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二世尼古拉耶维奇:汉乌词典之父功察连科
亚历山大二世尼古拉耶维奇:汉乌词典之父功察连科除此之外,功察连科还告诉笔者,汉语和中国文化在乌克兰很受欢迎,不仅大学里开设中文课程,许多小学里也开设了汉语课。而且,乌克兰的许多企业和中国都有合作,他们的工作人员希望自己能够学习一些汉语来和中国的企业直接沟通交流,而不是通过翻译。 功察连科?尼古拉耶维奇介绍,在乌克兰,学习汉语的人比较多,有很多大学都设有中文系和孔子学院,学习汉语的人数占到总人数的10%左右。作为孔子学院的院长,他设立了孔子学院的奖学金,资助乌克兰的汉语爱好者来中国学习。 18岁那年,他踏进大学校园,第一次接触到了中国的电影,对李小龙的崇拜让他对中国这个遥远的东方古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大学期间,他开始学习中文,1990年,机缘巧合下,他来到中国,在北京语言大学继续学习中文。他饶有兴致地谈起了1999年来中国学习的时光,“当时我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汉语,那个时候北语还没改名为‘北京语言大学’。我很喜欢那个时候的中国,那个年
功察连科·尼古拉耶维奇
乌克兰基辅大学中日韩语系助教、孔子学院外方院长、乌克兰汉学家协会成员;研究领域:语言学;研究成果:《中国文学理论》《汉语语体研究方法论》《汉乌词典(8万词)》《现代汉语经贸术语的形成和发展道路》等。
编者按:2017年中外文学出版翻译合作研修班期间,在 “cctss翻译咖啡馆”活动现场,笔者有幸对乌克兰的青年汉学家功察连科·尼古拉耶维奇进行了采访。帅气的面孔,流利的中文,温暖的笑容,是笔者对他的第一印象。他的汉语说的非常棒,言语之间也饱含着对于中国文化的热情。
因电影,与中国结缘
18岁那年,他踏进大学校园,第一次接触到了中国的电影,对李小龙的崇拜让他对中国这个遥远的东方古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大学期间,他开始学习中文,1990年,机缘巧合下,他来到中国,在北京语言大学继续学习中文。他饶有兴致地谈起了1999年来中国学习的时光,“当时我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汉语,那个时候北语还没改名为‘北京语言大学’。我很喜欢那个时候的中国,那个年代,几乎所有人都骑自行车,不管是青年还是老人,是学生还是老师。现在的北京发展得太快了,多了许多现代的建筑,路上也都是汽车。”功察连科很怀念当时在北京读书的日子,他也像那个年代的中国人一样,不管去哪里都骑着自行车。他曾经一个人从北京语言大学骑车到天坛。谈到这里,功察连科无奈地笑了笑,“那时候的中国和乌克兰很像,我指的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你看现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乌克兰与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真不知道乌克兰什么时候可以达到中国的水平。”源于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功察连科不仅从事了中文教学工作,而且他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中国的研究。
乌克兰的“汉语热
“中国和乌克兰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侦察连科提到了四月份的中乌活动,“4月23日晚,丝绸之路城市联盟联合乌克兰驻华大使馆,在北京举行了“‘一带一路’中乌文化交流周”代表团的启航仪式。 “‘一带一路’中乌文化交流周”于4月 24日至4月30日于乌克兰基辅举行,活动分设丝路新象艺术展、中医药主题日、中国传统文化展示与交流日、丝路城市主题日等板块,活动充分传播中国文化精髓,推广中医药传统文化,展示华夏文明魅力,推动双方人文交流与经贸合作,创造企业合作机会,与广大艺术大家、文化传承人及优秀企业家一道共同推进中乌文化交流及‘一带一路’建设。”
功察连科?尼古拉耶维奇介绍,在乌克兰,学习汉语的人比较多,有很多大学都设有中文系和孔子学院,学习汉语的人数占到总人数的10%左右。作为孔子学院的院长,他设立了孔子学院的奖学金,资助乌克兰的汉语爱好者来中国学习。
除此之外,功察连科还告诉笔者,汉语和中国文化在乌克兰很受欢迎,不仅大学里开设中文课程,许多小学里也开设了汉语课。而且,乌克兰的许多企业和中国都有合作,他们的工作人员希望自己能够学习一些汉语来和中国的企业直接沟通交流,而不是通过翻译。
功察连科所在的孔子学院的学生大部分都来自中文系,因为他们想通过孔子学院这个桥梁来中国学习。还有一部分学生虽然不是中文系科班出身,但是出于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热爱来到孔子学院,希望能更深层次地学习中国文化。“我的同事中间有汉语词汇家、修辞学家、文学家等,领域涉及语言、文学和文化,事实上各方面都有研究,我的许多学生也在从商,在乌克兰,将近三分之一的孔子学院的学生毕业后都会留在中国工作。”
汉语在乌克兰愈来愈热,汉语教学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虽然每年国家和孔子学院都会设立奖学金让一批热爱中文的学生来华学习,但是这些毕业的汉语学生大都进入企业,从事经济方面的工作,再加上教师的工资待遇不高,也缺乏“尊师重道”的氛围,乌克兰汉语教育师资力量很薄弱。除此之外,汉语教材也是乌克兰汉语教育中的软肋,在乌克兰的孔子学院,汉语教材都由中国汉办提供,内容还较为新颖,而在乌克兰国立和私立大学中,仍然在使用比较旧的汉语教材版本,且数量很少,一部分学生还需要借书拿去复印。功察连科也意识到了这些困难,在教学中他并不完全依赖课本,而是采用更丰富的形式,在孔子学院的课堂上,经常会给学生放一些中国电影,来让同学们学习,“我的学生们也非常喜欢成龙的功夫片,但是成龙的电影肯定不是我们在中文教学中的首选。”他笑了起来,在课堂上,他一般会选择一些语速较慢、比较容易被接受的电影来作为中文教学材料。
一个认真的汉学家和他的《汉乌词典》
谈到编写的汉乌词典,功察连科先生打开了话匣子,在编写的过程中,困难真的不少,最困难的地方是打字方面。“2000年开始编写,那时候没有合适的软件,所以我们请中国的朋友在中国送给我们这个软件,那时候windows没有汉字,所以编写这样的词典非常非常困难,除了打汉字以外,还需要打拼音字母。”关于声调问题,功察连科先生也觉得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部分,因为乌克兰的语法没有声调问题。 “老版的词典太落后,是在80年代编的,只有两万多词条,许多新的词语都没有,很难满足读者们的需求,我们编纂的这套辞典向读者提供了八万多个词条,吸收了大量的新词,也把许多老旧的词汇转化成新词。编写过程中,我们举了很多例子,词语如果看不懂的话,有例子就会明白很多。”
为方便学乌克兰语的使用者,词典对汉语词语提供了不同色彩的乌语对等词语,并附加了汉语的说明。 “在编字典的时候,我们还参考了文学作品、报刊、新闻、电视等方面的资料,除一般词汇以外,也收了一些常用的方言词语、文言词语、专业词语等,使内容尽量丰富。”
功察连科编写字典的过程是漫长的,从2万到8万,这巨大的跨越需要的是他们繁琐的工作和非凡的耐心,这部字典凝聚了他的心血和汗水。汉乌词典编写历时三年之久,一共1174页。这部词典不仅给乌克兰的中文学生带来了方便,也在中乌交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