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聂鲁达的诗：正义与激情的革命抒情诗人

关于聂鲁达的诗：正义与激情的革命抒情诗人　　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随着诗歌主题和内容的巨大转变，聂鲁达的诗风也开始发生根本变化。在政治诗歌创作前期，聂鲁达仍然延续以往的象征主义风格，但其中一些隐喻和暗示不易被普通民众理解。聂鲁达深刻地意识到原来表达方式的不足，无法达到预期的社会效果，更无法引起人们的共鸣，于是开始潜心钻研更适合政治诗歌的表达方式。在这方面，他主要借鉴了三位外国诗人的风格。一位是美国诗人惠特曼，聂鲁达曾亲切地称他为“智慧的兄长”，并从他那里学到了自由体的形式。在谈及诗风转变时，聂鲁达说：“把你（惠特曼）的声音给我，把你埋在土壤中的胸怀里的力量给我……”如在《伐木者醒来吧》中，聂鲁达直接借鉴了惠特曼的排比句式：“书像纪念碑一样光辉。/每一本都记录着一位英雄。/每一本都包含着一段死亡的故事。/每一本都代表着这万古荣耀的一个瓣片。”另一位给予他巨大启发的诗人是苏联的马雅可夫斯基，其政治诗作饱含激情，并非机械地“喊着口号”。

　 巴勃罗·聂鲁达是智利当代著名诗人，13岁开始发表诗作，19岁出版第一部诗集《黄昏》，20岁因发表成名作《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而享誉全世界。1928年聂鲁达进入外交界，先后在缅甸、锡兰、印尼、西班牙等地任职，其间创作了《西班牙在我心中》《漫歌》等大量革命诗歌，1945年获智利国家文学奖，197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由于他在拉丁美洲文学史上的巨大影响，被加西亚·马尔克斯评价为“二十世纪所有语言中最伟大的诗人”。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一提到聂鲁达，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他最为人熟知的爱情诗作《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以下简称《情诗》），所以许多国内的年轻读者只知道他是爱情诗人，但他同时也是一位政治诗人，一位真正的爱国斗士。聂鲁达反对战争，追求和平，歌颂光明与正义，他的诗歌慷慨激昂，铿锵有力，激荡人心，“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

　　诗歌主题的巨大转变

　　聂鲁达早期创作的爱情诗篇《情诗》是其年少时期情欲萌发、追求爱情的青春记事，诗句自然流畅、朴实无华、情感真挚、韵律精巧、意境优美，在拉美地区被广泛传诵。随着聂鲁达从事各种外交和政治活动，他开始关注劳苦大众，诗歌主题也逐步转移，从表达男女之情转向为普通民众歌唱。1934年，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那时开始，聂鲁达对自己的职责有了新的认识。他写道：“诗人的荣誉在街上，去参加这种或那种战斗。”如火如荼的战争刺痛了聂鲁达的心脏，使他心中燃起正义的激情。尤其是目睹了挚友洛尔迦被枪杀，他心中悲痛万分，于是将悲愤化入诗句中，开始了政治诗歌的创作。聂鲁达于1934年创作的诗歌《愤怒与痛苦》标志着其创作主题和内容转变的开始。在追忆这首诗歌的创作时，他写道：“这首诗是在西班牙写的，如今那里已是一片废墟。唉！要是用一些诗歌和爱就能平息世上的愤怒，该有多好啊！然而却只有靠斗争和决心才能办到。世界变了，我的诗也变了。”

　　聂鲁达于1937年发表的诗集《西班牙在我心中》以全新的面貌展现于世人面前，代表着其创作内容的根本变化。“你们会问我：你的诗篇/为什么不述说梦想、树叶/和你的祖国的大火山……你们来看街上的鲜血/来看鲜血在地上流淌。”这部诗集批判了法西斯暴行，表达了对西班牙人民的深切同情，歌颂了战士的英勇斗争。自此，诗人迈入诗歌创作的黄金时期，从1936年到1961年，相继创作了《歌唱斯大林》《伐木者醒来吧》《葡萄园和风》《漫歌》等不朽的政治诗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耗时10年的呕心沥血之作——《漫歌》。这部堪称史诗的作品是聂鲁达的巅峰之作，以空前的规模和深度，以及别具一格的创作手法展现出一幅绚丽多彩、气魄宏伟、雄浑悲壮的拉丁美洲人文历史画面。

