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猪一般什么时候下山（67岁老妇与野猪的抗争）
野猪一般什么时候下山（67岁老妇与野猪的抗争）在村里服缓刑的日子和已服刑期满的现在，吴青莲仍住在地头窝棚内。这个身高1米5，体重80斤的瘦弱老人，仍战战兢兢地度过每个夜晚，依然在与体长超过1米5，体重超过两百斤的野猪抗争。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受访者供图时间变得晦暗不清，一些声响分割着吴青莲断断续续的睡眠。有时是灌进棚屋的风声，打雷声，砸向屋顶油布上的落雨声。有时是悬挂在一南一北田地边缘的两个收音机滋滋哇哇的歌声，风撞碎在铁皮上发出的哗啦声。但能让她彻底清醒，起身走向田地的，只有棚屋外急促的狗吠，和野猪奔跑喘息的哼哼声。站在窝棚向外看，除了吴青莲的5亩庄稼地，便是层层叠叠围绕田地的260公顷密林。野猪可能从西北方的凤头山山顶而来，也可能从南边黄家坝的山脚而来。它们三三两两，成群结队，压垮玉米地、拱烂红薯田、踩踏油菜和萝卜地。2019年3月，吴青莲购买了一台电野猪的设备，牵电网至田地边缘进行打围。一个月内，电死三头野猪并售卖，
吴青莲住的窝棚。新京报记者 杨柳 摄
长达7年的时间里，67岁的吴青莲在山间的窝棚里度过了超过2500个夜晚。
从2014年开始，野猪频繁入侵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凤头山村。为守护自己的庄稼不被野猪肆虐，吴青莲孤身一人与野猪进行着抗争。
窝棚歪斜、松垮地立在层层田地间。在这个由木条、竹片和广告布、油布、防晒布潦草搭建的棚屋内，她一夜又一夜地暴露在山风和蜀地化不开的湿气中。
时间变得晦暗不清，一些声响分割着吴青莲断断续续的睡眠。有时是灌进棚屋的风声，打雷声，砸向屋顶油布上的落雨声。有时是悬挂在一南一北田地边缘的两个收音机滋滋哇哇的歌声，风撞碎在铁皮上发出的哗啦声。但能让她彻底清醒，起身走向田地的，只有棚屋外急促的狗吠，和野猪奔跑喘息的哼哼声。
站在窝棚向外看，除了吴青莲的5亩庄稼地，便是层层叠叠围绕田地的260公顷密林。野猪可能从西北方的凤头山山顶而来，也可能从南边黄家坝的山脚而来。它们三三两两，成群结队，压垮玉米地、拱烂红薯田、踩踏油菜和萝卜地。
2019年3月，吴青莲购买了一台电野猪的设备，牵电网至田地边缘进行打围。一个月内，电死三头野猪并售卖，触犯了法律。2020年3月，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以吴青莲犯非法狩猎罪，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6个月。除了追缴违法所得1070元，同时赔偿野生动物资源损失1500元。
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受访者供图
在村里服缓刑的日子和已服刑期满的现在，吴青莲仍住在地头窝棚内。这个身高1米5，体重80斤的瘦弱老人，仍战战兢兢地度过每个夜晚，依然在与体长超过1米5，体重超过两百斤的野猪抗争。
被野猪撞破的生活
凤头山村坐落于海拔700多米的陡峭山间。村里70多户人家的瓦片房相隔遥远，隐没在密林深处。走在超过45度的上坡路上，吴青莲身体向前倾斜，脊背上背负着竹枝编的背篓。背篓里是从山上捡的柴火、地里割的猪草、挖的红薯和洋芋。
20年前，吴青莲的丈夫过世。那年，儿子21岁，刚成家，在工地上打工;女儿正念初一，留守村庄的吴青莲照料着5亩庄稼地和两个年幼的孙辈，一直到孙女9岁，孙子6岁。
11月26日晚上，吴青莲坎肩口袋里的老年手机发出尖锐的报时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凑着屋檐下昏黄的灯泡，吴青莲削了半篓红薯。提着喂完猪后，她把手电筒戴在头上，两台收音机一个挂在脖子上，一个挎在左手手臂上，右手拿根竹棍，出发去山上的窝棚。
