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会馆的由来（都是谁在修建和养护）
北京会馆的由来（都是谁在修建和养护）道光癸未（清道光三年，即1823年）……购宣武门外米市胡同董文恪公邦达故第，仍其式廓，略加修治，始于甲申（清道光四年，即1824年）之冬，迄于乙酉（清道光五年，即1825年）之春……此馆为董文恪公子文恭相国诰岳降福地，形势安恬，堂庑爽恺，花木竞秀，丘壑多姿，庶几旅人于处，君子攸芋乎。（《北京会馆碑刻文录》，王汝丰点校，北京燕山出版社2017年12月第1版，第172—173页）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新建的广东南海县馆，买的是雍正年曾任工部、礼部尚书的董邦达先生故第，也是董先生之子、相国董诰的诞生地。据《新建广东南海县会馆碑记》记载：会馆购置的房屋院落既在南城，自然会遇到如震钧先生所说的情况。所以，在不少碑记中，能不断看到“湫隘”“低洼”“潮湿”等文字。南城的地势低，还有人为因素。无论住家还是店铺，多把渣土铺垫到路面上，积年累月，以致院子里的地面，往往低于院外的街道。另外，外城有相当数量的
本文刊载于《北京纪事》6月刊
原标题：广厦深宅话会馆
在《此会馆非彼会馆》一文中，我们已经说到“士人会馆的创建，绝大多数是在京官绅或捐宅院为会馆或集资购置房产为会馆，少数有家乡人的捐资。”但是，会馆要考虑到举子们在京期间的生活起居及备考之需；还要兼顾在京及来京官员同乡的住宿、交际之用。所以，购置宅院之后，如何修葺，这“任务”就很自然地落在在京的官员同乡的肩上。因为他们是“过来人”，既有进京赶考的经历，又有对京城社会生活环境与文化特色的了解。于是，经由他们的整治、营建，会馆也便成了北京四合院中曾经的一个类别。
南城和北城的四合院不尽一样。清光绪年间震钧的《天咫偶闻》说：“内城房屋，异于外城。外城式近南方，庭宇湫隘。内城则院落宽阔，屋宇高宏。”（《天咫偶闻》，（清）震钧，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第212页）
会馆购置的房屋院落既在南城，自然会遇到如震钧先生所说的情况。所以，在不少碑记中，能不断看到“湫隘”“低洼”“潮湿”等文字。南城的地势低，还有人为因素。无论住家还是店铺，多把渣土铺垫到路面上，积年累月，以致院子里的地面，往往低于院外的街道。
另外，外城有相当数量的胡同是斜街。例如，正阳门大街（中轴线）东侧，长巷头条至五条，其走向呈西北向东南的弯曲弧形；草厂头条至十条，则呈不尽规则的东北向西南向排列；大蒋家胡同的形状则是自西向东南划了一条弧线。正阳门大街西侧，则有杨梅竹斜街、铁树斜街、樱桃斜街等，大体呈东北向西南的走向。这就使南城的院落，不能保持坐北朝南的格局，而多有变化。再有，院落内房屋也杂乱无章。如果所购院落基本状况尚好，只要稍加修整，就能投入使用。但若是老旧民居，不但格局混乱，且摇摇欲坠，就得大兴土木之工了。
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创建的福建同安（今厦门市同安区）会馆，系同安籍京官陈胪声兄弟购置捐建。据《同安会馆记》记述：“岁丙寅（清乾隆十一年，即1746年），余与从弟奇烈来谒补，于正阳门外大街西板章胡同，典屋以居。屋凡三重，南面合三十二椽，颇宽敞，可下数十榻。因顾而思曰：吾侪为京官仆马所占有几，盍以公诸邑人乎？爰稍加修葺，颜其门曰同安会馆……卖屋者顾氏，先后得价银六百四十两，皆余兄弟所捐。”（《北京会馆档案史料》，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出版社出版1997年12月第1版，第1336页）该馆在板章胡同五号（现门牌3号），有房32间，可住数十人。购置后，稍加修整，大门上书写“同安会馆”，一切便就绪了。“于是邑人之至京师者，皆得欢然相聚于此，无虞乎旅次之湫隘矣！”
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新建的广东南海县馆，买的是雍正年曾任工部、礼部尚书的董邦达先生故第，也是董先生之子、相国董诰的诞生地。据《新建广东南海县会馆碑记》记载：
道光癸未（清道光三年，即1823年）……购宣武门外米市胡同董文恪公邦达故第，仍其式廓，略加修治，始于甲申（清道光四年，即1824年）之冬，迄于乙酉（清道光五年，即1825年）之春……此馆为董文恪公子文恭相国诰岳降福地，形势安恬，堂庑爽恺，花木竞秀，丘壑多姿，庶几旅人于处，君子攸芋乎。（《北京会馆碑刻文录》，王汝丰点校，北京燕山出版社2017年12月第1版，第172—173页）