　　耳目一新的政治抒情诗

　　在《情诗》中，聂鲁达试图摆脱现实主义的束缚，运用象征、比喻的手法，结合泥土、星辰、海浪、露珠等自然景象进行创作，把象征主义展现得淋漓尽致。之后，聂鲁达以外交官的身份前往神秘的东方国度任职。当时西方正流行超现实主义思潮，聂鲁达便尝试以超现实主义手法来表达置身异域的孤独寂寞之感和哀伤忧愁的思绪。这一风格的代表作《大地上的居所》虽面貌新颖，但也因过分追求“新奇”的艺术效果，而略显晦涩难懂，缺乏逻辑。

　　随着诗歌主题和内容的巨大转变，聂鲁达的诗风也开始发生根本变化。在政治诗歌创作前期，聂鲁达仍然延续以往的象征主义风格，但其中一些隐喻和暗示不易被普通民众理解。聂鲁达深刻地意识到原来表达方式的不足，无法达到预期的社会效果，更无法引起人们的共鸣，于是开始潜心钻研更适合政治诗歌的表达方式。在这方面，他主要借鉴了三位外国诗人的风格。一位是美国诗人惠特曼，聂鲁达曾亲切地称他为“智慧的兄长”，并从他那里学到了自由体的形式。在谈及诗风转变时，聂鲁达说：“把你（惠特曼）的声音给我，把你埋在土壤中的胸怀里的力量给我……”如在《伐木者醒来吧》中，聂鲁达直接借鉴了惠特曼的排比句式：“书像纪念碑一样光辉。/每一本都记录着一位英雄。/每一本都包含着一段死亡的故事。/每一本都代表着这万古荣耀的一个瓣片。”另一位给予他巨大启发的诗人是苏联的马雅可夫斯基，其政治诗作饱含激情，并非机械地“喊着口号”。聂鲁达从他的诗作中明白了如何把激情化入诗句中。他写道：“他（马雅可夫斯基）的声音好像木匠的锤子在敲打一样铿锵。诗人伸出他的手来，伸向集体的心脏，他在这儿找到了力量，足以创造新的旋律。”此外，聂鲁达还特别欣赏马雅可夫斯基诗歌中的政治敏感性和口语化表达。为了改进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聂鲁达还模仿西班牙诗人洛尔迦的传统谣曲风格，以打破象征主义中固有的形式主义，同时还大量吸收了丰富的民间通俗语言，使晦涩的比喻和隐喻更加生动具体，易于理解，形成了一种寓意深刻、通俗易懂、节奏感强烈的独特风格。例如《西班牙在我心中》，为了表达对西班牙的热爱，聂鲁达使用了一连串生动而精妙的比喻，句式对称而富有韵律：“哦，西班牙，黑色的黄玉！/红色而坚硬的石榴的果实！/你是我的爱，你是世界的支柱和骨干，/你是被烧得通红的吉他，/你是不会被任何东西扑灭的火焰，/你是我心爱的宝石。”正是受到这三位诗人的启迪，聂鲁达逐渐摸索出自己的道路，打开了拉丁美洲政治抒情诗的新局面。

　　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聂鲁达曾三次到访中国，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1928年，他在东南亚担任领事时曾在中国短暂停留了几天，其间写下的游记刊登在智利《民族报》上。第二次访华是在1951年，他来到北京会晤宋庆龄，为她颁发“列宁和平奖”。授奖仪式上，他朗诵了为此而作的《为孙逸仙夫人颁奖》。访华期间，聂鲁达结识了丁玲、茅盾、艾青、萧三等中国作家和诗人。为了促进中智两国间的文化交流，聂鲁达和智利前总统阿连德以及智利著名画家万图勒里于1952年一起创办了拉美最早的对华友好组织“智利—中国文化协会”，至今对中智两国间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1957年，聂鲁达在第三次访华期间，来到重庆，乘坐游轮游览了长江三峡，切身感受千年古国的人文历史风貌，对中国这块神秘的土地有了新的认识。

　　聂鲁达的三次访华经历让他对中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也激发了他的创作激情。当时中国刚取得革命胜利不久，他在思想上和精神上都受到巨大的鼓舞，怀揣着对革命的美好期盼，创作组诗《向中国致敬》，抒写了自己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关怀和对共产主义的美好向往，收录在诗集《葡萄园和风》中。在其中的《巨人》一诗中，他把中国比喻成一位“高大的巨人”，此时的中国在共产党的引领下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一步一步长大”引起了世界人民的注目。聂鲁达既是拉美文学史上的伟大诗人，也是20世纪的时代楷模。他把个人命运和人类命运联系在一起，将革命激情与政治信仰写入诗歌，为“失去了声音的人民”带来正义之声，给予他们勇气和希望，激励人民不断朝着光明的方向迈进。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