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重音音乐（从发条橙到调音师）

法国重音音乐（从发条橙到调音师）“希特勒喜爱好的音乐，很多纳粹党的高层官员都是有文化及世故的人，但它（音乐）未见得对他们或其他人有更好的影响。” 库布里克谈及如何选择《发条橙》配乐时曾说，“我想指出，认为文化能够让社会变得更道德的想法是错误的。”就像艾利克斯体验到的那样，在20世纪中叶，德奥音乐和纳粹的关系匪浅。希特勒本人尤其喜爱大气磅礴的长篇巨制，他最爱的三位作曲家是贝多芬、布鲁克纳和瓦格纳，其中，又对具有反犹倾向的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最为推崇备至。“我一听到瓦格纳的音乐，就想要入侵波兰。”伍迪·艾伦曾经这样说。科波拉导演、马龙·白兰度主演的越战题材电影《现代启示录》（1979）中，美军轰炸机在空中对着越南土地狂轰滥炸，火光迸射、血肉横飞，德国作曲家瓦格纳的《女武神》恢弘的旋律响彻云霄。“女武神”在天上飞翔，试图“拯救”世界，极具震撼力和美感。与此同时，陆地上慌乱逃跑的普通北越人显得如此微不足道。在犯下杀人罪被捕入狱以

撰文：潘文捷

编辑：朱洁树

印度悬疑片《调音师》正在各大影院上映。影片中，假装盲人的钢琴家凭借高超的音乐才华和惹人同情的“悲惨身世”在酒吧中谋得差事。他还得到了一位曾经颇红的电影明星的赏识，被邀请到其家中进行一场私人音乐会，却意外撞见了一桩谋杀——女主人伙同情夫杀死了电影明星，并将其尸体装在行李箱里。钢琴家只能假装什么都没有看见，继续演奏。在此之前，电影中的音乐印度风情十足，但在犯罪场景中，音乐却突然变成了西方古典乐风格的钢琴独奏。在印度BollySpice网站的一篇乐评中，作者称这段专为电影创作的音乐，具有肖邦练习曲的风格。电影第二幕谋杀场景时，电梯门一打开，“盲人”钢琴家又亲眼目睹女主人将对门老太太抛下窗，而背景音乐则是“如命运在敲门”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

如果关注电影电视当中的背景音乐，就会发现，西方古典音乐经常被用作犯罪时刻的背景音乐。这种把古典音乐用作“罪恶之声”的做法或许可以追溯到库布里克的电影《发条橙》（1971）。影片当中那个无恶不作的少年艾利克斯家道殷实，但是他却时常伴随着普塞尔、罗西尼的音乐飞车逆行、殴打流浪汉、入室抢劫，尤其喜爱一边听着贝多芬的交响曲一边奸淫女性。

在犯下杀人罪被捕入狱以后，艾利克斯成为了“厌恶疗法”的试验品，在注射了某种药物以后，医生让艾利克斯目不转睛地盯着各种色情、暴力的影片，其中也包括纳粹德国的影像资料，同时还伴随着他最喜爱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这种疗法使得原来让艾利克斯感到快乐的古典音乐成为了痛苦的来源。

库布里克或许并非第一位将古典乐和暴力犯罪结合的导演，但从电影《发条橙》开始，古典音乐的这一用途才真正被大众发现。此后，以古典音乐为背景音乐的血腥场景、热爱古典音乐的反派角色都成为了电影当中的的常见套路。

古典音乐为何成为罪恶之声？从历史上看，纳粹推崇德奥系古典音乐，使得这两者产生了紧密的联想关系，这种关联反映在很多战争电影当中。从库布里克的《发条橙》开始，古典音乐被带到战争和大屠杀以外，成为个人行凶的背景。如今，古典音乐作为一种阶级符号，也能够激发公众对于精英犯罪的想象。不过，在通俗音乐和更多听觉娱乐的包围之下，古典音乐的阵地不断在萎缩，经典的音乐段落被剥离了原本的上下文，被切割为片段，成为消费社会中被电影生产者、广告商随取随用的“罐头产品”。

历史渊源：音乐不能让社会变得更道德

就像艾利克斯体验到的那样，在20世纪中叶，德奥音乐和纳粹的关系匪浅。希特勒本人尤其喜爱大气磅礴的长篇巨制，他最爱的三位作曲家是贝多芬、布鲁克纳和瓦格纳，其中，又对具有反犹倾向的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最为推崇备至。“我一听到瓦格纳的音乐，就想要入侵波兰。”伍迪·艾伦曾经这样说。科波拉导演、马龙·白兰度主演的越战题材电影《现代启示录》（1979）中，美军轰炸机在空中对着越南土地狂轰滥炸，火光迸射、血肉横飞，德国作曲家瓦格纳的《女武神》恢弘的旋律响彻云霄。“女武神”在天上飞翔，试图“拯救”世界，极具震撼力和美感。与此同时，陆地上慌乱逃跑的普通北越人显得如此微不足道。

