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的兵器：匈奴曾占据河套冶铜制作弓箭 但为什么又被赶往更远的北方
匈奴的兵器：匈奴曾占据河套冶铜制作弓箭 但为什么又被赶往更远的北方今天，蒙古学者对漠北的匈奴墓葬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大量的中原器物，证明汉朝与匈奴的物资交换数量很大，而且非常频繁。发现的中原文物中有铁器、铜器、陶器、木器、石器、工具、马具、黄金、服饰以及丝织品，既包括日常用具，也包括生产用具。这些墓葬同时说明，匈奴自己也有制造铜器的能力。观察鄂尔多斯和巴彦淖尔的地理大势可发现，鄂尔多斯地区的青铜器铸造所需的大量原料，完全可以通过和周邻地区以物易物的原始方式来完成，而其周邻的南部、东部、西部都没有铜矿富含区。而考古者恰好在巴彦淖尔的乌拉特前旗，就发现过古代的铜矿开采及冶炼遗址，尽管这处遗址破坏严重，对其开采、冶炼起始时代的研究以及和“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关系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显得滞后甚至空白，但这个遗址完全可以回答草原上的那些精美青铜器制作的原料来源和冶炼制作之谜（见唐荣尧《巴彦淖尔文字背后的美丽》）。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双联罐。铜是大地给予人类的恩赐，对这种恩赐的
汉元帝问侯应原因，侯应说：“周朝和秦朝以来，匈奴暴戾强悍，不断侵略边境。汉王朝建立之初，尤其受到它的伤害。据我了解，北方边塞，东到辽东（辽宁省辽阳市），西有阴山河套之北阴山山脉，东西长达一千余里，草木茂盛，禽兽众多，本来冒顿单于依赖这里地势险要，制造弓箭，出来抢劫，正是匈奴畜养禽兽的圈地。直到孝武皇帝刘彻出军北征，把这一地区夺到手，而将匈奴赶到大漠以北，并在这一地区建立城堡，修筑道路，兴建外城，派遣军队前往屯戍守卫，然后边境才比从前稍稍安宁。漠北土地平坦，草木稀少，沙漠相连，匈奴前来侵扰缺少隐蔽之地。边塞之南，道路深远，山谷起伏，往来十分困难。边塞老一辈的人说：‘匈奴丧失阴山之后，每次经过那里都伤心痛哭。’如果撤销边防军队，对夷狄大为有利，这是不能答应的理由之一。现在，圣上的恩德宽阔广大，如天一样覆盖着匈奴。匈奴人得到拯救才能活下去，并感激救命之恩，叩头称臣。不过，夷狄的性情，穷困时谦卑顺从，强大时骄傲横逆，天性如此。前些时，我们己撤除了外城，减少了亭、燧等军事建筑，现在的边防军队仅够担任瞭望互通烽火而已。古人居安思危，边防不可再撤除……”
（上问状，应曰：“周、秦以来，匈奴暴桀，寇侵边境；汉兴，尤被其害。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馀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用得少安。漠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隐；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差难。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如罢备塞吏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圣德广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来臣。夫夷狄之情，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然也。前已罢外城，省亭隧，才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复罢……”）
侯应的这段话，不但让我们看到了汉朝与匈奴间的不信任关系，也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样一个史实：当年占据河套地区的匈奴已经掌握了冶金技术（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冶作弓矢……）
今巴彦淖尔乌拉特后旗霍各乞（原名获各琦）矿区，据说是一个匈奴的铜冶炼场，其面积约为 2公里现保存有 3个炼炉，直径 1.1米，深 1.7米，周围有大量碎矿石。在1号矿床上还发现一口深2米、直径 5米 的古矿井，矿井周围遗有石锤和兽骨。这处炼铜遗址为人们破解了这样的历史秘密：传统的正史记载中，中原古老的冶金工业出现时，阴山一带还是游牧族统治之地，而匈奴人控制河套地区时，他们已经掌握了炼铜技术，并开始挖掘这里的铜矿进行冶炼。
铜是大地给予人类的恩赐，对这种恩赐的利用，标志着人类文明开始闪烁金属光芒，厚重和坚硬的历史底色开始闪现。那些沉寂在历史时光中的影像，积淀了人类智慧和审美的高度。遍布在中国大地上的青铜器分为南北两大体系，南方系青铜器以中原地区为代表，作为礼器的面孔走进国人视野较多；北方草原上的青铜器则多以兵器出现，北方系青铜器重要的代表性地区之一就在鄂尔多斯。而属于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就和巴彦淖尔一河之隔。那时，阴山之下的一支支游牧武装力量，一次次南下扩展牧场、侵扰中原政权时，必定会占据鄂尔多斯草原。
