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和绘画有什么冲突？谈绘画书法文学的关系

书法和绘画有什么冲突？谈绘画书法文学的关系文学家郑振铎与高君箴结婚时，忽然发觉他的结婚证书没有母亲的图章，于是请瞿秋白代为篆刻。瞿秋白给郑振铎回了一封信，并附《秋白篆刻润格》一张：“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如属急需，限日取件，润格加倍；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牙章、晶章、银章另议。”郑振铎一看，以为瞿秋白工作忙而拒绝，转而求茅盾。茅盾接信后，连夜刻治，第二天上午送到郑振铎家里，此时有人送来瞿秋白的一个红纸包，上写“贺礼五十元”。郑振铎很意外，“怎么送这么重的礼？”打开一看，里面是三方图章，才知瞿秋白的“润格”是开玩笑。一方是郑母的，另两方合为一对，是郑振铎和高君箴的，边款刻“长乐”二字。郑、高皆是福建长乐人，一语双关。按润格加倍，边款二元算，恰好五十元，惹得郑振铎、茅盾和在场人的捧腹大笑。绘画、书法、治印，在古代都是风雅的文人艺术，与诗词文学都有不解之缘。印人以浓郁的文学意趣作为基本修养，同时将诗词、成语、格言、箴言、谑言、谚语等

文/钱君匋

中国画对印章艺术的发展影响极大，如果没有中国画的特殊需求，印章艺术可能至今还停留在实用性官私印的初级水平上。南北朝以前的画主要采用绢帛作载体，汉代发明造纸术后，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到唐代造纸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已采用麻类、楮皮、桑皮、藤皮、瑞香皮、木芙蓉皮及竹子来制纸，生产的纸张不但价格低，而且质量高，南方的常州、杭州、越州、婺州、衢州、宣州、歙州等地都是当时生产贡纸的中心。绘画作品在高质量的纸张上，能充分反映笔法与墨法的功能，使墨的浓淡和层次得到更为丰富的表现。

由于载体材料的改进，唐代绘画和书法艺术都有飞跃的发展，从宫廷到民间出现了收藏字画的风气，促成收藏印、鉴赏印和斋堂馆阁印的诞生，印章进入书画，以黑白为主的中国字画作品上出现了一块耀眼的殷红色钤记，这红白黑的对比美引起了画家们的极大兴趣和热情。唐以后的画家开始讲究题跋，在画上配诗题字落款盖印，使中国画成为一种独具民族特色的、诗书画印合璧的、异常美妙别致、充满无限情趣的艺术品。

由于中国画的需要，一些画家开始自己设计印面篆文，再假工匠之手镌制，明代以后由于采用石质印材，画家们可以自篆自刻，从此印章开始分流，一支是作为凭信的实用性官私印，主要由工匠来完成；另一支是作为欣赏的艺术印章，主要由文人来完成，不少画家转入印章艺术领域，随心所欲于方寸之地，借印章抒情泄愤，借印章深化绘画主题，借印章表达自己的艺术观、人生观等，甚至成为开一派印风的篆刻大师，如明代善画墨竹的山水画家文彭，是流派印章的始祖，后人将他的印作奉为金科玉律。明末清初富有民族气节的著名画家程邃，是印人中别树一帜的徽派领袖。清代以画梅闻名的水墨画家丁敬，是浙派西泠八家之首。这以后的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黄士陵、齐白石，无一不是既扬威画苑又名震印坛的多面手。

明清画家多印人，这与文人画的发展有很大关系。文人画指封建文人和士大夫所做的画，讲究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大多取材于山水花鸟，梅兰竹菊和木石等，借以抒发“性灵”、抱负及愤懑之情，重视诗书画印的综合修养，如清代乾隆时期的清湘老人石涛、尚左生高凤翰、“扬州八怪”等，在绘画上能破格创新，而且人人能诗、擅长书法篆刻，明清流派印章的欣欣向荣与这些画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书法艺术与印章艺术的关系更为密切，如果说绘画与印章是融为一体的关系，那么书法与印章则是天然一体的关系。印章艺术是以刻刀代笔的书法艺术。在上古时代，刀与笔是同样重要的书写工具，我国古代文化的瑰宝——龟甲卜辞、简策版牍、鼎彝铭识、摩崖石刻、历代碑碣、印刷术中的雕版、活字版，哪一样不是“书”与“刻”的结晶，人们往往认为，从甲骨文、钟鼎铭文开始的文明历史，不但是书法的肇始，也是印章艺术的先河。“印从书出”，印章艺术必须立足于书法，以自身形式美去体现书法美；而书法作品也离不开印章，一幅书法作品能否成功，用印也是关键的一环，例如小楷字钤巨印，则喧宾夺主；在紧密的局部处用印，造成虚实失调，篆书作品用楷书印，简化字印，将显得不般配；在作品上随意多处钤印，往往弄巧成拙，恰到好处的地方钤印，鲜红的篆文和白纸黑字相辉映，形成鲜明的对比、撩人心绪的和谐，书法作品上的名章、引首章、闲章，或阴或阳，或大或小，用在此或用在彼，用一方或数方，对书法的布局协调影响很大，章法上的缺陷、不平衡等，往往可以通过印章来校正。此外，印章的内容、形式，也是书法作品内容、形式的一部分，它们互为补充，形成一种撼人的力量和美的享受。

