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红楼做小妾：红楼星火专栏〡第四章

重生红楼做小妾：红楼星火专栏〡第四章文/陈斓“红楼星火”专栏⑮ “红楼飞雪，一时多少豪杰。”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陈斓的新作《红楼：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简称《红楼》），正由此而来。全书聚焦于1916年红楼奠基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期间的“豪杰”与“风流人物”，在红楼为探求学问与救国真理所作的诸多探索：上篇“学问”，自蔡元培入主北大后的诸多教育革新讲到以红楼为策源地的五四运动；下篇“真理”，从五四退潮期不同青年们的抉择讲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红楼短短数年的探索与革命实践，不过历史长河之一瞬，但而今看来，正是“红楼”时期的诸多探索，为中国社会开辟了全新的可能性、为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也铸就了一个矢志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先进组织最原初的精神本色和崇高价值追求。《红楼》一书即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从即日起，《中国青年》杂志全媒体特开设专栏“红楼星火”，对该书稿进行连载，以飨广大读者。

编者按：

“北大红楼同建党紧密相关，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是我们党在北京早期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地，在建党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2021年6月25日，在党的百年华诞来临之际，中央政治局就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举行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带领中央政治局同志来到北大红楼、丰泽园毛主席故居，并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发表上述讲话。

北大红楼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来的。在百余年前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正是北大红楼，成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诞生的摇篮：在这里，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一群受新思潮影响的青年学子为拯救民族危亡，组织发动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在这里，“播火者”李大钊创建了中国最早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团——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亢慕义斋”墙壁上“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的标语引导着大批进步青年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建立一个“赤旗的世界”而永久奋斗；在这里，毛泽东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新文化、新思想，大量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探讨研究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最终选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政治信仰，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据统计，在党的一大召开时，全国58名党员中有24人或直接在北大入党、或在北大学习工作过，全国8个地方建立的早期党组织中有7个地方负责人与北大有关。如果说召开党的一大的上海兴业路76号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那么北大红楼便是她的孕育之地。

“星火燎大原，滥觞成瀛海。红楼弦歌处，毛李笔砚在。”以北大红楼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所承载的历史，是中国思想启蒙和民族觉醒的转折点，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北大红楼不仅是中国青年运动的原点，更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中国革命的火种，正是从北大红楼开始点燃播撒到全国各地，进而照亮了中华民族历史的天空。

“红楼飞雪，一时多少豪杰。”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陈斓的新作《红楼：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简称《红楼》），正由此而来。全书聚焦于1916年红楼奠基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期间的“豪杰”与“风流人物”，在红楼为探求学问与救国真理所作的诸多探索：上篇“学问”，自蔡元培入主北大后的诸多教育革新讲到以红楼为策源地的五四运动；下篇“真理”，从五四退潮期不同青年们的抉择讲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红楼短短数年的探索与革命实践，不过历史长河之一瞬，但而今看来，正是“红楼”时期的诸多探索，为中国社会开辟了全新的可能性、为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也铸就了一个矢志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先进组织最原初的精神本色和崇高价值追求。

《红楼》一书即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从即日起，《中国青年》杂志全媒体特开设专栏“红楼星火”，对该书稿进行连载，以飨广大读者。

“红楼星火”专栏⑮

第四章 五四-风暴之后

文/陈斓

5杀君马者道旁儿

1919年的五四学生运动得以扩大，首先是因为蔡元培的辞职与去留。

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还没有拒不签字的明确表示，在蔡元培的说服下，学生已经决定复课，本已经放了北洋政府一马，但北京政客公报私仇，按照安福系阁员（成员主要在宣武门安福胡同办公）的建议，立即提出所谓整顿学风。所谓整顿学风，首先就是拟撤换北大校长蔡元培，改由胡仁源代北大校长。自从5月4日开始，他们就出言威吓北大和蔡元培，说“要烧北大房子、杀北大学生”“要以三百万金收买凶手刺杀蔡元培”等等。

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北大第一任校长严复公开表态说：这次学生运动，就是因为蔡元培片面强调新学新理，蔡元培就是个神经病，校长既然是神经病，学生只能是神经病。

