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保存完整的皇陵（中文译注本庆陵）

小君 2022-12-30 15:42:52 653

西汉保存完整的皇陵（中文译注本庆陵）校注者：李俊义等译者：李彦朴等《庆陵：内蒙古辽代帝王陵及其壁画的考古学调查报告》（全二册）编著：[日]田村实造小林行雄

转自“ 北京博文书社”微信公众号。

所谓“庆陵”，其实是三座帝陵的总称。这三座帝陵，安葬着辽朝全盛时期的三位皇帝——第六代圣宗、第七代兴宗、第八代道宗——及各自的皇后。

庆陵位于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索博日嘎(白塔子)北的山坡上，是辽朝圣宗兴宗、道宗祖孙陵寝。二十世纪初以来，国内外屡有一些人“造访"庆陵进行调查或盗掘。

庆陵的发现及研究，极大地诱发和推进了契丹辽文化的研究。

西汉保存完整的皇陵（中文译注本庆陵）(1)

《庆陵：内蒙古辽代帝王陵及其壁画的考古学调查报告》

（全二册）

编著：[日]田村实造小林行雄

译者：李彦朴等

校注者：李俊义等

出版社：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7月

书号：9787566510969

定价：1400.00元

(庆陵》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为研究论著，下册为图版，著述内容包括：对庆陵与庆云山东陵玄官、东陵的壁画东陵的遗迹与遗物、中陵及西陵的遗迹与遗物石质哀册与哀册文的调查与研究，而重点在东陵，因其保存较为完好并有大量壁画。从二十年代初期庆陵被关注至五十年代的几十年间，《庆陵》一书应是关于庆陵调查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庆陵》从出版至今已逾六十多年，其间虽为一些相关研究者所知晓，但是因原书难觅，且无中文译本，对其传播和利用无疑会受到很大的局限。李彦朴先生等译、李俊义先生等校注《庆陵》一书的出版，弥补了上述缺憾。《庆陵》中文译注本的学术价值远不止将原作日文逸译为中文，还在于译注者对原著做了大量的解读诠释增补考证等多方面的工作:

其一，纠正原文中的某些谬误。

其二，对原书中出现的地名、人名、专业词汇等，用“译者案”校注者案”等形式予以注释。

其三，补录原书中述及的文献资料。

其四，增补原书出版后的新研究成果。

其五，新增插图与图版。

西汉保存完整的皇陵（中文译注本庆陵）(2)

中文译注本《庆陵——内蒙古辽代帝王陵及其壁画的考古学调查报告（全二册）》（以下简称《庆陵》），八开全彩150克特种纸精装印刷。第一册658页，原书图版246幅，新增图版235幅。第二册530页，原书图版141幅，新增图版64幅。

作者自二〇一三年到二〇二一年，历时八载，始克完竣。该书不仅译文典雅，注释精详，更重要的是，作者对原作相关内容广泛征引，辨章考据，补阙拾遗，为文史工作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珍贵而翔实的资料。

同时，本书系大连民族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进项目、赤峰学院北方民族历史与考古译介项目、赤峰市巴林右旗辽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成果！

赤峰市人民政府原市长、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原厅长、著名书画家、诗人高延青先生，中国辽金暨契丹女真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刘凤翥先生，分别为此书题耑。

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史学会原副会长、中国辽金暨契丹女真史学会原会长宋德金先生，辽宁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二级教授田广林先生，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常委、内蒙古师范大学副校长郑福田先生，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辽金暨契丹女真史学会会长韩世明先生，分别为此书撰写序言。

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高福顺先生，资深新闻人、著名作家张阿泉先生，分别为此书撰写跋语。

西汉保存完整的皇陵（中文译注本庆陵）(3)

西汉保存完整的皇陵（中文译注本庆陵）(4)

西汉保存完整的皇陵（中文译注本庆陵）(5)

中文译注本《庆陵》例言 /李彦朴李俊义

田村实造与小林行雄合著的《庆陵》，是一部内容丰富、门类繁多的综合性学术报告，涉及考古学、美术学、建筑学、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宗教学、文献学、语言学、动物学、植物学、化学等学科。我们在翻译和注释《庆陵》的过程中，为解决所遇到的专业技术问题，拟定了一些原则，兹简要说明如次：

一原著译名为《庆陵：位于东蒙古的辽代帝王陵及其壁画的相关考古学调查报告》（以下简称“《庆陵》原著”），我们根据内蒙古大学出版社负责人的相关建议，将书名改为《庆陵：内蒙古辽代帝王陵及其壁画的考古学调查报告》（以下简称“《庆陵》中文译注本”）。

一《庆陵》原著凡二册，由田村实造与小林行雄执笔，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出品，东京座右宝刊行会发行。第一册系研究著述篇，共分为七章，以日文写成，由李彦朴译成中文，收入《庆陵》中文译注本第一册。第二册系图版资料篇，内载一百四十一幅图版，其说明文字由李彦朴译成中文，收入《庆陵》中文译注本第二册。

此外，《庆陵》原著第一册还附有各章内容英文提要，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由孙志永译成中文，第四章、第五章由王瑞生译成中文，第六章、第七章由刘银成译成中文，上述译文连同英文提要原稿，收入《庆陵》中文译注本第二册。

