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末抄本内容大全（宋书专题张忱石）

宋末抄本内容大全（宋书专题张忱石）1963年，山东大学的王仲荦、张维华、卢振华，武汉大学的唐长孺、陈仲安，南开大学的郑天挺，中山大学的刘节，吉林大学的罗继祖都借调了过来，随后中央民族学院的傅乐焕也加入进来。商调人员来齐之后，金灿然非常高兴，兴奋地说：“哈哈！中华书局居然把南开大学副校长郑先生都调来了。”踌躇满志，心想点校工作一定会顺利进行了。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始起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最先整理的是前四史，《史记》由顾颉刚负责，负责具体工作的为贺次君。《汉书》由西北大学历史系老师及55级学生集体点校。《后汉书》《三国志》分别由书局宋云彬、陈乃乾点校，这两位并非研究东汉、三国的专家，全凭旧学根底来做。时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的金灿然知道，必须调动国内第一流的专家集中起来工作，而这些专家大多在高等院校历史系。他上报文化部，得到支持，由中宣部邀集文化部、教育部协商借调专家，集中在中华书局工作。史局汗青欣有日，字编属稿愧无津。遥

《宋书》

中华书局的“南王北唐”

1976年秋，整理二十四史完毕，王仲荦先生作有题为《十年》的七律，诗云：

十年踏破六街尘，老至愁经客子春。

史局汗青欣有日，字编属稿愧无津。

遥山红叶休焚翠，近郭黄流漫卷银。

一夜西风寒透骨，不知原是病中身。

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始起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最先整理的是前四史，《史记》由顾颉刚负责，负责具体工作的为贺次君。《汉书》由西北大学历史系老师及55级学生集体点校。《后汉书》《三国志》分别由书局宋云彬、陈乃乾点校，这两位并非研究东汉、三国的专家，全凭旧学根底来做。时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的金灿然知道，必须调动国内第一流的专家集中起来工作，而这些专家大多在高等院校历史系。他上报文化部，得到支持，由中宣部邀集文化部、教育部协商借调专家，集中在中华书局工作。

1963年，山东大学的王仲荦、张维华、卢振华，武汉大学的唐长孺、陈仲安，南开大学的郑天挺，中山大学的刘节，吉林大学的罗继祖都借调了过来，随后中央民族学院的傅乐焕也加入进来。商调人员来齐之后，金灿然非常高兴，兴奋地说：“哈哈！中华书局居然把南开大学副校长郑先生都调来了。”踌躇满志，心想点校工作一定会顺利进行了。

王仲荦先生是在过了五十岁生日后到中华书局来的。当时的分工是：王仲荦负责《宋书》《南齐书》， 卢振华负责《梁书》，张维华负责《陈书》，《南史》由卢、张两位负责；南朝五史的总负责人为王仲荦；北朝四史的总负责人为唐长孺，除了王永兴负责《魏书》，其余三史皆由唐长孺点校。陈仲安当时是唐长孺的助手，他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时为讲师。唐先生有意培养他，让他协助自己点校了《北齐书》和《周书》。

点校二十四史非一般的古籍整理可相比，既要使用全套标点标线符号，还要校勘各种版本，收集前人今人校勘成果，写成校勘记长编，然后再从中选择精辟之见，撰写校勘记。文字讹误、史文失实如何出校，改字尺度如何掌握，校勘记不像写论文，必须言简意赅、击中要害。这些都无前例可循，只能摸索进行。王唐两位先生，仿佛相约而行，都先从较小的史书着手，取得经验后再点校较大的史书。至1966年5月，已经点校完成《南齐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五部史书，因文化大革命骤起，1966年5月所有借调人员全部回原单位，工作停止。为了记述方便，我把整理二十四史分为三个阶段，1963年至1966年为第一阶段。

1967年春，上级又通知整理二十四史。“文革”进行了一年，原点校者近况不明，于是书局派人到各地了解情况和调人，我曾到济南，山东大学造反派不同意商调王仲荦、张维华，只调来卢振华一人。我回京后，见唐长孺、陈仲安已到，原点校者仅三人而已，其他点校人员都从北京各学校抽调。极“左”思潮横行，时时干扰工作，至同年秋季，便草草结束了，为时仅半年余，没有成绩，只有教训。这算是第二阶段。

