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最出名的特产：独家

甘肃最出名的特产：独家关中地区从汧、雍二县以东至黄河、华山，膏壤沃野方圆千里。从有虞氏、夏后氏实行贡赋时起就把这里作为上等田地，后来公刘迁居到邠，周太王、王季迁居岐山，文王兴建丰邑，武王治理镐京，因而这些地方的人民仍有先王的遗风，喜好农事，种植五谷，重视土地的价值，把做坏事看得很严重。直到秦文公、德公、穆公定都雍邑，这里地处陇、蜀货物交流的要道，商人很多。秦献公迁居栎邑，栎邑北御戎狄，东通三晋，也有许多大商人。秦孝公和秦昭襄王治理咸阳，汉朝藉此做为都城;长安附近的诸陵，四方人、物辐凑集中于此，地方很小，人口又多，所以当地百姓越来越玩弄奇巧，从事商业。关中地区以南则有巴郡、蜀郡。巴蜀地区也是一片沃野，盛产栀子、生姜、朱砂、石材、铜、铁和竹木之类的器具。南边抵御滇、僰，僰地多出僮仆。西边邻近邛、笮，笮地出产马和旄牛。然而巴蜀地区四周闭塞，有千里栈道，与关中无处不通，唯有褒斜通道控扼其口，勾联四方道路，用多余之物来交

陈泽奎

甘肃武威人 中共党员 兰州大学历史学硕士，中共党员，编审。历任甘肃人民出版社编辑、第二编辑室副主任、主任，甘肃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助理;读者杂志社编辑、编辑部副主任、主任、副主编、编辑部主任、总编辑、常务副社长、编委会执行主任;读者出版集团(甘肃人民出版社)总经理助理;读者出版集团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总经理，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副总编辑、常务副总经理、副董事长、总经理、总编辑。获评甘肃省十佳优秀出版工作者、全国优秀中青年编、甘肃省333人才工程学术带头人第一二层次人才、甘肃省文化系统创新拔尖才、领军人才、优秀专家、新闻出版总署出版行业领军人才、甘肃省改革开放30年来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甘肃省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一)

文化是生活方式的积累和沉淀。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迎来送往，待人接物，邻里之间相互如何相处、如何打交道，长期生活在一个地方的人会形成一种相互认同并会自觉维护的生活方式，这种日常生活方式的积累和沉淀，衍生成了约定俗成的乡俗民风，这就是文化的最本质的底色。

文明是在生活方式沉淀即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共识、行事规则和公共约束。文明表现为对公共约束和行事方式的熟练掌握和娴熟的驾驭。人的文明程度，不在于掌握了多少知识和拥有了多少物质财富，更多的是表现为对社会共识、规矩、社会公约的自觉遵守和践行的能力。教育是帮助人们实现个人的社会化和自觉接受社会公约的过程，也就是文明化的过程。人的文明化程度越高，社会接纳度越高。在公共场合自觉噤声，在公交车站自觉排队，在十字路口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以及对各种社会公约的自觉践行等等，这就是文明的基本标识。文明的实质，更多的时候实际上表达的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教养、修养的内容，而宗教、哲学、艺术等形而上者是它的高级形态。因此我们说，文化是解决人的低层次需求，解决生存相关的问题，文明则解决的是如何生存的方式和生存的秩序、质量问题。正常情况下，人的生存问题相对简单，只是需要接受和适应现有的环境即可，因此上“文”和“化”的过程是一个在家庭生活中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的过程，是在家庭里开始启蒙的。而人如何在社会中和睦相处而避免经常性地相互牴牾，即解决好生存方式以及生存的秩序问题，特别是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正常化却要复杂得多，需要家庭、社会及个人长期努力才能获得成效，而在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常化的社会、家庭、个人三者之中，更重要的是社会的有效的强制执行力。由此，我们可以说，文化是人们生活方式的积累和沉淀，文明则是人类文化的结晶;文化是文明的底色，文明则是诞生于文化底色之上的五彩锦绣;生活方式衍生文化，文化凝炼成文明;文化以特色、个性鲜明为特征，而文明则以共性、共识为特征;文化犹如原始森林，远看一片蓊郁，近看各种植物择地而生;文明犹如文化皇冠上的明珠，居于顶端，熠熠生辉，文明促使人们改善生活方式，提高生活品质。文化与文明共同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哲学、文学、艺术等等都是人类文化与文明结晶的高级存在。

(二)