这是自新文化运动初期，林纾直接致信蔡元培，指斥北京大学“覆孔孟、铲伦常”之后，对蔡元培的又一次公开指责。

而安福系的阁员们表示，蔡元培是要利用北大学生，向政府施压，重回政坛，蔡元培不是一个人，他背后有梁启超、林长民等一系列人，这些人不去，党争就不能停止，政府就不得安宁。

蔡元培原本就是造炸弹、搞革命的人，他是不怕事的，而长期为官，他知道徐世昌一时释放学生，这不过是以退为进，为的就是下一步罗织罪名，以捉拿“幕后黑手”。而在徐世昌、徐树铮、安福系看来，他蔡元培就是“幕后黑手”，在这个时候，那些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保守派们，也势必起哄，以为时机来了，趁此老账新算，其目的就是夺回北京大学这个阵地。

蔡元培清醒地看到，五四运动可能有的结果无非是：学生一时被安抚，随后便秋后算账，北大换人，在巴黎和会上公然签字——这是最坏的结果；再就是北大继续抗争，直到政府不敢秋后算账，不敢在巴黎和会上签字——这是好的结果。

而要争取这个好的结果，只有斗争。

蔡元培擅长的斗争方式，当然不是公然去鼓动学生，而是自行辞职。

蔡元培第一次辞职，就是因为在袁世凯政府里，他和其他同盟会阁员认为权力应该在国会和国务院，而北洋系则认为权力应该在总统。面对袁世凯对他软硬兼施，他便愤而辞职了。

袁世凯都不怕，难道还怕了徐世昌吗？

何况，如今让他辞职的理由是明摆着的——此时的蔡元培感到身心疲惫，作为一位崇尚个人自由的学者，他虽然很同情学生的爱国热情，但一向认为大学是研究学问的地方，不是搞政治的地方。现在忽然被指为利用北大搞政治，他断然不能接受。

蔡元培被各学校校长奉为和政府打交道的领头人，学生们出了事向他求援，他不能不管；各校校长们要联合行动，他也不能不参加；而政府也把他视为学运风潮的幕后操纵者。他身不由已地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今天到教育部请愿，明天到警察厅求情，这完全违背了自己办学的初衷。

5月8日午后，又有人向蔡元培通风报信，说政府方面认为，只有蔡离开，风潮才能平息。如果蔡不去，法庭就要严办被拘学生。蔡元培认为，倒不怕有人要买他的脑袋，但是“我恐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蔡元培后来写道：“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

于是，蔡元培于5月8日晚向政府递交了辞呈。次日晨五点半钟他悄悄离京，甚至连他最亲近的人都没告知，出走天津，前往杭州。临行前失望、愤怒、悲哀的蔡元培留下一纸声明，写道：

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 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1]

“杀君马者道旁儿”——有人把这句话理解为，是学生游行害了蔡元培，实际上，蔡元培自己说得很分明——是北洋政府要把鼓动学潮的罪名加于自身，把学生爱国运动说成是党争，以此要他的人头，他不怕，他怕的是学生运动被污名化。

蔡元培到达天津后，立即发报给夫人黄仲玉，请她不要惊慌，也不要跟着离京，就在北京家里等着，闭门谢客就可以了。

正如蔡元培所预料的，他的辞职，立即产生了轩然大波，北京城为之震动，北大学生立即发布声明——学生们的自觉行为，绝不能让校长担责，蔡元培一天不回校，北大一天不复课！

天亮以后，这个声明顿时震动了北大师生。

同学们迅速将它油印出来散发各校，又立即震动了北京。整个北京学界愤慨激怒的情绪，就像干柴遇烈火一样，瞬间点燃。于是，北大的学生们于“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收回山东权利”之外，又加上了“蔡校长复职”这一强烈要求。

在蔡元培出走的当天，北大立即召集全校代表会议磋商，决定先以全体北大学生名义呈请政府下令挽留蔡校长。同时北大学生派代表见教育总长傅增湘，提出三点要求：

（1）请总统特下命令挽留；

（2）派司长赴津劝驾；

（3）由学生方面通电上海陈述一切。[2]