连日未干的雨水和雾气把石板路浸润得湿滑，布满青苔和落叶。吴青莲拿着竹竿敲敲点点，走得小心。穿过跨越水渠的石桥，是一条陡峭的小路，转过弯，石阶小道变成泥泞的土路，继续攀爬3分钟，就来到了一片开阔的梯田。
冬季的田里种植着油菜、萝卜和包菜。田地边缘的竹子被吴青莲砍断，削面尖锐的竹枝被插在地里，防止野猪进入土地。一脚宽的田垄旁插着一根根木棍，低一些的木棍上固定着两道铁丝，顶部套着红红绿绿的化肥袋、米袋、零食和饮料包装袋。
“颜色多些野猪看了害怕嘛”，吴青莲解释。一些小树上挂着半米长的铁片，吴青莲提起竹棍敲打铁片，哗啦声在山野间层层荡开。
两只小狗被拴在田地两头，听到脚步声后立即警惕地吠叫。
小狗被拴在地头，听到脚步声后立即警惕地吠叫。新京报记者 杨柳 摄
低矮的棚屋立在山梁上，由几根木棍作支架，竹片作门，两道铁丝勾成锁，再用广告布、油布、和防晒网潦草铺盖。一张床占据了不足三平方米棚子的一大半。床的一边也挂着一块铁片，为了让铁片的声音传出去，床头边的覆盖物只有透风漏雨的防晒网。另一边的椅子上放着燃尽的蚊香、灭虫剂和花露水，椅背上歪斜着撑起一把伞——雨夜时它能遮挡一部分雨水。
吴青莲住的窝棚，由木条、竹片和广告布、油布、防晒布潦草搭建而成。新京报记者 杨柳 摄
吴青莲把一台收音机挂在上面的梯田，一台收音机挂在棚屋外的木桶里。从机器里传来的歌声会在地头唱一整晚，直到第二天天光将亮前才被取下。
7年来，吴青莲为驱赶野猪试过各种方法。最初，她敲铝盆，扎稻草人。听村里人说野猪不喜欢辣椒的味道，她还带着铁锅上山，在锅里点燃辣椒和柏树枝，用冒出的浓烟驱赶野猪。
“往年种玉米能有3000斤左右的产量，野猪来了后，只能收500到600斤。去年种了一亩多菜，只打了160斤菜籽，正常应该是能打600多斤。”吴青莲一边说着，一边用满是裂口的手背搓擦着眼睛。
到现在，半米长的铁片敲破了两个，小狗也死了3只。吴青莲仍困囿在逼仄的窝棚，和两只狗，两台收音机，9张铁片共同守着庄稼。“有啥子办法嘛。不去守，又怕麦子苞谷被糟蹋，又怕油菜被糟蹋。”她抱怨着。因长时间吹山风，她眼睛浑浊，眼里总噙着一汪泪水。
正面对峙
除了野猪的威胁，住在田里，蛇虫的侵扰也在所难免。窝棚门口挂着的塑料袋里装着硫磺。进门后，吴青莲弯下身子检查床底，又一层层掀开被褥和枕头。她是怕入冬后蛇钻进棚里取暖。沿着床边喷洒一遍灭虫剂后，吴青莲和衣而睡，一直不离手的竹竿就靠在床边。
为抵御冷风，吴青莲一年四季戴着帽子，夏天是单帽，冬天则是毛线帽。巴中常年雨水丰沛，夜雨又急又密地扑进棚里，她就把枕巾盖在脸上。
田野风声鹤唳，铁片被风吹得震动，收音机的歌声还在吱吱哇哇地唱。吴青莲的睡眠断断续续。每夜，她最少起身4次出门查看田地，警惕着随时可能造访的野猪。
挂在地头的铁片。新京报记者 杨柳 摄
吴青莲曾三次与野猪正面对峙。
第一次发生在2018年，油菜成熟的季节。听到地里有窸窸窣窣的声响，吴青莲走出棚外。看到3米外的田里站立着2只落单的野猪，晃晃悠悠地在地里翻拱。吴青莲走前一步，伸手用竹竿劈啪地打枣树，野猪却还是纹丝不动。她不敢再上前，小心地绕过田野，快步跑回家抱了半鞭鞭炮。在田埂上点燃，鞭炮劈里啪啦爆裂开，这才把野猪吓走。
2019年，听到棚外传来轰轰的叫唤声，吴青莲跑出棚屋用手电筒照看。灌木丛里闪着3双猩红的眼，是3只体形硕大的成年野猪。小狗害怕地呜咽，躲缩在她腿后。她关掉手电筒和脖子里挂着的收音机，一步步往后退。直到摸到斜插在地里的电线杆，才敢拼命用竹竿打着电线，“哨呼! 哨呼!”地大声吼叫着，终于吓退野猪。
距离野猪最近的一次，是2020年10月。野猪出现在吴青莲住的棚外，哼哼的呼吸声隔着油布清晰地透进棚里。她屏息拉开棚门，野猪在冥暗中站成一个鬼影。不到一米的距离，她打开手电筒，强光直射野猪的眼睛。野猪怕光，很快跑开了。吴青莲跌坐在床上，身上的冷汗出了一层。
野猪入侵的村庄