印章不同于绘画书法，但与绘画、书法之理又息息相通，互为支撑。古今的印论深受绘画与书法理论的影响，甚至流派的划分也是受绘画、书法流派的影响产生的。书画印是一种同源关系，是出于同一娘腹的三胞胎，它们都重线条，有共同的工具材料砚笔墨纸，有共同的基本功和审美意趣，都强调融化物我，创制意境，达到以形写神、形神兼备、气韵生动的目的，再加之中国画特有的题跋，将三者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国画区别于其他画种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国画作品上总少不了一方或数方精巧别致、使人格外注目的红色钤记，它增强了画面的节奏和韵味，起到了调节构图和装饰画面的作用，逸趣盎然，如锦上添花。人们在欣赏绘画之余，免不了将视线转向这些印章。篆刻家通过线条的巧妙组织，构成一种类似图案的可视形象，触动读者对生活的回忆，印文的内容又往往与作品和作者有关，欣赏者能够从中领略到画面无法表达出来的东西。1964年，张大千在台湾给四哥张文修画了一幅《黄山旧游图》，钤有一方“别时容易”的朱文方印，题跋是“丙午春仲写黄山旧游，寄呈修哥请正，吾哥年八十有二，弟亦六十八矣，相望不得见，奈何！奈何！八弟，爰”。此印取“别时容易见时难”之意，方寸小印，仅仅四字，与画面、题字浑然一体，将大千先生思念故乡山水、亲朋旧友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一幅好画，配上几句好诗或意趣深长的题跋，映衬上一手漂亮的书迹，最后盖上几方精妙的印章，就成了使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品了。

绘画、书法、治印，在古代都是风雅的文人艺术，与诗词文学都有不解之缘。印人以浓郁的文学意趣作为基本修养，同时将诗词、成语、格言、箴言、谑言、谚语等入印，使印章成为墨客骚人分外钟情的一种艺术。明清时代的文人都爱自刻印章，现代学者爱自刻印章的也不少，李大钊、鲁迅、郭沫若都有自刻印章传世，瞿秋白、闻一多、茅盾、叶圣陶、齐燕铭等作家，甚至可列入卓有建树的印人之列。

文学家郑振铎与高君箴结婚时，忽然发觉他的结婚证书没有母亲的图章，于是请瞿秋白代为篆刻。瞿秋白给郑振铎回了一封信，并附《秋白篆刻润格》一张：“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如属急需，限日取件，润格加倍；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牙章、晶章、银章另议。”郑振铎一看，以为瞿秋白工作忙而拒绝，转而求茅盾。茅盾接信后，连夜刻治，第二天上午送到郑振铎家里，此时有人送来瞿秋白的一个红纸包，上写“贺礼五十元”。郑振铎很意外，“怎么送这么重的礼？”打开一看，里面是三方图章，才知瞿秋白的“润格”是开玩笑。一方是郑母的，另两方合为一对，是郑振铎和高君箴的，边款刻“长乐”二字。郑、高皆是福建长乐人，一语双关。按润格加倍，边款二元算，恰好五十元，惹得郑振铎、茅盾和在场人的捧腹大笑。

爱国诗人闻一多，抗战时在昆明，曾以教授身份挂牌治印。那时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人人在为求生存挣扎，即使月薪几百元的大学教授，也由于物价扶摇直上，得为每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发愁，何况闻先生一家大小八口，度日更加艰难，于是操刀治印搞“副业”，好友浦江清还为他写了一篇骈文《短启》，后附朱自清、沈从文、唐兰等九名教授学者联合具名拟定的“润格”，靠雕虫小技来暂缓燃眉之急，闻先生名重海内，短启一出，求印者接踵而至，而闻先生对发国难财的富商大贾，或靠压榨人民而钱囊丰满的达官贵人，却有求不应，而对文艺战友，同道同好，则精心篆送，分文不取。君子固穷，高尚人格不减半分。

印章制作由工匠变为文人，印章文字由官名人名变为文学语言，印章的方寸之地就成为文人表达心声、反映感情，甚至成为人生战斗的一种武器。

清代郑板桥早年贫居闹市无人问，曾向人推销自己的字画作品，总是遭人白眼拒绝，后来中了进士，蜚声士林，过去冷落他的亲朋故旧都纷沓而至，登门求书作画的络绎不绝，他深感人情冷热，自刻“二十年前旧板桥”一印，讽刺那些趋炎附势之辈。鲁迅在青年时代刻过“文章误我”“戎马书生”“曳剑生”等印章，表示他对旧文化、旧世界的深恶痛绝，决心拔剑而起，用战斗创造新的未来。

