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中的空战（黄浦江上空的红星）

一战中的空战（黄浦江上空的红星）利用航空兵力量对敌方的工业、经济城市和交通网络实施战略轰炸，本就是在二战中已经广泛为各主要交战国所使用的手段。而早在1936年，国民党军就曾在1937年度的《国防作战计划》中计划一旦战争爆发，即“准备全部轰炸机袭击敌之佐世保、横须贺及其空军根据地，并破坏东京、大阪等大城市”。当然，限于空军的实力和战局的迅速变化，这一超前设想未能实现，中国空军仅以轰炸机空投传单的“纸片轰炸”实施对日本本土的“空袭”。 遭到国民党空军轰炸的上海 在刚刚过去的1949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49年1月，淮海、平津战役相继结束。49年4月20日，解放军百万雄狮横渡长江，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然而，上海的解放并不意味着这座当时的远东第一大城市迎来真正的和平，这座城市天空的战火，此时才刚刚开始燃烧。 随着解放军席卷华东、华南和西南，国民党军在大陆最后的残存力量行将覆灭，解放军已经开始着手建设海军和空军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赵国星】

1950年2月5日，这一天是农历腊月十九，再过几天就是小年，距离除夕也只有十一天。然而此时的上海却没有过年前的喜庆，反而笼罩在一片肃杀紧张的气氛之中。因为就在这一天，上海的街头洋洋洒洒地飘散下了许多传单：

各同胞注意：

凡居住于上海、南京、杭州、青岛、天津、北平、汉口、福州、厦门、广州各地之造船厂、发电厂、码头、车站、工厂、仓库、兵营及其他一切军事目标附近之居民，请即刻离开，以免遭受轰炸之损害。

在刚刚过去的1949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49年1月，淮海、平津战役相继结束。49年4月20日，解放军百万雄狮横渡长江，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然而，上海的解放并不意味着这座当时的远东第一大城市迎来真正的和平，这座城市天空的战火，此时才刚刚开始燃烧。

随着解放军席卷华东、华南和西南，国民党军在大陆最后的残存力量行将覆灭，解放军已经开始着手建设海军和空军，为解放沿海岛屿并最终解放台湾做准备；而国民党军为了保留在沿海最后的立足点，并准备未来实行所谓的“反攻”，亦针锋相对，频频出动海、空军封锁沿海交通，破坏解放军解放沿海岛屿及台湾的准备工作。

国民党空军也改变了自己的作战方针，由于其在华东、华南的主要空军基地纷纷丧失开始，利用舟山群岛之岱山、定海，海南岛之三亚及台湾各机场，不断对东南沿海重要城市和交通枢纽进行轰炸袭扰，并同时破坏各大城市的经济恢复，以此造成社会动荡。其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同时后果也最惨烈的，就是国民党空军对上海的轰炸。

遭到国民党空军轰炸的上海

利用航空兵力量对敌方的工业、经济城市和交通网络实施战略轰炸，本就是在二战中已经广泛为各主要交战国所使用的手段。而早在1936年，国民党军就曾在1937年度的《国防作战计划》中计划一旦战争爆发，即“准备全部轰炸机袭击敌之佐世保、横须贺及其空军根据地，并破坏东京、大阪等大城市”。当然，限于空军的实力和战局的迅速变化，这一超前设想未能实现，中国空军仅以轰炸机空投传单的“纸片轰炸”实施对日本本土的“空袭”。

而在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空军反倒把轰炸城市的手段用在了自己的国土之上，不仅频繁空袭解放军部队，更是多次攻击不设防的城市与无武装的平民。在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身为国民党空军大队长的方孟敖拒绝执行轰炸开封的命令，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剧情。

然而在真实的历史中，1948年6月20日—23日，为了挽救行将失守的开封，国民党空军不顾城中尚有大量平民，出动飞机反复轰炸扫射，造成了骇人听闻的伤亡。此时的国民党空军已经不是当年那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而浴血奋战的劲旅，彻底沦为荼毒人民的鹰犬。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空军的主力机型P-51

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2月，国民党空军先后26次轰炸上海，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而国民党空军之所以敢于在轰炸之前空投传单，就是料定解放军对其空军无可奈何。就在1950年2月6日，也就是投下传单的第二天，国民党空军给上海人民带来了一份年前的“厚礼”。

