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是一个（屠呦呦之后河南人）
屠呦呦是一个（屠呦呦之后河南人）2011年，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之后，就有人说她可能是大陆第一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因为两个奖项的得主重合率很高，多是先拿拉斯克奖，再拿诺贝尔奖，一举双得，果不其然，今年她便如愿了。而与施一公团队研究成果地位相似的两项研究，此前已分别获得了2006年和2009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即便施一公短期未能得奖，其成果的重要性也已得到业界公认，至少是“诺奖级别”的。说施一公最可能拿诺奖，并非溢美之词，业界的这一判断是有依据的。这两年，施一公的文章经常在网络上走红，不管是在清华的毕业演讲、入学演讲，还是他写河南老家、父母子女的文章，都能让人感受到一位科学家的赤子之心、乡土情怀。正如其父为他起的名字，“一心为公”。他看到了上帝的“剪刀”
10月5日，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大陆科学家在诺贝尔奖上实现了“零”的突破。那下一个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中国人会是谁呢？有分析认为，很可能是“河南人”施一公。
韩青 | 文
施一公，是当下中国最红的学术名星之一。9月份，他出任清华大学副校长，而此前几天，他所带团队的研究成果刚刚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被业内誉为是“诺奖级别”的贡献。
2008年，施一公辞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授职位，回国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导、院长。在埋头搞研究的同时，他和时任北大生命科学院长的饶毅时常撰文批评中国的科研体制，是中国科学界声音最为响亮的两门“大炮”。
这两年，施一公的文章经常在网络上走红，不管是在清华的毕业演讲、入学演讲，还是他写河南老家、父母子女的文章，都能让人感受到一位科学家的赤子之心、乡土情怀。正如其父为他起的名字，“一心为公”。
他看到了上帝的“剪刀”
说施一公最可能拿诺奖，并非溢美之词，业界的这一判断是有依据的。
2011年，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之后，就有人说她可能是大陆第一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因为两个奖项的得主重合率很高，多是先拿拉斯克奖，再拿诺贝尔奖，一举双得，果不其然，今年她便如愿了。而与施一公团队研究成果地位相似的两项研究，此前已分别获得了2006年和2009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即便施一公短期未能得奖，其成果的重要性也已得到业界公认，至少是“诺奖级别”的。
施一公团队的研究，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他们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生命遗传的最后谜底。这在宗教中，通常是造物主的秘密。
DNA是生命遗传的基本物质，DNA分子的复制让生命得以延续。就DNA缠在一起的双螺旋链条如何复制，英国科学家克里克1958年提出“中心法则”，将遗传过程分为三步。
第一步是转录，DNA中的遗传信息通过RNA聚合酶的作用转变成“前信使RNA”。第二步是剪接，“前信使RNA”通过剪接体去掉一些结构后，变成成熟的信使RNA。第三步，翻译，通过碱基配对等过程，成熟的信使RNA通过核糖体合成蛋白质，行使生命的各种功能。
其中，第二步里，在完成转录步骤而形成的“前信使RNA”新链条上，有一些无法遗传的“废料”需要进行剪裁，这把特殊的剪刀就是“剪接体”。如果多剪或者少剪，就很可能会导致遗传疾病。现已有研究证明，35%的遗传疾病与这把“剪刀”的功效有关。
那这把“上帝的剪刀”究竟长啥样呢？这就是施一公团队的研究结果，他们拍到了“剪接体”的三维图像。
拍照，需要相机，但拍摄原子层面的图像，一般的照相机是不行的，就连X射线电子显微镜都无法窥见“剪接体”的真容，施一公团队所用的，是这些年才发展起来的冷冻电镜技术。清华大学的冷冻电镜平台，是世界上最大的平台之一，也是全亚洲第一台，而这，正是施一公从美国回来之前，便建议清华大学投资支持的。
这次他们看到的尺度能精确到0.36纳米（1纳米是1毫米的百万分之一），是冷冻电镜目前所能看清的最小尺度。此前分辨率最高的结果，是英国的科学家6月份实现的，他们看到的蛋白结构分辨率为0.59纳米，但那只是剪接体的一部分，还看不清细节。
