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基因介绍（中华文明连绵不绝）
中华文明基因介绍（中华文明连绵不绝）展厅最醒目位置陈列着一颗一万岁的炭化稻米，已是经驯化的产物。上山人用了多长时间完成这个过程？目前研究成果表明，在9000年前上山文化中期的桥头遗址时期，稻米已经达到80%的驯化率。而原产于西亚的作物都是经过了几千年才逐渐完成驯化的，越来越多的线索让科学家重新考虑驯化的速率和整个世界对驯化的定义。这种“定向育种”放在一万年前，挑战性不言而喻。现在我们看到的所有驯化作物除了稻，其他类别的野生祖本全都是一年生杂草，比如小米的“祖先”狗尾草，路边常见，习性很容易被人类发现。稻子不一样，特别是粳稻，它的野生祖本是多年生宿根繁殖为主的植物，能开花，但不一定每年结籽，被人类改造后才变成脱离宿根性且高产的作物。“稻·源·启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入口。与众不同的作物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岭介绍，稻是人类历史上利用的唯一的湿地衍生植物。现有的农作物主要分两大类，除了稻以外，就是利用夏季季风或者夏季降
记者：新华每日电讯李牧鸣
图片：新华每日电讯李牧鸣
明明是以水为生的稻子，何以纵贯东亚几乎各个气候带？稻子种植对今人来说也充满挑战，万年前的先民为何选择了它作为主粮培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中华文明作为唯一几千年连绵不断的文明，除了文字上的一脉相承，“饭”又起了多少作用？
“稻·源·启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在11月21日甫一开展就引来众人瞩目。正如展览序言所讲，稻米养活了现今世界近半数的人口，稻作农业起源，是人类文明史的重大事件。作为万千植物中的一种，稻被人类选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稻·源·启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入口。
与众不同的作物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岭介绍，稻是人类历史上利用的唯一的湿地衍生植物。现有的农作物主要分两大类，除了稻以外，就是利用夏季季风或者夏季降雨生长的作物，从中国的粟黍到印度原生的各种小米，包括非洲的高粱、珍珠粟甚至美洲的玉米都是这一大类，属旱地植物。小麦、大麦、燕麦等要越冬的作物也一样。先民走向旷野开始耕作，一般会选择改造居住环境过程中发现的植物，而稻子却是人们有意识利用湿地特殊环境时，才会发现和利用的植物，也就是说是根据环境“育种”，而不是偶尔发现“这个可吃，种种看”。
这种“定向育种”放在一万年前，挑战性不言而喻。现在我们看到的所有驯化作物除了稻，其他类别的野生祖本全都是一年生杂草，比如小米的“祖先”狗尾草，路边常见，习性很容易被人类发现。稻子不一样，特别是粳稻，它的野生祖本是多年生宿根繁殖为主的植物，能开花，但不一定每年结籽，被人类改造后才变成脱离宿根性且高产的作物。
展厅最醒目位置陈列着一颗一万岁的炭化稻米，已是经驯化的产物。上山人用了多长时间完成这个过程？目前研究成果表明，在9000年前上山文化中期的桥头遗址时期，稻米已经达到80%的驯化率。而原产于西亚的作物都是经过了几千年才逐渐完成驯化的，越来越多的线索让科学家重新考虑驯化的速率和整个世界对驯化的定义。
上山文化发现的稻米和普通野生稻谷外形对比。
解谜这种快速驯化，势将对研究农业起源的模式有推动性甚至颠覆性的意义。
秦岭在开展当日的学术研讨会上剧透，北大文博考古学院的邓振华和上山文化发现者蒋乐平，正合作用同时期陶片里掺杂的稻壳、穗轴做Micro CT，再定量化研究，希望尽快拿出一些初步成果，讨论为什么上山的稻作驯化速度如此之快，解释上山文化从早期到中期聚落形态、社会分化程度和陶器群发生的变化，这几者的关系将会成为下一阶段研究的亮点。
得天独厚的环境
距今12000年左右，人类迈入新石器时代，走过了数百万年发展的人类告别洞穴，走进新纪元，全球最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先后发生“农业革命”。
在中国的广袤土地上，同“上山人”比肩同行的开拓者，还有北京郊区的“东胡林人”，中原腹地的“李家沟人”……这一时期开始，我国“南稻北粟”的二元农业经济格局雏形开始发端。
上山文化晚期，即距今大约8500年开始，现代考古学所命名的面貌鲜明的各地文化才日益发展起来，比如长江中游澧阳盆地的彭头山文化；江淮之间的贾湖文化、顺山集文化；泰山北麓的后李文化；北方草原上的裕民文化等，至此，史前中国的拼图初步成型。
上山文化桥头遗址出土的钵碗类彩陶制品残片。