北大教职员代表马叙伦、马寅初、李大钊等为挽留蔡元培到教育部请愿。北大教职员会作出若蔡校长不留任，北大教职员将“一致总辞职”的决议。

北大教职员马叙伦

傅增湘原本确实是想撤了蔡元培，但现在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从此一心想着躲事。

教育总长傅增湘

5月10日，保释外出的学生接到检察厅传票，出席第一次预审。学生们声称，他们是尊重总统命令，顾全蔡校长信誉而来。当检察厅问谁是5月4日事件的主脑时，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各人具有良心，谁能主使？”因为学生绝不出卖校长、老师，预审遭到了学生们的抗议，便草草结束。

怒火未消的学生们回校后，向检察厅正式递交了一份声明，表示今后再不会到检察厅应讯。

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认识到一个现实：蔡元培不当校长，学生就不复课，反过来说，北洋政府不真正妥协，蔡元培这个校长还真不当了！

气温一天一天升高，炙热的夏天来临了。

在和约签字问题上，军阀政府加快了卖国的策划和活动。学生们制止签字的行动相应也更急切了。

对北大而言，校长不在了，但校长教给他们的社会教育、平民教育思想在，北京大学平民讲演团还在。

1919年5月17日，北京大学派出讲演员共8组，每组约6—7人，分赴东城一带讲演，并沿途发布宣传传单。面对警员的阻止，学生们“以宗旨正大，决无意外，愿负一切责任答之”，坚持照讲不误。

随着学生运动的发展，北京学联以政府镇压爱国运动为由，决议于5月19日起继续罢课，并向北洋政府提出下列条件：

1.向巴黎和会我国代表团发出指令，坚决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2.惩办卖国贼曹、章、陆；

3.挽留北大校长蔡元培。

1919年5月19日，星期一，这一天北京下了一场小雨。从上午开始，总罢课开始了，全北京26所中等以上学校的教室都空空荡荡。这一天开始的总罢课，声势十分浩大。它是继“五四”爱国游行之后，北京学生对军阀卖国集团所进行的又一次罢课斗争。北京军阀政府视学生的爱国行动为“纠众滋事，扰及治安”，并不断扩大镇压措施，甚至出动军警殴打逮捕讲演学生。

学生运动却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在北京街头演讲的学生日益增多，19日那天就有300多人，20日600多人，21日则达到上千人。大批军警日夜包围着北大等学校，限制学生外出。

北京城里一团糟，而这时的蔡元培已经回到了老家杭州，到西湖边读书去了。

那个时候，他读《水经注》，又读《石头记》，浏览中外报纸，一派神仙模样。

在西湖边，他写了《夜雨》一诗：

久已隔窗听夜雨，居然欹枕看朝霞。霞痕转眼已全失，雨意无端又怒加。

起来正是雨霏霏，旭日穿云未敛晖。半西空蒙半潋滟，西湖装得像徐妃。[3]

蔡元培在西湖写诗，但北京那边早已经坐不住了，先是医专校长汤尔和代表各校校长跑到西湖，请蔡元培出面主持公道。蔡元培刚送走了汤尔和，蒋梦麟随后就赶到了，蒋梦麟是蔡元培在浙江中西学堂时的学生，算是他最信得过的人。蒋梦麟陪着蔡元培在西湖住了三天，说是代表北大师生来慰问校长。

蒋梦麟刚走，老朋友沈尹默亲自跑来了，当年是否要来北大，蔡元培就征求过他的意见。这次，沈尹默还携来胡适于六月二十二日写给蔡元培的信，信中向蔡元培汇报了现在北大教授内部的一些动向。蔡元培与沈尹默一起吃了午餐，把给黄仲玉的信，交沈尹默带去，信里讲了孔德毕业证书盖印一事。