在凤头山村，按村民们的讲述，大多数人都被野猪毁坏过庄稼，也几乎都是像吴青莲这样的老人。村支部副书记李旭介绍，从2015年开始，村里的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常住人口从700多人降为现在的200余人。留守在村里的大多是老年人，靠种地为生。70%的村民都曾向村委反映野猪毁坏农作物。每年5月份玉米挂穗时，野猪冲进玉米地，把还未成熟的玉米秆踏平，这时造成的经济损失最大，收到的投诉也最多。
冲撞进田地里的野猪，也冲撞着务农老人的生计。即使是在玉米采摘完、红薯也已挖完的11月末，走在田地，仍能看见野猪深深浅浅的脚印。“野猪”，也成为村民们聊天时最常出现的字眼。
55岁的年学华，每晚和丈夫轮流着守庄稼。家里种的两亩玉米地，本应收1000多斤玉米，今年收成却只有大约300斤，“连喂猪都不够，还要倒贴钱买糠喂猪。”年学华患有脑梗塞，看东西恍恍惚惚，走路时需要时刻拄着根竹竿。夜晚驱赶野猪时，手里的竹竿变成一端被砍破的竹片。竹片砸在地上，共震出比棍子更大的啪啦响声，“庄稼难得很啊。一晚上起来撵两次，12点一次，1点一次，听到声音就得出去。”年学华苦笑着。
70岁的独身老人张荣华头发灰白，耳廓上堆着新新旧旧的冻疮。为保护庄稼，她也学着吴青莲在地头支起棚子，守夜驱赶野猪超过6年。今年十月末的一个雨天，大风吹倒了棚子，她才搬回房屋里睡。
“张荣华和我一样住坡上。只不过我犯法她没犯法。”吴青莲笑，脸上挤出皱纹重重。
田地里野猪的脚印。新京报记者 杨柳 摄
村民们已说不清到底是从哪一年野猪开始肆虐农田，或许是2013年，或许是2014年。起初，看着地里被吃掉的谷穗，村民们猜测是野牛。直到有人打着手电筒望见野猪，直到野猪大摇大摆地出现在白日的乡村小路。
在村民的描述中，这种动物身披灰黑色硬毛，和家猪相比，鼻子更长更坚硬。再细问野猪的模样，村民们答不上来，哎呀!你去看电视嘛!”
村里流传着一句老话，“一猪二熊三老虎”，意思是在野外最危险的不是老虎而是野猪。对冲撞进自己庄稼和生活的野猪，村民们感到懵懂，他们怀着恐惧、埋怨、忧虑，却也无奈地接受。
电死野猪引发的官司
吴青莲与野猪的矛盾，在2019年彻底爆发了。当年3月，一个外村人上山电野猪，没有文化也并不懂法的吴青莲听信了他的话，从他那里购买了一台能电野猪的机器。在家中安装连接后，牵电网到田地边缘进行打围。每天夜里开启机器，不出一个月的时间，电死了3头野猪。吴青莲割下野猪的一条后腿肉自己食用并分享给村民，剩下的经人联系卖给了猪贩子。
2019年5月22日，吴青莲被巴中市森林公安局巴州区分局取保候审。2020年3月，经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审理判决，吴青莲犯非法狩猎罪，在禁猎期使用禁用的工具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被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6个月。除了追缴违法所得1070元，同时赔偿野生动物资源损失1500元。
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认为，吴青莲使用高达8000伏的高压电设备在田间安装成电网猎捕野猪，具有较高的危险性，同时吴青莲将所猎捕的野猪部分用于销售获利，部分用于食用，可见其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农作物。
合议庭在量刑时充分考虑了吴青莲的认罪、悔罪态度，采纳了公诉机关对吴青莲建议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
提到这段触犯法律的经历，吴青莲支吾着不愿多说，“我不识字，不懂法，哪里知道野猪是保护动物嘛。我做错了事就认罪，最怕的是这个事情影响到我的子孙后代。”
但随着吴青莲案件被报道及持续发酵，网络上的争议也层出不穷：
“保护野生动物的成本岂能让人民群众个体来承担。保护是否应因时而变?”
“野猪繁殖能力强，祸害农民庄稼，野猪的天敌没有了，保护野猪还有什么意义?”