中国的文化，以秦岭为界，形成了鲜明的南北差异，这是一个大的分界。而在这南和北的大的分界之中，南北之中又有两个较为明显的分界。南以五岭为界分为秦岭以南和岭南之南，北则以长城为界分为秦岭以北和长城之北。由此，中国的大的文化分界大致可分为条状和块状分布的格局。条，从岭南之南至南岭、南岭至秦岭、秦岭至长城、长城至漠北，分为四个大的条;各条内形成了鲜明的块，岭南有闽粤以及更南之分，更南之处海疆无垠，令人遐想;岭南和秦岭之间有吴越、三楚和巴蜀之别;秦岭至长城一线有关中、关东、关西之分，也有河西、秦陇、三晋、燕赵、齐鲁之别;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包括辽东地区统称之为漠北，漠北之地草原万里，英雄如风。条的划分大致以纬度、气候、雨水、物产特征为依据，一般都是以自然地理景观等为依据划分出来的，而块的划分，则更多地是以语言、习俗等人文因素为依据做出的。二者之间，特别是块的划分，我们通常都把它叫做地域文化或区域文化圈。严格意义上讲，地域或区域文化圈的形成，并不完全受行政区划调整的约束，而更多地反映的是核心区域文化自身的影响力、渗透力和传播力，我们平常说的西域、河西、关中、燕赵、齐鲁、吴越、湖湘、闽粤、巴蜀、岭南文化等，不仅仅是个地理或纯粹的行政区划的概念，而更多的含义是地域或者区域文化概念的通俗化，犹如北宋理学有濂、关、洛、闽之分一样。也因此，区域文化圈一旦形成，其影响力也会相对持久而影响广泛，犹如巨石入深水的涟漪一样，中心区域影响强烈而范围较小，随着涟漪的荡漾，范围逐渐变大，波纹则相对平缓，在中心区域的涟漪消逝之后，而远离中心区的涟漪仍在延续，只是看上去更不引人关注而已。

从史书记载看，中国人中最早做这种区域或地域文化划分并得到认可的，是汉代史家司马迁。司马迁在他的《史记.货殖列传》当中首次对当时汉地内的物产、人文情况进行系统地划分，二千多年以后我们读他的文章，仍然能够感觉到它的魅力。为了方便阅读，我们把司马迁的原文用白话援引如下：

关中地区从汧、雍二县以东至黄河、华山，膏壤沃野方圆千里。从有虞氏、夏后氏实行贡赋时起就把这里作为上等田地，后来公刘迁居到邠，周太王、王季迁居岐山，文王兴建丰邑，武王治理镐京，因而这些地方的人民仍有先王的遗风，喜好农事，种植五谷，重视土地的价值，把做坏事看得很严重。直到秦文公、德公、穆公定都雍邑，这里地处陇、蜀货物交流的要道，商人很多。秦献公迁居栎邑，栎邑北御戎狄，东通三晋，也有许多大商人。秦孝公和秦昭襄王治理咸阳，汉朝藉此做为都城;长安附近的诸陵，四方人、物辐凑集中于此，地方很小，人口又多，所以当地百姓越来越玩弄奇巧，从事商业。关中地区以南则有巴郡、蜀郡。巴蜀地区也是一片沃野，盛产栀子、生姜、朱砂、石材、铜、铁和竹木之类的器具。南边抵御滇、僰，僰地多出僮仆。西边邻近邛、笮，笮地出产马和旄牛。然而巴蜀地区四周闭塞，有千里栈道，与关中无处不通，唯有褒斜通道控扼其口，勾联四方道路，用多余之物来交换短缺之物。天水、陇西、北地和上郡与关中风俗相同，而西面有羌中的地利，北面有戎狄的牲畜，畜牧业居天下首位。可是这里地势险要，只有京城长安要约其通道。所以，整个关中之地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口也不过占天下十分之三;然而计算这里的财富，却占天下十分之六。

