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五给元甲讲谭嗣同：不因谭嗣同卖地

王五给元甲讲谭嗣同：不因谭嗣同卖地原因有四，是什么促使谭嗣同有了“卖地”的想法？ 同样是在《谭嗣同文集》中，卷三.思纬一壶台短书——报贝元徵，谭嗣同同样提及了“卖地”的主张，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久为二国垂涎。一旦来争，度我之力，终不能守，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犹可结其欢心而坐获厚利。二国不烦兵力，骤获大土，亦必乐从。看了这两段文字是不是觉得谭嗣同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贼？！都说盖棺定论，谭嗣同都死去一百二十多年了，那他对于“卖地”的主张，前后都说了什么是尤其要看的，这对于更清楚地了解谭嗣同的“卖地”言论至关重要。

真的要因为谭嗣同的“卖地”言论而斥之为卖国贼？

那谭嗣同这个“卖国贼”亘古未有。而且谭嗣同认为“卖地”毫无可行性，不仅有来自清廷内的阻力；英俄也不会去买。所以这终归是一纸空文。

谭嗣同“卖地”主张确实提出过，在《谭嗣同文集》中谭嗣同写给欧阳中鹄和贝元徵的信中都有记载；《谭嗣同文集》卷三.上欧阳瓣姜（欧阳中鹄号瓣姜）师书.二、兴算学议：

试为今之时势筹之，已割之地不必论矣。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费如不足，则满洲蒙古縁边之地亦皆可卖，统计所卖之地之值当近十万万。

同样是在《谭嗣同文集》中，卷三.思纬一壶台短书——报贝元徵，谭嗣同同样提及了“卖地”的主张，

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久为二国垂涎。一旦来争，度我之力，终不能守，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犹可结其欢心而坐获厚利。二国不烦兵力，骤获大土，亦必乐从。看了这两段文字是不是觉得谭嗣同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贼？！

都说盖棺定论，谭嗣同都死去一百二十多年了，那他对于“卖地”的主张，前后都说了什么是尤其要看的，这对于更清楚地了解谭嗣同的“卖地”言论至关重要。

是什么促使谭嗣同有了“卖地”的想法？

原因有四，

一是认为新疆等地大而寒瘠，守着赔本；“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贅”“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产出不及投入，继续守下去不划算；

二是清政府签署的条约中的大量赔款，在清末的环境下，财源几乎都被列强把控了，清政府财政拮据，赔款所从何出？继续压榨孱弱的中国百姓？所以谭嗣同提议用卖地的钱“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

三是英俄觊觎新疆西藏已久，“一旦来争，度我之力，终不能守”。与其像割地一般白白被人拿走，还不如主动卖掉换钱。

四是谭嗣同认为进行变法是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要落实变法就需要钱，在当时财无所出的情况下，卖地就可能成为了其选项“多取值为变法之用”。（这也是在后来得知变法希望破灭后，宁求死也不逃走）

再往深了说就是在清末全国一片糜烂，谭希望通过“卖地”的方式为变法创造可以实施的条件。

所以在给欧阳中鹄的信中先说了“试为今之时势筹之，已割之地不必论矣。”当时谭认为“卖地”是自救，要难题有解的唯一办法。否则，中国有多少地可以割，那样中国势必亡国灭种。在给贝元徵的书信中，谭又把利益均沾之条约视为中国的头等大患，一旦一国在中国获得某种利益，其他列强会自动获得该特权。那中国身上能有多少利益可以压榨！“嗣同所云：直合四百兆人民身家性命，此约不毁，圣人无能为矣。”

谭为什么要选择新疆西藏而不是东部地区？

在谭嗣同眼里，东部地区各种条件优越，而新疆等地“大而寒瘠”，可利用的价值不高；再者身为汉人的谭嗣同主要活动范围主要在“汉地十八省”（直隶、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行省），也到过甘肃新疆这样的西部行省，可能谭嗣同两相对比，还是觉得东部行省条件好；其对中国的认识也是主要源自汉地十八省；对西部地区没有清晰地认识，也没有感情，卖掉反而感觉是去掉了个“累赘”。

