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曹操的重要历史事件：曹操的唯才是举

关于曹操的重要历史事件：曹操的唯才是举孝廉这个东西，渐渐进化成虚伪和欺骗，甚至进化成结党营私、政治献金之类的近代先进事物，“举”这个动作，天生就有着民主的精神。出现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何在？倒不是因为察举制的初衷不对，而是因为举孝廉这个东西原本就是空中楼阁，孝顺和清廉之类的道德批语，没有量化标准，不能定量分析。而才能确实能够检验出来的——这才有后来的考试制度。而在太平盛世的时候，统治阶级却重视建立高大上的价值观，比如说汉代的举孝廉，基本不考察人才的政治才能，只关心他为人是否正直善良，在乡党间的名气和口碑，显然这是不合理的，但却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国家的创立和发展阶段，的确需要不拘一格地使用技术人才，技术官僚和智囊团是政治的主体；但在国家承平日久、天下太平的时候，就需要口碑好、立身正的好官、清官来树立道德偶像，开创清明的政治体系和道德环境。察举制的弊端，不一一说明了，到了汉末三国和魏晋，这种选拔人才制度已经成了士族、朋党、名士们

曹操在历史上有个“魏武三诏令”，主旨大意就是“唯才是举”。

笔者从前也有这种幻觉，觉得评价政治人物的时候，不能盯着他个人品德不放。譬如说李世民不孝不悌，张居正贪腐专权，刘邦小人心性，朱元璋刻薄寡恩。单论为人来说，都算不上是个君子。但这些糟糕的私德却无损他们在历史上的伟大形象。而海刚峰壁立千仞，却啥事都没做出来，落得一通被吐槽。

原因有二，一是能力，二是功绩。为什么近现代许多人纷纷给隋炀帝翻案？因为隋炀帝的确有能力，有功绩，本质上来说，他和李世民的私德水平差不多。只不过李世民善始克终，而隋炀帝终究败亡而已。他俩的历史地位高低，论的不是个人品德，而是最终成败得失。这也是今人吹捧袁世凯、吴三桂，贬低史可法、谭嗣同的原因。前者有能力，后者没能力。

所以说，自古中国乱世用人才，就从来不拘个人道德修养，而只问这个人有没有用。

而在太平盛世的时候，统治阶级却重视建立高大上的价值观，比如说汉代的举孝廉，基本不考察人才的政治才能，只关心他为人是否正直善良，在乡党间的名气和口碑，显然这是不合理的，但却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国家的创立和发展阶段，的确需要不拘一格地使用技术人才，技术官僚和智囊团是政治的主体；但在国家承平日久、天下太平的时候，就需要口碑好、立身正的好官、清官来树立道德偶像，开创清明的政治体系和道德环境。

察举制的弊端，不一一说明了，到了汉末三国和魏晋，这种选拔人才制度已经成了士族、朋党、名士们阶层固化、永葆利益的工具。

灵献之世，阉宦用事，群奸秉权危害忠良。台阁失选用于上，州郡轻贡举于下。夫选用失于上则牧守非其人矣，贡举轻于下则秀孝不得贤矣。故时人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行，父别居。寒清素白浊如泥，高第良将却如鸡。”又云：“古人欲达勤诵经，今世图官免治生。”盖疾之甚也。于时悬爵而卖之，犹列肆也；争津者买之，犹市人也。有苴者无分而径进，空拳者望途而収迹。其货多者其官贵，其财少者其职卑。故东园积卖官之钱，崔烈有铜臭之嗤。上为下效，君行臣甚。——《抱朴子外篇·卷二审举第十五》

出现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何在？倒不是因为察举制的初衷不对，而是因为举孝廉这个东西原本就是空中楼阁，孝顺和清廉之类的道德批语，没有量化标准，不能定量分析。而才能确实能够检验出来的——这才有后来的考试制度。