古时，唐尧定都河东晋阳，殷人定都河内殷墟，东周定都河南洛阳。河东、河内与河南这三地居于天下的中心，好像鼎的三个足，是帝王们更迭建都的地方，建国各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这里土地狭小，人口众多，是各国诸侯集中聚会之处，所以当地民俗为小气俭省，熟悉世故。杨与平阳两邑人民，向西可到秦和戎狄地区经商，向北可到种、代地区经商。种、代在石邑以北，地近匈奴，屡次遭受掠夺。人民崇尚强直、好胜，以扶弱抑强为己任，不愿从事农商诸业。但因邻近北方夷狄，军队经常往来，中原运输来的物资，时有剩余。当地人民强悍而不务耕耘，从三家尚未分晋之时就已经对其慓悍感到忧虑，而到赵武灵王时就更加助长了这种风气，当地习俗仍带有赵国的遗风。所以杨和平阳两地的人民经营驰逐于其间，能得到他们所想要的东西。温、轵地区的人民向西可到上党地区经商，向北可到赵、中山一带经商。中山地薄人多，在沙丘一带还有纣王留下的殷人后代，百姓性情急躁，仰仗投机取巧度日谋生。男子们常相聚游戏玩耍，慷慨悲声歌唱，白天纠合一起杀人抢劫，晚上挖坟盗墓、制作赝品、私铸钱币;多有美色男子，去当歌舞艺人。女子们常弹奏琴瑟，拖着鞋子，到处游走，向权贵富豪献媚讨好，有的被纳入后宫，遍及诸侯之家。

……

燕国故都蓟也是渤海、碣石山之间的一个都市。南面通齐、赵，东北面与胡人交界。从上谷到辽东一带，地方遥远，人口稀少，屡次遭侵扰，民俗大致与赵、代地区相似，而百姓迅速捷凶悍，不爱思考问题，当地盛产鱼、盐、枣、栗。北面邻近乌桓、夫余，东面处于控扼秽貊、朝鲜、真番的有利地位。 洛阳东去可到齐、鲁经商，南去可到梁、楚经商。所以泰山南部是鲁国故地，北部是齐国故地。

齐地被山海环抱，方圆千里一片沃土，适宜种植桑麻，人民多有彩色丝稠、布帛和鱼盐。临淄也是东海与泰山之间的一个都市。当地民俗从容宽厚，通情达理，而又足智多谋，爱发议论，乡土观念很重，不易浮动外流，怯于聚众斗殴，而敢于暗中伤人，所以常有劫夺别人财物者，这是大国的风尚。这里士、农、工、商、贾五民俱备。

而邹、鲁两地滨临洙水、泗水，还保存着周公传留的风尚，民俗喜好儒术，讲究礼仪，所以当地百姓小心拘谨。颇多经营桑麻产业，而没有山林水泽的资源。土地少，人口多，人们节剑吝啬，害怕犯罪，远避邪恶。等到衰败之时，人们爱好经商追逐财利，比周地百姓还厉害。

……

越、楚地带有西楚、东楚和南楚三个地区的不同风俗。从淮北沛郡到陈郡、汝南、南郡，这是西楚地区。这里民俗慓悍轻捷，容易发怒，土地贫瘠，少有蓄积。江陵原为楚国国都，西通巫县、巴郡，东有云梦，物产富饶。陈在楚、夏交接之处，流通鱼盐货物，居民多经商。徐、僮、取虑一带的居民清廉苛严，信守诺言。

彭城以东，包括东海、吴、广陵一带，这是东楚地区。这里风俗与徐、僮一带相似。朐、缯以北，风俗与齐地相同。浙江以南风俗与越地相同。吴地从吴王阖闾、楚春申君和汉初吴王刘濞招致天下喜好游说的子弟以来，东有丰富的海盐，以及章山的铜矿，三江五湖的资源，也是江东的一个都市。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一带是南楚地区。这里风俗与西楚地区大体相似。楚失郢都后，迁都寿春，寿春也是一个都市。而合肥县南有长江，北有淮河，是皮革、鲍鱼、木材汇聚之地。因与闽中、于越习俗混杂，所以南楚居民善于辞令，说话乖巧，少有信用。江南地方地势低下，气候潮湿，男子寿命不长。竹木很多。豫章出产黄金，长沙出产铅、锡。但矿产蕴藏量极为有限，开采所得不足以抵偿支出费用。九疑山、苍梧以南至儋耳，与江南风俗大体相同，其中混杂着许多杨越风俗。番禺也是当地的一个都市，是珠玑、犀角、玳瑁、水果、葛布之类的集中地。

……

天下物产各地不均，有少有多，民间习俗各有不同，山东地区吃海盐，山西地区吃池盐，岭南和大漠以北本来也有许多地方出产盐，这方面情况大体如此。(以上原文为范君石译注)

