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历史年谱，金元之际的汉唐情结与文史建构
明代历史年谱，金元之际的汉唐情结与文史建构关键词：金元之际；汉唐情结；元好问；郝经摘 要：“金源氏典章法度几及汉唐”是元好问弟子郝经转述的元好问纂修《金史》的初衷和动机，经由《金史》引述而由文学文本进入了历史文本。回到原始文本，我们发现这是对元好问某些说法的扩大，但“汉唐情结”在当时却有着重要的政治与文化意义。面对金亡后文明秩序的重建，如何将金源政权汉化进程中的经验传递给元统治者，是金元之际汉人文士的历史使命。这一社会思潮经过元好问、王磐、许衡、陈祐、徐世隆、郝经、王恽等人的不断言说，对忽必烈确立制度时“心中有汉唐”产生了积极影响。——兼论“金源氏典章法度几及汉唐”说的虚实文丨张勇耀作者简介：张勇耀，女，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名作欣赏》副总编、编审，主要从事金元文学研究。
感谢《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赐稿
原文载《中原文化研究》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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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之际的汉唐情结与文史建构
——兼论“金源氏典章法度几及汉唐”说的虚实
文丨张勇耀
作者简介：张勇耀，女，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名作欣赏》副总编、编审，主要从事金元文学研究。
摘 要：“金源氏典章法度几及汉唐”是元好问弟子郝经转述的元好问纂修《金史》的初衷和动机，经由《金史》引述而由文学文本进入了历史文本。回到原始文本，我们发现这是对元好问某些说法的扩大，但“汉唐情结”在当时却有着重要的政治与文化意义。面对金亡后文明秩序的重建，如何将金源政权汉化进程中的经验传递给元统治者，是金元之际汉人文士的历史使命。这一社会思潮经过元好问、王磐、许衡、陈祐、徐世隆、郝经、王恽等人的不断言说，对忽必烈确立制度时“心中有汉唐”产生了积极影响。
关键词：金元之际；汉唐情结；元好问；郝经
无论疆域、制度还是文学，唐人都喜欢比迹两汉，“汉唐”也以相对固定的组合成为历史上盛世气象的典范。其后的北宋即常常在疆域、朝政、礼乐、文学等方面比附汉唐。元修《宋史》也认为：“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1］34而在金元之际的文本中，有一种说法是“金源氏典章法度几及汉唐”，这一说法随着《金史·元好问传》“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2］2893之说产生了较大影响。元代以后，地方志人物传记、各类诗文选本中的元好问小传，以及《四库全书总目》的《金史》提要也都转相引述，“金源氏典章法度几及汉唐”也俨然成为对金源一代典章制度的确定性评价。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因而我们需要回到历史与文学的原始语境，进一步追索这一说法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它背后的社会思潮，以及这一思潮在新兴元王朝的制度建设和南北关系沟通中所起的作用。
一、“金源氏典章法度几及汉唐”的虚实
“金源氏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出自《金史》。《金史》是历史文本，但这一说法实采自文学文本，即元初郝经为其师元好问所作的《遗山先生墓铭》：
（遗山先生）每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兴，己所当为。而国史《实录》在顺天道万户张公府，乃言于张公，使之闻奏，愿为撰述。奏可。方辟馆，为人所沮而止。［3］2814