“希特勒喜爱好的音乐，很多纳粹党的高层官员都是有文化及世故的人，但它（音乐）未见得对他们或其他人有更好的影响。” 库布里克谈及如何选择《发条橙》配乐时曾说，“我想指出，认为文化能够让社会变得更道德的想法是错误的。”

想必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非常认可这一观点。在《辛德勒的名单》（1993）当中，他设置了这样的场景：德国士兵在搜捕和追杀不愿意去集中营的犹太人，把藏在地板下、衣柜里、钢琴里的犹太人一一揪出来枪决。这时候，一位德国军官看见了钢琴，在枪声、火光和叫喊声之中，他坐下来事不关己地娴熟弹奏巴赫《a小调前奏曲》（选自第二套《英国组曲》）。两位德国士兵则在一边讨论，这究竟是巴赫还是莫扎特？在音乐的伴奏之下，犹太人一一被枪决，尸体横陈在街道上。人性的双重属性暴露无遗：你可以一边欣赏美，一边屠杀同类，美和道德并不关联。

虽然无论是现实中还是电影当中，纳粹的出现都伴随着德奥古典音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把巴赫、瓦格纳等音乐家的作品和这些暴行联系起来。指挥家克里斯蒂安·蒂勒曼在《我的瓦格纳人生》一书中指出，如果我们执意这样做，那么我们讨论的就不是艺术而是宣传。他指出，纳粹时期帝国广播电台在特别通告之前播放的“军乐”和李斯特《前奏曲》的原声旋律一致，但是，一百五十支管乐同时不停地用最强的力度演奏，和作曲家创作的音乐没有任何关系。

李斯特或者瓦格纳都无法为后来纳粹对音乐的滥用负责。与此同时，并非所有的战争和大屠杀电影当中，古典音乐都伴随着邪恶。罗曼·波兰斯基的电影《钢琴家》（2002）就展现出了人性一面。电影中，波兰的犹太钢琴家为了躲避搜捕，藏匿于阁楼之中，在这里他遇到了一名德国军官。蓬头垢面、瘦骨嶙峋的钢琴家演奏了《肖邦第一叙事曲》，令德国军官萌发了恻隐之心，他暗暗帮助钢琴家，直到最终波兰解放。不少人说，这部电影说明音乐能够起到感化作用。可是归根结底，或许，音乐与任何道德或者意识形态本无关联，正像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中所说的：“音乐的最高超最纯粹的形式离实际生活很远。它没有实际或伦理的意义，也没有别的什么社会的意义，只是一种既不能增也不能减的审美的、音乐的意义。”

阶级符号：精英人士的犯罪BGM？

《发条橙》中，古典音乐不仅用于纳粹的战争和大屠杀场景，它也成为个人的歇斯底里的罪恶的背景。不过，现实生活中，犯罪分子似乎并不爱听古典音乐。实际上，在《汉堡王门前的巴赫》一文中，作者Theodore Gioia提到，在公共场所播放古典音乐甚至可以降低犯罪率，把罪犯赶跑。早在1985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家7-11尝试在店外一直播放莫扎特的音乐，周围的小混混都被赶走了。2003年，伦敦地铁也在治安非常糟糕的Elm Park站播放古典音乐，该站的抢劫案件减少了三分之一。这一举措随后被各大企业和公共机关效仿。

现实生活中播放古典音乐赶走的罪犯似乎只是小偷小摸，在电影电视当中，听着古典乐的犯罪分子总是要干出点儿惊天动地的大事。《神探夏洛克》中，超级反派的鼻祖、世界犯罪组织首脑莫里亚蒂视犯罪为儿戏：他进入伦敦塔，伴随着耳机中罗西尼的《鹊贼》序曲，一边起舞，一边砸烂玻璃，大大咧咧头顶王冠身披王袍，坐上宝座，等着和夏洛克之间的“游戏”开始。如果说莫里亚蒂听歌剧是随性所至，智商极高的精神病医生、食人魔汉尼拔则是真正的古典音乐发烧友，他不仅在佛罗伦萨观看歌剧，而且尤其钟爱巴赫。美剧《汉尼拔》屡屡为我们呈现汉尼拔生活的优雅场景：第一集，他一边以吃法餐的优雅姿态，伴随着巴赫《哥德堡变奏曲》，细心切开人的肝脏，咀嚼品味。第二集，他又伴随着《勃兰登堡协奏曲》，邀请毫不知情的FBI局长吃人肉“猪腰子”。观众们看着他伴随着歌剧《浮士德》的音乐，以体检医师为原料做成了一道“清爽柠檬牛肝”，用书店经理的肺片做成了“炖牛肺”，用IT顾问的大脑做出了一道“帕尔马干酪焗羊脑”。

汉尼拔是观众心中“食物链最顶端的男人”，莫里亚蒂则被福尔摩斯称为“犯罪界的拿破仑”，汉尼拔以精致细腻的处理和品尝人肉，莫里亚蒂对待犯罪抱着一种游戏态度，他们享受着犯罪带来的快乐，正如同他们也享受着古典音乐一般。