当天12时25分至13时52分，国民党空军出动B-24飞机12架，B-25飞机2架，P-51飞机2架，P-38飞机1架，共17架，分两批对上海电力公司、沪南、闸北水电公司等地区投弹60余枚，炸死市民542人，致伤836人。除了造成人员伤亡，还造成了大面积停电。电灯不亮，工厂停工，民居停水，大上海陷入一片动荡与恐慌。

此次轰炸被称为“二六大轰炸”，成为建国初期上海的黑色记忆。国民党空军的连续轰炸甚至引发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关注和不满。2月9日，美国国务院向国民党政府提交备忘录，声称美国政府关切国民党空军轰炸中国城市对非军事目标造成的破坏，美国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军用飞机，并不是让后者空袭没有防卫能力的平民或民用财产。

遭到轰炸之后的杨浦发电厂

国民党军的轰炸造成了大量无辜市民的伤亡

用时任上海市长陈毅的话说：“1949年5月27日，我们解放了上海，但只解放了领土，还未解放领空，所以，那时上海只能算是解放了一半”。此时的上海防空力量几乎是空白，解放军虽然已经在上海周围布置了高炮，并在49年10月就将国民党遗留物资中的日制对空搜索雷达架设在了安国路，但有空无防的局面并未得到改变。在轰炸之后，国民党方面高级军政人员在2月12日于台北草山召开临时会议，认为对上海的轰炸已经奏效，决定利用大陆防空的薄弱环节，继续扩大轰炸规模。

面对严峻的局势，新生的共和国亟待改变防空力量一穷二白的现状，然而此时的解放军空军却难以和对手抗衡。开国大典上飞越广场上空的飞机只有17架，只能勉强保卫北京。整个解放军空军也不足百架，而且缺乏充足的备件、燃料与训练有素的空勤和地勤人员。也正因为如此，除了地面炮火之外，解放军几乎无法给国民党空军造成任何威胁，因而后者可以在各个战场肆意横行，除了作战飞机，甚至连运输机和教练机也频频出动轰炸扫射。

相比孱弱的解放军空军，国民党空军的实力颇为强大，虽然在几年的战争中，国民党空军由于连续的损失和消耗，实力在1949年到1950年降到了一个低谷，但仍拥有大约300架飞机，其中158架战斗机，65架轰炸机。因此国民党空军牢牢掌握制空权的局面在短时间内是无法改变的。

国民党空军的持续空袭令时任上海市长陈毅忧心忡忡

也正因为如此，国家领导人将目光投向了北方邻国。在“二六大轰炸”之后，刘少奇即将情况急电汇报给正在访苏的毛泽东主席。经过双方领导人紧急磋商，2月12日傍晚，莫斯科防空军区司令员莫斯卡连科上将紧急召见军区参谋长巴季茨基中将，宣布将组建上海防空集团前往中国参战，并任命巴季茨基为集团司令员。1950年2月14日，也就是《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正式签订的这一天，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正式下达了组建上海防空集团的命令。

2月16日，巴季茨基与若干司令部人员先期飞赴北京，他们受到了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的接见。巴季茨基向朱总司令介绍了上海防空集团的编成：抽调各路精兵强将的上海防空集团主力为第106歼击航空兵师（近卫歼击航空兵第29团、歼击航空兵第351团、混成航空兵第829团），尤其是近卫第29团是在卫国战争中履历战功的精锐部队，先后涌现出8名苏联英雄，在1949年成为率先列装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的部队之一。

此外，集团还包括高炮第52师、近卫对空搜索第1团、独立空情观察、报告与通讯勤务第64营及其他勤务部队。整个集团配备39架米格-15、40架拉-11、10架图-2、25架伊尔-10和4架里-2，此外还有400余车辆、10 部警戒兼引导雷达及各种探照灯和通讯设备，兵种齐全的防空集团足以在上海及周边地区独立遂行作战任务。朱总司令向巴季茨基介绍，为了配合苏军，解放军也在上海周边部署了4个高炮团。