抗战时期，四川篆刻家肖友于（1913—1955），以民族英雄岳飞的《满江红》词和文天祥的《正气歌》全文，篆刻为巨印条屏，用来激励民众的抗日热情，冯玉祥将军称赞他是“爱国印人”。六十年代初的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在极左思潮中被罢官，十年动乱中又备受折磨，他刻有“无畏”一印用来明志，边款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爱国志士黄克强先生爱用一印：“铲除世界一切障碍使者”，等于是一篇短小的宣言和战斗檄文。

印章艺术与书法、绘画有共同的血缘关系，又都与诗词有不解之缘，因而得到书法界、国画界和文学界的青睐，成为文人必不可少的东西：书法绘画须臾离不得，鉴赏收藏更是少不了，信函签名也经常使用。鲁迅赋诗作书，喜爱钤用印章，据统计，“除了书赠邬其山的一帧上戏盖手印之外，所有的字幅几乎都钤有印章”。作家姚雪垠也爱用印，1984年11月，姚雪垠参加了法国马赛市一年一度的作家“签名卖书”的活动，他用毛笔给买书者签名，并加盖一个红色的印章，这种形式大受欢迎，桌子周围被围得水泄不通，书很快脱销，不得已，只好由主持人先收款登记，在一张书本大的白道林纸上签名盖章给买书人，以后再来取书，姚雪垠先生每当谈起这件事时，对我们民族的书法印章艺术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印章艺术是集综合性与特殊性为一体的艺术，明清两代有成就的画家、书法家、文学家都曾涉足这个领域，甚至达到相当高的造诣或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明代的书画家董其昌、李流芳、徐谓、朱鹭、宋珏、袁登道、万寿祺、张凤等都擅长镌印，有的人甚至与何震齐名。由于大量多才多艺的文人涌入印坛，对印人的诗书画修养要求很高。从明清以来，集诗书画印数种技艺一身的学者比比皆是，“三绝”“四佳”的美谈流传不衰。文彭、丁敬、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等开派大师，都是诗书画印“四佳”的文人。赵之谦的绘画作品雄建清新、笔墨淋漓，一改彼时柔婉纤弱、黯然无神的风尚，而他刻制的印章，走笔如刀，遒劲有力，也别有一番天地。吴昌硕，自称“三十学诗，五十学画”，他的印章风格，同他的画风一样，浑朴厚重，苍劲古拙，创造了前无古人的境地。以国画震撼世界的齐白石大师，自我评价是“诗第一，印章第二，书法第三，画第四”，他的画奔放老辣、洗练浓艳，他治印多单刀直入，不加修饰，奔放自然，与他的绘画一样自成一格。

印章艺术与绘画、书法、文学的水乳交融的关系造就了一批诗书画印俱佳的人才。诗书画印皆通晓，成为“东方艺术家”的特色，老一辈的艺术家和学者，都具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被毛主席热情赞颂过的闻一多，是大名鼎鼎的学者和诗人，也是独具风格的画家和印人，近代教育家经亨颐（1877—1938），同时以诗书画印“四绝”享誉文苑。曾担任北京大学古代诗词文学课的教授寿石工（1885—1950），在绘画和治印上都自树一帜。美术教育家诸乐三（1902—1984）先生，他的诗、书、画、印、人品和医术，被人赞誉为“六绝”。

老一辈画家中擅长诗词、书法、治印的更多。著名画家潘天寿，以作画之理写字治印，他的画笔墨雄奇、淋漓壮阔，饱含“金石气”，而他治作的印章则刚劲苍古，与画风一致。上海“四绝老人”王个簃，有将四绝和谐于一幅画面的非凡运筹本领。画面上题字，或诗词或长句，或篆或行，或浓或淡，或题一处或多处；画面钤印，或一印数印，或方或圆，或朱或白，总是配合默契，天衣无缝，一气呵成，相映成趣。著名画师钱瘦铁，绘画、书法、治印三绝，他的书画印章作品在日本东京展出，得到极高的评价。以画兰花盛誉海内外的画家白蕉，治印也深得个中三昧，人们用“治印诗书画，种兰烟酒茶”十个字评价他的成就与爱好。古往今来名副其实的篆刻家，没有不具有广泛艺术修养的，在印坛上独树一帜，自成一格的沙孟海、方去疾、来楚生、单晓天等大师，又都在书法、绘画、诗文、文物鉴定及印学理论上有独特的建树。

（孟云飞转自《江苏教育》 2018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