不那么高智商，但够得上“精英人士”的其他罪犯也适用古典音乐。《调音师》中，犯罪者是电视明星、房地产商普拉默的妻子和她那担任本地警察局长的情夫。与这对精英人士相比，在街头卖的母子二人开着突突车想要做点儿器官贩卖的生意时，就犯不着配古典音乐做背景乐了。

为何电影总是将古典音乐和精英犯罪联系起来？正如在现实生活中，古典音乐被当作无形的墙，赶走游手好闲的小混混，起到阶级隔离的效果。对于大众来说，那些隐藏在古典音乐背后的精英人士，其真实面目可能因其优雅和世故而显得更加可疑。在《邪恶之音》（Sound of Evil）中，作者Theodore Gioia解释道，社会描写坏人的方式可以揭露当下我们的某种焦虑。人们认为精英群体中，那些礼服、高雅音乐的存在是在掩饰其财富来源的残酷。精英人士在歌剧院包厢密谋，比在财富论坛上密谋更让人忧虑。我们害怕，如果有人穿着西服打着领带，我们就把他的邪恶当作老练精明。归根结底，比起邪恶本身，我们更害怕的是虚伪和欺骗。

工业产品：作为“罐头产品”的古典音乐

比起与精英犯罪联系，或者与某种意识形态捆绑，如今古典音乐面临的更大问题或许是：更多人把它当做一种阶级符号而不是一种流行的艺术形式，这种音乐出现不是为了让人欣赏，而是为了让人意识到伴随着音乐出现的是某种精英主义的东西。

如今，古典音乐在通俗音乐的包围之下，阵地越来越小。过去，在默片时代，音乐是电影唯一可以提供听觉的手段，影院常常雇佣乐团来负责电影的播放，可是，在大众娱乐兴起之后，电影、广播、电视广告颠覆了古典音乐的地位。摇滚、R&B、嘻哈让普通听众几乎忘记古典音乐的存在。

在《能指与所指的永恒消逝：电影配乐神话小史》一文中，澎湃作者孔德罡指出，如今的电影配乐中，旋律的复杂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记忆点”。制作固定音型音效片段，取代交响乐中的独立乐章。简而言之就是把几个音符组成的片段旋律无数次重复，在节奏节点出现，“省力效果又好”。人们也致力于把电影配乐“音效化”，即电影配乐更加专注地成为一种背景，而不是独立的音乐作品。电影配乐的创作变成了“罐头音乐”。也就是说，这种音乐缺乏真正的灵魂，只是就某种命题进行的片段写作，只以“情绪是否合适”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

配乐创作陷入了如此误区，早被前辈音乐家们创作出来的古典音乐也被使用在了商业议程上。在库布里克那儿，通过《贝九》，美可以成为野蛮的工具，肢体的暴力上升到了精神的暴力，个体的暴力也上升为国家的暴力。经过许多导演的不断效仿，如今，古典音乐搭配犯罪场景变成了又一种好莱坞套路。由于库布里克使用了《贝九》，因此，《虎胆龙威》的导演也要求反派汉斯必须哼唱一段《欢乐颂》。现在，无论是印度的《调音师》还是中国的《法医秦明》，都把贝多芬当做了犯罪场景的背景音乐。以至于如今只要出现《贝五》开头“如命运在敲门”的那几个小节，或者《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G大调第一组曲》的第一段旋律，观众就可以期待高智商罪犯或者变态杀人狂现身了。

西奥多·阿多诺指出，文化工业的产品使得广大公众时常心不在焉地听音乐，因此不可能认真去欣赏其中的旋律、和声、节奏、配器等方面的特质，留在听众记忆中的只有外在的音响现象，而非音乐的本质。音乐博主“twosetviolin双琴侠”曾经做过一期“你能辨认这些古典音乐吗”的节目，贝多芬《月光奏鸣曲》被路人指认为电梯音乐，肖邦《夜曲Op.9 No.2》被指认为手机彩铃，德沃夏克《自新大陆》被指认为《星球大战》的配乐。我们在麦当劳、在酒店大堂、在电影当中频繁听到古典音乐的片段，并将其划分为某种符号和象征，越来越少的听众会选择完整地去欣赏它们。人们只要截取全部音乐的十几秒甚至几秒的主题，甚至是几个音符，就能够不附带任何上下文地使用。今天，《哥德堡变奏曲》既能成为杀人魔汉尼拔的下饭菜，也能够成为丰田皇冠汽车代表的“知性人生”，但是大众对它的欣赏却唯独很少回到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本身。

参考资料：

daily.jstor/very-british-villains-and-other-anglo-saxon-attitudes-to-accents/

tasteofcinema/2015/the-20-best-uses-of-classical-music-in-movies/2/

visual-memory.co.uk/amk/doc/interview.aco.html

jiemian/article/2179501.html

theamericanscholar/the-sound-of-evil/#.XKrnXC2749c

thepaper/newsDetail_forward_3207190

……………………

| ᐕ)⁾⁾ 更多精彩内容与互动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和界面文化新浪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