司马迁的描述，从西向东、从北到南，像是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一幅汉代及汉代以前古人生活的气韵生动的生活画卷。让我们穿越时空看到了一个和我们现实生活似曾相识的生活状态。司马迁笔下区域人文的划分，表达出了二千多年前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在统一的旗帜下不同区域里人的气质、性格、习俗、价值观及行事方式，他笔下所列举的诸多物流交通的大都会以及在其中生活的人们，向我们展示了两千多年前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们不同的人的生活状态，让我们看到，早在两千多年前，自秦统一起，尽管在全国已经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统一度量衡，但人们的生活习俗不仅有南北之差东西之别，即使是在同一个条甚至相互毗邻的块与块之间，其行事风格和处事态度都会有较为明显的差异。司马迁笔下的都会，实则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区域文化的核心区，如关中，是西周、秦、西汉的立都之地(汉以后隋、唐及十六国时期多个朝代建都于此)，洛阳是东周时期王室驻跸地(西汉以后东汉、曹魏、北魏等多个朝代也曾立都于此)，巴蜀、邯郸、燕、临淄、南阳、彭城、寿春、豫章、长沙等等，秦汉以前都曾是大大小诸侯的都城所在地，而最南端的番禺则是秦汉之际南越王赵佗的立都之地。这些都会的形成，自然是气候、环境、历史长期影响的结果，当其形成之后，其对生活于其中的人的影响，也是深邃而幽远的，不会因朝代更迭、行政区划调整而变异，而更多的时候是以它特有的底色展示自己的风采，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南人喜舟北人爱马，关东出相关西出将，除了环境的影响而外，而文化也是其所以如此的本源。而中国不同“条”和不同“块”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差异的特征，又为中国文化的宏富博大创造了自然沃土。细读司马迁的《货殖列传》，不仅会让我们深刻认识汉代及汉以前中国区域文化的格局，也会对我们认识汉代以后以至现如今我们国家东西南北的经济格局和区域文化的特征有所裨益，换句话说，透过两千多年厚重的历史帷幕，还能依稀感觉到司马迁笔下描绘出的一些区域文化特征对我们今天生活的影响。

(三)

甘肃，地处我国三大高原的连接点上，独特的地理区位，使得甘肃在中国的区域文化的版图上有了自己独特的身份标识。从我国大的文化的“条”来看，甘肃属于秦岭以北、长城以南的区域里;从“块”的角度看，甘肃则属于关西、陇右至西域之间，东接关中、巴蜀，南邻川藏，西与新疆(历史上的西域)接壤，北依长城与内蒙古、宁夏毗邻，形成两头大中间长的条状狭窄地理特征，而其中尤以黄河、乌鞘岭以西的河西最为狭长，被称为走廊。而这个走廊，南依祁连山脉(汉代以前是乌孙、月氏、匈奴人安身立命的牧马之地，汉朝设置四郡控制河西之后，匈奴人哀叹“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北抵腾格里和巴丹吉林沙漠(漠北的南缘，其北草原万里，历来是北方游牧部落迁徙、驰骋的天堂)，作为沟通秦岭和长城之间的大条的一部分，从汉代起它就在发挥沟通中原和西域的孔道的作用，而河西之所以被称之为走廊，就是它沟通东、西的重要地位的形象写照。而沿着这条沟通东、西的条上的各个绿洲则成为了秦岭以北、长城以南东西之间交流的交汇点，同时也是把长城以南和长城以北紧密相连的交汇点。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从汉代张骞凿空开始至明代陆路东西方交通衰落之前，甘肃特別是有走廊之称的河西，一直是东西方官方、民间使节商旅往来的通道，也曾是农耕文明、草原文明或者东西方文明融合或武力相竞的广阔舞台，也因此，从汉代起，河西走廊就是拱卫中原的右臂和中原掌控西域及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来去如风的草原民族的有力支撑点的所在，也是历代移民戍边和屯垦之地，这种状况从汉代起持续到新中国成立的前几十年。而从东汉、三国开始，“得陇望蜀”，则不仅是以一个成语典故，而且是以一个具有具体实用实践价值的军事经略常识而为历代所重视。这种特殊的区位和历史，还使得甘肃成为中原政局板荡之时中华文明薪火延续的厝薪处，对此，早在西汉时期的有士之士就有了清晰的认识(《资治通鉴》卷四十汉纪三十二，窦融语：“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而西汉末年东汉初年窦融家族、唐代安史之乱之后敦煌张议潮、曹义金家族以及十六时期五凉政权对河西的经营，在中原战乱频仍时取得保境安民自成一格的局面，即是对上述观点的具体实践也是有力的注脚。如今，留存于甘肃大地上的秦安大地湾、临洮马家窑、敦煌莫高窟、张掖马蹄寺、武威天梯寺、天水麦积山、庆阳南北石窟，逶迤于河西走廊全境的长城、烽燧，阳关、玉门关遗址以及现今仍旧保存完好的嘉峪关关城，散布于西部嘉峪关黑山岩画和东部六盘山的贺兰山岩画，保存于武威的西夏碑、见于记载的元代阔端与萨班凉州会盟碑，这一切，无一不是甘肃多元文化、文明交融的见证。特殊的地理和复杂的历史，形成了甘肃有别于其他省份的别样的区域文化，还在于多族共居的族群分布大体上表达出了它所处条与块内部各文化因子的分布，与中国大的条、块文化因子的分布基本一致。境内除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以外，成建制的少数民族有蒙古族(酒泉阿克塞蒙古族自治县)居于北部长城一线，藏族(甘南藏族自治州)与川西、青海搭界而居于甘肃的西南部，回族(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县)、保安族撒拉族(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撒拉族自治县)以古枹罕辖地为主，裕固族(张掖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沿祁连山一线居住。这种多民族聚居的环境，为甘肃的文化多元化建构了深厚的基础。大致说来，东以子午岭、陇山为限，庆阳、平凉、天水深受关中风俗影响;东南部以秦岭余脉为界，陇南地区深受巴蜀文化影响;以临洮、陇西为核心的陇中，形成有别于陇东和河西的带有自身特征的语言与生活习俗;各少数民族自治区域则以各自的民族生活方式为特征;兰州及兰州以西的区域，历史上为汉代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五郡所在地，住民的结构多以深受中原文化浸润的戍边将士和政府征发的移民以及中原战乱之时避乱而来的人士及部分往来东西的商客的后裔组成，大致说来，以绿洲的分布为分界。

