利想在琼面前夸赞阿娜伊丝豪华的郊外别墅——瞧，他想说，我现在都有些什么朋友！可怜的琼陷在柔软的天鹅绒圈椅里，目光扫视着墙上充满异国情调的名画，感到浑身不自在，时不时地掸去丈夫衣服上并不存在的灰尘。亨利和阿娜伊丝滔滔不绝地讨论起心爱的诗人布莱克的形而上学，琼紧张得涨红了脸，在亨利的每一个观点之后，急忙加上一句：“是的，我也这么认为。”
晚上，他们默默地回到家里，琼冲到亨利的书桌前，狂怒地把亨利的手稿撕成碎片。她的哭声和发自肺腑的嚎叫久久地回响在夜色中的街区。琼也有自己的才能，她并不为自己的表现感到羞愧。她说，只有他这样的白痴，才会拿她去换这个“憔悴的脑力劳动的鱼干”。
“我了解女人比你多！”琼大喊大嚷，“你和她一起简直是受罪。活该，活该！”
“闭嘴，”米勒简短地命令道，“准备好离婚。我要和阿娜伊丝结婚。”
当然，这只是痴心妄想。亨利这样说是为了让琼心里难过。他仍然不能原谅妻子的是，当她需要自由时，就把他像一条狗似地从自己的生活中扔了出去。不过，他和宁早就是一对情人了。难道他就不渴望和她结婚吗？难道他真的不如她那个毛发稀疏的银行蛆虫丈夫吗？况且，和文化程度不高的琼相比，阿娜伊丝确实见多识广。宁曾经为《北回归线》狂呼喝彩，不仅撰文赞扬，还表示愿意推荐给自己的出版商朋友。
每逢阿娜伊丝的丈夫因公出差，她会给亨利捎来纸条，请亨利来“替代他”。不言而喻，“替代他”是极其愉快的事。在奥斯本住宅规规矩矩的环境里住久了，来到舒适安逸的郊外别墅，在巨大的老榆树的荫影下，品尝着主人地窖里的美酒佳酿，先是沉浸在矫揉造作的纯文学对话里，然后，尽情享受女主人活色生香的姿色……
……“您这是在哪里，米勒先生？”他苦涩地问自己。“难道又是在纽约吗？恭喜了！”
哎，琼永远是正确的。五年之后，爱情之风又将他吹送到纽约。纽约给他的感觉是褪色的天空、钢铁的骨架，狭窄的街道挤压着人的胸腔，使人窒息，那他为什么要回来呢？
如果有人说，他，亨利·米勒，头发光亮、衣着整齐，上衣口袋里还插着一块洁白的手帕，将坐在自己位于曼哈顿中心的办公室里，他大概不会认为这是嘲笑。然而现在……米勒成了开业心理医师，而且很成功。
他是追随阿娜伊丝来美国的。她则是和自己的老师、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奥托·兰克一起来到纽约的，为了帮助他打理在美国的事务。阿娜伊丝坚持让亨利师从兰克，学完兰克的心理学课程之后，亨利自己也可当开业医生(那个年代的人们认为，任何通过兰克课程的人都可以成为心理医师)，然后又说服他和他们一起赴美国。当然，宁首先希望米勒以这种方式脱贫。但亨利同意赴美是因为他觉得无法与阿娜伊丝分离。
1936年底，米勒一天已经能接待八名病人。他盘算着，如果他一年中有四个月开设心理门诊，那他很快就将成为收入至少不比阿娜伊丝丈夫差的富人。他对病人说的话，一些引自圣奥古斯丁语录，一些引自《圣经》，还有引自弗洛伊德和《道德经》的。他的诊室里备有宽慰人的有益健康的鸡尾酒。他用这些引文和鸡尾酒作为药物治疗阉割恐惧症、乱伦综合症以及其他各种莫名奇妙的病症。他帮助了所有来就诊的人，但不知为何，对病人而言，只有初诊才有效，同样的方法，在第二次或第三次治疗时就失去了魔力。
有一次，一个出生于布鲁克林的姑娘向亨利诉说：裸露的男性身体使她害怕。这姑娘看上去鲜嫩得就像刚出炉的葡萄干小白面包。
“你知道吗，这是你对你父亲的一种潜意识的恐惧，”亨利婉转地说道，“我能用一些非传统的方法为你作心理治疗。”
