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幼年被抬进紫禁城（北京记忆段祺瑞）

溥仪幼年被抬进紫禁城（北京记忆段祺瑞）民国十几年的时候，有一位前清的总管太监李乐亭对我说：“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东交民巷改了一次名儿，人们管它叫‘鸡鸣街’，”。我当时认为他是随便一说，也未深问。后来偶阅《北京竹枝词》一书，才知道那时确曾有过此名。该书中有前清光绪二十六年，复农写的《都门纪变百咏》一首词中说：“义和团众把东交民巷改为鸡鸣街，因为《推背图》中有‘金鸡啼后鬼生愁’一语也。”又清人某氏，于光绪二十六年时，写的《庸扰录》（此书专记北京义和团的事情）中说：“将京城之东交民巷，改名为‘切洋鸡鸣街’，大张揭贴，到处传布。”虽然这个名称改的时间不长，但是亦可知当时中国人民的敌忾同仇，誓除魍魉之心！二、鸡鸣街清代，这里的官署，有工部、翰林院、詹事府，堂子……还有王公的府邸（如肃王府、镇国公府……）和大臣们的住宅（如大学士徐桐……）。清朝乾隆年间，在东交民巷里盖了一个驿馆（又名内馆），是为外国（如缅甸、朝鲜、尼泊尔……）来

一、东交民巷

东交民巷，原名东江米巷。明朝嘉靖时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载：“东江米巷在正阳门里，南熏坊。”清朝光绪时的《京师坊巷志稿》中载：“东江米巷，亦称东交民巷。西口有牌坊，曰‘敷文’；西江米巷，亦称西交民巷，东口有牌坊，曰‘振武’”。明朝的时候，东江米巷西口的牌坊，曰“文德”，西江米巷东口的牌坊，曰“武功”。全是取文东武西之意。

明清的时候，因为这里有卖江米的铺子，（做萨其玛、芙蓉糕、爱窝窝、江米条、江米酒、江米藕、元宵、粘糕、凉糕、粽子、江米糖……等，都是用江米。饽饽铺做“蓼花”，也是用江米坯子。）所以就起名叫江米巷。

东江米巷，在明清两代之时，是几个胡同（白家栅栏、花子营、洪厂胡同、台基厂、卖羊肉胡同、水獭胡同……）相互通连的一条坊巷。三里长街，商贾云集，是个繁华的地区。清朝乾隆时，潘荣陞的《帝京岁时纪胜》中记载：“貂裘狐腋，江米街头，珊瑚珍珠，廊房巷口。”可知昔日之盛况。

清代，这里的官署，有工部、翰林院、詹事府，堂子……还有王公的府邸（如肃王府、镇国公府……）和大臣们的住宅（如大学士徐桐……）。

清朝乾隆年间，在东交民巷里盖了一个驿馆（又名内馆），是为外国（如缅甸、朝鲜、尼泊尔……）来北京进贡的使臣们临时居住的地方。据《大清会典》载：“内馆设在天安门迤东的东江米巷内，用以接待外国使节和客人。”另有为蒙古与西藏因公来京的臣民而设立的外馆（在安定门外）。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有的外国，如英、俄、德、法，就在东江米巷里自设了使馆。不是公使，也随便到这里来常住（按清廷的规定，凡外国使节来北京办事的，其居留的期限，都不得超过四十日。）他们既不向清政府衙门去申请，清政府的衙门也不敢过问。他们自认为这是外国侨民居住的地方，就把江米巷这个名称擅自改为“侨民巷”。因为“侨”和“交”两个字音近似，北京人就把它叫成“交民巷”了。（关于“侨民巷”之名，是一位日本大学教授告诉我的，他是听写《北京繁昌记》的中野江汉说的。）

二、鸡鸣街

民国十几年的时候，有一位前清的总管太监李乐亭对我说：“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东交民巷改了一次名儿，人们管它叫‘鸡鸣街’，”。我当时认为他是随便一说，也未深问。后来偶阅《北京竹枝词》一书，才知道那时确曾有过此名。该书中有前清光绪二十六年，复农写的《都门纪变百咏》一首词中说：“义和团众把东交民巷改为鸡鸣街，因为《推背图》中有‘金鸡啼后鬼生愁’一语也。”又清人某氏，于光绪二十六年时，写的《庸扰录》（此书专记北京义和团的事情）中说：“将京城之东交民巷，改名为‘切洋鸡鸣街’，大张揭贴，到处传布。”虽然这个名称改的时间不长，但是亦可知当时中国人民的敌忾同仇，誓除魍魉之心！