“中心法则”中第一步和第三步涉及到的两种关键物质，已被其他科学家破解，他们因此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第二步中的“剪接体”，是三种关键物质中最复杂、最难解析的，而施一公团队做到了，生命遗传的最后谜底由此揭开。
拿今年的诺贝尔奖为例，化学奖是颁给了研究DNA修复的日本科学家，有媒体计算，如果没有DNA修复机制，我们每天要突变百万次，可如果没有这把“上帝的剪刀”，那每天的基因突变次数可能就要上亿次以至于不可能有效复制了。
对施一公来说，即便没有这一成果，他也已经是行内的大牛。饶毅曾写过一篇文章，说有日本科学家一个人就可以超过我们整个研究机构甚至全国，并以广川信隆为例，他在Nature、Science、Cell上的论文逾三十，超过全中国细胞生物学界的总数。
有好事者搜了下施一公在这三家国际顶级科研期刊上发表过的论文，发现他的篇数已经超过40，影响因子都超过30分，有人称，在大陆，科学家只要有一篇这样的文章，都可以拿来评院士了。
科学界的青年导师
和科学家低调木讷的传统形象不同，施一公不仅一表人才，还能出口成章，多场演讲实录在网络上刷屏，这也使他成为众多青年学子心中的偶像。其导师的地位，堪比十年前给青年人写过七封信的李开复。
比如，在今年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开学典礼上，施一公结合他个人和研究经历，提出研究生应该具备的三项素质：
第一，时间的付出。不要以为你可以耍小聪明，世界上没有免费的晚宴，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所以有时候我很反感有些人说我的成功完全是机遇，这一定是瞎掰。当然现在一般这样说是为了谦虚，但这种谦虚会误了很多学生。我不信有任何一个成功的科学家没有极大的付出。清华84-86年生物系系主任老蒲，在美国已是赫赫有名的终身讲席教授。
他在美国开组会时教导学生：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最大的诀窍是工作刻苦，每周工作时间超过60小时。我知道你们不能像我一样刻苦，但我要求你们每周工作50小时以上，这意味着如果是8小时一天的话，你要工作6天以上。你不要以为你早上8点去，晃晃悠悠做点实验，晚上8点离开就可以了。他只计算你具体做实验的时间，和你真正去查阅简单的和实验相关的文献的时间。哪怕你的吃饭时间、查阅文献之后放松的一小时，都要去除。
一周工作50小时是非常大的工作量。如果你能做到，你满足了我的要求，你可以在实验室待下去；如果你不能，就离开实验室。
第二，方法论的改变。我的博士后导师是一个独树一帜的科学家，他只比我大一岁半，很年轻。从九十年代初起的十年中，他以通讯作者的身份在实验室做出了30篇《自然》《科学》的文章，是世界上一顶一的高手。
96年下半年，一位鼎鼎大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访，邀请我的导师进行1小时的一对一学术交流。我的导师让秘书回复，他那天恰好出差不在。可是讲座那天，导师很早就来了，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解结构、看结构、分析结构，在写文章。
我当时非常疑惑。按照中国人的习惯，这样的人来了，你为什么不去“套磁”？你还不去表现一把？于是我问导师，像这样的人来了，你为什么不和他交流？导师的回答非常简单，他说我没有时间。任何东西都可以再生，时间不可以再生。
我当时大胆地问他：你读文章有时间吗？他说我不读文章。我又问：不读文章如何养成科学素养？
他说科学素养的养成和读最新的文章没有任何关系。科学方法论的养成和科学史有关，和重大发现的数据源有关，与科学进展到最前沿的知识没有任何关系。科学知识的最前沿只是在你做研究的时候让你知道，在领域内你所处在的境地是什么样的，你是否在科学前沿，你是否在做别人已经做过的东西，仅此而已。所以说好的研究生课程不一定是告诉你科学最前沿的内容。
第三，建立批判性思维。除了方法论的改变，还包括挑战学术权威。我的博士生导师在33岁已是正教授、系主任。他在开车时想象出Zinc Finger的结构，这是我们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凭大脑想象出来的重大结构。
有一天我们开组会，他看起来特别激动，说今天我给大家演示我的一个想法，希望大家帮我看看，有什么问题提出来。他开始画了一个长方形。中间加一个隔断，左面是氧气，右面是氮气，看到他画出来的图和列出的公式，我想他是想证明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的过程。他开始写公式，满满一黑板的推演之后，一步步证明出热力学第二定律是错的。当时我们都震惊了。
可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认为我最好的一门课是物理化学，朱文涛老师。朱老师理论基础非常扎实，当时教我们的时候也很认真。所以我在他写出的公式里面发现了三处错误。当时我不敢提啊，但是后来一想，那的确是有错的时候，我哆哆嗦嗦的举起手说，我想说有第一处错误。这是，我对面的师兄说“哪儿有错？啊！哪儿有错！”我哆哆嗦嗦说完，所有同学都说我错了。