他对沈尹默说，夫人的事，需要管，但其他的事，他一概不问了。

这个时候，张国焘的信也到了，信里表达了全校众志成城维护校长的决心。这封信令校长十分开心，于是蔡元培立即给张国焘回了信。

从此，张国焘、胡适，汤尔和与蒋梦麟自北京发来的“快函”不断，北大教授会、学生会的来信也如雪片一般，而蔡元培不为所动——理由是：他真病了，在西湖淋了雨，他的老胃病真的复发了。

得知蔡元培真是病了，徐世昌和国务总理、教育总长也发来电报，以示慰问。蔡元培一面回电，一面暗笑，他对自己的胞弟笑着说：我虽有胃病，但不至于死，至于大总统，他这次恐怕是没有后路喽！

蔡元培知道，徐世昌最后的一招，无非是镇压，但是，如今民众已经起来了，这一招，就是火上浇油。

于是，蔡元培继续在杭州安心养病。

6镇压

从1919年5月底开始，北京学生纷纷组织演讲团，走上街头，向市民演讲，推销国货，每天至少有两三千人上街。

1919年6月1日，北京军阀政府总统徐世昌连下两令，公然包庇卖国贼，逼迫各校复课，并取缔“联合会”“义勇队”等爱国组织。一时间，古都完全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北京大街小巷变成了学生和军警搏击的战场，喊声、枪声、警笛声响成一片。

北京军阀政府总统徐世昌

为了冲破禁令，6月2日，张国焘等人率十几名同学到天安门一带闹市区发表演讲，散发及张贴宣传品，宣传抵制日货，揭露北京政府和亲日派。同前来干涉的警察发生冲突。6月3日，警方根据徐世昌命令，逮捕学生170余人，张国焘等皆被捕入狱，他平生第一次尝到了“铁窗风味”。

张国焘被囚在北京警察署监狱里。他与十几个同时被捕的同学席地而坐，一天多来都没有吃一粒米。他这时也听到自外面传来的消息，又有不少人被捕，北京各校师生正在为营救他们出狱而斗争。他本来有些紧张与害怕，但听到这些消息后便慢慢放下心来了。北洋政府颁发了第四道大总统令，全体军警、宪兵出动，上街逮捕演说者。张国焘等人被捕的消息迅速传至北大，立即激起学生们更大的激愤。对此，北京大中学校教师总辞职，抗议北洋政府弹压学生爱国运动。

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领导下，北京各校的爱国师生决定：

从1919年6月3日起，所有讲演的学生都挺起胸膛、放大声音，站在大道上堂堂皇皇地举行讲演。如果军警来抓，就让他们逮捕。如果第一天出发的学生全体被捕，第二天就用加倍的人数上街讲演，直至北京中等以上的学校25000人全部被捕为止。

当时学生们热血沸腾，充满豪情地说：

古时赞颂田横五百人同死，为我们中华民族侠烈史上放一异彩，现在我们要增添的异彩四五十倍于他们了！

1919年6月3日，星期二。这天北京的天气忽然大变，狂风怒号，阴云密布。爱国学生不顾狂风闪电，仍坚持上街演说。

上午，瞿秋白等带领三校学生一起参加由北京20多所学校组织的大型上街讲演活动。来到东城区一条街道的预定讲演地点后，瞿秋白便让同学们围成一圈，他信步站在路边一个临时搭建的小台子上，开始向过往的行人讲演：

各位先生，父老姐妹们，同胞们，我来给大伙报告一件事。这次在巴黎万国和会上，我们中国是战胜国，理应得到战败国德国的赔偿，可是我们不但没有获得赔偿，还要把德国强占我们的山东青岛继续割让给日本人……同胞们，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但不可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但绝不可以低头！

瞿秋白的讲演很快吸引了许多市民。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群情激愤，不少人跟着喊起口号来：“打倒卖国贼！”“团结起来，反对列强。”

突然，大批军警气势汹汹地来到讲演现场，挥舞着警棍，逮捕了瞿秋白等一百余名参加活动的学生。

爱国学生不仅没有被残酷的镇压所吓倒，反而激起更大的抗议浪潮。6月4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等15校女生约600人，也冲出校门，举行了“女子第一次干政游行”。她们一边游行，一边高呼：“打倒日本！打倒卖国贼！撤退包围北大的军警！”游行赴总统府上书：