三、使馆界

1900年8月，美、日等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时候，杀烧抢掠，胡作非为，清廷在东交民巷里的官署，各王公府邸，以及老百姓的住房和各家铺户（如内联陞鞋铺），全都被他们给焚烧拆毁，片瓦不存。

第二年9月，腐败的清政府，派李鸿章为钦差大臣，在北京，与英、法、德、日、美、俄、意、西、奥、比、荷等十一个国家的代表议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中的第七条规定，把东交民巷划为外国的“使馆界”。使馆界内的一切事情，由他们各国自己管理，中国政府一概不能过问。

各国随便划定地界，各立使馆及兵营，在使馆界内，长期驻有军队，任意调动。美国、日本、德国……都建有很大的兵营。他们还把崇文门内大街路西，北至东长安街一带的民宅和铺房完全拆除，把这一大片空地，做了他们的练兵场和跑马场。

不准中国的军警武装进入界内，不准中国政府在界内设立官署，不准中国人在界内盖房居住和设店营业。1902年，又和清政府签订了一个《北京各国使馆界址四至专章》，专章中规定，在使馆界外，还得有一条很大的“公共道路”。这个“公界”之内，不准有房屋，在东长安街以北，80米宽的地方，属于公界（当时的东长安街没有现在这样宽）。东单牌楼头条路南的房子，正在80米的公界之内，所以就完全给拆没了。东单没有头条这个胡同，就是这个原因。

清人仲芳写的《庚子纪事》中说：“东交民巷一带，东至崇文门大街，西至棋盘街，南至城墙，北至东单头巷，遵照所订条约，俱划归洋人地界，不许华人在附近地区住居。各国修盖兵房、使馆、四面修筑炮台，而我国若许衙署、民房、皆被占去拆毁矣。”又富察敦崇的《都门纪变》中，有一首“御河桥”诗写道：“长安门外御河桥，轿马纷驰事早期；不料皇居冠盖地，炮台高筑欲凌霄。”

就是人力车这种小事，使馆界内，也另有100多辆白牌人力车，他们专拉东交民巷里的外国人，不受北京警察厅的管理。北京市的蓝牌人力车，则不准在使馆界内停放，更不许他们拉外国人。

各国使馆还雇用中国人在使馆界内给他们当巡捕（庚子年，北京成立了巡捕队，所以最初的时候，北京人管警察叫巡捕。巡捕驻守的地方、街道或路口，盖一个木板房，北京人称之为“巡捕阁子”。后来，设立了内外城巡警厅，又改叫巡警。成立警察厅之后，才称为警察），给他们看门儿、站岗。当时，北京人管他们叫“洋巡捕”。他们专盘查在使馆界内各处观望的中国人，以及附近的行人。前清宣统年间的《京华百二竹枝词》中说：“东交民巷，中人充洋巡捕者，严阻诸色车辆行走……有心人经过此巷，能无感动于中也！”尤其是外国人对于中国人的态度，更是非常蛮横，据朱德裳的《三十年见闻录》中说：“在庚子以后，士大夫以得外人一声为荣，望东交民巷如天上。”可见竟有些人如此卑鄙无耻！

东交民巷的东、西、北三面围墙上，全修有枪口和炮眼。南面，是由前门到崇文门之间的一段城墙，外国人随便上去，用望远镜向各处瞭望。有的还用照相机到各地去拍照。

各国，有的还在东交民巷内设立银行。如美国的花旂银行、英国的汇丰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俄国的道胜银行。除银行之外，还有洋行，如法商的亨达利洋行，专卖各种洋货。这些外国银行，都雇用中国人给当“买办”，为了给他们吸收存款，及办理抵押、贷款等事。存款的利息很小，贷款的利息大，想方设法，剥削中国人民。有些中国人，居然相信这些外国银行，把钱存到他们那里去。还有的人，花保险费，把珠宝古玩房地契等贵重物品，送去保险，认为他们可靠。

举两个事例说一下：一，据《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中说：曹锟（直系军阀，当过北洋政府的总统）把他的大量现金，交给他的弟弟曹锐（当过北洋政府的直隶省长）经管，连同曹锐本人的钱，大部分都存入花旂银行、汇丰银行，和东方汇理银行，所有这些存款的户头，全是用假造的堂号或某某记，由曹锐一个人亲手办理，存摺、钱数，别人谁也不知道。民国十三年，曹锐被冯玉祥逮捕后，他畏罪自杀。曹家的人，找不着那些存款的单据，也不知道存在哪个银行，用的是什么名字和钱的数目，没法子到银行去查询，于是他们兄弟俩压榨人民与贪污受贿而来的这些钱，就白白地便宜了外国银行。