1971年夏，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重新恢复业务，这是第三阶段，除整理二十四史外，增加了《清史稿》。中华书局亦由西郊迁至王府井大街原文联大楼，各方面条件已大不如前，屋宇狭小，原点校者只调请了王仲荦、唐长孺、陈仲安三人，其他整理人员由本市商调。在此期间，王仲荦先生点校了《宋书》，《南史》原定卢振华、张维华点校，张先生由于年纪关系没有参加，卢先生虽肢残卧床，仍然参加了，不过在家工作，王仲荦先生也参加了《南史》的点校和审定工作。北朝的《魏书》原是王永兴点校，并作了些准备工作，因原单位有事调回，这时改由唐长孺点校。陈仲安已取得丰富的古籍整理经验，独挑《北史》，由其一人完成。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纷乱的时代，既分南北朝，而又王朝短暂，迭更频繁，有的史书虽然卷帙较少，但流传中散佚扞格，矛盾甚多，点校匪易，但在王仲荦、唐长孺两位先生的主持下，共点校了九部史书，几近二十四史之半。整个二十四史点校中，不少老先生只参与了一部史书的点校，或与他人共同点校一部史书，像王仲荦、唐长孺一人负责几部史书的点校，是绝无仅有的。五六十岁正是他们著书立说的最佳时期，可是他们却把时间都贡献给了中华书局。

王仲荦先生刚到书局不久即有高血压症，七十年代又发现糖尿病，至1976年又突发心肌梗塞，住进同仁医院，可谓耗尽心血。“史局汗青欣有日，字编属稿愧无津”，“一夜西风寒透骨，不知原是病中身”，都是真实的记述。王、唐两位先对二十四史点校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中华书局有人概括为“南王北唐”，表彰他们的功绩。王先生很谦虚，听到后表示不大妥当，说：“唐先生年岁学问都在我之上，应当叫‘北唐南王’。”但是“南王北唐”叫开了，也顺口，就很难更改了。

这是谁概括的呢？我在“文革”中已听到此语，应当产生在六十年代，当时点校二十四史的老先生都在西北楼工作，书局职工在办公楼上班，两处有一定距离，彼此亦无接触，与他们往来并了解二十四史分工的只有三个人，即金灿然、赵守俨、宋云彬。到底出于何人之口，岁月悠悠，已难稽考，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牢记不忘他们的功绩。2007年王仲荦诞辰九十四周年、2011年唐长孺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中华书局隆重出版了《王仲荦著作集》和《唐长孺文集》，既是对两位学者的怀念，亦使他们的学术思想，久存人间，传世流芳。

这里我要略讲述王仲荦团队的“二华”，即张维华和卢振华二位先生。有关回忆二十四史的回忆文章，很少言及他们，尤其卢振华先生是在克服常人少见的困难情况下，完成《南史》的点校工作的。

张维华（1902-1987），字西山，山东寿光人。他出身农家，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上了大学。1928年齐鲁大学毕业。1931年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学习，参加禹贡学会，协助顾颉刚编辑《禹贡》杂志。1952年到山东大学任教，长期从事战国秦汉史、明清史、中西交通史研究，著有《论汉武帝》《中国长城建置考》《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等。

卢振华（1911-1979），字南乔，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3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学生期间即在《师大月刊》上发表《李杜卒于水食辩》（后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李白研究论文集》）。抗战间，在重庆北碚编译馆工作。1946年北上青岛，到山东大学任教，后随校迁居济南，任副教授，教授。卢先生长期研究《史记》，收集了不少史料，拟作《史记新注》，其间发表论文大多与司马迁和《史记》有关。

我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曾经说过，整理二十四史有三个阶段，但三个阶段都参加者只有四个人，我只列唐长孺、陈仲安、赵守俨三人，于是引起一些人的猜测，还有一人是谁？就是卢振华，因为第三阶段卢先生因瘫痪卧床，无法赴京，而是在家中完成了点校《南史》的任务。

卢振华先生参加二十四史点校工作是很不容易，又克服了不少困难的。他的夫人神经有些疾病，1967年5月我们去济南商调卢先生时，正在房间里谈话，忽然从厨房里传来阵阵怪异的叫声，卢先生苦笑了一下，伸出双手，一副无奈的样子，意思是自己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生活的。1970年春济南雨雪，卢先生不慎摔倒，大腿骨折，虽然作了接骨手术，但那时缺乏康复训练机构，造成下肢瘫痪，既不能坐，又难翻身，只能半躺半坐靠在床头。

1971年夏恢复二十四史点校，卢先生不忘初约，坚决要求参加《南史》的点校工作。为了少上厕所，他尽量少喝水，要用的书，叫人放在四周，手能够到的地方。卢振华先生半躺在床头，在克服重重困难，用三年时间与王先生合作，完成了《南史》的点校。王仲荦先生十分关心卢先生的健康，每次从济南回来，总要同赵守俨谈论卢先生的近况，都是不好的消息。1976年春，王先生说：“南乔身体是真的不行了，人已脱型，恐不久于人世了。”卢先生是1979年病逝的，他生前见到了《梁书》《南史》的出版，这大概是对这位老人的最大慰藉了。