其实，我发现Jeremy M. Berg，在我说出我的第一句话时，他的脸就红了。这时我们实验室在争吵，老板说今天的组会到此为止。大家觉得我顶撞了老师，没人理我，中午我都一个人吃饭。下午一点，老板找到我说，你学士是在哪个大学念的，我说Tsinghua University，是我们国家最好的大学。他说我不关心你来自哪个大学，我关心的是你学的非常好，老师一定是一位大家。
这段公然鼓起勇气，用自己所学纠正系主任学术错误的经历，在我科研路上给予我无限自信，至今对我仍有很大影响。
除了这场演讲，施一公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在“吴杨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在欧美同学会年会上的演讲等都曾火爆一时。施一公调侃到，因为口才不错，他大学毕业后犹豫是经商还是科研，当时他计划代表清华大学科技批发总公司去香港经商，搞公关，还曾拿到过大都会中国区首席代表的Offer，差点成为中国第一个卖保险的人。
对在外走红后内心还能否淡定，施一公在一篇报道中提到，我是想“让学生们觉得做科研很酷，而不是赚钱很酷”。
炮轰大陆科教体制
当青年导师，对施一公来说没太大挑战性，收获的纯是鲜花和掌声，但当公知炮轰中国科教体制就不同了，是要面临被“穿小鞋”的风险的。但当决定从普林斯顿回国后，他就拿出了“让炮弹飞”的气势，连续开炮。
第一炮，是在2010年，炮打中国科研经费分配体制。那次是清华北大联合开火，炮手是时任清华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的他和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的饶毅，文章以社论形式发表在《科学》杂志上。文章提到：
对于高达数据巨额科研经费而言，问题关键在于每年针对特定科研领域与项目颁布的申请指南。表面上，这些指南的目的是突出“国家重大需求”；然而实际上，项目的申请指南却往往被具体而狭隘地阐释，申请人基本上可以无需过多思索地意识到这些“需求”并非国家的真正需求；经费预定给谁基本上一目了然。
政府官员任命的专家委员会的委员负责编写年度申请指南。显而易见的，专家委员会的主席们会常常听从官员们的意见，并与他们进行合作。所谓的“专家意见”不过只是反映了很小一部分官员及其所赏识的科学家之间的相互理解。
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不仅抑制了创新，也让每个申请人都心知肚明：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的科学家搞好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主宰了经费申请指南制定的全过程。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做好的研究还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
这其实是典型的“吃饭砸锅”，科技部新闻发言人曾就此回应，“两人都被聘为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饶毅教授也是国家863计划项目课题负责人，他们都承担了我国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的科研项目，国家通过多个渠道对他们在科研经费和条件保障上给予了大力支持”。
其实饶毅和施一公对科研现状的不满是众所周知的。在2008年他们刚回国时，便在《光明日报》上联合刊发文章，矛头直指院士评选机制，希望能借鉴中国体育，瞄准世界目标，以国际标准而非国内标准选出优秀的科学家进行奖励，这样才能提升科学实力。
2011年，在中国科学院院士评选时，他们双双落选。饶毅宣布自此退出院士评选，施一公则在2013年当选中科院院士。
第二炮，是在2014年，炮轰中国大学“就业引导教育”。在参加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时，施一公做了题为“中国大学的导向出了大问题”的演讲。他说到：
中国的大学很有意思，比如我所在的清华大学，学生从入学开始，就要接受“就业引导教育”。堂堂清华大学，都要引导学生去就业，都让学生脑子里时时刻刻有一根弦叫就业，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就业只是一个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地方。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
学不以致用。你们没听错，我们以前太强调学以致用。我上大学的时候都觉得，学某一门课没什么用，可以不用去上。其实在大学学习，尤其是本科的学习，从来就不是为了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用不上，因为你无法预测将来，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技术革新，你都是无法预测的，这个无法预测永远先发生，你预测出来就不叫创新。
