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语之言：世语也新说

世语之言：世语也新说这并非在下主观臆测，而是《世说新语》三十六门中，首先记叙的是反映儒家士人特长的“孔门四科”，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也许出于某种思考或意图的考量，刘义庆没有采用“孔门四科”的另一说法：文、行、忠、信。几乎篇篇都以典型细节，简要记叙故事轮廓、夹叙夹议概括评说士人品行与其人生的相互关联，语言艺术上却较多体现了美文创作意义上的“文学”在中古时期的独立性，体脱志怪，喻道论政，而不再局限于古体旧义。如《德行第一》结尾部分，记叙吴坦之、吴隐之兄弟两人丧母之时号踊哀绝，路人落泪。邻居韩康伯之母甚为哀伤恻隐，每闻哭声便对韩伯说：“汝若为选官，当好料理此人。”韩伯也很了解他们的品性。可是等到韩伯当了吏部尚书时，哥哥坦之已经哀痛而亡，韩伯就提拔坦之的弟弟隐之，以使其富贵显达。此事并非虚构，《吴氏谱》和郑缉《孝子传》有载，《晋安帝纪》里说坦之为广州刺史时，曾饮贪泉赋诗云：“石门有贪泉，一歃重千金。

作者：刘万成

中国小小说早就有了，南朝宋代刘义庆《世说新语》就曾被文学界认为是中国古代的小小说。也许中国中古时的小说就是“街谈巷议”，所以鲁迅将其归入小说品种，且在《中国小说史略·世说新语与其前后》里也认为书名的不同，是因《世说新语》前后历经衍生、变异所致。

然而，中西小说观念不同。比如欧美小说跟故事的区别在于：单词tale，意为故事、传说；小说fiction，即虚构文字。这就是美国马瑞志教授将“世说新语”译作tale，而没有译为fiction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看，《世说新语》还没有达到今天欧洲文坛认为“小小说就是人的任何意向性的可能，它颠覆了从现实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小说思想。它把小说界定为一种媒介空间，它所给予的人的形象可以成为读者自我认同的种种意向性支撑”的可能及特点，因为《世说新语》写的1370多个各色人物，虽有少量错讹和张冠李戴现象，但其绝大多数都是有据可考的真人故实，而决非作者的有意虚构。

今从书名看，据《新唐书·艺文志》王方庆说《续世说新书》的记载，说明《世说新语》初有《世说新书》之名。《新唐书·艺文志》中又通称其为《世语》。大约自宋代开始，它才被人称作《世说新语》，而一枝独秀。据南朝梁代学者兼文学家刘峻（字孝标）等注，涉及书籍四百余部，征引浩博。从内容看，《世说新语》倒很符合唐代刘知几（661——721）《通史》外篇《杂说中》所言——“上述两汉、三国及晋中朝、江左事”，“皇家著晋史多取此书”。因而将《世说新语》视作反映中古士人生活、风尚和思想的重要史籍似无不妥，但从其所录士人言行看，却似乎还可称之为对中古诸多士人言说议对、趣闻轶事的编录与评说。

这并非在下主观臆测，而是《世说新语》三十六门中，首先记叙的是反映儒家士人特长的“孔门四科”，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也许出于某种思考或意图的考量，刘义庆没有采用“孔门四科”的另一说法：文、行、忠、信。几乎篇篇都以典型细节，简要记叙故事轮廓、夹叙夹议概括评说士人品行与其人生的相互关联，语言艺术上却较多体现了美文创作意义上的“文学”在中古时期的独立性，体脱志怪，喻道论政，而不再局限于古体旧义。如《德行第一》结尾部分，记叙吴坦之、吴隐之兄弟两人丧母之时号踊哀绝，路人落泪。邻居韩康伯之母甚为哀伤恻隐，每闻哭声便对韩伯说：“汝若为选官，当好料理此人。”韩伯也很了解他们的品性。可是等到韩伯当了吏部尚书时，哥哥坦之已经哀痛而亡，韩伯就提拔坦之的弟弟隐之，以使其富贵显达。此事并非虚构，《吴氏谱》和郑缉《孝子传》有载，《晋安帝纪》里说坦之为广州刺史时，曾饮贪泉赋诗云：“石门有贪泉，一歃重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遂为卢循所攻，而还京师，“历尚书、领将军衔”。可见隐之因重孝道而光耀门楣，此言不虚。

然而《世说新语》自《文学》以下诸门，大抵按照一定主题，分类撰集大量有关材料，篇中褒贬互见，品评每况愈下，《宠礼》以下各篇以负面价值判断为主。全书诸多篇什一如《文学》《赏誉》《言语》《品藻》等，依循前人并集中呈现了当时名士风度、魏晋清谈玄论等士人文化特点，而对刘向散佚《世说》及尚存《说苑》等著作的依仿痕迹明显。不过清代康熙年间成文的《弟子规》中的修德、言行和学文观点，却与《世说新语》对“孔门四科”的看法一脉相承。该书主编刘义庆似乎懂得“德才兼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个道理，其叙说的人物各不相同，被其正面品评者当是他心目中堪称楷模的中古士人。

如若不然，全书缘何以“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这个真实人物故实的叙写开篇呢？因此我说，《世说新语》其实不同于一般的故事、传说和小说。它的核心主题还是宣扬儒家思想，总体上权可看做我国中古士人名流的日常行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