释放被捕学生；尊重学生人格；自由讲演；立即撤退包围北大的军警。

狱中的斗争也在继续。瞿秋白被推举为学生代表，领导大家继续和卖国政府作斗争。他大声质问看管的警察：“你们为什么要抓我们？你们难道不是中国人吗？你们的良心到哪里去了？”警察们自知理亏，无言以对。瞿秋白鼓励同学们“不达目的，决不休止”。

此时，军警包围了北大三院（北河沿法科），并作为临时监狱，在校门外贴上“学生监狱”四个大字。北大校内外驻扎着军警，近校一带道路禁止行人通过。

1919年6月3日，何孟雄在街上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时，也被反动军警逮捕，被关在临时改作监狱的北大三院礼堂。曾经的学校变成了监狱，何孟雄感到痛心疾首，斥责政府的黑暗愚昧。他和被捕的同学们表示，政府一日不认错，一日不惩办卖国贼，他们就一日不出拘留所。

时为北大教授的周作人曾亲眼目睹这一事件，他回忆说：

那一天下午(按：指 6 月 3 日下午)，我在北大新造的第一院二楼中间的国文系教授室，那时作为教职员联合会办事室的一间屋里， 听说政府捉了许多中小学生拘留各处，最近的北路便是第三院法科那里，于是陈百年、刘半农、王星拱和我四人，便一同前去，自称系北大教员代表，慰问被捕学生，要求进去，结果自然是被拒绝，只在门前站着看了一会儿。三院前面南北两路断绝交通，隔着水沟(那时北河沿的沟还未填平)的东边空地上聚集了许多看热闹的，男女老幼都有。学生随时被军警押着送来，有的只是十三四岁的初中学生。[4]

被捉来的学生，监狱容纳不下，军阀政府竟化学校为囹圄，待学生如俘虏。

1919年6月4日，北京城内如黑云遮天，一片阴暗惨淡。《每周评论》记载当时的情形说：

东华门一带直到东安市场，有陆军第九师步兵一营和第十五团一团驻扎，连接北河沿一带，直到法科门首，都像战线上的防备一般。 东华门一带的交通一齐断绝……

四日上午十点钟时候，各学生怀里藏着白旗，上写某校某队讲演团字样，或五六人或十几人不等，静悄悄地出去，走到行人多的地方，就从怀中摸出白旗子，大声疾呼地演说。这个时候街心的警察比平常增加好几倍，又有穿灰衣的马队，背着枪，骑着马，四处乱跑。 遇到有人讲演，不问他人多人少，放马过去，左冲右突也不知道踏伤了几多人。把听的人冲散之后，便让游缉队保安队把演说的学生两人夹一人送到北河沿法科大学里边去监禁起来。[5]

当天又有几百名学生被捕，因人数太多，马神庙(今景山东街)的北大理科校舍也扩充为临时监狱。

马神庙京师大学堂校址

这一时期，小小年纪的刘仁静也被同学们的激情感染，积极投入到爱国行动中。从小孤僻、口才不好的他，却主动报名参加讲演团，坚持上街演说，并当众昂然入狱。后来，张国焘回忆道：“那位书呆子刘仁静在六三被捕时，曾因爱国狂热与军警大闹。”

当时在狱中的刘仁静和其他同学一起出现在被告席上，如同小孩站在大人身边，引起人们的议论。《晨报》记者对此有一段记录：

更有学生刘仁静，今年只十余龄，亦与鲁士毅等同被羁押，昨日出庭时，审判长令其答辩，彼竟莫名其妙，不自知所犯为何罪。而辩护人则时时请堂上出注意，谓彼十数龄之小子，实在极可同情云云。[6]

一开始，法院曾有意让刘仁静取保狱外候审，他却选择坐牢抗议来表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赤诚。他不仅决定拒绝保释，与大家同甘共苦，而且还自觉以不妥协的姿态去“领略此犴独况味”，以致“闻受虐最甚”，这当然使他更激愤，同时也更成熟。