《金史》全引郝经之说，却将“每以著作自任”改为了“晚年以著作自任”，是一处颇为不负责任的改动。元好问第一次表达修史愿望是在金亡后的第二年，“我作野史亭，日与诸君期。”［4］757，应该已经开始从事修史活动，当年元好问45岁，正值中年。元好问修史活动的一个重要关节点是需要去顺天（今河北保定市）查阅金朝历代官修“实录”。天兴二年（1233年）金都汴京被蒙古攻陷后，“金实录”被参与灭金的蒙元将帅张柔取归，藏于顺天府第。海迷失后元年（1249年），这一愿望终于实现，元好问到顺天拜访了张柔，此后连续三年前往顺天，当为查阅“金实录”。元好问顺天之行的第二个重要收获，是见到了业师郝天挺之孙郝经，27岁的郝经时为张柔幕府教师。在此期间，郝经拜元好问为师，两人有机会对金源历史的看法作深入交流，或曾有过“金源氏典章法度几及汉唐”这样的共同认识。但查阅元好问现存文集，却并无“金源氏典章法度几及汉唐”这样的句子，只有一些语意相近的表述，如：
大定之治，近古所未有，纪纲法度备具。（《平章政事寿国张文贞公神道碑》）［5］458
维金朝大定已还，文治既洽，教育亦至。（《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5］141
大定、明昌间，文治为盛，教养既久，人物辈出。（《嘉议大夫陜西东路转运使刚敏王公神道碑铭》）［5］1067
元好问有史学著作《壬辰杂编》《金源君臣言行录》，已佚，“金源氏典章法度几及汉唐”是否出自以上著作已无从考证。上引句子对金朝典章制度既有总评，也有关于文治、教育、人才方面的具体评价，可看出元好问对金源典章法度的热切推扬主要集中在世宗大定、章宗明昌（当也包括承安、泰和）年间。元好问《甲午除夜》诗有“神功圣德三千牍，大定明昌五十年”［4］701之句，也可作为佐证。元好问生于明昌元年（1190年），走上仕途在南渡以后，还曾在史院工作过一年，有机会读到“金实录”。而将大定之治作为可为后世法的盛世典范，应该是金朝南渡之后朝廷上下的共识。《金史》记载，金哀宗正大四年（1227年），同知集贤院史公奕进《大定遗训》，这是除帝王“实录”之外，官修的记载帝王言行的历史文献。南渡后动荡局蹙的现实，也让一批世宗、章宗时期的旧臣对大定、明昌之治充满怀念，他们的口头描述也应该对元好问形成这一认识起到了强化作用。元好问友人杨弘道在金亡后忆及金源制度，也说金源“百余年间，民物殷富，汉唐而下，良法善政班班举行”（《窥豹集后序》）［6］463，至元二年（1265年）前金老臣徐世隆、王磐、王鹗向忽必烈上《大定治绩》，王磐在序言中说大定三十年间“时和岁丰，民物阜庶，鸣鸡吠犬，烟火万里，有成康、汉文景之风”［7］248，正可与元好问之说形成呼应。
此后，元好问弟子郝经、王恽等人对其师的说法继续发扬。宪宗三年（1253年），郝经入燕京，游览金朝帝王行宫琼华岛，“想见大定之治与有金百年之盛”［3］84，写下了《琼花岛赋》。王恽于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秋游览琼华岛，作《琼华岛》组诗八首，其五云：“大定明昌五十年，论功当出汉唐前。”［8］1164这应该是对郝经转述的元好问“典章法度几及汉唐”之说与元好问“神功圣德三千牍，大定明昌五十年”之诗的融会。在王恽的评价中，大定、明昌之治不但可与汉唐盛世比隆，甚至有所超越。类似说法在元初文本中还有多处，如刘因《金太子允恭墨竹》：“金源大定始全盛，时以汉文当世宗。”［9］123将金世宗比附汉文帝，同样是对大定之治的肯定。这一说法的流播甚至影响到了元明之际文人对金源文化的评价，如宋濂《题王庭筠秋山应制诗稿》：“盖自大定以来，累洽重熙，文物声名可拟汉唐，故其一时君臣遇合，天施地受，雨露无际，缘物引兴，浃于太和，此乃金极盛之时。”［10］1840正可看作是金元之际社会思潮影响下汉唐话语的延伸，但时间的边界都在大定、明昌时期。将边界扩大到整个金源一代的，如王恽为刘祁家族所作的《浑源刘氏世德碑铭》，他说金源氏“有国虽余百年，典章文物，至比隆唐、宋之盛”［8］2565，虽然比附对象去除了汉朝加入了宋朝，但所评价的是金源一代，而非仅仅是大定、明昌，与“典章法度几及汉唐”之说基本同义。
但“金源氏典章法度几及汉唐”之说毕竟是郝经的转述，而且是对元好问“大定之治……纪纲法度备具”“大定、明昌间，文治为盛”等说法边界的扩大，它很可能代表的是郝经自己的观点；另有一种可能是，元好问确实说过这样的话，在金亡之后，他将对大定、明昌之治的评价扩大到了对金源一代的总体认识，并与郝经作过交流，以至宪宗七年（1257年）元好问去世后，郝经作《墓铭》阐释元好问纂修《金史》的动机时，首先就拈出了“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这样的原因。此后元代史臣在为元好问作传时，不加考辨地直接引述《墓铭》，使这一说法由文学文本进入到历史文本，从而形成了更大的影响。那么，金源一代或者说大定、明昌之治是否真的“典章法度几及汉唐”？我们不妨回归历史文本，对这一说法进行一番考辨。