“虽说是有补偿，但农民种庄稼，是为了补偿种的吗?”
被野猪糟蹋的玉米地 。受访者供图
也有网友认为，吴青莲的行为确实是违法了，“她还拿去卖钱了，铺电网也确实太危险了。”
来自陌生网友的评论被阻隔在凤头山村庄外。村庄内，人们更多的是同情吴青莲的遭遇。聚在一起聊天时，总有老人拍拍吴青莲的背，拉拉她的手，“吴婆婆可怜呐，婆婆的地都挨着山，受损失最严重”。
资料显示，2000年8月1日，野猪正式成为国家“三有”保护动物，被列入国家林业局《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
村民们说，自从吴青莲触犯法律被判刑后，大家才懵懵懂懂地知晓野猪是保护动物。开村民大会时，村干部反复强调宣传野猪是国家保护动物，不能扑杀。“野猪是保护动物，不能电，不能杀”，变成村民们挂在口边的话。关于野猪的具体法律保障，村民们并不清楚。
赔偿与猎捕
据巴中市林业局数据，目前，巴中市野猪数量达到了3.5万余头。野猪损害农作物面积20605余亩，直接经济损失1907.63万元。
与保护野猪同时进行的，是关于农作物损失赔偿的争执。找生产队干部、大队书记、村主任询问赔偿事宜，成了村民们熟悉的日常内容。2020年6月，年学华找村委询问，得到的回复是“野猪吃了庄稼不给赔”。吴青莲也曾找过村委，被告知“野猪吃了没得赔偿，要报其他的才有赔偿。”
村民张桂邻是村民们眼里的“聪明人”，“识字，厉害，敢给政府部门打电话”。张桂邻知道相关法律条文，曾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九条规定给巴中市人民政府打电话，询问庄稼被野猪损坏是否有补偿。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九条规定，因保护本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造成人员伤亡、农作物或者其他财产损失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补偿。去年，电话那头的人告诉张桂邻，“没有补偿”。今年11月，再打电话时，他被告知“有补助，但是补助还没下来。”
张桂邻坐在火盆边抽着烟，语气和缓，带着无奈接受的淡然，“野猪糟蹋得我3亩苞谷地今年少收了700斤。说有补助，但看不到补助。不还是个未知数嘛。”
与村民相似，关于农作物损失的补偿费用申请，上报给乡镇林业站，再上报给巴州农业农村局，成了村委会的工作内容。与村民聊天时，李旭同样一筹莫展，“年年都上报，林业部没有相关赔偿政策。只有2014年找民政部门，民政才给拨了4000块钱。哪个够分嘛。”
“上面说是今年能纳入保险了，也算是好事。”聊天时，李旭反复用这句话安抚着村民。
巴州区农业农村局森林资源股股长许雨辰表示，巴州区农业农村局财力紧张，目前没有针对野猪造成农作物损失的赔偿。但农业农村局已拟定野生动物致害损失政府救助责任保险实施方案，正在送审阶段，生效日期应该是明年。
“生效后，巴州区每年会拿不低于30万买保险用作损失赔偿。”许雨辰说。
在巴中市，已有一些区县开始探索实施第三方定损、补偿兑付等保险制度。据巴中市林业局相关资料，2020年，通江县安排40万元/年财政资金购买《野生动物致害政府救助责任保险》，用于野生动物造成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2021年前10个月，保险公司理赔野猪致害农作物122起，理赔金额40477.95元。2018年，南江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野生动物危害农作物有关事项的请示》，每年财政安排20万元生态转移功能支付资金采取公开招标方式确定保险公司开展野生动物致害赔偿机制，2021年前10个月，保险公司理赔野猪致害农作物98起，理赔金额51945.4元。
除了建立保险制度，巴中市也开始采取猎捕措施，控制野猪数量。
根据2021年印发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进一步做好野猪危害防控工作的通知》，在南方丘陵地带野猪种群密度按2只/平方公里控制标准。
