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敢历史人物：纪念徐朔方先生
徐敢历史人物：纪念徐朔方先生后来我做硕士论文，选题是《赵氏孤儿剧目研究》。自然要先查阅前人研究成果，看到朔方先生的《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载于古代文学出版社1956年7月一版作者的论著《戏曲杂记》。当时我在学问上一片空白，只感到朔方先生学养深厚，功力精湛，不觉油然而生敬意。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徐朔方其人。作为校友、晚生与同行，我首先对徐朔方先生从事教学科研55周年表示衷心的祝贺！朔方先生人品风格求是真切，学术思想颖脱高远，研究成就博大精深，行文特色晓畅典雅，诚所谓道德文章。1979年，我准备报考元明清小说戏曲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找到一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7月新一版《汤显祖集》（实即中华书局1962年版），其诗文部分由徐朔方先生笺校。
《在“庆祝徐朔方教授从事教学科研55周年
暨明代文学国际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及其他
尊敬的朔方先生：
尊敬的各位师友：
作为校友、晚生与同行，我首先对徐朔方先生从事教学科研55周年表示衷心的祝贺！
朔方先生人品风格求是真切，学术思想颖脱高远，研究成就博大精深，行文特色晓畅典雅，诚所谓道德文章。
1979年，我准备报考元明清小说戏曲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找到一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7月新一版《汤显祖集》（实即中华书局1962年版），其诗文部分由徐朔方先生笺校。
当时我在学问上一片空白，只感到朔方先生学养深厚，功力精湛，不觉油然而生敬意。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徐朔方其人。
后来我做硕士论文，选题是《赵氏孤儿剧目研究》。自然要先查阅前人研究成果，看到朔方先生的《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载于古代文学出版社1956年7月一版作者的论著《戏曲杂记》。
现在看来，当然我的硕士论文应该后来居上，但当时我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受到明显的启发：
赵氏孤儿故事的题材来源与演进状况，赵氏孤儿杂剧的创作主旨以及主要人物分析等，何况，1953年朔方先生初稿该文时，我才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这是我第一次认真研读徐朔方其文。
1985年6月、1986年11月、1989年6月，我在徐州市文化局做副局长和局长，曾在徐州发起、筹备和主持召开了全国首届、二届和国际首届《金瓶梅》学术讨论会。
徐朔方先生出席了1986年的国内会（参见附件1、2）和1989年的国际会（参见附件3、4），每次会上都作有精彩的发言。
1986年10月第二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 合影
1986年那次会议，时值深秋，天高气爽，在会议下榻的徐州市南郊宾馆，庭院深深，疏竹朗石，朔方先生鹤发童颜，信步其间，真是飘然若仙。这是我第一次得识徐朔方其面。
1999—2000年，徐州教育学院与中国文化报社联合开办“古代戏曲论坛”半月版，我与刘辉兄请朔方先生题额赐签，先生欣然命笔，其书润劲秀拔（参见附件5），直觉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大道无形，此之谓也。
高山仰止，由衷祝愿朔方先生健康长寿！
徐朔方题签《古代戏曲论坛》
（ 本篇刊于廖可斌、楼含松、周明初编《庆祝徐步奎（朔方）教授教学科研55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2002。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1年10月29日于杭州