二、金源制度与普遍的汉唐情结
金朝灭辽逐宋，尤其是迁都燕京之后，“据天下之正”［2］742，并以“中国”自居的观念逐渐确立。而金朝也以黄帝之后确立其世系上的正统观，《金史·张行信传》记载贞祐四年（1216年），尚书省奏参议官王浍言：“本朝绍高辛，黄帝之后也。昔汉祖陶唐，唐祖老子，皆为立庙。我朝迄今百年，不为黄帝立庙，无乃愧于汉唐乎！”宣宗以之为是［2］2501。这样的界定就使金源王朝与汉唐处在了同一个王朝更迭的脉系上。金朝自熙宗以后，对汉唐制度和人事的讨论就常常进入君臣对话中。如天眷二年（1139年），熙宗对侍臣说：“朕每阅《贞观政要》，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由辽入金的翰林学士韩昉对曰：“皆由太宗温颜访问，房、杜辈竭忠尽诚。其书虽简，足以为法。”熙宗又问“明皇何如”，韩昉对曰：“明皇所谓有始而无终者。初以艰危得位，用姚崇、宋璟，惟正是行，故能成开元之治。末年怠于万机，委政李林甫，奸谀是用，以致天宝之乱。”［2］82在君臣讨论中，唐朝帝王的成败得失成为可资借鉴的范本。但金源制度有意识地追摹汉唐，应该是从世宗时期开始的。大定初年，《贞观政要》《史记》《汉书》被译为女真文字颁行，可以看出世宗对汉唐之治的有意识推扬。世宗也多次与大臣讨论《唐书》以及唐太宗的得失，并表示要以唐太宗作为参照，如他曾对尚书左丞张汝霖说：“唐太宗，明天子也，晚年亦有过举。朕虽不能比迹圣帝明王，然常思始终如一。”［2］1984查阅《金史》，可以看到世宗在多个方面师法汉唐，如大定十四年（1174年），诏画功臣28人像于衍庆宫，这是仿效汉代云台、麒麟阁和唐代凌烟阁图画功臣像的举措；大定十五年（1175年），令有司定拜日之礼，也援据汉唐之仪［2］771。大臣与世宗讨论也常引用汉唐典故，如世宗问及古代是否有监军之制，平章政事完颜襄说：“汉唐初无监军，将得专任，故战必胜，攻必克。及叔世始以内臣监其军，动为所制，故多败而少功。若将得其人，监军诚不必置。”世宗“嘉纳之”［2］2216。章宗上承世宗，即位初即“命学士院进呈汉唐便民事及当今急务”［2］229，并听从礼官之言，“参酌汉唐，更制祭服”［2］1046；承安元年（1196年），因汉用铜虎符、唐用铜鱼符，“斟酌汉唐典故，其符用虎”［2］1423。这些有意识追摹汉唐制度的举措，无疑有利于金源王朝更快地融入中原文化体系。
对汉唐之世的想望在文学领域也有突出反映。从金中期开始，士人就深以金源有汉唐气象为荣，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将金源朝廷比作“汉宫”，如刘昂《送河南府尹张寿甫赴阙》：“夜半恩纶出汉宫，朝家虚席待燕公。”［11］995阎长言《应制中秋》：“璧月当秋夜未阑，汉宫高会浃宸欢。”［11］2405泰和六年（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南宋权臣韩侂胄发动“开禧北伐”，由于南宋败盟在先，金朝举全国之力兴师伐罪，号称“泰和南征”。随军文人刘昂有一首《上平西》词，“舜山川，周礼乐，唐日月，汉衣冠”［12］1038，正是金人“汉唐心态”的集中呈示，也增强了伐宋的正义感。
金朝士人还常常以汉唐正脉自励或以汉唐名将良相自期。太原人李汾远追唐末李克用为远祖，其《远祖雁门武皇》云：“死心唐室正诸侯，铁马南来隘九州。当日三垂冈上意，诸孙空抱腐儒羞。”［11］2520黄巢起义攻至长安，唐僖宗出逃，李克用以步骑兵一万七千余人南下救难，将黄巢军队追击至蓝田关，收复长安。“三垂冈”是说：李克用去世后，李存勖在太原继位，率军疾行六日，抵达位于今山西长治地区的三垂冈，在凌晨大雾中直捣后梁军队，斩首万余级。李存勖也以唐（后唐）为号建国。李汾回顾远祖救护唐朝、承续唐朝命脉的丰功伟绩，为金源王朝陷于蒙古侵略的危亡之中，自己一介书生无力策马救难深感羞愧。屡试不第的李汾又以汉代贾谊自期，在《汴梁杂诗四首》其一中写道：“一策《治安》经济了，汉庭谁识贾生贤。”［11］2499抒发自己怀才不遇之慨。高廷玉因“勤王案”被拘于狱中时，绝命诗《飞山怨》则以李广自期：“汉家自有飞将军，军中骇叹箭有神。一朝乃与狱吏对，惜无千金书牍背。”［11］1306有志救国却冤死于狱中，与李广失道后受到猜忌自刎颇为类似。这种比附也常用以评价他人，如：元好问评价名将王扩“颓岱嵩而不吾压，凛乎其有汉名卿之风”（《嘉议大夫陕西东路转运使刚敏王公神道碑铭》）［5］1083；雷渊将刘从益、刘祁父子比附为汉代的刘歆、刘向，在《云卿父子有宛丘之行作二诗为饯》中有“汉庭议论学，倾耳待歆向。君家贤父子，千载蔚相望”［11］1679之句；雷渊又将南渡后镇守河东的胥鼎比附为汉代黄霸、王允，唐代姚崇、萧俛、崔植等人，评价胥鼎“兼数公之长”。元好问对此很不认可，认为“此论似涉过差”［11］2360，但颇可从中见出雷渊对汉唐良吏名相的追慕情结。
