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资源的保护方法（林草科普森林资源诅咒）

森林资源的保护方法（林草科普森林资源诅咒）1.3 二者关系论由于研究的对象、时间、样本量以及模型和指标选取的不同，部分学者在对森林资源丰裕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关系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得出了前者对后者具有正向作用的结论，即不存在森林资源诅咒。在这部分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是，刘宗飞等区分了森林资源丰裕度和依赖度，用区域人均森林蓄积量代表森林资源丰裕度、林业系统从业人员数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总数的比例表示森林资源依赖度，分别实证检验了二者是否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作用关系。结论显示，森林资源丰裕度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作用，不存在森林资源诅咒；而森林资源依赖度对经济增长则起反作用，存在资源诅咒。近十几年来，国内学者开始涉足森林资源诅咒的研究，绝大部分是基于省际或县域层面；但也有学者从微观层面探讨森林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的作用关系，如谢晨等就以村级面板数据为样本检验了森林资源丰裕度对我国农村林业的影响。这些研究的研究对象一般是森林资源集中分布的区域，如浙江、黑

“资源诅咒”指自然资源丰裕地区相对于贫瘠地区经济增长更为缓慢的现象，而“森林资源诅咒”指的是森林资源丰裕地区经济的相对贫困。在实际经济发展过程中可以观察到：一些森林资源丰裕的地区恰恰是经济贫困地区，没有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而同时有些林业发达国家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和高度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共存的良好态势。“森林资源诅咒”是否真的存在呢？抑或是有一些尚未发现的内在机理呢？这些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资源诅咒”最早由Sachs和Warner于1995年展开研究，他们发现“自然资源丰富的经济体，它们的增长速度往往低于自然资源稀缺的经济体”，并将具有这种特征的经济体定义为遭受了“资源诅咒”，典型国家有墨西哥、委内瑞拉和尼日利亚等。之后，国内外学者参照Sachs等的研究方法对自然资源诅咒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探究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速的作用关系。多数的资源诅咒研究针对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而关于森林资源的研究相对较少。但森林资源是一类可再生的重要资源，研究其资源诅咒现象对森林资源丰裕地区减贫、实现以“两山理论”为导向的生态文明战略以及协调我国森林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有必要对森林资源丰裕度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将在对国内外文献梳理总结的基础上对森林资源诅咒的存在性、森林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和森林资源诅咒的破解对策进行综合述评，并提出进一步研究展望。

1 森林资源诅咒的存在性检验

国内学者在对森林资源诅咒是否存在进行实证检验时，多采用计量经济模型或相关分析方法，对森林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而国外对森林资源诅咒的研究较少，大都是针对自然资源诅咒的分析探讨。实证结果包括以下3种观点：森林资源诅咒存在论、森林资源诅咒不存在论以及脱离森林资源诅咒层面而仅研究森林资源与经济增长间互动关系的二者关系论。

1.1 森林资源诅咒存在论

近十几年来，国内学者开始涉足森林资源诅咒的研究，绝大部分是基于省际或县域层面；但也有学者从微观层面探讨森林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的作用关系，如谢晨等就以村级面板数据为样本检验了森林资源丰裕度对我国农村林业的影响。这些研究的研究对象一般是森林资源集中分布的区域，如浙江、黑龙江、东北国有林区等，得出的结论表明森林资源诅咒是存在的。

目前关于森林资源丰裕程度的度量尚未有统一的方法，国内学者普遍采用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作为衡量森林资源丰裕度的指标，也有一部分学者在借鉴国内外文献基础上进行了改进。例如，张菲菲等认为直接使用丰裕度的绝对值缺乏可比性，从而构造了相对丰度指标；陶可除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外还选择了森林面积、活立木蓄积以及一些间接指标；有学者认为由于各种森林数据数量级不一致，可用人均造林面积和森林面积的对数值作为评价森林资源的指标。对经济发展水平，多数研究都采用了人均GDP作为衡量标准，但是在其他资源诅咒存在性检验的研究中多采用GDP增长率来衡量，这更加符合资源诅咒的原始定义。