在央视新推的《中国考古大会》第一期节目中可以看到，和上山文化一脉相承的良渚遗址，在复原场景里是一个出门串门要撑船、水城门多过陆城门的“水国”。尽管之后地球经历几个间冰期，温暖地带曾经北上数百公里，但时光荏苒，8000年前人们曾利用的湿地资源，后世几乎全线变成了旱作农业。只有在稻作最早发源的上山，凭借长江下游的优势位置，一直进行着可持续的、单一的演化。上山文化遂发展成为东亚地区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农耕聚落群。
上山文化时期水稻收割示意图。
从世界范围看，尽管西亚地区早在距今12000年前后就开始出现村落和栽培农作物，但在长达数千年的实践中，仍以单个遗址小规模社群为主体。到了距今8500年之后，各种遗存的丰富程度才足以用区域文化来命名。
文化诞生正是因着农业发展而形成的分工，先人从最原始的手工业开始创造出一个个传世之作。譬如展览“那一抹红”单元中的彩陶上，俨然有了各种图腾与卦符，甚至还有“田”字符号。
上山文化荷花山遗址出土的有“田”字符的残陶片。
另一件精美的椭圆肚细高颈陶瓶，经研究证明是储酒用品，酿酒原料推测有水稻、薏米和块茎植物。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刘莉教授提出，为什么这么早的时期，陶器多样化和栽培谷物一同出现就有酒了呢？这是长期以来的争论话题——农业的动力到底是什么？是为了生产出更多的粮食，足够人吃呢？还是用这些栽培的粮食去制作一些特殊的食品比如酒？酒的功能不是填饱肚子，而是作为一种中介物，是调节各种社会关系的润滑剂，同时也是连接人与神、人与祖先的中介。或许就是这种原始的互动需求，同时孕育了（酿酒）技术与（巫术）文化。
上山文化桥头遗址出土的作为酒器的陶壶。
随着时间推移，需求带动发展，越来越大范围的耕种往往是配合灌溉一同进行的。水稻是需水量最大的作物之一，为解决灌溉问题，古人在兴修水利的同时，也发明了多种工具，这又带动了一轮又一轮的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和文化的兴盛恰是文明发展的两翼。
不同寻常的历史
唐代诗人李绅有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依赖小米为主粮养活的中国人口，天宝年间（公元742年正月-公元756年七月）达到八九千万之众，似乎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粟作退居二线的时候，南方的稻开始崭露头角。
其实，稻米在源源不断从南方运到北方，成为全国粮食主角之前，很早就已占据中国粮食的半壁江山。古书中称不种自生的稻为“秜”“稆”或“穞”，其中有可能就包括现代栽培稻的祖先——野生稻。而发源于长江以南的百越族后裔所居住的西南民族地区，至今保留了稻的古音Khau和Kao，这是现代南方方言称稻为“禾”或“谷”的最初来源，这个方言发音随稻米进入北方以后，与也称“禾”或“谷”的粟、黍相混淆，汉字中才出现了书面语的“稻”。
展板上上山遗址掺杂稻壳的陶片放大图。
稻作技术成功支撑了宋代以后中国农业的发展。由粟作建立、麦作维持的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之所以在数千年之后没有走上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文明那样消失的命运，其重要原因或在于有长江流域富有增产潜力的水稻作后盾，缓解了黄河流域的负担，而且后来居上，继续促进中华文化的繁荣。公元1000年前后，中国人口首次破亿，其中半数以上要靠大米来养活。据明末宋应星估计，全国的粮食供应中，大米约占七成，而小麦等只占到三成。从南宋开始，民间就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和“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苏(州)湖(州)、湖广(湖南、湖北)所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正是中国稻米的主产区。
随着更广大范围的传播，人们也通过不断选种育种，来适应不同自然和社会条件下的水稻栽培，以扩大种植面积，提高产量。甚至连皇帝都加入到选种育种和品种推广的行列中来。清代的康熙便运用单株选择法，对水稻的变异植株进行有意识选择，成功培育出一个新的优良品种“御稻”，并向南北各地推广。达尔文对此举给予高度评价，指出“由于这是能够在长城以北生长的唯一品种，因此成为有价值的了”。
毋庸置疑，稻米和稻作北传促进了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交流，最终也促进了多元文化的融合。
放诸四海的传播