但仅凭以上例证说明“金源氏典章法度几及汉唐”，证据显然不够充分。金源在律令、贸易、科举等制度上，往往参酌隋、唐、辽、宋，又多“率意更改”（《移剌慥传》）［2］2109。事实上，经济问题、民族问题始终困扰着这个在探索中前行的多民族王朝。就经济来说，钞法频繁改易而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困顿，“易交钞为宝券；宝券未久更作通宝，准银并用；通宝未久复作宝泉；宝泉未久织绫印钞，名曰珍货；珍货未久复作宝会”，又往往“徒有聚敛之名，而不能致富国之实”；后期战争状态下国用不足，“括粟、阑籴，一切掊克之政靡不为之”［2］1218。就民族问题来说，即如承平时期的大定三十年间，各地起义也有十次之多，因而赵翼说“大定中乱民独多”［13］533；章宗后期，由于朝政松懈，更出现了“爱王叛于内，边衅开于外，盗贼公行，充斥道路，边疆多事，兵连祸结”［14］289的局面，刘祁即认为“此所以启大安、贞祐之弱也”［15］136。
汉唐都是多民族融合时期，汉唐统治者也往往有意识地让内附的胡人散居内地，并派能臣镇守，以防联合反叛。金朝是非汉族政权，世宗也使猛安、谋克与汉民杂处，担心他们被害，令他们自为保聚；处于优势地位又缺乏抗衡节制的力量，本身就容易导致自大和骄横。承安年间，主兵者提出给女真人的田地不足以养家，导致女真人缺乏斗志，请括民间之冒税者给之，于是“武夫悍夫倚国威以为重，有耕之数世者亦以冒占夺之”（元好问：《平章政事寿国张文贞公神道碑》）［5］539，造成了极大的民族矛盾。元好问有文记载发生于贞祐二年（1214年）的民族冲突：
（汉民）讐拨地之酷，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哄起而攻之，寻踪捕影，不遗余力，不三二日，屠戮净尽，无复噍类。至于发掘坟墓，荡弃骸骨，在所悉然。（《临淄县令完颜公神道碑》）［5］539
向之倚国威以为重者，人视之以为血仇骨怨，必报而后已，一顾盻之顷，皆狼狈于锋镝之下，虽赤子不能免。（《平章政事寿国张文贞公神道碑》）［5］458
蒙古入侵使民间积压已久的怨愤集中爆发，于是产生了激烈的民族冲突，杂居汉人中的女真人包括各地女真官员及其家属多被杀害。清人赵翼就曾感叹“金末种人被害之惨”，说“盖由种人与平民杂处，初则种人倚势虐平民，后则平民报怨杀种人，此亦一代得失之林也”，而这样的事情“《金史》绝不载”［13］551。灭辽后对契丹人的安置始终存在问题，而成吉思汗又很注重拉拢契丹人，金末契丹人的反叛加快了金朝的灭亡，石抹明安、耶律留哥、石抹也先等契丹人的降蒙，都带来了金朝重要战场的失利。
事实上，不但元好问对于金源政治制度多有批判，元代史官在记载金源典章制度效法汉唐时，所给予的成效评价也是有所保留的。他们评价章宗“数问群臣汉宣综核名实、唐代考课之法，盖欲跨辽、宋而比迹于汉唐，亦可谓有志于治者矣”［2］291，肯定了章宗“跨辽、宋而比迹于汉唐”的志向。它与元好问“典章法度几及汉唐”、王恽“论功当出汉唐前”之说仍有相当的距离，也即元代史官只认可章宗之“志”，而未认可其“实”。倒是金朝的皇室婚姻制度未学汉唐，却得到了元代史官的高度称赞，认为它有效地避免了外戚专权，“使汉唐行此道，则无吕氏、王氏、武氏之难，公主下嫁各安其分、各得其所矣”，“此昏礼之最得宜者，盛于汉唐矣”［2］2270。
由此也可知，由郝经转述的元好问“金源氏典章法度几及汉唐”之说，是一条含有情感因素的史评，也即更多属于文学建构而不是历史建构。元好问在亡国后总结故国最盛时的优秀特质时，抓住了最为核心也最闪亮的部分，使其成为一个易于识别的历史标签。郝经、王恽等人继承其师，接着言说并不断强化，最终被载入正史，形成了几为确定性的史评。那么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金源一代的汉唐情结，以及金亡后以金源比附汉唐的话语建构，在金元易代的特殊时期又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
