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说她只想活50岁（听她说女性的）
女人说她只想活50岁（听她说女性的）达恰·玛拉依妮与莫拉维亚，两人曾在一起生活过达恰·玛拉依妮取得了成效，虽然仍是在想象中。她观察着“失去”的成长过程，进一步明白了男性的“厌女”情节是如何形成的。“失去”逃离了保护他的母亲和家庭，加入了由叛逆的青少年团伙组成的男性世界（“由数代人一起合理构筑的世界”）。为了寻求认可，他开始模仿其他男孩的行为举止，其结果是学会了像对待物品那般对女性进行贬损和侮辱。达恰·玛拉依妮在此想要表达的观点与日本著名女权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一书中阐述的观点如出一辙。上野千鹤子认为，让一个男人成为男人的途径，不是异性的女人，而是同性的男人。“男人的性的主体化，需要的是认可自己为男人的男性集团。正如拉康一语道破，‘欲望乃他者之欲’，男人是通过模仿其他男人的性欲望而成为性的主体的。所以，成为男人的途径，没有任何多样性。”她还有一个更加精辟的论断：性歧视是通过将女人他者化而与共同行动的男人同化的行为，而这
“发生在一个女人身上最糟糕的事情，恰恰就是迎合男性的思想，欣然且虚荣地将自己看作一个被追求的猎物，一样被渴求的物件，一份需要保卫的财产。”——《欢喜》
《欢喜》，[意]达恰·玛拉依妮，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余婷婷 译，2021《欢喜》与其说是小说，倒不如说更像一部披着小说外皮的哲理散文。该书从主人公“我”六岁时在日本京都的经历讲起：“我”被父亲误会用墨水弄脏他的书，失去母亲的信任后，产生离家出走的想法，“我”以这种未能实现的念头反抗了“不公”。“公平”遂成为整本书展开思辨性探讨的起点，并延伸到正义、是非、道德等议题。然后“我”回忆起胎死腹中的儿子，想起丈夫为此离开“我”，与情人移居美国的往事。“我”开始神游，在神话、宗教、典籍里找寻那些污名化女性的情节和言论。“我”成为了坚定的女权主义者，为女性的权益发声和行动。以上这些都源自达恰·玛拉依妮年轻时的真实经历。难怪她会这样说，“这不是小说，而是一部自传，源于我在怀孕七个月时失去一个孩子的痛苦记忆。”
那个时候，达恰·玛拉依妮年轻，全身心热爱文学、戏剧和艺术，梦想成为作家。她嫁给了一位画家，短暂幸福的婚姻结出果实——孕育一个男孩。达恰·玛拉依妮因此卧床数月，阅读大量书籍，并和腹中的孩子对话，向他讲述读过的书、恐惧和梦想，同时作为女权主义者为女性权益做过的斗争。后来很不幸，孩子没出生就死了，达恰·玛拉依妮陷入痛苦和抑郁。当这段往事再次回到达恰·玛拉依妮的记忆，已是数十年之后，她开始着手研究它，并将其写成了书。《欢喜》介于想象和非虚构之间，虽然有着小说的架构，讲述的却是真实发生的事。书中提到的名古屋集中营是达恰·玛拉依妮与家人二战时期在日本旅居时受到关押的地方，因为作为人类学家的父亲有着自由主义思想，达恰·玛拉依妮一家被关在法西斯集中营长达3年，遭受非人待遇。这让作家对法西斯主义嫉恶如仇，在她的作品中多有呈现。
达恰·玛拉依妮
《欢喜》最重要的情节是七个月大的孩子胎死腹中（然后被取名为“失去”），为了缓解痛苦，“我”幻想孩子仍在肚中，并逐渐长大。“我”养成了与孩子对话的习惯，与他一同“探讨诱奸、恋童、荡妇羞辱、性别对立，以及男性先哲世界中女性价值的丧失。”“我”与死去儿子的对话，实则更多是“我”向“失去”倾诉，唯有等到孩子长大成人之后，两人偶然间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意大利女记者奥丽亚娜•法拉奇曾写下《写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这个书名拿来用作《欢喜》的副标题非常合适。同时，以对话形式阐述观念、表达思想的手法会让我们想到法国启蒙主义时期的哲学小说，譬如狄德罗的《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可以说，达恰·玛拉依妮假借那个死去的孩子阐述着自己的女权观点。“对女人的厌恶为什么会变成一种不易察觉的毒药，甚至连最高贵的血液里也流淌着它。”这种厌女癖更体现了一种真实且深入人心的文化传统。”达恰·玛拉依妮反思的正是“厌女癖”这种“真实存在且深入人心的文化传统”。
不过有些让人奇怪，一部通篇以言谈形式控诉父权制压制女性自由的书，却没有真正的男性角色。“我”的交流对象之一是死于腹中的儿子“失去”，我想象他在经过青春期的叛逆后变成一个男人，“失去”实际上不算真正的男性角色，他是一个假想的倾诉对象。“我”的另一位交流对象则是高中同桌、闺蜜西尔瓦娜，她在经历破碎的婚姻后在“我”影响下开始接触女权主义思想。书中倒不是真的没有出现过男性角色，像“我”的祖父和父亲，身为画家的前夫都有露面，但只是提及，“我”从未与他们进行过实质性对话。一本深刻反省女性压迫处境的书，让男性公然缺席，不会让人感到反常吗？如果作者真的有意揭露父权制的本质，那么至少也应该让作为“被告”的男性登场阐释他们的观点吧？但没有，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达恰·玛拉依妮消隐了男性的声音，似乎认定仅从女性视角出发批判男权世界就可以了，即便她说的都是事实和真相。