大学里根本的导向出了大问题，那么怎么办？其实很简单，教育部给大学松绑。大学多样化，政府不要把手伸的太长，不要一刀切，不要每个学校都就业引导，每个学校都用就业这个指标考核领导，这对大学有严重干扰。
施一公参加清华大学教职工运动会
第三炮，是在2015年，这次炮轰的是北大教授钱理群口中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台下坐的是清华生命科学学院2015届毕业生。他说到：
今天的主题是毕业，但回头看，我们从上大学开始，包括我自己都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要上大学？
当然，我们为了学知识、充实自己，但一定不只是为了学知识！甚至在你这一辈子的过程中，在大学里学习的知识只是其中很不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也为了学技能、学习解决问题的能力，但也不只是为了学技能！甚至学技能也不是大学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来大学呢？我以为，是学做人。
做人并不是一定要做我们觉得可望不可及的英雄模范，更不是要学八面玲珑会做人的那个“做人”，我觉得是学做一个健全的、有自信的、尊重别人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大学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培养这样的人，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帮你树立社会价值观、人生观。
有些学生，我们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有时候会陷入一种无端的狭隘—在一些消极的舆论影响下，天天想着找工作，天天想着只为个人奋斗。其实我告诉你，为个人奋斗是很重要，但这只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因为你生活在一个大世界中，你看看你生活的这个国家、你看看中国社会方方面面，有多少人需要你的关爱？你超越了多少人才有机会参加今天的毕业典礼？你难道不应该有一点社会责任感？天下之大，有这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做，当你把自己限制到这么小的一个圈子里的时候，你的路只会越走越窄。
俺是河南驻马店的
对“河南人”这个身份，施一公比很多人都看得更重。
施一公及其家人
1967年，施一公生于郑州。三岁时，他们全家搬往驻马店汝南县小郭庄，在那里生活了三年，又搬到驻马店镇呆了八年。直到1981年，施一公考入河南省实验中学，他们才回到郑州。
在驻马店的十一个春秋，是施一公“人生中最亲切、最难忘的一段经历”。小学老师的一句话他一直记得，“一公啊，长大了一定得给咱驻马店人争光”。
他曾表示，驻马店相对于河南，就像河南相对于中国，就像中国相对于世界。也因此，外界对驻马店人、对河南人的种种歧视，更让他义愤填膺。
2001年他回国，明显感到这一氛围，“似乎处处都不欢迎河南人”。就连中央电视台的防盗公益广告，地铁里的乘客都说普通话，但两个扒手说的却是河南话。
有一次他去中国南方一高校做学术报告，晚宴时某位校领导问他：施教授，哪里人？施一公答：河南人。
该领导好像没听清楚，过了几秒钟，又问：您祖籍是……? 施一公如实告知了爷爷父母的出生地，云南大姚、浙江杭州。
这位领导恍然大悟：哦，您是云南人呀！好像一切都顺理成章了，绝口不再提河南。
这种氛围也曾让一些河南人有意掩饰自己的身份，哪怕是在海外。一次他在美国东北部滑雪，在吊椅上碰到一个中国人，很亲切地聊起来。
海外中国人见面，自然会问老家。施一公问那位游客：您是哪里人？对方说：河北人。施一公说：哦，那咱们很近，我是河南的。
这时对方不好意思地解释：其实我也是河南的，在河北邯郸生活过两年，只是河南人名声不太好，所以外人问时总说自己是河北人。
他曾和朋友讨论过，为何河南人名声不好？结论是，别的省如果有人做了好事，都是用省说话，出了坏事，则是用市县去说。可到了河南，反了。河南要有好事，总是说市，比如洛阳的牡丹，南阳的孔明；可是坏事呢，却一下子都说到河南省去了。
施一公带孩子回故乡体验生活
为给河南人正名，施一公特意写过一篇文章——《我是河南人》，文中说，“从出生到18岁上大学，我有将近11年是在驻马店地区度过。所以，我不仅是地道的河南人；更准确点，我是驻马店人。今后您损河南人之前，最好四下观望一下，免得我在场让您下不了台。”
2015年夏，他带自己的孩子回到驻马店，让他们在一所农村留守小学中体验生活，并表示以后会每年都来。在他看来，汝南小郭庄是他永远的故乡，“孩子吃点苦不忘本”。
编辑：云济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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