三、金元易代与汉唐情结的传递
“汉唐情结”是金元之际士人共有的精神指归，也正因此，金亡后，“汉宫”成为金源王朝的代名词，在亡金文人的故国书写中成为一个典型意象。如元好问写于中都的《出都二首》其一：“汉宫曾动伯鸾歌，事去英雄可奈何。但见觚棱上金爵，岂知荆棘卧铜驼。”［4］1121诗中的“伯鸾”指汉代隐居不仕并作《五噫歌》的梁鸿，元好问说自己青年时期到中都参加科举考试，看到帝都繁华，曾发出如梁鸿《五噫歌》“顾瞻帝京兮，宫阙崔巍兮”那样的感慨，可是哪里想到那样华美的宫阙会随着亡国成为焦土。诗歌隐晦地表达了对金源帝王的批判。文人对金亡的痛惜也多用汉代典故，如金亡后寓居东平的诗人杨鹏《送王希仲北归》：“龙去鼎湖中国换，鹤归华表昔人非。”［16］78“龙去鼎湖”典出司马迁《史记·封禅书》，鼎湖本是黄帝成仙遗迹，汉武帝游历于此称羡不已，因而这一典故也包含着汉朝亡国之意。又杨奂《长安感怀》：“月摇银海秦陵夜，露滴金茎汉殿秋。”［6］314诗中“露滴金茎”是说汉武帝曾在长安建章宫铸铜仙人，手托承露盘以储天露，汉亡后魏明帝下令将铜仙人拆迁洛阳，仙人竟然落下泪来。金元之际文人对金亡描述的汉典使用也成为时人都可以意会的共识，保存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蒙元建立之初，堪与汉唐比隆的只有疆域和交通，如《元史》所说，“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意者汉唐之时，外夷未尽臣服，而道未尽通，故其所往，每迂回艰阻，不能直抵其处而究其极也。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17］1039。元初文人对此也多有描述，但这并不是亡金文人所期待的“礼乐刑政，纪纲法度，生聚教育，冠婚丧祭”（元好问：《癸巳岁寄中书耶律公书》）［5］310。元好问认为这些构成中华文明秩序的重要元素自贞祐元年（1213年）冬蒙古兵分三路大举入侵之后就已被破坏，如他在《博州重修学记》中所说：“贞祐丧乱之后，荡然无纪纲文章。”［5］419因而金亡后，在他的有生之年，始终处于对恢复和重建文明秩序的呼唤和期待之中。他为真定、东平、博州、赵州、冠氏、寿阳等地兴建学校撰文表彰，认为是“以文治为永图”（《令旨重修真定庙学记》）［5］1052之举；国亡后他拈出汉唐，也正包含着他对于新朝恢复文治的期待。较早进入蒙元政权的姚枢在燕京倡行文治儒业，元好问作诗致贺：“文昌除目人惊看，似觉规模到汉宫。”［4］1042某种意义上，元好问是将“典章法度几及汉唐”的理想由金源王朝嫁接到了蒙元王朝。而在汴京被围的天兴二年（1233年）所作的《癸巳岁寄中书耶律公书》中，他以汉唐良相给耶律楚材表出了标杆，说如果他想成就汉唐良相的功业，必得如汉唐良相一样得到众多人才的襄助：“自汉唐以来言良相者，在汉则有萧、曹、丙、魏，在唐则有房、杜、姚、宋。数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当时百执事之人毗助赞益者亦不为不多。”接着他举荐了54位“藉学校教育、父兄渊源、师友之讲习”成长起来的中原“天民之秀”，说：“他日阁下求百执事之人，随左右而取之，衣冠礼乐、纪纲文章尽在于是，将不能少助阁下萧、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5］310汉唐良相的比附无疑对耶律楚材保护任用这批人才起到了推动作用。
而元好问的这一理想到郝经时更为彰显，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郝经的政治身份。郝经一直在试图汲引蒙元王朝上追汉唐，他在《哀三都赋》末云：“国家方尚，帝德推天，元飞汉唐之龙，驭贬拓拔之雁。”［3］16希望继金源而立的蒙元王朝能够树立汉唐气度。而灭金之后，蒙元王朝依然在征伐南宋、大理，郝经上《思治论》劝谏忽必烈停止攻伐，认为当前最为重要的不是出兵征伐，而是恢复礼制。“少霁威蓄锐，固其本根，汉唐之举也。焉有用兵四十年而不已者乎？遗民安得不膏 钺粪草莽乎？”并且以历史上的朝代作比，指出由于“取”“治”理念不同而形成的不同王朝格局：“无意于取而有意于治者，殷周也；有意于取有意于治者，汉唐也；有意于取，有意于治，而不知所以取与治者，晋隋也。”［3］1436-1437举出汉唐标杆，给蒙元王朝指出方向的上行路线。