1.2 森林资源诅咒不存在论

由于研究的对象、时间、样本量以及模型和指标选取的不同，部分学者在对森林资源丰裕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关系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得出了前者对后者具有正向作用的结论，即不存在森林资源诅咒。在这部分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是，刘宗飞等区分了森林资源丰裕度和依赖度，用区域人均森林蓄积量代表森林资源丰裕度、林业系统从业人员数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总数的比例表示森林资源依赖度，分别实证检验了二者是否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作用关系。结论显示，森林资源丰裕度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作用，不存在森林资源诅咒；而森林资源依赖度对经济增长则起反作用，存在资源诅咒。

1.3 二者关系论

除以上2种观点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并没有直接研究森林资源诅咒存在与否，而是仅仅探讨森林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这部分学者多采用相关分析、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和数据拟合的方法，得出了以下2种结论：一种是经济增长初期会造成森林资源的大量采伐与破坏，但当经济增长超过某个“拐点”后，森林资源状况会得以改善。并且相关研究发现，我国的人均GDP在2015年越过了“拐点”，理论上已经实现了“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的共赢。另一种是人均GDP增长对森林资源有较强的正向作用，森林资源不会在经济增长初期因过度利用而减少，而是随经济发展缓慢增加。这些研究揭示了目前对森林资源诅咒研究的不足，即不能只局限于分析森林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单向作用关系，经济增长对森林资源也有一定的影响，研究中应考虑内生性问题，整体看待二者关系。

2 森林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

“传导机制”在资源诅咒研究领域内指的是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机制与传导途径，是观察到资源诅咒现象之后的归因。国外学者发现自然资源诅咒地区普遍存在寻租行为、腐败和影响经济开放程度等问题，资源禀赋阻碍经济增长可能是由于政府机构和宏观经济政策导致的。在中国省际及县域层面森林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可以归纳为一般自然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和森林资源诅咒特有的传导机制。其中，一般自然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是指包括森林资源在内的所有自然资源中存在的资源诅咒现象传导机制，而森林资源诅咒特有传导机制是指在中国林业经济、社会和生态条件下森林资源所特有、在其他自然资源诅咒中不明显存在的传导机制。

2.1 一般自然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

2.1.1 “荷兰病”效应

上个世纪中叶，荷兰发现了大量的石油与天然气资源，采掘业因此蓬勃发展，致使传统制造业衰退、经济萧条，这种“逆工业化”现象被称为“荷兰病”。“荷兰病”效应被认为是资源诅咒的主要传导机制。我国的林业地区加工链短，多生产初级林产品，资源配置效率低，过度依赖木材资源，产业结构单一。这些问题都容易使该类地区患上“荷兰病”，引发“资源诅咒”。对于“荷兰病”问题，国外学者认为可以利用政策激励那些有活力但不繁荣的部门，推进高新技术及知识型部门生产率的提升；也可以通过调控汇率将资源开发的收益纳入稳定基金，用于建设多样化产业和发展高新技术。

2.1.2 挤出效应

当物质资本长期投入某一资源产业，就会使其边际收益递减、经济效率低下，抑制其他产业的发展，从而导致挤出效应。挤出效应与“荷兰病”效应的作用形式有相似之处，容易混淆，但二者并不完全相同。“荷兰病”效应是在资源产业范围内，由于资源的开发利用效率低和出口过多等导致制造业萎缩、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挤出效应则是在全产业范围内，由于资源部门的资本投入过多，使得地区其他产业由于资金投入不足而发展滞后。研究发现，挤出效应最显著的特征是当地的人力资本投入与科技创新不足，其原因是对林业产业的过度资本投入使得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领域如教育、科研及基础设施等的资金投入不足，教育投资的忽视导致高素质人才外流，而科研激励不足则影响资源利用效率和创新能力，难以实现产业多元化发展，从而降低经济增速。