卢振华先生

他的著作与治学精神及对后人的启迪

王仲荦先生1913年生于浙江省余姚。余姚是王阳明、黄宗羲的故乡，也是清代浙东学派的发源地，可谓人杰地灵之处。他的祖辈都是农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掀起工业救国的浪潮，王先生的父亲仗着勤劳聪明，先后创办了六七家火柴厂，生产马头牌火柴，风靡一时。王先生幼年家庭富裕，受到了良好教育。他十八岁结婚，岳父余岫云在留日期间拜章太炎为师，后来又把王仲荦介绍给章太炎做学生，岳婿同出章门。王先生一生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解放前曾执教于太炎文学院、中央大学。1947年由赵太侔延聘至青岛山东大学。五十年代，山东大学由青岛迁至济南，工作至1986年6月病逝，享年七十三岁，与孔子相同。

王先生著作等身，硕果累累。以写作起始时间大体如下：青年时即着手撰写《西昆酬唱集注》《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五六十年代有《曹操》《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 1963年至1967年点校《南齐书》，1971年至1976年点校《宋书》及《南史》等；1977年至1986年则出版了《㟙华山馆文稿》《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金泥玉屑丛考》等。王先生生活在外患内乱动荡不休的时代，研究与写作的条件并不好。在他二十多岁学问刚起步之时，遭受一连串的变故。1930年世界经济危机，民族工业受到严重冲击，火柴厂倒闭破产。妻子余凤年患肺病亡故，两岁的女儿从床上垂落夭亡，父亲亦不久病逝。之后又遇日寇侵犯，王先生孤身辗转云南、四川等地，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敌机经常轰炸，图书资料匮乏，物价飞涨，独自眠餐，身患肺病，生活环境很不好，难以专心著书立说。抗战胜利后，复员回南京，又遇上派系斗争被解聘，到山东大学任教。解放后，认识了郑宜秀同志，组建家庭，生活有人照顾，但政治运动不断，在“拔白旗”运动中，与童书业列为批判对象。1963年借调北京中华书局整理二十四史，前后耗去十年。“文化大革命”又受冲击，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1986年逝世，能安心写作的时间不过八九年而已。为什么王仲荦先生在学术研究上有这么多成果？除了他天资聪颖，文史功底扎实外，还有三个因素。

王仲荦先生

首先，遇上好老师，有了做学问的好题目。

王先生读大学时，喜欢晚唐诗人李商隐、温庭筠这一流派的诗歌。学他们的诗，要多记典故。国文老师任菫叔是晚清画坛大师任伯年的长子，善诗能书，教导他选择一部同温李诗风相近、典故多而卷数少的《西昆酬唱集》加以笺注。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工具书很少，只有清人的《佩文韵府》《骈字类编》等，这些书上没有记载的典故，就只好靠自己一部部书详细翻检，日久天长，不但解决了注释，也充实了自己。

《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出的题目。从三国到隋代，十个王朝，记载其历史有十二部正史，记载其典章制度的志书，职官志、地理志尤为重要，称之研治历史的钥匙，但是只有《晋书》《宋书》《南齐书》《魏书》《隋书》有以上两志，《三国志》《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七部史书都没有志，于是自清代以来，不少学者为之撰著。职官方面有清人洪饴孙《三国志职官表》、周广业《季叔官爵考》。地理有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东晋疆域志》及《十六国疆域志》，他的儿子洪齮孙有《补梁疆域志》，近人臧励龢有《补陈疆志》。总的来说补职官志的较少，因为各王朝官制上陈陈延袭，变化不大。宇文氏企图用官制的改革，使北周王朝永远统治下去，但是《周书》却无职官志，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地理方面，十个王朝经后人补撰，所缺的只有北齐、北周了，王仲荦先生的《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就是弥补正史上的空缺。我曾问过王先生，你的著作中最满意的是哪本书？他说：“还是北周的两部书，它能传后。”

其次，具备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精神。

王先生学问起步之时惨遭变故，国破家亡，但他没有沉沦，没有弃学。抗战之时，仅带三部稿子，从上海到昆明、重庆，又到南京、青岛，再到济南、北京，只要一有空闲便沉下心来，整理旧著，不断充实史料，反复修订。当年撰写这些著作之时，王先生尚是二十出头一文学青年，等到出版之时，已是年近七旬的老翁。这种“良工不示人以璞”的治学精神，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第三，善于利用时间。

1963年在京整理二十四史时，由于生活环境的变化，王先生血压骤然升高，医生建议多休息。书局领导亦很重视，劝王先生暂回济南在家休息一段时间，等血压平复后再来北京。他说：“回去舟车劳顿，还不如在书局休息。”他到书局图书馆借来闲书，换换脑子，其中有新出的影印本《永乐大典》七百三十卷，浏览一遍，写成《渤澥一勺》，后来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病养好了，成果也出来了。由此可见，王先生是很会利用时间的，效率也很高。他在书局白天整理《南齐书》等，晚间修订旧稿《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并在京完稿。