作为忽必烈幕府的重要成员，在忽必烈即位之初，郝经即上《立政议》，历数史上治世明君，认为他们“光大炳烺，不辱于君人之名，有功于天下甚大，有德于生民甚厚”，“人之类不至于尽亡，天下不至于皆为草木鸟兽，天下之人犹知有君臣、父子、夫妇、昆弟，人伦不至于大乱，纲纪礼义、典章文物不至于大坏，数君之力也”。述及金源一代的治世明君，他表出的是世宗和章宗。郝经表出前代明君，是为了敦促忽必烈创法立制，认为忽必烈之前的帝王若能在“并西域，灭金源，蹂荆襄”之后即“正纪纲，立法度，改元建号，比隆前代，使天下一新”，是“汉唐之举也”，然而迟迟没有施行。他又隆重表出金源立国进程及金世宗创立典章法度之功：
金源氏起东北小夷，部曲数百人，渡鸭绿，取黄龙，便建位号，一用辽宋制度，取二国名士置之近要，使藻饰王化，号十学士。至世宗，与宋定盟，内外无事，天下晏然，法制修明，风俗完厚。真德秀谓“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天下亦至今称为贤君。燕都故老语及先皇者，必为流涕，其德泽在人之深如此，是又可以为鉴也。今有汉唐之地而加大，有汉唐之民而加多，虽不能便如汉唐，为元魏、金源之治亦可也。［3］2563
郝经明白无误地阐释了元好问“典章法度几及汉唐”说的确切含义，并引南宋真德秀之语及当时尚在世的燕京父老的民间记忆来加以佐证，可谓有理有据。但所引真德秀语不见于今本《西山文集》，或为佚文。郝经在此基础上推出他对于蒙元王朝的立政希望，即如何使比汉唐更大的区域和比汉唐更多的人民处于文明的秩序之中。他还为蒙元政权设立了上下两个档次：如不能上追汉唐，能达到北魏和金源的程度也可以。北魏、金源都是非汉族政权而能大力推行汉化、承继中原文明的政权，对于蒙元王朝来说有很强的参照性。而汉唐之治，既是金源时期的政治理想，又可以成为蒙元王朝的政治标杆。郝经通过层层引证，为忽必烈构筑了一条由蒙元及金源、北魏从而上追汉唐的政治路线。
金朝灭亡后，蒙元政权的下一个战略目标就是灭宋。如何使南宋不如金源一样覆灭，至少能不如杀戮金源生灵一样“奋厉一鼓，屠其城，无噍类遗”［18］325，是金元之际士人重要的历史使命。在宪宗九年（1259年）三路攻宋过程中，由于蒙哥汗在西线战场突然去世，郝经上《班师议》劝忽必烈回朝夺取王位，在与贾似道签订和约后，忽必烈班师回朝。中统元年忽必烈即位后，郝经为落实南北和议率团使宋，贾似道担心军前和议之事败露，秘密将郝经使团扣留在真州（今江苏仪征市）十六年。其间郝经多次上书宋朝执政大臣及宋度宗，纵论历史发展走向和历史上的南北问题，也比照汉唐，对宋朝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在《上宋主陈请归国万言书》中，郝经指出历史发展“有一定之理”，也有“一定之势”，宋朝继汉唐之后，有超越汉唐之处，“汉氏之治似乎夏，李唐之治似乎商，而贵朝享国之久则似夫周”。宋朝立国三百余年，“有汉氏之中微而无汉氏之大乱，有李唐之中微而无李唐之大乱。汉氏之有天下四百余年，而唐有天下者几三百年。自三代以来，享国之久不过是也，而贵朝则近逾于唐，远几于汉”。除了享国之外，礼乐制度也有汉唐规模，“纪纲正，君臣和，风俗厚，文物盛，蔼然仁爱之治远轶汉唐，骎骎乎三代比隆”。也正因为如此，如果宋朝想要保护三百年基业不至于灭亡，就需要客观正视南北问题：
太祖不取燕云，真宗不战澶魏，仁宗不伐灵夏，高宗不绝金源，义理之强，巍巍荡荡，所以不害其继三代、逾汉唐，致治享国之美，礼乐文物之盛，仁爱忠厚之俗，直壮克己之道，公普便利之泽，正大高明之域，结人心，固天命，非晋宋六朝偏驳杂乱敢望其万分之一者也。［3］3254
郝经认为，正是因为宋朝历代帝王认可了天下南北分治的格局，所以才能保持三代、汉唐规模；宋朝如今虽然僻居江南，却在各方面都远超六朝晋宋。当然郝经之说未必符合实际，燕云十六州始终是宋人的一块心病，终北宋之世他们都没有放弃收复之志，也为此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但郝经之说更切合当时形势，继续保持南北分治对于南宋无疑是有利的。金亡时郝经十二岁，他自然明白，曾经铁血覆灭金朝的蒙元军队一旦打过长江，南宋绝无招架之力，难逃如“典章法度几及汉唐”的金源一样被灭亡的命运。因而他不但强调南宋有汉唐之优，而且对南宋皇帝表彰忽必烈有汉唐天子气象，蒙元王朝也已经在继承汉唐之治：
主上虽在潜邸，久符人望，而又以亲则尊，以德则厚，以功则大，以理则顺，爱养中国，宽仁爱人，乐贤下士，甚得夷夏之心，有汉唐英主之风。加以地广众盛，将猛兵强，神断威灵，风蜚雷厉，其为天下主无疑也。［3］3148