从中可见，这个院落房屋宽敞、爽利，花草树木红绿掩映，山石点缀相间，有着安谧、恬然的格局，加之董氏父子两代的风骨和文韵流传，确是难得的环境氛围。简略整理，就是一个独具特色的会馆。
更多的会馆，就没有同安会馆、南海会馆那样的幸运了。他们最初购置的是民居，改建成会馆，大多都得兴土木之功。有的因为资金原因，甚至熬过十数年之久，才初见成效。琼州会馆就是一例。
琼州会馆，在清代广东省在京会馆中，是府级会馆。“琼州”是个古地名。全称应是“琼州府”，府治在琼山县(治所在今海南琼山府城镇)。唐贞观五年(631年)始设琼州府，辖境为海南岛北部。元改置琼州路，明清时属广东省琼州府，辖境扩大至整个海南岛。
琼州会馆的改建，据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琼州会馆碑记》记载，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在大外郎营买下的房屋和空地，“其屋三重，围以旁屋，计十七间。又买左隙地，纵十二丈，横五丈五尺”。十年后，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才筹得经费改造，“屋之西向者，易而东向。凡为屋堂三间。其外为大门”，“通为屋三十二间有半，其东北隅尚余隙地一段，以俟他时补屋”，尽管还有一块空地，但已经“基广而势完，升堂内寝，绕以杂室，庖湢厩楹，纡曲有容”。（《北京会馆档案史料》，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出版社出版1997年12月第1版，第1376—1377页）
碑记记述了琼州会馆改扩建后的规模，又特别提到“庖湢厩楹，纡曲有容”，即有了厨房、浴室、马厩等设施。另外，别小看碑记中那句“屋之西向者，易而东向”。大凡住过北京四合院的人，都知道那句“有钱不住东南房”的老话。东房夏天的酷热，冬天的奇寒，都是让人难以忍受的。主持琼州会馆改建的人，看来是熟悉京城冬夏的特点，便把东房改为了西房，调整了房间的朝向，以避暑祛寒。
琼州（今海南岛）至北京九千余里，因为进京的士人少，多年来没有自己的会馆。“公车之上南宫，选人之赴吏部，往往寄寓全省行馆”，但广东省馆房间有限，以致琼州人往往不能入住。有些财力的，只得去租住民房，或者去住旅馆，但那些地方房间窄小，时有人员来往，不得安宁，还会遇到房东、店家没完没了的盘剥勒索。所以，一旦会馆落成，有了可住的房间，还有了聚会的厅堂，厨房浴室马厩，各种设施一应俱全，于是“琼人万里而来者，息肩投足，至若家居，乡语喧哗，忘其为客，不复有（投诸逆旅的）湫隘杂沓之虞，与夫要挟苛索之患矣”。进至会馆，全是故乡人，讲着家乡的话，就是海南人的一统天下，就是“至若家居”，“忘其为客”的安全岛，更再不会有人说琼州没有自己的会馆。琼州的会馆一点儿不比别人的差！
住过北京四合院的人都知道，房屋几乎每年都得维修，三五年或十年八年就得大修。换言之，就是买房容易养护难。会馆也一样。
上湖南会馆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所谓“上湖南”，是因“衡永郴居楚（湘江）上游，萃衡岳潇湘之秀”（《重修上湖南会馆碑记》）而得名。其地域范围大体为清代的湘江上游的衡、永、郴三郡。
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重修上湖南会馆碑记》中说，上湖南会馆有两个，都在前门大街东的草厂十条胡同。大馆近北口，其南不远处，是后建的小馆，在长沙、蕲（qí）州两馆之间。大馆为前明大宗伯曾文恪（临武人曾朝节，明万历五年中进士第一甲第三名，官至礼部尚书，故尊称大宗伯。卒赠太子太保，谥文恪）与衡、永、郴三郡人士创建，始创年代不详。但据馆内遗存瑞春堂匾额所载，是明万历癸巳年（万历二十五年，即1597年）时，就已经有了这个会馆。其后百余年间，会有多次修缮，但至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时，已经是败垣倾圮，残破不堪。而且，由于人们不断地用“煤土填积街衢”，累月积年，以致街道比院内的地面高出许多。
上湖南会馆重修时，“以街道较之后祠，筑基须高三尺余，估费六十五金，中堂增高四尺，估费百六十金，门房增高之费，与后祠等。”（《北京会馆档案史料》，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出版社出版1997年12月第1版，第1356页）从后祠、中堂到门房，都要垫高，就意味着整个院落要填土一米以上，才能与外面的街道地面取平。以当时的情况，取土、运输，都得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这在当年，不啻是个大的工程。