一《庆陵》原著第一册内载二百五十六幅插图。其中，已编号者凡二百四十六幅，编号格式为“Fig.”字样之后加阿拉伯数字，例如“Fig.101”即代表第一百零一幅插图。在《庆陵》中文译注本中，相应的编号格式改为“插图”字样之后加汉文数字，例如“插图二一〇”即代表第二百一十幅插图。未编号者凡十幅，在《庆陵》中文译注本中，我们以“日文原书未编号配图”字样之后加汉文数字的方式表而出之，例如“日文原书未编号配图一〇”即代表第十幅未编号插图。

一《庆陵》原著第一册部分插图的说明文字中标有比例尺。在《庆陵》中文译注本的编辑过程中，我们基于排版和审美的需要，曾将某些插图放大或缩小，致使说明文字中所标比例尺可能与实际情况不符，望读者鉴之。

一在《庆陵》原著第一册所载部分线描图、示意图、地图之内部，标有日文提示文字。在《庆陵》中文译注本中，我们将大部分图片中的提示文字替换成中文，少数图片仍保留原貌。

一《庆陵》原著第一册内载二十二张表格，分散于各章节之中，无编号且部分表格无标题。在《庆陵》中文译注本中，我们按照章节先后顺序为其编号，编号格式为“表格”字样之后加汉文数字，例如“表格二〇”即代表第二十张表格。对于无标题者，我们根据该表格内容及其所处章节之文义，酌情拟定标题。

一《庆陵》中文译注本第一册新增二百三十五幅插图，编号格式为“中文译注本新增插图”字样之后加汉文数字，例如“中文译注本新增插图二一〇”即代表第二百一十幅新增插图。

一《庆陵》中文译注本第一册末尾附有《〈庆陵〉中出现的重要名词术语日汉对照表》，系译者李彦朴从《庆陵》原著中挑选出四百八十八个较为重要的名词术语，依照其所在章节之先后顺序编制而成，以备读者参稽。

一《庆陵》原著第二册内载一百四十一幅图版，其编号格式为“Pl.”字样之后加阿拉伯数字，例如“Pl.121”即代表第一百二十一幅图版。在《庆陵》中文译注本中，相应的编号格式改为“图版”字样之后加汉文数字，例如“图版一一〇”即代表第一百一十幅图版。

一《庆陵》中文译注本第二册新增六十四幅图版，编号格式为“中文译注本新增图版”字样之后加汉文数字，例如“中文译注本新增图版六〇”即代表第六十幅新增图版。

一《庆陵》中文译注本第二册新增六篇附录，依次为《辽庆陵（东陵）出土壁画摹本》《辽庆陵陪葬墓出土文物选辑》《辽宁省博物馆藏辽庆陵出土文物综述》《辽永庆陵发掘纪实》《围绕辽庆陵（东陵）之计算机影像复原的考察》《辽庆陵壁画的颜料》。

一《庆陵》中文译注本各章题目为一级标题，采用一号小标宋体，居中；各节题目为二级标题，采用二号黑体，居中；每节之下为三级标题，采用四号小标宋体，居中。各章正文采用小四号书宋体；正文注释序号，采用小四号黑体上标形式；正文每节末尾的注释标号采用小四号黑体；注释原文采用小四号楷体。

一《庆陵》原著中出现的各类数字，有时以阿拉伯数字表示，有时以汉字表示。在《庆陵》中文译注本中，除特定情况外，统一以汉字表示各类数字。其中，基数词以“零点六”“二十二点六〇”“一百零一”等形式表示，序数词以“二〇”“三一”“一一三”“二○一”等形式表示。此外，《庆陵》中文译注本所列各类参考文献的页码以“第十页”“第一百零五页”“第一百二十一页”等形式表示。

一《庆陵》中文译注本的注释由译者注释与校注者注释组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阐释正文中出现的专业名词术语；

（二）就相关问题做进一步拓展，并发表个人见解；

（三）征引相关背景材料，并为读者指示相关插图或图版的序号；

（四）订正原著中存在的讹误。

译者注释由李彦朴完成，具有一定的即时性，旨在帮助一般读者迅速而清晰地理解原著所表达的内容，侧重于前两个方面。字数较少的译者注释采取括注形式，穿插于相关译文段落之内，全部采用小五号楷体，末尾以“——译者”字样标识。此外，征引自《庆陵》原著的日文词句，采用小五号报宋体。字数较多的译者注释置于相关译文段落之后，起首以“【译者案】”字样标识，左缩进二字位置，以示区别。其中“译者案”三字采用五号细黑体，注释提要采用五号楷体。其后所征引的内容，另起一段，采用五号仿宋体；个别译自日文的内容，另起一段，采用五号报宋体。