按：我发言翌日上午会议组织乘青莲号船游西湖（参见附件6、7）。10月31日上午，我偕刘辉兄去徐先生府上拜访。
虽有在读博士徐永斌住在徐府照看，但先生的起居已经不够便捷随意。
我请徐先生赐序给拙著《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先生慨然允诺。
2001年11月5日孙秋克兄发给我的徐先生一封传真，内容即是《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序：
我与吴敢先生在徐州结缘，与《金瓶梅》研究有关。
20世纪80年代中期，首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徐州举行，我因故未能到会，只发去一纸贺信，但从此留下了吴敢、徐州和《金瓶梅》研究三者相关的印象。后来证明事实确实如此。
听说吴敢是一个颇有几分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毕业于土木工程系，学工程的同时又喜好文学，最终弃工从文。
他的文学研究始于戏曲，成名则由于具有突破意义的《金瓶梅》研究。他不仅由工科入于文道，又由文道入于仕途，在徐州市文化局局长和徐州教育学院院长的职位上，为《金瓶梅》研究的开拓和研究者队伍的集结，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这些情况皆为金学界同仁所熟知，毋庸赘言。
上月末，浙江大学举办“庆祝徐朔方教授从事教学科研55周年暨明代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吴敢先生回母校带来了这本《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
拜读之后，感到作这样文章的作者，非此君莫属。至少有这样两条重要的理由：一是他是20世纪最后20年颇有建树的中年金学家，二是他参与筹办了20世纪六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和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且一直被推选担任中国《金瓶梅》学会副会长和秘书长。
《金瓶梅》这部曾经声名狼藉的著作，在20世纪的学术研究中走过了曲折的历程。对这个研究领域的得失作出全面详实的、合乎实际的总结和评价，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
吴敢先生对《金瓶梅》研究的深厚学养和对《金瓶梅》研究状况的熟悉，使得这部著作具有相当的力度。
一百年的学术总结，必得广泛地占有材料。这部研究史首先给人一个突出的印象：搜罗扒梳，用力甚勤。吴敢先生的勤奋，早已为人称道。
这一点在此书著述中的体现，仅举一例即能显现。我曾经陆续写过一些研究《金瓶梅》的论著，但到底有多少，发表在什么地方，在我是一笔糊涂账。
但吴敢为了写这部研究史，把我历年来的《金瓶梅》著述依次辑录出来，我自己读此目录，倒真有恍若隔世之感。
他要辑录多少人的著述才能写出这部研究史？这样的“笨事”如今有多少人肯做？
一部研究史，应对所述对象作宏观的把握。吴敢把20世纪的《金瓶梅》研究分为五个阶段，比较客观且清晰地勾勒了这个世纪金学发展的轨迹。
吴敢总结的范围又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大陆而具有国际性，他把大陆、台港、日本、欧美皆纳入其视野，称之为《金瓶梅》的“四大研究圈”。
如此，这部研究史既有纵向的深度，亦有横向的广度。
宏观的把握来自微观的研究，吴敢先生对每一阶段诸种观点、课题、论文、著作的综述，多建立在一一追本溯源的基础上，令人信服。
学术史主要是“述”，但综述诸家，绝非不下断语。断语要下得确切，撰述者须有精审的辨别力。
我认为吴先生这部著作，在这方面一般说来是经得起推敲的。另外，在回顾与总结的同时，对《金瓶梅》研究各方面悬而未决的问题作出提示，也必能使研究者从中获得有益的信息。
当然，“史”是客观的。然而，见仁见智，总还有其不可否认的主观性。吴敢先生对于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的撰述究竟如何，更多的，还是留待同仁来批评。
至于《金瓶梅》研究，我在上一世纪90年代初期即主张适当降温以冷静探索。在新世纪第一年写出《再论金瓶梅》一文后，我对这部著作的研究即告结束，也算是对吴敢先生和《金瓶梅》研究同仁的一个交代。