刘仁静

他们这种斗争精神很快发展成广大同学的一致要求，后来学生们干脆在上街前就带好用具，准备坐牢，很有些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豪情。

1919年6月5日晨，北京学生联合会发出宣言，再次揭露反动政府镇压爱国学生运动的丑恶面目。学生依然坚持上街演讲，共有两千多学生参加，分三路讲演，由北大学生带头。

5日下午，两千多学生齐奔北河沿北大三院法科临时监狱，要求集体入狱，与军警展开了面对面的搏斗，砸烂了许多兵棚。在院内被禁的学生也纷纷举着旗子登上法科大楼，奔到临街楼窗，向外扬旗怒号。

学生们在北大校内，开会商议：

（1）暂不出校，并举出纠察员维持秩序；

（2）向政府要求集会、言论、出版自由，不受限制。如这一条要求办不到，宁肯饿死狱中。

1919年6月6日，未被捕的学生仍继续外出讲演、卖国货。与此同时，北京学联派学生代表8人到教育部交涉，提出：

若欲被捕学生各回本校，须令包围学校之军队在本日（6日）十二点以前向学校道歉。

到这个时候，政府日益强硬，黎元洪下令，学生上街，来一个抓一个。

1919年6月5日，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

这一天，上海工厂、商店、学校举行罢工、罢市、罢课，从此在中国开创了“三罢”的先例。口号是——“怕将来子孙做奴隶，而今要万众一心救中国！”上海全市行动起来声援北京学生，举世震惊。

上海码头工人于当日宣布罢工，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这是第一次。《晨报》为此专发通讯——《破天荒之工人总同盟罢工》，文章说，中国工人第一次关心政治问题，这是破天荒的大事，上海码头一旦罢工，天津、汉口码头立即跟进，外国资本受到真正威胁，于是，各国使馆强烈要求北洋政府必须重新考虑处理方式，以求平息事态，以免对国际经济造成剧烈冲击。

鉴于全国民意已经汹涌澎湃，局势完全失控，对于学生的种种要求，政府被迫答应后，被捕学生开始各回本校。

当时的北大学生，并没有想到工商界会有如此巨大的伟力，他们还不会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去分析整个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全球体系，多年之后，他们中的先驱者才会认识到，一旦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1919年6月7日，阳光灿烂，晴空万里。北京大学门口，全体学生高唱《欢迎爱国犯出狱之歌》，举行了隆重的出狱仪式：

欢迎，欢迎！欢迎战士，今日齐归来。

受了辛苦，还要奋斗，精神终不改。

挥动旗帜，整齐步伐，我们在期待。

万千青年，一齐欢呼，拍手，齐奏凯。

幸喜今日，你们归来，力量加百倍。

听！巴黎和会消息，外交大失败，

看！国贼依然当道，前途多阻碍。

我们是民众先锋，责任推不开。

挽救危亡，改进文化，创造新时代……[7]

被拘留的爱国学生，被同学们高高举起当成英雄，接回学校

学生们被释放了，但运动并没有结束。拒签和约、要求惩办卖国贼的斗争日益激烈。

[1]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25 页。

[2]高万娥、刘道慧：《建党伟业——聚焦 1921》，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18 页。

[3]蔡元培，《蔡元培日记》，王世儒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第260页。

[4]汪兆骞：《那些远去的大师们》，现代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56 页。

[5]刘彬编：《1919 年的故事》，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04 页。

[6]王性初、何定华主编：《中共一大的湖北人》，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39 页。

[7]王庆华：《高君宇传》，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38 页

“红楼星火”专栏

楔子：大槐树下

第一章 红楼-奠基

第一章 红楼-1916级

第一章 红楼-开学

第一章 红楼-引无数英雄

第二章 新文化-新道德

第二章 新文化-中国文艺复兴

第二章 新文化-“中日密约” 第二章 新文化-利刃新发于硎

第三章 改造-他来了

第三章 改造-《国民》和《每周评论》第三章 改造-平民教育讲演团

第四章 五四

第四章 五四-火烧赵家楼

监制：皮钧

终审：蔺玉红

审校：刘晓 刘博文

编辑：tamak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