谭为什么认为英俄一定会买？

一是认为“二境方数万里之大”，十分吸引人；

二是认为英俄对这些地方十分感兴趣，垂涎已久“（二）地接英俄，久为二国（英俄）垂涎”。

最后谭以十年保护期和毁约（请二国居间废去遍地通商之约）的要求可以贱卖给英俄二国“其少出值，尤必乐从”。谭嗣同看来还是很有信心的。

谭嗣同为什么强调十年保护期？

在写给欧阳中鹄以及贝元徵的信中，“卖地”主张中有句是“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谭嗣同为什么提出十年的保护期？这之后的解释说明谭嗣同“卖地”主张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谭嗣同对“十年保护期”有清晰地认识，直言“夫保护之说，本不可恃”，“只求其出一保护之空言”，拒绝往中国派驻军队“若派兵如舟山、如天津却断不可”；谭嗣同又言，中国有战事，也别指望英俄，只能靠自己“即十年之内与别国有事，亦不可真令其帮助”。谭嗣同只是想利用英俄的国际地位来制衡日本等国而已，这在写给贝元徵的书信中说的更明白，“吾暂假以为虎皮吓他国，使不吾扰尔”谭嗣同只是想利用十年保护期争取稳定的变法环境罢了，谭嗣同还认为要英德派兵保护“毫无益而徒资笑也”，所以才对十年保护期详细阐述，这就是谭嗣同所言的“一言保护即无处不保护”的意思。

谭嗣同的“十年计划”

谭嗣同之所以强调十年之期而不是更多，他认为给中国十年发展之期就会有起色，就可以再通过一个十年要中国发展起来。

“如此又十年，以中国地实之富，人民多而聪慧，其为五大洲首出之国也必矣。”

卖地允许拿实物抵现，谭嗣同卖地为什么有这样的决定？

这个问题就触及谭嗣同“卖地”主张的真实原因；谭嗣同要以西国为蓝本改造中国。用物抵现钱有两个好处，

一个是估计英俄一时拿不出全部现钱买地，而弃买；

二就是英俄拿实物抵扣，那些实物变法自强也用得着。

那看看谭所列举的哪些实物可以抵扣？在给欧阳中鹄的信中写的是“凡铁甲船铁路之钢条木板精枪快炮及应用之一切机器均可作抵。”在给贝元徵写的信中是“凡铁甲船快船碰船雷艇水雷精枪快炮商船火车，造铁路之钢条木板，及应用诸机器，皆许作抵。”从制作铁路材料的机器到火车，从铁甲船到精枪快炮，这与谭嗣同与人论战的言论一致；既希望拥有更多先进武器，促使冷兵器的全部替换；也主张通商，与外国进行商战。

在谭嗣同选择“卖地”对象时，考虑的特别多，谭嗣同开始站在政治层面审视“卖地”问题；谭认为把地卖给英俄，一方面可以利用英俄的保证之言吓唬别国不敢轻举妄动，为变法创造稳定的环境；另一方面把一大片土地卖给英俄，英俄就会拼力去经营，而新疆西藏是大而贫瘠之地，谭嗣同断定没有十年的功夫，是不会取得成绩的；再加上英俄有矛盾，发展二地过程中，都需要拉拢中国“英俄互相猜忌，倚中国为障隔。中国转因而居重”；又言新疆与西藏接近，英俄要发展二地必然会出现彼此打交道又互相提防的现象，就是谭嗣同说的“自固其圉，更无暇犯中国”，谭嗣同认为算计得很精明，“卖地”就是絜（jie）矩之道“两剂其平，所谓絜矩之道也”。

从上面可以看出，谭嗣同认为“卖地”是废除利益均沾之约，拯救亿万黎民的唯一办法，谭想通过“卖地”行为实现多重目的，首要的是为清政府找到赔款的财源，而不是对百姓敲骨吸髓；接着就是为变法整出钱和所需的物。再接着就是希望利用英俄为自己创造稳定的变法环境（就是十年保护期的空文），最后就是希望通过英俄“居间废去遍地通商之约”。