郝经的理想是：南北依旧可以隔江而治，彼此相安无事，各自打造汉唐之治，则天下仍不失汉唐规模。郝经对宋人称赞忽必烈“有汉唐英主之风”，更多是为了让宋朝君臣正视南北问题存在的合理性和当前的形势，从而达成和议，使宋朝避免重蹈金源覆亡的命运。但他的反复申说并未对南宋产生任何影响。南宋灭亡后，北上任职的江西人吴澄对郝经的忠恳用心予以充分致敬，称赞郝经“其言忠厚恳悯，内为国计，外为宋计，其心平恕广远，真古之仁人君子哉”。而这样的良言却被贾似道遮蔽阻挡，并没有送达朝廷，以致南宋“自速灭亡”［19］314。郝经在宋亡前一年回到北方，就在蒙元军队南下后，他写下“天风海涛”四字溘然长逝，年仅53岁。他对宋对蒙的汉唐比附，都未能挽救南宋灭亡的命运。
四、汉唐话语与元初政治
梳理金元之际汉唐话语的发生与走向，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正是由于金源朝野上下普遍存在的汉唐情结，使士人确立了对汉唐治世、汉唐明君良臣的追慕。金亡之后，这一社会思潮经由元好问等人传递给了郝经、王恽等文士，由他们来“接着说”并进一步强化，促使形成新的社会思潮。在金元之际的传世文本中，以蒙元比附汉唐盛世，以忽必烈比附汉唐帝王，是一种普遍的话语面向。如至元五年（1268年）陈祐、至元七年（1270年）徐世隆文中都称贺忽必烈之兴天下有汉唐气象：
神武圣文，经天纬地，能尽守文之美，兼隆创业之基。兆民欢康，品物咸遂，典章民物，灿然可观。暨遐域远方之民，上古所不能臣者，陛下悉能臣之。虽高宗之兴殷，成康宣王之兴周，文景光武之兴汉，太宗宪宗之兴唐，无以过也。（陈祐：《三本书》）［20］566
今主上圣德神功格于上下，沉几开阖，旋乾转坤，其励精图治，综核名实，有汉宣帝之则焉；其创制立法，移风易俗，有魏孝文之度焉；至若爱民如子，礼贤如宾，舍己从人，以辞色假借臣下，导之使言，则唐之文皇不啻过也。（徐世隆：《创建昭应宫碑》）［7］395-396
忽必烈是否已如陈祐、徐世隆所说的有汉唐帝王气象？其中应该不乏溢美之辞，而这种溢美更多表达的是士人的政治期待。陈祐说了这么一堆谀辞，目的是为了推出促使朝廷达到太平之治的“三本论”：立太子、建制度、选人材。徐世隆在忽必烈即位十年之后，彰表忽必烈有西汉、北魏、唐朝帝王之举，在称誉圣朝圣主的同时，更多是在表达他对忽必烈建立汉唐盛世的期许。正如郝经在《思治论》中所说：“二帝三王不得见之矣，舍汉唐何适也？汉唐又无及矣，舍今之世何适也？”［3］1438生于斯世，士人没有别的选择，经营斯世以上追汉唐，是士人一切努力的核心要义。
此外，对汉唐典章制度和帝王大臣的批判也是金元之际重要的话语方向，这与汉唐追摹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其原因在于，汉唐虽然国力强大，但毕竟消亡在历史的云烟深处了，强大帝国灭亡的历史本身就值得去逆向反思和追责。此外，汉唐典章制度虽然有诸多优长堪为后世法，但坏法乱政之事也时见于史，尤其是帝王的失政失德和信用权臣导致由盛转衰，更使金元之际的士人在汉唐衰亡与金朝衰亡之间找到了历史的关联，而汉唐一些重要的反面材料也需要表而出之，前期为金源王朝，后期为以武力开国的蒙元王朝提供前车之鉴。
在金朝，援引汉唐故事谏止帝王的不当行为，多见于世宗之后的君臣对话中。如梁襄、许安仁都曾以汉代帝王游幸甘泉宫、唐代帝王游幸九成宫之说，分别谏止世宗、章宗游幸金莲川。梁襄说：“臣闻汉唐离宫，去长安才百许里，然武帝幸甘泉，遂中江充之奸；太宗居九成，几致结社之变……皆可为殷鉴也。”［2］2260许安仁的谏词与此类似，世宗和章宗也都听从了他们的意见，为之罢行［2］2261。由此可见，世宗、章宗朝在表彰功臣、礼仪、兵制等方面都参用汉唐制度，也多能听从大臣援引汉唐故事的进谏。南渡后，大臣也以汉唐故事劝谏宣宗。宣宗发动伐宋战争七年之后的元光二年（1223年），御史中丞师安石论及安国家、息祸乱之策，认为在战、守、避、和四者中，以当时情形而论，应以守、和为上，“其所谓和，则汉唐之君固尝用此策矣，岂独今日不可用乎？乞令有司详议而行”［2］2531。而使忽必烈借鉴汉唐帝王之失，是元初汉人文士汉唐书写中的重要部分。许衡于至元三年（1266年）所上的《时务五事》中，指出帝王治天下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得民心”，并引汉高祖时故事说：