二，据溥佳写的《溥仪大婚纪实》中说：1922年，溥仪结婚的时候，因为内务府的库空如洗，他们就把清故宫里的许多珍贵文物及金银珠宝，装了四十多个大木箱，抵押在汇丰银行，借了一笔款，可是以后也始终未赎，这些东西，也就都“押死”了，汇丰银行把它全部拍卖，赚了很多钱。

四、御河桥

东交民巷里的御河桥，又名玉河桥。因为河水是由玉泉山来的，故名玉河，流入北京城内，经过皇城的南箭亭，又从东交民巷流出，所以这一段又叫御河。明朝沈滂写的《宛署杂记》中载：“玉河在宛平县西，源出玉泉山，流入大内，出都城，东南注大通河。”

东交民巷的御河桥，是中御河桥。从前在河的两岸，栽有不少的垂杨柳。清道光年间，潘挹奎有一首咏“玉河新柳”的诗，诗后注：“在东江米巷者，曰中玉河桥，水自南箭亭流出，桥东西俱植杨柳，垂荫水面。”可知早年的御河桥畔，亭林绿柳，景色幽雅。1925年，把御河改为暗沟，修成马路（就是现在的正义路），御河已空有其名，桥亭均无遗迹，杨柳也一株不见了。

五、六国饭店

东交民巷里，有个六国饭店，所谓六国饭店，是庚子年后，八国联军中的六个大国，英、美、法、俄、德、日集资开办的。楼房四层，旧式建筑，它是个藏奸隐垢的地方。旧社会的一些大军阀、大政客，在他们那个派系失败倒台的时候，怕对方逮捕他们，就赶紧改变了姓名，跑到六国饭店里躲避起来，六国饭店也就借此机会，大敲那些人的竹杠。除六国饭店之内，东交民巷里的使馆、兵营、银行、洋行、医院（如德国医院）……也都如此。

举几件事例：一、在《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中，记有李思浩（李思浩是北洋军阀段祺皖系的官僚，当过财政部总长。中国向法国大借款的“金法郎案”，就是他经手办的。）说的一些有关东交民巷的事情摘录于下。李思浩说：“民国九年七月，直皖两军在北京的附近交战，皖军失败，段内阁倒台，总统徐世昌下令，缉惩徐树铮、曾毓隽、李思浩等人。我们在下令之前，就已经逃入东交民巷了。曾毓隽等住在日本兵营，我住在道胜银行的宿舍。没有多久，徐树铮就化装成日本人，由日本使馆派人，陪同他溜出‘水门’，乘火车赴天津”。又：“民国十三年，执政府时代（段祺瑞任北洋政府的临时执政，执政府在铁狮子胡同。‘三·一八’惨案，枪杀女学生刘和珍等人，就是段祺瑞搞的。）我们对于冯玉祥很有戒心，怕他随时对我们或有不利，乃乘机去东交民巷，住在‘桂乐第大楼’（桂乐第大楼是个高级公寓）。后来段祺瑞被迫下台，也逃进东交民巷。”

二、民国六年，张勋复辟失败后，逃进东交民巷荷兰使馆。

三、民国十三年，溥仪出宫后，由醇王府逃往东交民巷日本兵营，又由日本人把他秘密送往天津。

四、民国二十二年五月，北洋军阀张敬尧被国民党的军统特务打死在六国饭店里。据《军统特务暗杀行动录》中的“六国饭店的枪声”一文说：“军阀张敬尧当过北洋政府时期的湖南督军，‘九·一八’后，投靠伪满政权，民国二十二年四月间，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委派张敬尧为平津第二集团总司令，他潜入北平，住于六国饭店，化名常石谷。五月，国民党的军统局长戴笠，派军统特务王天木、白世维把张敬尧打死在六国饭店里。”

以上各事，人所共知，可是当时的中国政府既不敢去搜查逮捕，也不敢要求引渡。

六、今日的东交民巷

回忆起昔日的东交民巷，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于我们中国的欺侮情景，实在是令人发指。解放后，东交民巷里的外国兵营、使馆、银行……早已踪影皆无了。今日的东交民巷，“使馆界”也不复存在。三里长街，大厦林立，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国有很多的部门，设在东交民巷，如最高人民法院，中共北京市委……以及中国旅行总社、北京医院、宾馆、饭店，东单公园……等等。正义路、台基厂路、街道整齐清洁，绿树成荫，人们东来西往，一派繁荣景象。今昔对比、旧貌新颜，实有天壤之别，感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新中国的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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