我们能由此得出结论——达恰·玛拉依妮如此处理的缘由，是想从更深的层次揭示女性控诉男性的动机实际上循环在一种内部的自我交流中。她或许清楚，如果让男性与女性像在辩论台上那般就各自的观点争辩，铁定无法达成和解，两方只会从各自的立场出发表达各自的想法罢了。这显示出达恰·玛拉依妮潜意识深处一种悲观的认识，也指出了大多数女性面临的现实困境：身体力行地反抗父权制并没有那么容易。这能解释为何“我”只能与死去的儿子和闺蜜对话，只有面对她们才能义正严词地表达出那些深刻的女权思想。尤其在与儿子“失去”对话时，“我”处在绝对强势、输出观点的一方，滔滔不绝、引经据典谈论女性的“污名化”，如同战斗檄文般连珠炮式从“我”嘴里迸发而出，充满了攻击性。这是一位“爱说教”的女性，她只能如此才能在男孩幼小的心灵中灌输正确的女权思想，正如书中人物所说，“我坚持想进入我儿子顽固的脑袋里，让他明白历史是如何塑造了这两种如此不同、永远对立的生物，仿佛他们是敌对双方，可实际上并不是。”这或许是糟糕的现实环境中不得不如此的无奈举动。
达恰·玛拉依妮取得了成效，虽然仍是在想象中。她观察着“失去”的成长过程，进一步明白了男性的“厌女”情节是如何形成的。“失去”逃离了保护他的母亲和家庭，加入了由叛逆的青少年团伙组成的男性世界（“由数代人一起合理构筑的世界”）。为了寻求认可，他开始模仿其他男孩的行为举止，其结果是学会了像对待物品那般对女性进行贬损和侮辱。达恰·玛拉依妮在此想要表达的观点与日本著名女权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一书中阐述的观点如出一辙。上野千鹤子认为，让一个男人成为男人的途径，不是异性的女人，而是同性的男人。“男人的性的主体化，需要的是认可自己为男人的男性集团。正如拉康一语道破，‘欲望乃他者之欲’，男人是通过模仿其他男人的性欲望而成为性的主体的。所以，成为男人的途径，没有任何多样性。”她还有一个更加精辟的论断：性歧视是通过将女人他者化而与共同行动的男人同化的行为，而这正是“厌女”的实质。
达恰·玛拉依妮与莫拉维亚，两人曾在一起生活过
《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日]上野千鹤子，上海三联书店，王兰 译，2015
《欢喜》结尾，“失去”经过懵懂、叛逆的青春期，经受爱情的磨难和洗礼，变成了一位真正的男人。他认识了一位女性，了解到女人的奥秘与欢乐、热爱与独立，他对女性世界的恐惧消失了。可以说，“失去”在女性的感召下从“厌女”的男性世界中拯救出自己，成为真正的男人。这个情节恰当地验证歌德在《浮士德》中写下的名言——“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上升”。达恰·玛拉依妮并没有对男性彻底失望，在她看来，实现男女平权，除了女性的自我意识需要觉醒外，男性也要从小开始接受女权思想的洗礼，认知真正的女性世界，摆脱“厌女”情结。恰如她在书中所说的，“如何最好地教育一个孩子尊重女性，并摆脱父权制的逻辑，而今天的男孩最终会不知不觉地吸收和重复这种逻辑。”这是达恰·玛拉依妮某种理想主义信念的表现。
《欢喜》原名Corpo Felice，由意大利语直接译为中文是“欢喜的身体”。但女人真的能从身体获得欢喜的体验，而不遭受污名化吗？传统文化蔑视女性诉说身体的感受，尤其是性经验。“无人言说女性的性欲。尽管它活在女性的躯体里，却无法看见，它没有一个可见的可识别的形象。”“只要人们提到女性性欲，就会想到男性性欲。女性性欲的独立存在并不为人们所承认，而迷失在了痛苦的模拟中。”女性的身体是一具痛苦的身体，而不是“欢喜的身体”。达恰·玛拉依妮取这个书名，或许是想告诉读者，女性应该学会让自己获得“欢喜”，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通往“欢喜”的路途坦荡又自然，女权主义激发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清除传统加在女性身上的束缚、贬损和污名。“发生在一个女人身上最糟糕的事情，恰恰就是迎合男性的思想，欣然且虚荣地将自己看作一个被追求的猎物，一样被渴求的物件，一份需要保卫的财产。”远离物化自我的观念，女性才能获得“欢喜”。
赞誉应该献给达恰·玛拉依妮。作为意大利当代文坛最为重要的女作家之一，玛拉依妮终其一生都“站在女性立场上”关注女性的生活境况，积极为女性的利益发声。她是一位多产的作家，自1961年出版处女作《假期》起，已经有60余部作品问世，体裁包括小说、杂文、诗歌、新闻报道等。2021年6月25日，达恰·玛拉依妮获得第37届海明威文学奖（Premio Hemingway），这是晚到的荣誉。现年八十多岁高龄的玛拉依妮仍然笔耕不辍，最新作品是评论文集《温和的革命：对变化国家的思考》。我们很期待她的更多作品能翻译成中文。
编辑：邓洁舲
二审：刘雅
三审：陈涛、王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