说句题外话，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到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的一百一十二年间，上湖南会馆所在的草厂十条，其街道居然被人们用渣土垫起了一米的高度。若留意观察，类似现象在今天北京的不少胡同都能看到。
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秋，经庚寅、辛卯、壬辰至癸巳年（1713）孟夏，上湖南籍京官、外官唐崇勋等十人两度捐资，连续三次兴工重修会馆，垫高院落地面，又修缮先贤祠，加盖南房，修筑短墙，移建大门等，历时三年余。“虽所费浮于所估，而堂阶闬闳巍然改观”，终于面貌一新了。（参见《北京会馆档案史料》，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出版社出版1997年12月第1版，第1356—1357页）
在述及“堂阶闬闳巍然改观”之后，碑记还特别写到对会馆大门的改造：“移门左侧，从京师式也”。这是说修缮工程的最后，按照京师的式样，把大门移至院子的左侧。换句话说，就像北京坐北朝南的大四合院，大门的位置按规矩，总是建在东南角的位置。
“从京师式”四个字告诉我们，这十位湖南人在谋划和改建施工过程中，是考虑并重视了北京四合院建筑的规制，并有所遵从。由上湖南会馆的修缮工程，想及其他绝大多数各地在京的会馆，至今还没有看到它们在建筑方面违规违制的有关记载。
在胡同里，从外观上看坐落其间的会馆，除了广亮大门、金柱大门，让人能觉得会馆的官员式的背景之外，人们一般不会察觉它们与众不同的特殊之处。若大门是“如意门”形制，就让人更觉得普通、平常了。至于会馆里面的大厅堂、戏楼、魁星楼、先贤祠等建筑，正因为被包藏在深宅大院里，很可能多年的邻里街坊都未必清楚。
福建的汀州会馆，坐落在前门外长巷二条胡同二十六号（今46号、48号），现为北京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据《闽中会馆志》记载，它是明万历十五年（1587）吏部尚书裴应章首倡并集资创办的。因为后来在三十二号（今43号）又建了汀州会馆南馆，故称老馆为汀州北馆。北馆是北京至今保有的唯一具有福建风格的建筑，院内的房屋，梁柱门窗全部采用江南优质杉木制成，屋顶起坡平缓，前廊后庑，廊内装修为一色的花格子卷帘雕花门窗，廊顶露明，雕刻出象鼻形椽子，挑尖梁上有双象形蜀柱，梁头镂雕天马、神牛等多种动物纹饰。
现在还有两个院子的东房，屋脊两端翘起约45度角，下方隐约能看见绘有花纹的石雕。两端翘起的部分叫做“蝎子尾”，下方挂花的雕刻叫做“平草”。这个建筑细节恰恰表现出福建汀州的建筑特色。如果走在长巷二条，走过汀州会馆的门前，是看不到这些“景致”的。（参见《长汀文史资料》第八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长汀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编，1985年6月1日，第42—43页，王其森：《略谈北京汀州会馆》）懂行的人能看出那“蝎子尾”和“平草”的门道，但对一般百姓而言，就是隔墙看到屋脊的斜翘和其下的雕刻，怪异的感觉随前行的脚步瞬间而去。
张驭寰先生在《古建筑勘查与探究》一书中所说：“清代二百多年间，建设了许许多多的会馆，它的基本形制和大型住宅基本上是相仿的，实际上也就是一组大型住宅的规模。不过其中只加建了戏楼和魁星楼以及大客厅等，其他与住宅无大差异。”（《古建筑勘查与探究》，张驭寰，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第318页）
读到张先生的这段话，再反观诸多会馆，倒能使人感觉到会馆的建筑在京城四合院的基础上，实际创出了一个新的类型。
首先，会馆就基础形制而言，是大型四合院的格局。但因会馆所在胡同街巷具体环境，而多有变化。
其次，会馆所住为会试举子（非试期为京官），以致有行馆、馆邸之代称；又似书生求学的书院、学舍；还因为“一堂桑梓弟兄”，而有同乡士人会所的特点。
第三，加建了大厅堂、祠堂、文昌阁（魁星楼）以及戏楼乃至厨房、浴室、马厩、车库等设施，以为举子、京官生活、备考及交际之用。
第四，“华而不侈，朴而不陋”，再加上“含而不露”的入乡随俗，或者就是北京诸多会馆的建筑风格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