2000余年前，生活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吴越人为逃避战乱，渡海到了今日本九州一带，把水稻栽培技术也带了过去。这是日本有稻作栽培之始，从事种稻的人被称为弥生人，稻作所引发的文化，称为“弥生文化”。日语“稲(いね)”，即是古代吴越称水稻为“伊缓”（音）的保留。在此以前，日本一直处于渔猎采集时期，即“绳文文化”时期。
明清以前的很长时期里，日本水稻种植都以中国为榜样。12-13世纪中国“大唐米”水稻品种被引进到日本，在日本围海造田中大显身手，成为“低温地种植不可缺少的品种”。同样受到中国稻作文化影响的还有朝鲜。源于中国宋代的旱地育秧技术传入朝鲜之后，被称之为“干畓稻”，并出现在其17世纪的农书中。
随着海运交通的发展，再加上当地气候的便利，稻作往东南亚的传播亦势不可挡，最终形成了所谓的环太平洋岛屿的新石器化，也就是农业语言传播形成了南岛语族，渐成我们今天看到的整个太平洋岛屿的文化格局。整个过程如蝴蝶效应一般，不知哪一步就影响了哪个角落。
比如为了水田耕作方便，唐代江东一带出现了一种新工具——江东犁，操作灵活又快捷。17世纪荷兰人在爪哇等地看到当地中国移民使用这种犁，很快将其引入荷兰，对欧洲近代犁的改进有重要影响。吸收中国犁特点之后形成的新犁耕体系，成为西方农业技术革命的起点。
中国农业博物馆农具展厅入口处的江东犁（后世称为曲辕犁）雕塑。
另一个有意思是例子是“出口转内销”的籼稻，现在大家都知道印度恒河流域是籼稻的起源地，已有距今5000年左右明确的驯化证据。但籼稻最初是中国的粳稻传到了南亚次大陆，跟当地原始野生祖本进行杂交形成的，这已在遗传学上证明，只是还无法讨论清楚南下路线。有的说是沿河西走廊从帕米尔高原下行经过印度河流域的，还有说法是走横断山脉穿西南地区经东南亚大陆再传过去的。
这个源头曾经造成国际命名的混淆，其中还有不止一段公案。
据理力争的“正名”
时钟回拨不用太久。2018年，一篇由中国科学家主导完成的《Nature》长文首次出现了7位通讯作者和12位共同第一作者，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然而更重要的是，该研究通过对3010份水稻基因组的分析，提出亚洲栽培水稻起源的新观点并恢复命名，90年前由日本学者对“籼”“粳”稻分别命名的indica（Oryza sativa L. subsp. indica Kato）和japonica（Oryza sativa L. subsp. japonica Kato）终于恢复为“籼”（Oryza sativa subsp. xian）、“粳”（Oryza sativa subsp. geng）亚种的正确命名，使中国源远流长的稻作文化得到正确认识和传承。同时，该论文的正文中还出现了“籼”和“粳”的汉字，这些成绩离不开中国一代又一代水稻专家的努力，也依托了考古学的贡献。
《Nature》杂志上首次出现的汉字——“籼”和“粳”。
时钟再继续回拨。2011年3月，水稻专家张启发院士告诉学生：研究许多古今字典辞书后，发现粳读gěng延续了几千年，读jīng没有合理根据。可是，无论《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还是1963年《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和1985年《普通话异读字审音表》，都明确粳只有jīng一个读音。
为了一个字的读音，水稻界联合较起真来。到2011年9月，张启发院士收到全国各地185名专家建议书，支持粳的读音由jīng改gěng，其中包括袁隆平等12名两院院士。同月底，张院士将《关于修订粳（gěng）字读音的建议书》呈送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商务印书馆，要求修改读音。在水稻研究者看来，“粳”字读什么，不仅是一个简单的读音问题，更是关乎中国稻作文化留存、中国水稻学界能否在世界学术界重新赢得水稻亚种命名权的大事件。
2011年正是《新华字典》（第十一版）即将出版的时候。面对水稻专家的质疑，《新华字典》修订组拿出了自己的回应：粳，《广韵》古行切，平声庚韵，见母。此字为二等字，北方多读细音，南方多读洪音。《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规定统读细音jīng，故现代汉语类辞书遵从《审音表》注作jīng音。
虽说字音也随文化演变，但这些“公案”未尝不是一堂很好的文史科普课，让人在围观中慢慢品味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留着悬念，看新一版字典将如何处理。
一粒古稻嚼出百般滋味，再回到展厅，每一块展板都灵动起来，陶片里嵌的稻壳仿佛轻唱着古老的歌谣。再端起一碗饭时，似乎应该更虔诚些，致敬它赋岁月以文明。
参考书目：《中国稻史研究》《科学编年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