汉高帝起布衣，天下之士云合影从，其困荥阳也，纪信至捐生以赴急，人心之归可见矣。及天下已定，而相聚沙中有谋反者，此又何邪？窃尝思之：民之戴君本于天命，初无不顺之心也；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后怨望生焉。［21］114
“相聚沙中有谋反者”事见《史记·留侯世家》。汉初封赏功臣后，汉高祖刘邦远远看到诸将一群一伙坐在沙滩窃窃私语，问张良，张良说诸将这是在密谋造反。刘邦问：天下初定，他们为什么要密谋造反呢？张良说是担心刘邦不能遍封功臣，而那些没有受封的人会反思自己平生过失，担心这些过失成为被诛杀的理由。“欲杀之，为其功多，故不忍”的雍齿论功封侯，群臣皆喜曰：“雍齿尚为侯，我属无患矣。”［22］1631许衡指出，百姓由天下混乱时的积极响应到天下太平时的相聚谋反，根本原因在于帝王不能真诚爱下，而使将帅由希望变为失望，从而产生怨怼之心。这正是忽必烈需要从汉高祖故事中吸取的教训。而至元十九年（1282年）文天祥被杀后，徐世隆《挽文丞相》再次用到了这一典故：“大元不杀文丞相，君义臣忠两得之。义似汉皇封齿日，忠于蜀将斫头时。”［23］34“蜀将斫头”典出《三国志》。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进攻江州，刘璋部下巴郡太守严颜战败被俘，张飞命左右将严颜牵去砍头，严颜表情不变地说：“砍头便砍头，何为怒邪！”张飞敬佩严颜的勇气，遂以严颜为宾客。徐世隆认为，如果忽必烈不杀文天祥，那么忽必烈也不失成为能及时补过的汉高祖，文天祥也可以成为保有尊严和气节的严颜。但忽必烈毕竟不是汉高祖，因而文天祥也就失去了成为严颜的机会。为此，徐世隆“和泪写新诗”，委婉表达了对忽必烈的失望情绪。
但汉人文士这种前赴后继的努力，对忽必烈在考虑治国政策时“心中有汉唐”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元史》记载，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十月，忽必烈派人谕旨翰林诸臣，问：“以丞相领尚书省，汉唐有此制否？”翰林诸臣都对以“有之”［16］3059，使忽必烈在建立官制时有所参照。一直到元朝中后期，朝臣进谏依然不时援引汉唐故事，如苏天爵《乞增广国学生员》云：“故汉室中兴，圜桥门者亿万计；李唐受命，游成均者三千员。人材之多，近古未有。洪惟国家海宇之广，庠序之盛，又岂汉唐所可比拟！独于学徒员额犹少。”［24］431标举汉唐制度之优，在肯定元朝超越汉唐之处的基础上提出不足，颇有些类似于世宗、章宗时期文臣的进谏方式，又加入新的元素，因为金代士人尚无“海宇之广，庠序之盛，又岂汉唐所可比拟”这样的客观条件与文化自信。
余 论
“汉唐情结”是金元之际的一个显性特征，面对中原文明断裂的危机，如何促使蒙元王朝尽快立政，使被战争破坏的经济、文化、教育得以恢复，使礼乐文明秩序得以重建，是元初汉唐话语被不断重复的初衷与动因。而将金源政权汉化进程中的经验传递给蒙元统治者，使“舜山川，周礼乐，唐日月，汉衣冠”这样在金源文化中已经深入人心的最高理想在新的王朝重现，也是易代之际汉人文士的历史使命。
“汉唐情结”也为明初宋濂纂修《元史》时重视和继承。《元史》不但以元朝的疆域、交通、户数、钱粮等比迹汉唐，而且也表出元朝在政治制度上有取法汉唐之处：“世祖混一天下，近取金、宋，远法汉、唐。”［16］1283在具体制度上，《元史》又说到元设常平义仓，“常平起于汉之耿寿昌，义仓起于唐之戴胄，皆救荒之良法也。元立义仓于乡社，又置常平于路府”，“可谓善法汉唐者矣”［16］1635。这些说法，事实上正是认可了金元之际元好问以蒙元政权接续金源“典章法度几及汉唐”的治世理想，以及郝经、王磐、许衡等人为打通蒙元、金源与汉唐所付出的努力。虽然终元之世一些重要的政治制度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厌乱思治”也始终是元代文学的母题之一，但金元之际两代士人为此所付出的努力，为非汉族政权确立的汉唐标杆，无疑是这个时代最值得肯定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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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潘梦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