1976年“四人帮”粉碎，为学术著作的出版繁荣创造了条件。王仲荦先生把《西昆酬唱集注》《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三部著作一并交中华书局出版，这在参与点校二十四史的老先生中绝无仅有，令人刮目。我冒举鼎绝膑之险，担任《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两书的责任编辑，几乎一字不遗地认真拜读了这两部稿子，见王先生对《北周六典》编有《事类索引》，而《北周地理志》却无地名索引，不便检索，我特为此编了地名索引，他在前言中表示感谢。其实，却是我应当谢谢王仲荦先生，为什么呢？

中华书局出版的《西昆酬唱集注》、《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

一、 引领我进入史学之门。我在大学时，痴迷古代戏曲，毕业论文亦是与三位有共同爱好的同学一起校注明传奇《浣纱记》，本想终身研究古代戏曲。“文革”一来，文化部被批判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古代戏曲十部传奇九相思，大多以才子佳人为主。我想这下完了，今后干什么呢？整理二十四史，是从干校突然调回来仓促应付的，我对史学没有下过工夫，所以十分迷茫，不知搞文学还是历史，便向王先生请教。我刚把话讲完，王先生几乎不加思考立即回答：“搞历史。我原来也搞文学，在中央大学是中文系，后来到山东大学才搞历史。搞历史面宽，实在。”我听了王先生的教导，后来书局恢复原来的编辑室建置，我毫不犹豫决定留在古代史编辑室，一直干到退休。

二、启迪我治学的方法。1972年我刚从“五•七”干校调回，参与二十四史的编辑工作，环顾四周，这些点校二十四史的老先生，个个学富五车，专精一史或数史。书局的老编辑，杨伯峻擅长古代汉语，先秦典籍背诵如流，赵守俨娴熟编辑业务，精于唐史，可是我腹中空空，无所适从。我急于充实自己，几乎什么书都读，漫无边际，收效不大。但等我拜读了《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之后，顿时眼前一亮。我想，当年章太炎给王先生出此两题时，他尚是一介青年，学问起步未久，但是围绕这两个主题读书，陆续收集史料，不断补充完善，反复修订，得以成书。书编成了，王先生早已成魏晋南北朝史专家。这种有目标的学习方式，是很有效果的，为什么不跟着学呢？

但是，找什么样的题目呢？我思考着、寻找着。八十年代我参与编撰《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所收典籍中有清人赵钺、劳格的《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留下深刻印象。唐尚书省有六部，左司辖吏、户、礼三部，右司辖兵、刑、工三部。各部设四司，正长官为郎中，副长官为员外郎，合称郎官。唐尚书省立有左右两司石柱，凡升任郎官，即石柱题名，荣耀至上。两石柱北宋时尚存，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金石录》有记录，但自元之后，右司石柱亡佚，仅存左司石柱。清人赵钺、劳格根据石柱题名，辑录有关该人史料，撰成《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二十六卷，成为查阅唐人生平事迹的重要工具书，甚至有人称其为“郎官词典”。但是这部“词典”并不全，右司郎官缺如。我想，唐人的《登科记》早就亡佚了，清人徐松补撰了《登科记考》，《周书》缺志，王仲荦先生撰著了《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我为什么不补作《唐尚书省右司郞考》呢？这不是很好的题目嘛！

题目选定后，又向唐代文史界的前辈请教，他们都认为题目很好。于是我说干就干，学习王先生围绕题目阅读有关典籍的方式，不断收集史料，还发现不少左司郞官的史料，是清人未见的，亦一并抄录下来。我又想，既然要把有关唐代史料巡检一遍，为什么不一石二鸟，多做几个项目呢？唐王朝实行的是三省并重制，自然想到门下省的给事中和中书省的中书舍人。经过三十余年的努力，《唐尚书省右司郞官考》《唐尚书省郞官石柱题名考补考》已编撰完成，正在排印之中，《唐给事中考》《唐中书舍人考》亦已交稿，这些微小的成绩，要是没有王仲荦先生著作与治学精神的启迪，是不会有的。已故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施和金先生是位历史地理学者，曾为中华书局点校《读史方舆纪要》《方舆胜览》等地理总志，他亦是受到王仲荦《北周地理志》的启发，撰写了《北齐地理志》，弥补了《北齐书》的空缺。他在前言中多次感谢王先生，并写道：“王先生生前，我曾与之讨论过《北周地理志》中一些问题，他非常谦虚，从善如流，可惜王先生今已作古，不能当面向他请教了，但他在《北周地理志》中留下许多宝贵财富，为我今天所用，我真是要非常感谢他。”

王先生的著作与治学精神都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受惠的后人应当是很多的。虽然王仲荦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多年了，他的形象时时浮现在我眼前，我会永远感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