2.2 森林资源诅咒特有的传导机制

相比于矿石、石油等集中型的自然资源而言，森林资源因产品价值多元、区位分布离散及林业政策制度的实施等，其传导机制与其他自然资源不完全相同，有自身的特殊性。

2.2.1 制度弱化问题

有学者研究发现，某些地区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但由于产权主体虚置、责权利分离，容易导致管理范围重叠、职能交叉和监管缺失等问题，其根源则是产权制度弱化，造成当地经济发展较慢。同时，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有待健全。一直以来，人们更多注重森林的林产品价值，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很大部分都未能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交易；因此需要完善生态补偿机制，避免森林资源发生“公地悲剧”，使丰富的生态产品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2.2.2 森林资源的路径依赖

在森林资源丰裕区生活的林业经营主体由于缺少其他高收入的工作机会和行业，容易出现高度依赖森林资源的现象；而传统的林业产业主要是木材采伐加工业，因产业结构单一及生产率低等原因，并不具备产业竞争优势，难以产生较高的经济收益。

2.2.3 国家森林资源保护措施

为避免森林资源的无序开发与资源浪费，国家对部分林区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如森林采伐限额、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等，且森林资源为国家或集体所有，区域内的贫困人群无权对其随意开发利用，部分农民迫于生计只能对森林进行盗伐和破坏，因此产生“富饶的贫困”现象。

2.2.4 区位及交通因素

森林资源贫瘠区如上海、江苏、天津等多位于沿海靠江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促使这些地区的外向型经济蓬勃发展。而森林资源丰富的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云南等地区，在拥有大量森林资源的同时，还存在着更多的其他资源的劣势：由于地理性隔绝、城市化率不足，存在原始性贫困；土壤贫瘠、土地生产力较低，农业发展困难；基础设施落后、地处偏远、地形复杂，即使有丰富的林产品也很难运输到市场上进行交易。种种原因使其资源优势近乎于消失，导致这些区域的经济发展增速较慢。

3 森林资源诅咒的破解对策

学者们在对森林资源诅咒的研究中，通常并未把破解对策作为研究重点，而是在得出传导机制或二者关系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或经定性分析后给出较为笼统的对策。

3.1 产业方面的破解对策

为避免“荷兰病”效应导致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学者们提出以下4点破解对策：一是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通过延伸和扩展林业产业链提升林业产业竞争力；二是促进森林内生性生态富民产业的发展，如休闲养生、林下经济等；三是创新森林资源的经营理念，充分挖掘森林资源的深层价值和功能，变“绿水青山”产地为销地，通过精深加工提高林产品附加值，逐步减少原木出口；四是完善林业社会服务体系，加快退耕还林后续产业发展，在维持区域生态恢复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前提下利用森林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生态绿色产业。

3.2 资本方面的破解对策

为缓解受挤出效应影响导致的人力资本投入和科技创新不足，学者们提出以下解决措施：一是提高区域内的教育水平，制定人才优惠政策，加大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投资；二是以科技带动林业发展，依靠科技的逐渐成熟和相关制度的创新使经济在质量统一的基础上稳步增长；三是加大林业资金监管力度，提高林业资金的投入产出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避免林业性竞争腐败。

3.3 制度方面的破解对策

针对制度弱化问题，学者们提出以下破解途径：一是促进生态补偿机制的长效推广，将森林的生态效益内部化；二是在明确生态资产产权的基础上，建立与“绿水青山”相关的各类产权交易制度，同时促进市场交易和流转制度创新，健全市场保障与支撑体系，推动地区的林业分权改革；三是对于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消耗森林资源的地区，可以尝试“天保”工程等措施加快经济增长与森林资源消耗之间脱钩的进程，通过政策干预强制脱钩；四是要考虑到森林资源的可持续性，减缓森林资源的采伐速度，杜绝非法砍伐与超额砍伐行为，根据《京都议定书》的清洁发展机制（CDM）给予CDM造林项目一定的经济补偿。

3.4 农户个体方面的破解对策

森林资源诅咒地区的农户个体既是导致“森林资源诅咒”的一个关键因素，又是森林资源“诅咒”的对象。因此，要破解诅咒需从农户个体方面入手：一是重视针对贫困人口的赋权和能力建设，将森林资源管理权逐级下放，增加农民参与经营和公平交易的机会；二是切实维护农户利益，对森林丰富区的贫困人口实施生态补偿，避免出现农民迫于生计盗伐森林的情况；三是支持区域经济领头企业发展，以企业带动农户脱贫；最后，对于受区位及交通因素影响的森林资源丰裕区，必要时可以实施居民搬迁，通过合理规划充分利用相关资源。