上海防空集团司令员，帕维尔·费多罗维奇·巴季茨基中将，后来晋升至苏联元帅、防空军司令员。曾经参与过逮捕、处决贝利亚的行动

就在上海防空集团紧锣密鼓的组建和移防的过程中，国民党空军于2月21日再次窜入上海，轰炸闸北等地的发电厂，上海形势进一步恶化。陈毅市长协助先期抵达的巴季茨基中将在淮海中路1189号开设了防空集团指挥所，同时动员军民整修大场机场和江湾机场。3月7日，第106师第351团率先从大连转场徐州；3月上旬，先期抵达的高炮、雷达、探照灯部队分别入驻上海市区、市郊、启东、苏州等19处阵地，初步形成了绵密的地面防空网。

配备米格-15的近卫第29团经由铁路在3月3日抵达徐州，在接下来的近一个月时间里进行组装、试飞和训练。防空集团所辖的航空兵部队要在徐州机场将完成参战前的最后准备工作。为了严格保守机密，除少数高级军官，防空集群大多数官兵都不知道此行的目的地，很多人都是在乘坐火车通过中苏边境时才知道自己要到中国执行任务。而且苏军军人在出发前都上交了个人证件，不得穿着和携带军服，以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公开身份配发了假的证件。

在进入中国境内后，所有官兵均更换解放军50式军服，飞机也改成了解放军空军式样的涂装。有趣的是，甚至每个苏军官兵都起了一个中国式的化名，据当时来华参战的格拉切夫上尉回忆，他的化名是“江华”。而在各部进入指定位置之后，解放军除了部署警卫部队之外，还在夜间为苏军各部架设了电话通讯网络，以减少无线电通讯遭到监听的可能。

苏军驻华空军部队，可以看到苏军官兵穿着的是解放军的50式军服

近卫歼击航空兵第29团的米格15，已经使用了中国空军涂装

歼击航空兵第351团的拉-11，已经使用中国空军涂装

出人意料的是，苏联空军和国民党空军的首次交锋发生在徐州。3月7日，第351团在徐州机场开始战备执勤，3月13日，国民党第12中队的1架B-25侦察型（F-10）窜入徐州附近侦察，第351团的西多罗夫上尉驾驶拉-11率队起飞。国民党空军此前几乎从未遭到过敌机的拦截，面对苏军歼击机的拦截几乎毫无防备。

此时正在徐州机场以南巡逻的西多罗夫编队发现了来袭的敌机，在得到地面指挥所的许可之后，西多罗夫随即发起攻击，从800米接近到400米时连续两次开火。这架B-25带伤逃离徐州机场，但最终因伤重在南京西北方向的群山中坠毁，这是苏军来华参战后取得的第一个战果。

然而，国民党空军并未意识到有新的力量加入空中战场。3月14日，第12中队再次出动1架B-25侦察型，毫无意外的再次被苏联空军的拉-11击中。这架飞机拖着浓烟在徐州东大湖车站附近迫降。机上1名射击员阵亡，其余6名机组人员孙希文分队长、方振中上尉、刘鸿业、范士奇、许肃常、郭子振被俘。

驻扎在徐州的苏联空军拉-11，可以看到机身上的解放军空军标志

3月下旬，随和近卫歼击航空兵第29团全部和歼击航空兵第351团一部先后进驻大场机场和江湾机场，上海防空集团主力基本在上海及周边地区部署完毕。可能是此前的损失加上上海附近的一系列战备行动，让国民党空军察觉到了解放军方面的异动。

3月20日，地面雷达发现2个不明目标，苏军2架拉-11迅速起飞拦截，发现是2架P-51窜扰上海侦察。不过这次国民党飞行员颇为谨慎，见势不妙就迅速向外海方向撤退。见此情况苏军飞行员不得不放弃追击，这是因为根据中苏双方的协议，防空集团的作战区域在以虹桥机场为中心，半径150公里的范围内，位于长江南岸到杭州湾北岸，且为了避免飞机被敌缴获或飞行员被俘，苏军战机不得飞越海岸线追击（参加朝鲜战争的苏联空军也有类似的限制命令），苏军和国民党空军在上海上空的第一次交锋就这样匆忙结束。