校注者注释由李俊义等人完成，旨在为具有专业背景知识的读者提供必要的文献支撑，侧重于后两个方面。字数较少的校注者注释采取括注形式，穿插于相关译文段落之内，全部采用小五号仿宋体，末尾以“——校注者”字样标识。字数较多的校注者注释置于相关译文段落之后，起首以“【校注者案】”字样标识，左缩进二字位置，以示区别。其中“校注者案”四字采用五号细黑体，注释提要采用五号仿宋体。其后所征引的内容，另起一段，采用五号楷体；而征引的庆陵哀册与墓志原文则采用五号宋体，且繁体字、异体字、碑别字一仍其旧，以利读者研读。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开始推行汉字改革运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日本政府根据“国语审议会”的建议，公布了《当用汉字表》，表中规定汉字的使用数量限制为一千八百五十个。一九四九年一月，日本政府又公布了《当用汉字字体表》，对“当用汉字”的字体进行统一，同时对一些笔画复杂的汉字进行简化。至此，日本简体汉字正式出现，称为“新字体”，而此前的繁体字体被称为“旧字体”。《庆陵》原著第一册出版于一九五三年三月，第二册出版于一九五二年三月。不过，与当时的许多学术出版物一样，该书的汉字仍然袭用旧字体。有鉴于此，为如实反映该书原貌及便于排版，译者和校注者在注释中为读者展示了一些中文名词术语在《庆陵》原著中的日文写法，其中的日文汉字用旧字体表示。例如“普拍枋”一词，《庆陵》原著写作“臺輪”，今写作“台輪”。

一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建筑交流源远流长。在长达上千年的建筑交流史中，日本建筑学充分借鉴和吸收了中国建筑学的相关经验，使得双方在建筑艺术、建筑风格、建筑构造和建筑施工等方面存在诸多相同之处。但是，日本建筑学有其独特的发展路径，在某些方面又展现出本民族的特点和创新之处。

因此，日本建筑学与中国建筑学是两个既相互独立又存在密切联系的学科体系，双方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对于《庆陵》所涉及的建筑类问题，原作者自然是基于对日本建筑学的理解和认识，运用日本建筑学术语予以阐释。译者在翻译和注释《庆陵》的过程中，考虑到中文译注本的读者主要是来自中国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专业人员及兴趣爱好者，遂遵照中国建筑学的内在要求，将原著所出现的日本建筑学用语转换成规范恰当的中国建筑学术语，这样更易于为中国读者理解和接受。

不过，中国古代官式建筑门类有二：其一为宋式建筑，其二为清式建筑。北宋末年，将作少监李诫奉令修撰了一部《营造法式》，作为官方建筑法规颁行全国。因该书是李诫在总结前人建筑技术成果并结合自身建筑经验的基础上，撰写的中国现存时代最早、内容最丰富的一部建筑技术专著，故学界将宋元及以前的官式建筑称为“宋式建筑”，其所用建筑术语皆以《营造法式》为准。

清代雍正年间，由工部颁布了另一部官方建筑法规《工程做法》。因该书主要总结了明代以来的建筑技术经验，反映了明清官式建筑的技术要求和风格特点，故学界将明清时期的官式建筑称为“清式建筑”，其所用建筑术语皆以《工程做法》为准。中国目前存在以上两种古代建筑学术语体系，并且二者存在诸多不同。译者在翻译《庆陵》的过程中，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考虑到庆陵修建于辽宋时期且辽代建筑深受唐代建筑及宋代建筑的双重影响，同时在《庆陵》原著中，作者也多次比较庆陵出土遗物与《营造法式》相关记载之异同，译者决定在翻译相关建筑术语时，以宋式建筑术语为准。

例如日文“蹴放”一词，在宋式建筑中称其为“地栿”，在清式建筑中则称其为“门限”，于是在《庆陵》中文译注本中只称“地栿”而不称“门限”。不过，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比如为避免产生歧义或出于翻译需要，也会酌情使用清式建筑术语。此外，《营造法式》原文与原图均有异体字，在《庆陵》中文译注本中，建筑术语之用字原则上以《营造法式》原文为准，例如将作为建筑构件的“斗”和“拱”分别写作“枓”和“栱”，以区别于“升斗”之“斗”和“拱券”之“拱”。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也会采用现代学术著作中的通行写法，例如将“瓪瓦”写作“板瓦”、将“㼧瓦”写作“筒瓦”。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本文作者李彦朴，字文博，汉族，一九九三年生于内蒙古翁牛特旗。二〇一五年七月，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获工学学士学位。二〇一九年七月，毕业于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获历史学硕士学位。二〇一九年九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蒙古史学会会员、中国辽金暨契丹女真史学会会员。

本文作者李俊义，字叔慧，号寿鹏，别署静虚山房主人、松州散人，汉族，一九七〇年生于内蒙古翁牛特旗。文学硕士，历史学博士。现任大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中外文化交流史学会常务理事。曾任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内蒙古红山文化暨契丹辽文化研究基地办公室主任，内蒙古东部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赤峰学院北方民族文化研究所所长，内蒙古史学会理事，内蒙古红山文化学会理事，内蒙古契丹辽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内蒙古藏书家协会常务理事。长期从事中国东北地区辽、金、元、清和民国时期历史文献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工作，以及文化语言学、北方民族历史与考古的研究工作。

实书拍摄

西汉保存完整的皇陵（中文译注本庆陵）(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