4 国内外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从国内外学者对森林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中可以看出，国内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森林资源诅咒”在我国省际及县域层面是存在的。“森林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与其他自然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有相同的地方，但也有其特有的传导机制。总体来看，对森林资源诅咒的研究在我国尚未成熟，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

4.1 国内外研究存在的问题

4.1.1 指标选取

在研究森林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学者多采用人均GDP来衡量经济增长水平。但人均GDP指标不符合对资源诅咒的原始定义，且一般来说人均GDP的时间序列是非平稳序列，如果采用GDP增长率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

在选取森林资源指标时，森林资源依赖度和森林资源丰裕度分别代表了森林资源的流量和存量，其中流量表示为促进经济增长已采伐或利用的资源量，存量表示能够用来促进经济增长的资源数量和质量。现有文献大都未将二者区分，而是混为一谈，使得指标选取混乱、研究结果存疑。此外，很多研究中未对森林资源丰裕地区与森林资源贫瘠地区这2种不同类型的区域进行对比，只是单一地研究资源丰裕地区。有学者按森林覆盖率是否超过30%来划分森林资源丰裕地区和贫瘠地区，缺少森林资源的统计分布讨论，划分标准不够严谨，可以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进行划分以提高可信度。

4.2.2 模型构建

国内学者在对森林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研究过程中，根据我国林业政策实际情况和森林资源的特殊性，提出了有别于其他自然资源的传导机制，适用性与针对性较强。但是仅有个别研究中引入自变量的交互项构建计量模型，对传导机制进行了验证；而其余大多数研究都只是定性地提出传导机制，未对其中介和调节效应进行实证检验，仅限于理论上的探讨。因此，从实证角度去检验森林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还有待继续深入。从计量模型的实证结果来看，由于研究的对象、时间、样本量以及模型和指标选取的不同，学者对于对森林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尚未形成一个确定的结论，对是否存在“森林资源诅咒”有一定的争议。在模型构建时未考虑中介调节变量的设定，因此所选取的指标和样本不同会导致所得结论不稳定，存在模型稳健性较差的现象。
此外，森林资源诅咒的破解对策提出比较笼统，针对性和实用性不强，缺少成功的案例讨论。

4.2 研究展望

1）选取经济增长和森林资源评价指标时，要注意指标筛选的科学性，严格按照资源诅咒的定义进行指标选取，以使研究结果具有更好的可比性。

2）模型构建中要充分考虑和区分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对资源诅咒的存在性和传导机制进行定性假设和定量验证，使得研究结论具有更高的可信度，提升模型的稳健性。未考虑中介变量的负向间接遮掩效应和调节变量的调节效应，可能是造成森林资源诅咒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之一。其中，调节效应可影响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关系的正负和强弱，中介变量的遮掩效应可导致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关系不显著。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其中单向箭头代表变量间的作用方向和关系。在森林资源诅咒中多数研究的计量模型采用的是图1中模型（a），即只考虑了因果关系。

引入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的模型构建

3）模型构建中模型形式也是影响研究结果的重要方面。现有研究中多假定森林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线性的，这一假定可能是不成立的，特别是在长面板数据或时间序列数据中表现尤为明显。如森林资源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二者关系呈倒“U”型，也有可能是“N”型等其他的非线性形式。因此，未来研究在森林资源诅咒计量模型建立时，应考虑根据模型拟合度的优劣对模型形式进行优化选择，采取相应的模型形式。

综上，在“两山理论”的号召下，如何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寻找出森林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和破解对策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这要求学者在借鉴国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研究指标与方法，得出经过实证检验的资源诅咒存在性结论和传导机制才更具有说服力。在此基础上，切实地提出破解森林资源诅咒的对策，使得“绿水青山”成为百姓致富、可持续发展和开放共享的“金山银山”。（作者 谢煜，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林业管理工程研究王雨露，硕士生，主要从事林业管理工程研究 编辑 王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