举止端庄的心理医生边说边疾疾脱下衣服。他那乏味的职业化的眼神变成了激情燃烧的小伙子的目光。姑娘已处于被治疗状态，阿娜伊丝突然走进了诊室。然后，他久久不能忘却她怒目大睁的可怕神情，嘭地一声关上门后高跟鞋急促远去的得得声也一直回响在他的耳畔。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世上所有的女人都认为男人是她们的私有财产，男人应该一生都拜倒在她们的石榴裙下？米勒知道，现在应该和阿娜伊丝彻底了断了，就像中止他的心理医生职业一样。谢天谢地！她和他都不需要。宁可睡在桥底下，也比充当可笑的小丑好，也比毫无意义的苟且偷生好！此外，自从阿娜伊丝成为职业妇女后——她自己也当上了医生——他们的关系中出现了某些不和谐因素。他们同床时，阿娜伊丝与其说是与亨利做爱，倒不如说是借此机会印证她的精神分析经验。亨利颤抖着双手，急不可耐地要脱下她的衣服。但他得到的回应是索然无味的不可理解的嘟嚷声：
“亨利，我发现你和我上床时，又想要我，又想拒绝我。这是因为你具有和你母亲相处时的双重人格。这样就能开始探讨关于勃起的课题了……心理学家建议……”
上帝啊，你为什么要创造聪颖的女人？难道女人和智慧不是互相矛盾的东西吗？难道他和女人的课题就是阳物的勃起？就让阿娜伊丝·宁一千次成为最伟大的精神分析学家奥托·兰克的学生吧，让她更多地了解和研究性的奥秘吧！但这不会使她变成最好的情人。“琼，你在哪里啊？”他经常满怀忧思地发出感叹。
……“琼，你看，”米勒无声地转向坐在桌边靠近橱窗的那个女子，“和你分手后，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伴侣是多么困难。”
《北回归线》和《黑色的春天》在法国出版获得成功和在美国被作为禁书的丑闻使亨利·米勒一举成名。1946年，法国社会与公民道德监督协会主席丹尼尔·帕克倡导反对米勒及其作品和翻译作品的运动。作为回击，法国的主流作家成立了捍卫米勒及语言自由的委员会，纪德、萨特、艾吕雅、加缪和其他许多作家都加入了该委员会。迫于压力，反对米勒的运动偃旗息鼓，法院没有受理帕克领导的协会的诉讼请求。直到此时，亨利才明白，正是琼使他“畅所欲言”，她那生动的、富有表现力的、不受任何礼节约束的词汇教会了他最鲜活的语言，他找到了自己独特的、不与任何人相像的语言风格。他再也不可能找到第二个这样的琼……
战后，米勒定居于加利福尼亚。现在，与他交往的都是社会名流：威廉斯、斯坦贝克、斯特拉文斯基、霍普金斯……米勒恪守自己的信条，拒绝电影制片人请他创作商业化剧本以获取高额利润的诱惑，一如既往地写自己的内心感受。他仍像从前一样地追逐女人，试图找回失去的理想，但找来找去只是理想的模仿物。和琼离异后，他又结过三次婚。七十五岁高龄时，他又作了最后一次勇敢的尝试——成为年轻的日本歌星德田宽子的丈夫。但一切是多么的无聊乏味！每一次婚姻他都不得不扮演令人难堪的银行家的角色，而他那男性的激情——直至年迈时，米勒也可以以此自豪——他的妻子们并不需要。他应该感谢他的第三任妻子亚妮娜·列普斯卡娅，她为他生了一双儿女，仅此而已。
……“她现在有多大岁数？”米勒沉思良久，又聚精会神地盯着坐在咖啡馆里的那个女士。琼比他年轻许多，也就六十开外吧……“但愿她别转过身来，万一突然认出我，像所有的前妻一样，抱怨身体欠佳，缠着要钱怎么办？”他想。“快离开此地吧！”尽管他有此打算，但仍原地一动不动，他无力将目光移开。
就在此时，坐着的女子突然站起朝门外走去。她蜷缩成很袖珍的小小的身躯穿着过时的外套，脖颈上系一条褪色的三角围巾，整个儿就是一个老妪。她凝视了他一秒种，终于认出了他。于是，像三十年前一样，她迅猛地扑过去，搂住他的脖子。他像遭到击打一样急速闪开。不，这不是琼！他的琼是美女，她面孔傲慢、目光娇慵，她从来没有这样肤色发黄的手和松弛弛的皱巴巴的面孔！
“你看起来气色不错，亨利！我马上就认出了你！”
是的，这是她。还是连珠炮似的令人难忘的低音！
“亨利，亨利！”女人拽着他的衣袖，“你那时真的和那个冷若冰霜的阿娜伊丝结婚了吗？难道你确实认为和她在一起比和我在一起快乐吗？……”
他默默地闭上眼睛。他不想看她，只想听那令人销魂的嗓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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