作者（左）、刘辉（中）、徐朔方（右）
该书后来由文汇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
收孙秋克兄2001年11月16日信（信封为徐先生所写），云：
吴先生：您好！大札奉读。“指正”云云，是您谦虚，我自不敢作真。倒是拜读而受教益，该谢谢您！大札改动之处，是徐先生一字字读来让我代笔。他要我转告您：一是文章写得很好，但赞美他的地方一定要删去；二是不知改动处可合尊意？若不合尽可不理。徐先生一切均好，勿念！即颂
如愿以偿
秋克2001.11.16
一篇二三千字的文章，徐先生改动竟有20处之多。简直是批改小学生作文，汗颜的同时，也深为先生的一丝不苟所折服。
孙秋克2001年11月16日致作者信（原件）
2002年5月9—11日中国《金瓶梅》学会、山东省邮政局、临沂市政府在山东省临沂市召开“《金瓶梅》邮票选题论证会”，徐朔方、袁世硕、程毅中、宁宗一、沈天佑、刘辉、吴敢、王汝梅、杜维沫、王丽娜、杨扬、王平、孙秋克、王汝涛作为专家出席会议，国家邮政局邮资票品管理司发行处处长邓慧国、山东省邮政局局长徐建洲、临沂市市长李群等近50人与会。
会议就《金瓶梅》邮票选题可行性进行论证，初步确定了1套14枚邮票的表现内容，其具体篇目为：
兰陵笑笑生画像，《金瓶梅》书名的由来，《金瓶梅》中的戏曲演出，《金瓶梅》中的宴饮场面（以上第一组）；
杨姑娘气骂张四舅，武都头误打李皂隶，吴月娘春昼荡秋千，潘金莲雪夜弄琵琶（以上第二组）；
逞豪华门前放烟火，常峙节得钞傲妻儿，西门庆痛苦李瓶儿，春梅姐游旧家池馆（以上第三组）；运河文化带，狮子楼一条街（以上小型张）。
与会专家联合签署了一份《关于2003年发行<金瓶梅>题材邮票的建议书》，会同有关文件上报国家邮政局。
该邮票后来虽暂未获批准，但不失为一次《金瓶梅》美术活动的有益尝试。
2002年5月9日作者（左一）与徐朔方（左三）、 刘辉（右一）、孙秋克（左二）合影于临沂
2002年5月8日6：28徐先生与孙秋克兄乘1366次到徐，我去车站迎接，即宿市府二招。
14：30，偕徐先生、秋克兄等驱车去临沂出席《金瓶梅》邮票选题论证会，即宿东蒙山庄。
5月9日9：00，论证会开幕（参见附件10、11）。
15：00，举行论证会，我与国家邮政局邮资票品管理司发行处处长邓慧国主持，徐朔方、宁宗一、王汝梅、袁世硕、杜维沫、程毅中、沈天佑、杨扬、王平、王汝涛发言。
5月12日21：00，徐朔方、刘辉、孙秋克自临沂到徐，仍宿二招。
5月13日9：00，陪徐先生与孙秋克兄参观徐州市兵马俑博物馆、徐州楚王陵、徐州市汉画像石艺术馆（参见附件12）。
在汉画像石馆接待室，徐先生拿出一本《说戏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一版，参见附件13），说：“客中无以为赠，这本我带在身边随时检读的小书，就送给你做个纪念吧！”
午即宴请于御苑酒楼风水厅，徐州汉画像石馆馆长武利华，徐州博物馆党支部书记许一伶，徐州教育学院副院长孙洪安、孙淑君等在座。
5月14日上午在徐州教育学院第一会议室，徐先生给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和徐州教育学院中文系青年教师，开了一堂关于道德文章的讲座。（参见附件14，正面左起第三人为徐先生）
5月14日下午由吴敢、孙秋克陪同到徐州教育学院图书馆查看古代戏曲小说藏书。
临沂《金瓶梅》邮票选题论证会是徐朔方先生参加的最后一次学术会议，也是他最后一次外出旅行。
徐州教育学院的讲座是徐朔方先生的最后一次学术演讲。徐州教育学院图书馆是徐朔方先生最后一次进图书馆查阅资料。
徐朔方先生与金学和徐州有不解之缘。
徐朔方《说戏曲》书中有不少墨笔改动，看来徐先生真的是“随时检读”。
譬如，其《我和小说戏曲（代序）》关于王实甫的生活年代，在历数隋树森、孙楷第、王季思说法后，新补入一句：“最近我查出他们三人都以王国维的《新编录鬼簿校注》为依据”（参见附件15），而论定“王实甫是金代杂剧作家。”
在本书《论王实甫<西厢记>杂剧的创作年代》“后记”中，徐先生说：
“王季思老师逝世已久，我虽还视息人间，但也垂垂老矣。王老师生前对我奖掖有加，而这篇文章不得不一再批评他的《西厢记》作者的时代说。
这也许可以说是学习他对业师陈中凡先生的批评。现在虽然已经不可能向他请教了，我想他的在天之灵，如同他生前一样包容广大，一定不会认为我是忤逆。……研究古代戏曲，要跳出王国维的框框，同样需要跳出《录鬼簿》的框框。”
徐先生以学问为生，以读书为乐，80高龄，旅途劳顿，竟然随时检读旧作，不囿于前贤，不困于师长，并随手作出修订，其治学的严肃认真，永远值得吾等后生效法。