一份《巴中市林业局2020—2021年年度野猪猎捕量限额指标的函》显示，巴州区野猪数量达3028余头，按当前种群数量的15%，巴州区年度野猪捕猎量为454头。
巴州区农业农村局于2021年5月联系巴中农联护农狩猎队，在巴州区开展捕猎行动。2021年5月，狩猎队曾去凤头山区捕猎，出动8个人、20余条猎狗，三天内仅捕获2头野猪。
巴中农联护农狩猎队对猎捕到的野猪进行无害化处理。受访者供图
由于不具备枪支申请条件，巴中农联护农狩猎队只能依赖猎狗进行猎捕活动。狩猎队负责人甘先生介绍，狩猎队的成员都是有其他工作的户外运动爱好者，狩猎经验不足，只能根据野猪留下的脚印追踪。巴州区各村庄未建立预警系统，由于没有红外线等监测方式，捕猎活动开始前只能靠走访村民，搜集野猪出没路径的线索。
许雨辰说，因狩猎野猪效率太低，农业农村局与狩猎队的合作也暂时搁置了。“(狩猎)费用也很高，不如拿给老百姓补贴。”
放眼到整个巴中市，猎捕同样推进困难。巴中市林业局介绍，目前巴中市仅有6家猎狗猎捕狩猎队，截至现在，全市通过合法猎捕的方式仅猎捕野猪28头。
猎捕野猪缓慢推进的同时，野猪仍在以一年两胎，每胎4到12头的速度繁殖。巴州区农业农村局数据显示，2020年9月15日上报巴州区野猪种群数量为3028头，2021年11月29日，巴州区野猪数量增长为4400余头。
坡上的“野人”
对人兽冲突爆发的原因，四川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动物学专家冉江洪分析，“野猪分布广泛，生活在多种生境和海拔段，为杂食，食物丰富，繁殖能力强。在缺少大型捕食动物，以及严格保护野生动物的情况下，野猪种群得到了快速恢复和种群增长，特别是在农林交错区域，由于退耕还林和撂荒地面积的增加，为野猪种群增长提供了条件。加之现有防范野猪种群危害农作物的手段有限，所以造成了在局部区域的人兽冲突矛盾。”
巴中市林业局则回复记者：将进一步完善野猪危害监测、预防、种群调控、保险、补偿和评估等工作，确保工作取得实效，切实维护老百姓切身利益。
专家怎么说，野猪从何而来，习性是什么，为何会泛滥至此，政策法规推行到哪一步，农民能拿到多少赔偿……诸如此类的问题，吴青莲一无所知。在凤头山村密林深处，被沙树、青冈树、松柏、芭蕉和硕大的灌木环绕的家，吴青莲坚固地重复着她的时间表。
老年手机报时到晚上8点，吴青莲开始准备食物喂猪，喂完猪就上坡守夜。每天清晨，晨曦初露时再下山，烧煤炉，先把猪食煮上，扫院子，再洗脸做早饭。吃完早饭，又该到山上干活了。5亩地里上季种洋芋、红薯、苞谷，下季种油菜、小麦、包菜，土地里的作物按时节生长，吴青莲按晨昏上山下山。
今年巴中雨水格外多，细细密密不停歇地下。连野猪都不怕的吴青莲最怕打雷天。雷声混合着闪电劈落在田地，雨水淌进棚屋，她躺在濡湿的床铺里战战兢兢，担忧着远处还在唱歌的收音机被闪电劈中，担忧着棚屋不远处的电线杆导电引燃木屋。
“那么大的雨，你莫去了，棚棚打坏了怎么办嘛。”孙女劝吴青莲。“我去守，我要把自己的生活维持好。”吴青莲总这么回答。儿子女儿挣钱苦，现在还没有在城里安定，孙子明年要考大学，补习班生活费都需要钱。野猪是保护动物，不能电，不能打，不能卖，只能驱赶。能守一天是一天。这些思绪密密麻麻缠绕着67岁的老人，她坐在火盆边，摊开手掌，手指皲裂黝黑，多年的泥垢藏在其中，再难洗净。
11月初，因担心风雨吹翻棚子，吴青莲着急地跑上山，不小心摔了一跤，坐在石板上久久不能动弹。她在床上躺了4天，不敢去看医生，因为“输一瓶液要48块钱”。凑合着贴了几片膏药，等着骨椎慢慢恢复。因长时间睡在山风里，吴青莲病痛不断，感冒，脑壳痛，关节也痛。家里的两大包药，除了消炎药，膏药，就是一大袋一大袋的感冒冲剂，“一袋不到10块钱”。
因她每夜在山里大声喊叫，敲打铁皮，山顶的村民有时会被传来的声响吵醒。第二天找上门来，开玩笑地唤她，“白毛女”，“野人”。吴青莲摸摸自己粗硬的头发，鬓间和额前的碎发已经灰白，像落了霜的麦茬，“可不是白毛女嘛，我这头发都白了。”她也不恼，只是笑笑。被野猪撞破的日子还要继续，在弥漫着猪食酸沤气味的院落，她说她还要一直守下去。
(吴青莲为化名)
文丨新京报记者 杨柳 编辑丨胡杰 校对丨吴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