谭嗣同产生“卖地”的想法，和卖哪里的地，把地卖给谁，中国如何通过卖地实现利益最大化都在谭嗣同的考量范围内。谭嗣同的“卖地”的言论，都只是为变法自强。我认为在谭嗣同眼里，未必没把“卖地”看成是一种牺牲行为，但谭认为通过“卖地”可以要中国获得变法的条件，谭认为这种牺牲是值的。

姑且不论“卖地”正确与否；试问自己都觉得新疆等地大而寒瘠，不容易开发；英俄会花大价钱去买一块荒地来开发？那为什么不选择自然条件好、利益产出高的东部行省去买？

在清末，洋人有坚船利炮，众所周知孱弱的清政府是挡不住洋人的；既然可以通过洋枪洋炮攻占土地，而且还可以获得战争赔款；那洋人为什么会花大价钱去买一块荒地？

谭嗣同的“卖地”主张纵使内部无障碍，英俄也不会去买，谭嗣同没有给英俄无法拒绝的理由，想当然的认为自己卖，他们就会买，就会老老实实去开发，未免有点理想化了。更何况内部阻力重重。

在谭嗣同写给欧阳中鹄的信中，欧阳中鹄做的注释中先是说了，谭嗣同的“卖地”想法真是有点不知轻重“此论绝骇怪，闻者必加痛骂”，接着又提了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事“当左文襄经营新疆时，即有谓决不能守，宜趁彼时卖与俄罗斯者”，张侍讲百熙诗云“宰臣体拟弃昆邪（代指新疆）”即指此事。”谭嗣同当时就应该想到“卖地”主张一定会被人骂为卖国贼，因为有前车之鉴呀，或许是谭嗣同当时不在乎别人怎么骂自己；欧阳中鹄作为谭嗣同的恩师，也是新派人物，但他与谭嗣同的区别是欧阳中鹄主张温和的变革；而谭嗣同倾向于疾风骤雨般的变法。欧阳中鹄自己是不太可能提出“卖地”的，但他似乎支持谭的“卖地”主张，还着墨过多论述“卖地”的必要性。“新疆门户洞开，无从扼守。”

需要强调的是欧阳中鹄是明确反对清政府弃地的，那种不战而降、带家属抢先跑路的官员尤为可恨，认为“弃地即弃民”，万不可取；但比弃地更严重的是允许列强可遍地通商之条约；弃地就是割地，遍地通商之约是“举天下之民而阴弃之矣。”“将中国生计，一网打尽”，最后欧阳中鹄给出的解决办法是“为今之计，以内急图自强。”但他没有展开说实现途径，从他的注释中是认可谭嗣同把“卖地”作为变法的途径的，而且谭也言及废除遍地通商之条约，所以才会出现反对弃地，却支持“卖地”。

谭嗣同并不是清末提出卖地的唯一人物

据光绪朝的翰林编修夏孙桐在《书孙文正公事》中记载，戊戌变法的领军人物康有为就想通过游说帝师孙家鼐，要光绪皇帝接受“卖地”主张；孙家鼐问康有为“如君策，万端并起，无一不需经费，国家时力只有此数，何以应之？”这时康有为才提出卖地主张，“无虑，英吉利垂涎西藏而不能遽得，朝廷果肯弃此荒远地，可得善价供新政用，不难也。”

康有为

这几乎与谭嗣同的卖地主张如出一辙，究竟是谁影响的谁，还没有发现具体的记载。虽然谭嗣同和康有为都属于戊戌变法中的人物，但可以肯定的是谭嗣同是在真的想变法图强，最后不惜放弃生命；而康有为更像个政治投机分子，变法失败，脚底抹油，立马开溜。而这不可同日而语。康有为还不着边际的提出了内地自立计划和与日本等国的“合邦论”，这是非常扯的设想，没有什么讨论的价值。