该书扉页上有徐先生的英文题赠（参见附件16）：“最好的祝福送给Flint夫妇，徐朔方，2001年7月27日”，后来徐永明兄告知此“Flint”是一美国人，中文名字傅东坡，曾拜访过徐先生。书中另外还有27处修订和标注。
徐朔方《说戏曲》英文题签
2000年10月第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山东省五莲县召开之后，因为“非典”和其他社会原因，第五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地点迟迟未能落实。
经过孙秋克、曾庆雨、刘辉、吴敢的努力，该次会议计划于2003年10月在昆明召开。
徐朔方先生一如既往关心金学事业，2003年3月12日徐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说：“金瓶梅会议秋间在云南举行，我打算乘飞机附会。但我无独立行动能力，为此请求院长给一印信完备的空格邀请书一纸，因谁去不能定，希望能如愿，若没有用了，则在云南奉还。
吴院长可谓对我金瓶梅论文深有研究，为帮助我进一步提高，希望不吝赐教。”（参见附件17）
2003年7月3日徐先生给我写信说：“因有非典干扰，人心浮动，云南之会甚望能如期举行。若果如此，最好现在就发一预备通知，以便早作准备。”（参见附件18）这封信他写了两遍，同一信封发出。
其第二封信说：“因非典干扰，人心浮动，鄙意云南之会如有举行，若果如此，望即发一预备通知，以便早作准备。浦安迪有小文请正，已写就。”（参见附件18）当年朔方先生81岁高龄，身体欠安，字写得歪歪扭扭，文字也有重复，但头脑清醒，思维正常。
徐朔方先生生前致作者最后信件（原件）
23天后（2003年7月26日），徐先生在杭州古敦路中兴公寓门外摔倒而长期昏迷不醒。此信成为我收到的徐先生的最后一封信函，行文至此，不觉唏嘘不已。
2004年3月4日8：00，借到杭州与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浙大校友、徐州老乡马世晓兄参加一个书画活动之机，自华家池乘出租车，经钱塘江三桥至萧山浙江省武警总院住院部8楼植物人治疗中心看望徐朔方先生，先生昏睡无知，仅一保姆护理，旋其主治医师来，无望恢复云。
旋乘出租车经南山路、杨公堤、杭州花圃至杭州植物园，改步行经117医院、浙江医院至母校浙江大学玉泉校区小走。
旋乘出租车至古墩路三墩紫荆港浙大紫荆校区小走。旋再乘出租车经灵溪隧道至杨公堤，步行沿曲院风荷、苏堤、岳坟、孤山公园、白堤至断桥。
一路行来，往事如烟，历历在心，信步走去，思絮纷纷，自弱冠求学到与徐朔方先生的交游，自土木工程到古代文学，自三十而立到耳顺之龄，好一番人生的感悟！
徐朔方、孙秋克著《明代文学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一版，参见附件19）是明代文学研究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徐朔方先生是最具学术个性、自成一家之言的著名学者，可说是明代文学研究的首席代表。
《明代文学史》这座大厦，徐先生树立好主旨，奠定起基础，浇灌成板块；而后孙先生据此构建出框架，修整齐配套，完成了装修。
2006年8月21—23日，“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筹）第四届年会暨2006年明代文学与文化国际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我提交给会议一篇论文《以小说戏曲为例看徐朔方、孙秋克著<明代文学史>的史学价值》（载《燕赵学林》2008年春之卷，四川辞书出版社2008年4月一版；
又载海峡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明代文学论集》），效徐朔方评王季思、王季思评陈中凡笔法（参见前文），对《明代文学史》具体评议曰：
该书以戏曲小说为例证，构建成“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理论。这一理论由事实出发，以多数立论，透过现象，看到本质，通过鉴别，抓住规律，是该书最鲜明的特色与最突出的贡献。