第351团在中国留下的照片，尽管不是很清晰，但仍能看到背景那架飞机上的中国空军标志

上海地区空中出现“非美制飞机”的情报令国民党空军大为担忧，参战的无论是解放军空军还是苏联空军，对他们来说都不是好消息。为了继续执行封锁上海的任务，国民党空军急需摸清对手的实力，因此，1950年4月2日，在抵达舟山定海机场的第二天，国民党空军第4大队第22中队中队长李长泰少校就急不可耐的出发。奇怪的是，李长泰并没有选择通常担任其僚机的陈燊龄一起出发，而是选择了第4大队监察官，飞行经验稍逊的王宝翔上尉——这个决定倒是无意中为国民党留下了一位后来的空军总司令、参谋总长、一级上将。

他们的任务是驾驶P-51前往乍浦附近侦察。尽管此前已经有了解放军出动飞机的报告，但1941年毕业于空军官校第十一期，曾担任中国空军王牌飞行员高又新僚机，且宣称击落过4架日本飞机的李长泰对此并不在意。作为一名久经沙场的飞行员，李长泰在1944年和1949年先后两次被击落跳伞，但都幸运的大难不死。然而李长泰少校肯定想不到，他的好运气今天到头了。

上午9点20分，2架P-51从定海机场起飞，在飞临杭州湾北部的嘉兴附近时，李长泰发现地面有几辆正在行驶的汽车。由于国民党空军的反复空袭，长三角一带的地面运输当时已经基本转入夜间，国民党飞行员在白天很难发现可供空袭的目标。兴奋不已的李长泰马上命令王宝翔掩护，自己俯冲而下准备扫射。殊不知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在李长泰俯冲攻击之际，一串串炮弹突然从僚机王宝翔旁边掠过。

心知不好的王宝翔马上向李长泰告警。李长泰告诉王宝翔：“你马上撤退，我从后掩护”。然而就在电光火石之间，李长泰座机的左侧机翼中弹，先是冒出阵阵油雾，紧接着其左翼突然断裂，而飞机就此失去控制向右滚转，当即坠地化作一团火球。王宝翔大惊失色，慌乱地四处观察，却连敌机的影子也看不到。

可恰在此时他的座机也发出一阵“砰砰砰”的闷响，紧接着发动机冒出一股股浓烟。王宝翔也顾不得许多，驾驶负伤的座机加速脱离战场。当座机飞临杭州湾时，王宝翔发现了正在附近巡航的国民党海军“太昭”号护航驱逐舰，此时P-51已经无法继续飞行，王宝翔被迫跳伞，随即被海军救走。

拉-11击中P-51

尽管此前已经有2架B-25侦察型被先后击落，但由于空勤人员均未能生还，因而被国民党空军判定是被地面炮火击落，所以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这一次2架P-51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突然出现的敌机击落。更令可怕的是，根据王宝翔的报告，击落他们的是米格-15。第二天下午，第4大队大队长张光蕴就亲自驾驶P-51从台湾赶到定海，安抚军心并查明情况。

国民党方面认为，米格-15在1950年初才交付给解放军，对手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形成战斗力，参战的必然是苏联人。国民党方面的判断只能说是对了一半，当天击落李长泰和王宝翔的确实是苏联飞行员，但并非是米格-15，而是第351团的I·古热夫大尉拉-11双机编队。

4月8日，上海周边地区在连续多日阴雨之后终于放晴，张光蕴马上亲自率领12架P-51飞机前往上海实施威力侦察。他们在机场上空依稀看到几架“后掠翼飞机”正在升空，然而几番纠缠之后P-51却对速度迅疾的敌机望尘莫及。

回到定海之后，张光蕴上报发现上海机场驻扎了米格-15，这一次轮到时任国民党空军副司令的王叔铭亲自驾机，他驾驶B-25赶到定海机场。尽管当天参加侦察行动的12名飞行员都信誓旦旦的说，共军已经在上海部署了喷气式飞机，但不知道王叔铭是不愿意相信还是不敢相信，他只是反复地说“你们还是太紧张了……太紧张了”。

王叔铭嘴上说着不信，可也不敢掉以轻心。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国民党空军第12中队连续出动P-38/F-5E深入上海各个机场侦察。4月28日，近卫第29团副团长科列尼科夫驾机起飞拦截1架国民党军的P-38侦察机，在追击过程中将其击伤。