谭嗣同面对庞大的守旧势力拒绝变法，言道“古有亡国之君，亡国之臣；今则有亡国之士，亡国之民”。谭嗣同指责士大夫“快私志于一逞，而阴贻君父以危辱，尤施施然不知天高地厚，方自诩忠义。”谭还借西人之口说出对中国士大夫的看法：西人鄙中国之士，志趣卑陋，止思作状元宰相，绝不谋一实在本领，以济世安民；北洋海军还在的时候，就有守旧势力想当然的认为北洋海军可以去偷袭日本的长崎横滨，还认为这是围魏救赵之计；这直接被谭嗣同讥笑，“恐（北洋在海上）东西南北之莫辨，不识长崎横滨之何在。”谭嗣同还认为变法最大的阻力就是士大夫。守旧势力以从事洋务为耻，“谓今日之祸，皆由数十年之讲洋务”。守旧势力不但看不起办洋务之人，也想方设法阻止洋务能办成，谭嗣同指责他们完全不为苍生着想，“纵令神州陆沉，绝不干与我事。”这个锅甩的漂亮；谭嗣同还指出洋务运动的弊端：沾沾于洋物之枝叶，而遗其至精，一不效，就以为洋务之罪。谭嗣同认为洋务运动只是学了西学皮毛而已。谭要的变法是要兴利权，而且利权要操之我手，那样外洋皆仰我鼻息以为生活。

谭嗣同认为变法避免不了有人流血牺牲，谭嗣同在生前就有此言论“今日中国（只）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在梁启超为谭嗣同做的传中，详细地描述了营救光绪的前后过程。当光绪帝预感自己要被废掉，紧急召见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赐予衣带诏“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法筹救”，康有为、谭嗣同拿到衣带诏“捧诏恸哭”，经过一番商量，最终选定倾向西学的实权人物袁世凯。谭嗣同拜访袁世凯的时候，并不是有把握拉拢袁世凯。所以谭嗣同把衣带诏拿给袁看后，说了两种可能：

第一种是今日可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

第二种是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僕而杀僕，可得富贵也。（慈禧当时在颐和园居住）接下来的情节就如同传扬的了，袁世凯还是官场经验丰富，表面上假装答应谭嗣同，套出了谭嗣同等人计划在光绪到天津阅兵时，发动政变，夺取兵权。袁世凯转头把此事告诉了荣禄，荣禄又报给了慈禧，后来不出意外的光绪被软禁，开始大肆搜捕维新人士。谭嗣同有机会跑却不跑，别人劝他走却不走，还告诉劝者“吾已无事可办，唯待死期耳。”给人的感觉就是维新变法似乎就是谭嗣同的精神支柱，皇帝就是实现理想抱负的最大支持者，如今光绪被囚，维新变法的希望全部破灭。谭嗣同骤然失去终身奋斗的理想成为现实的可能，万念俱灰，速求死罢了。

谭嗣同

谭嗣同等人之所以在紧迫关头选择袁世凯，是因为袁世凯也曾经寄希望于清政府的变革；袁世凯在京城时曾拜访多位实权人物，试探他们对变革的看法。然而袁世凯一无所获，无一例外的拒绝大变革。具体袁世凯所说的变革是什么措施，有没有卖地计划，并没有详载。但是一番折腾下来，袁世凯已经看出清朝必亡，现在只是垂死挣扎罢了。甚至还有了清亡后保全数省的打算。

在清末那个环境下，内有保守势力处处阻挠，他们抱有“纵令神州陆沉，绝不干与我事”的冷眼旁观的冷漠，但该阻止清廷变革的还是会阻止；外有洋人的坚船利炮护驾，大肆攫取中国利益。这个时候干点事何其艰难；清末本来就是一个无解题，纵使谭嗣同有“卖地”的想法，也是于事无补的；在守旧势力那里，他们已经变得为反对而反对了。虽然新党改良道路走不通，“卖地”计划根本不可行，但谭嗣同为改良所作的努力，在中国大力普及西学知识的努力不能因为其提出过卖地就全部忽略掉，也无法忽视掉。试问在清末，谁还能有好办法带领中国走向强大？再者谭嗣同的“卖地”言论仅限于文字层面，没对中国利益造成实质损害。

这里没有用“卖国贼”这样带有强烈政治色彩词语来表述，只使用了“卖地”一词；但把自己的领土拱手让给他人，纵使说的天花乱坠，终归是不对的；不能因为谭嗣同“卖地”言论的特殊性，就美化卖地行为，谭嗣同是历史人物，不免认识有历史局限性。既要客观的看待谭嗣同其人，又要斥责、鄙视一切出卖领土的行为，或许需要人们有更多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