明代文学的代表是小说戏曲，“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是明代小说戏曲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也就可以说“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是明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
其实，“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只是该书的主调之一。此外，该书不乏真知灼见 令人一路读来 如行山阴道中 移步换景 心旷神怡。
即以戏曲为例，诸如“所有的南戏和文人传奇都是南方各声腔的通用剧本”、“南戏的起源”并不“局限于温州一隅”、“直至晚明，杂剧的创作和演出仍在变化中延续”、海盐腔“成为公认的南戏主要声腔”、“《五伦全备记》出于无名的书会才人之手，不可能是邱濬的作品”、“海盐腔、弋阳腔从来没有在各地绝响，它们与昆曲在竞争中同存共荣的局面可能延续到数百年之久”等等，真是散金碎银，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但该书戏曲部分虽然用了五章多的篇幅（在所有文体中最多），但亦有重要问题值得商榷，譬如“南杂剧”。笔者甚至认为一部完整的《明代文学史》，似应至少有一章来专题讨论南杂剧。
根据明清杂剧传奇化与明清传奇杂剧化的实际存在，对于明代中后期批量性出现的新体杂剧（传奇）必须作出界定。
所谓新体杂剧指戏曲音乐为南曲或南北曲（含南北合套、联套、复套）或北曲，剧本体制打破四折常例，少至一折多达十几折，演员演唱更为宽松自如的杂剧。
戏曲音乐、剧本体制、行当演唱是声腔剧种的主要象征，明杂剧的主体，已经非复金元杂剧面貌，把他们独立出来，已是水落渠成，而另取一词称谓他们，也是众望所归。
所谓新体传奇，指剧本结构由数个（以四个为多见）大体均衡的独立板块组合而成 总出(折)数一般在二十以上；戏曲音乐以南曲为主 但南、北曲亦可随意使用的传奇。
此时的新体传奇，已经是体制率意、排场随便、行当自如、音乐混杂的姑妄称为传奇的传奇。明清传奇的一部分，尤其是晚清传奇的主体，已经不是宋元明南戏与明清传统传奇的面貌，把他们独立出来，也是瓜熟蒂落，而另选一词称谓他们，当是呼之欲出。
于是而有郑振铎“南杂剧”一词出现。但此所谓南杂剧，要赋予完整的含义，即明清(含民初)新体杂剧与新体传奇的总和。就是说，南杂剧是杂剧、南戏（传奇）之外的又一独立的戏曲样式；换句话说，明清雅部戏曲由杂剧、南戏（传奇）、南杂剧三大部类组成。这一杂剧、南戏（传奇）、南杂剧的三足鼎立，不但应是当时雅部戏曲创作的客观实际，而且当是后人对雅部戏曲研究的科学区分。
而南杂剧正是首先出现于明代，且在明代产生批量作品，已经引起当时戏曲家的关注，并在清代继续发展，至晚清竟成戏曲主体，又被现当代学人所重视的重要戏曲部类。该书对其缺漏，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在出席“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筹）第四届年会暨2006年明代文学与文化国际研讨会”期间，2006年8月21日下午，偕孙秋克、铃木阳一等近十位徐门弟子去萧山武警总院探望徐朔方先生，众人报名呼唤，先生似有所闻。
2007年2月24日上午收浙江大学徐朔方治丧委员会讣告，即口占一绝，以为唁电：道德文章相连环，世代累积半边天。说山曲海游仙处，弟子私淑亦可传。此诗虽多处忤律，却是我的心声。
其后我一直以忝列徐门为荣，并视徐先生的博硕士研究生、访问学者为同门。
2016年11月24—29日，在浙江大学出席 “明代戏曲家汤显祖去世400周年暨徐朔方先生去世10周年纪念会”。
11月27日上午，偕孙秋克兄与拙荆李芳荣去杭州南山陵园翠艺苑11区24排32号徐朔方先生仙居扫墓。
一座普通的墓葬，同周围幕友几无二致，里面却安息着一位国学大师。
因为不是清明时节，先生墓座、墓碑上都有落叶、尘土，我们为之清扫干净，恭恭敬敬奉上花篮，并默立祈愿。
徐朔方先生陵墓
徐朔方先生仙游虽然已逾14个年头，但其音容笑貌仍生动地活在人们心中。
朔方先生刚正淳朴，清肃严明，高风亮节，道德文章，为人师表，可圈可点，可亲可敬。不知何时能到钱塘，再去看望敬爱的朔方师长？
吴敢 2021年2月17日
于彭城预真居
文章作者单位：徐州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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