该机飞行员驾机勉强飞回了定海机场，但飞机最终坠毁在距离跑道只有几百米的地方，据称在解放军解放舟山群岛之后，在定海机场附近还发现了这架飞机的残骸。 这架P-38据说是米格-15在实战中取得的第一个战果，不过尽管付出了代价，国民党空军还是确认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上海地区确实部署着米格-15战机。

苏军米格-15击落窜入侦察的P-38

这个发现震惊了国民党军高层，国民党军能够封锁沿海全赖海空力量，而一旦双方制空权易手，不要说无法继续封锁上海，连舟山群岛这个立足点也岌岌可危。国民党军参谋本部和空军总部马上利用两周时间商讨应对对策并制定作战计划，最终决定先发制人，企图趁苏军立足未稳之际突袭上海机场，将米格-15炸毁在地面。

由于在前几次的行动中已经损兵折将，白天空袭上海只能是白白送死，国民党空军决定改为夜间空袭。为了保证空袭成功，此次行动由第8大队大队长李肇华亲自指挥。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有趣，1937年淞沪抗战之际，李肈华曾驾机在黄浦江上空侦察日军军情；抗战胜利之后，已经升任大队长的李肈华也曾率部驻扎在大场机场。

出人意料的是，曾在1937年来华助战的苏联空军如今仍是中国天空的捍卫者，当年抵御外侮的国民党空军反倒要轰炸曾经保卫过的城市。没有人知道李肈华中校在起飞之前到底是怎样的心境。

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的B-24M轰炸机

5 月 11 日晚7点，2架B-24M从新竹机场起飞，保持无线电静默的状态在海面低空飞行，以15分钟的间隔先后进入上海。然而，当李肈华率队飞临上海附近时，发现整个城市几乎漆黑一片——设置在安国路76号的解放军雷达队已经发现了来袭敌机的信号，全城马上实施灯火管制，地面探照灯、高炮部队早就严阵以待，近卫第29团的8架米格-15迅速在中队长I·申卡连科的率领下迅速起飞。

李肈华情知不好，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临时改变了预定航线，从崇明岛绕了个圈进入长江，打算由西北方面进入上海市区。可是当B-24进入上海市区之时，地面探照灯突然开灯。此时上海的夜空犹如漆黑的舞台，巨大的光柱罩住了今晚的主角B-24M。申卡连科迅速瞄准其中1架飞机，N-37型37毫米航炮炮弹在夜空中划出耀眼的弹道。

在第一次攻击未能得手之后，申卡连科调整飞行速度，再次开炮，这一次笨拙的B-24终于无处可逃，当即在夜空中化作一团巨大的火球，李肈华中校以下8人全体阵亡。跟在李肈华后边的僚机见长机被击落，把携带的炸弹全仍在长江口，然后转弯逃之夭夭。

被击落的国民党战机残骸

5月11日夜空的战斗，为上海上空的空战划上了一个短暂的句号。实际上，早在再次空袭上海的前一天，即5月10日，蒋介石就已经下定了从舟山撤军的决心。5月11日上海空战的失利进一步打击了国民党军坚守舟山的信心。蒋介石在当天下达了从舟山撤军的手令，并派蒋经国、海军司令桂永清和空军副司令王叔铭前往舟山督阵。

5月16日，经过一场被吹嘘为“远东敦刻尔克”的大规模海运行动，十余万国民党军和被裹挟的民众全部从舟山撤离。5月19日，舟山群岛被解放军彻底解放，国民党军赖以反攻大陆、空袭上海的立足点就此彻底丧失。

1950年10月，苏军上海防空集团在将部分武器装备移交给解放军之后正式撤出上海。尽管进驻上海只有几个月，且击落的国民党军飞机绝对数量并不多，但苏军防空集团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空军的嚣张气焰，对上海经济建设的恢复和社会生活的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除了多名苏军飞行员荣获了列宁勋章和红旗勋章之外，在苏军撤离之际，为了表彰苏军官兵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保卫大上海的特殊功勋，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向全体参战官兵颁发了上海防空纪念章。

当然，防空集团的一部分官兵在撤离上海之后，并没有和其他战友一样载誉归国，而是将继续和中国战友并肩作战——近卫歼击航空兵第29团的下一站是沈阳，三十里铺机场。此时的朝鲜半岛战火正炽，他们的任务是带领新生的人民空军，迎接美国人的严峻考验，继续谱写新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