如今，静静躺在柔和的博物馆灯光下的鄂尔多斯青铜器，生动地再现了2000多年至4000多年前，中国北方草原上的部族征战、原始崇拜、动物驯服、丧葬习俗等，代表着青铜时代及早期铁器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发展水平。那些从巴彦淖尔境内出土的青铜器更是当时的“巴彦淖尔人”智慧和艺术的结晶。透过这枝独放异彩的奇葩，我们不仅对于阴山南北的游牧民族文明有了全新的了解，同时对于古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也有了全面的感悟，这是古老而神奇的草原牧人遗留下的文化沉积。
一个关键的问题出现了，鄂尔多斯境内出土了这么多数量的青铜器，但鄂尔多斯境内一直没有发现大规模的铜矿开采及冶炼遗址，这些“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原料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学术界显然一直在忽略着或者刻意回避着这个问题。
观察鄂尔多斯和巴彦淖尔的地理大势可发现，鄂尔多斯地区的青铜器铸造所需的大量原料，完全可以通过和周邻地区以物易物的原始方式来完成，而其周邻的南部、东部、西部都没有铜矿富含区。而考古者恰好在巴彦淖尔的乌拉特前旗，就发现过古代的铜矿开采及冶炼遗址，尽管这处遗址破坏严重，对其开采、冶炼起始时代的研究以及和“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关系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显得滞后甚至空白，但这个遗址完全可以回答草原上的那些精美青铜器制作的原料来源和冶炼制作之谜（见唐荣尧《巴彦淖尔文字背后的美丽》）。
今天，蒙古学者对漠北的匈奴墓葬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大量的中原器物，证明汉朝与匈奴的物资交换数量很大，而且非常频繁。发现的中原文物中有铁器、铜器、陶器、木器、石器、工具、马具、黄金、服饰以及丝织品，既包括日常用具，也包括生产用具。这些墓葬同时说明，匈奴自己也有制造铜器的能力。
冶铜术发明于西亚地区，距今已有七八千年的历史。在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铜刀，其年代为距今约5000年。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铜铃、铜环等铜器，其年代为距今4300年至4100年。我国西北地区出土的早期铜器都是小件铜工具、兵器和装饰品，与中亚和西亚的铜器从形制和种类都别无二致。因此，今天有一些学者们认为，冶铜术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的。
相应地，冶铁术在公元前3000年已在西亚地区出现。在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铁器不早于公元前1000年，且越靠近中亚的地区铁器出现得越早。由此可见，冶铁术也是从西亚经中亚传入我国的。
略有一些史学知识的人都会发现这么一个问题：汉朝一向认为匈奴是野蛮、无礼的，天生就是出来“抢”着吃的一群人，无根无脉，飘荡在草原上，不像汉地是农耕社会，生产获得相对较为稳定。因为这个，让汉匈双方始终处在一种“不信任”的关系里，而双方不同的生产方式导致了截然不同的文化，使得交易缺乏共同文化基础。当其中一方有暴力优势时，那就只有打了，这就是汉匈之间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多战争的直接原因。而对中原贸易持续依赖，也曾使匈奴中一些具备“忧患意识”的人或者说“主战派”就有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匈奴全国人口加起来不足汉朝的一个郡（冒顿纵精兵30余万围困刘邦于白登，以五口人中出一名士兵推算，其时，匈奴人口应当在150万至200万之间），之所以能威胁汉边是因为他们土地广阔，人民衣食能自给，没什么需要依靠汉地的。中原的丝织品远比匈奴的皮毛衣物精美，匈奴贵族们非常喜欢这些丝织品，如果举国上下都追求华美的丝绸，匈奴就会成为汉朝的附属。他们还认为，汉朝的丝绸衣物不适于在草棘中乘马飞驰，汉朝所馈赠的食物也不如匈奴的奶制品那样甜美。
然而，这种忧患意识并未对匈奴上层产生重要影响。我们看到，最早控制了河套地区的匈奴人虽说掌握了治金技术，但他们并没有学会像中原人一样耕种，以生产一部分粮食来满足自我需求，而后来的汉朝在那里进行了大规模的“屯垦”活动，似乎从那一刻起，他们就注定了一定会被同化或者被赶往更加遥远的北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