孝廉这个东西，渐渐进化成虚伪和欺骗，甚至进化成结党营私、政治献金之类的近代先进事物，“举”这个动作，天生就有着民主的精神。

但即便到了这样的道德末世，国家、士族、贵族阶级依旧不会随便放下“孝悌忠信”的贞节牌坊。就好比现在，还是存在着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以及各种不平等。但没有人会挂在嘴上说，因为这是政治不正确。白人世界里种族歧视私底下不算个事，但当年快船老板斯特林公开说了出来，这才奥斯卡颁奖典礼公开拿亚洲孩子开玩笑，这就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所以汉末三国，无论多么道德败坏，也很少有人敢直接站出来说：“我就是个坏蛋怎么了？我有能力？”。公孙瓒河北义士，袁盟主信义著四方，皇甫嵩名满天下，刘表还是江东八俊。一个个都是当世圣贤的架势，不管背后有没有男盗女娼，起码面子上光彩照人。

然而到了曹操这儿，一切就终结了，他是彻底撕下了整个社会的道德面具，直言不讳地宣扬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当初孔融号称名士，高朋满座，讥讽朝政，曹操杀他前，与孔融手书曰：“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达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杀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意思很简单，老子不是什么道德楷模，官吏表率，也不会以德服人，但是老子能干正事，能致力军事，上战场报效国家，杀你们几个只会喝酒吹牛逼浪得虚名的废物，绰绰有余。

到了曹操这儿，“私德”这块贞洁牌坊算彻底杂碎了，当然这是时代道德的解构事件，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春秋战国秦汉，再怎么尔虞我诈，整个社会还是看重道德君子的，史记中无数例子讲了秦汉时期的中国人是如何讲信用守承诺，有恩必报，以德报怨，忠臣孝子、烈女义士一直是时代的主流方向，家长教育小孩，一般不会教孩子：“读书、升官、发财、做生意、买房子、玩女人、耍权术。”这些东西。士人家庭，道德节操还是教育的主要内容。但曹操出身虽然富贵，但却不是士人家庭，他父亲嵩为宦官曹腾养子，官至太尉。（陈琳为袁绍作檄云：“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黑得太狠）。或许曹操自小就三观不正也未可知。

但被他所杀的孔融，也是一位破坏社会价值观的大师，曹操杀他的罪状，正是“不孝”——孔融有一段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论述：一是说："父与子，有什么恩？论其本义，不过当时情欲发作而已"。"子与母，又有什么爱？就像一件东西暂时寄放在瓦罐里，倒出来后就什么关系都没有了"。二是说："闹饥荒时，有点吃的，如果父亲不好，便宁肯拿给别人去吃"。

所以说，曹操和孔融，谁也别说谁，都是把道德和节操弃如敝履的时代叛逆者。这些思想，直接开魏晋风流之先河，所谓魏晋风流，就是不管传统道德，不顾世俗眼光，不念国家人民，为所欲为的自由主义。

而曹操为了彻底表明他的价值观，发布了著名的 魏武三诏令——

建安十五年下令：“天下未定，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齐桓其何以霸？今天下得无盗嫂受金，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惟才是举，吾得用之。”（说的明明白白，只要有才能，贪污好色都不是污点，偷嫂子都没问题）

十九年令：“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无行浪子，食言之辈都没关系，只要你能干事）

二十二年令：“韩信、陈平，成就王业。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瑰，秦不敢东乡，在楚，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高才异质，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名声节操都是虚的，你真是有用之才，杀老婆都能当上部委，妈死了不守孝都能进中央）

这三段诏令，现在看来都堪称惊世骇俗，曹操直接开创了一个弱肉强食、不讲道理的黑暗森林时代。从此人人都可以扯下遮羞布，干什么事，怎么干，都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不管白老鼠黑老鼠，偷到粮食就是好老鼠。

从此之后，土地兼并，诸侯割据，地方反叛，攻杀屠城，称王称帝所有一切行为都不需要找理由，不用再为了名正言顺的事情而担忧，能力和结果才是王道。曹操这么干，短期内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但他却没有做成周文王，司马家有样学样，照着他欺负刘家孤儿寡妇的手段窃了大魏国。司马家报应也来得快，一个蠢女人贾南风就搅得西晋血流成河，王孙涂炭，南渡的那几位也被刘裕杀得人头乱滚，中原陷于兵戈和胡尘。——这就是三观尽毁的后遗症。

夺取权力的时候，私德或许并不重要，但是在夺取之后，早晚要树立贞节牌坊，用高大上的政治理论安天下，这一点，刘邦、李世民都做得很好，这个牌坊，叫做“公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