如此丰富的人文历史因素，为道地的甘肃文化和道地的甘肃人披上了朦胧的面纱，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这不仅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学术课题，也是一个让我们更好地了解甘肃的有意思的话题。

(四)

据韩国学者赵一东的研究，人有道地和不道地的区别(《读者参考》130期204页李宪堂：《观韩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他说，地道的韩国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会说韩语，能品出泡菜的味道，会唱盘索里(韩国一种民间说唱艺术)。在赵氏看来，人的道地与不道地，也就是说一个人被一种文化所“文”所“化”的程度到底深与不深亦即道地不道地，只要看他对当地的文化亦即被当地道地的生活方式浸润的程度来加以区别，而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对语言、日常饮食、民间曲艺的熟悉与无条件自觉接受。以此为标准，盘点中国人，就发现要找一个地道的中国人很难以一城一地所能涵盖——中国之大，非韩国人所能知也。与韩国的小国(国土面积不足30万平方公里)、寡民(单一民族)相比，中国的确可以称之为幅员辽阔地大物博。正如日本学者杉山正明在其著作《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中所描述的一样：“这是一个拥有13亿国民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形。但是仔细观察其内部和现实，就会发现在这个‘国民国家’中有着太多各种各样的人群和存在方式。”顺着韩国学者赵一东和日本学者杉山正明的研究逻辑，考虑到韩国、日本都是单一民族国家的情况，我们盘点中国人的道地和不道地，就不难发现，中国人的文化因子的多元化，绝对当得起丰富二字的所有内涵。

广东人——粤语、粤菜、粤剧。

北京人——北京话(儿话音很浓的普通话)、豆汁或涮羊肉、京剧或京韵大鼓。

东北人——东北话(自赵本山走红以来，东北话什么味儿，地球人都知道)，酸菜(自雪村的一首翠花上酸菜唱红以来，东北的酸菜跟着走红)，二人转。

河南人——河南话，烩面、糊辣汤，河南梆子(豫剧)

陕西人——关中话(周秦汉唐的官话，影响及于陇右、关东)，羊肉泡馍、肉夹馍，秦腔、眉户(道地的秦音、秦韵，也因此古人把关中方言称之为秦腔)。

内蒙古人——蒙古语，手把肉，长调。

四川人、湖南人、湖北人、福建人……研究每个地方的人，都会发现一些颇具个性的东西。

如果按照韩国赵一东先生关于构成道地的当地人的三大要素来对甘肃及甘肃人进行一些考察 ，我们会发现，甘肃更像是一个多元文化自由竞争的文化集市。

省会兰州，有兰州话，有牛肉面，兰州鼓子(一种说唱艺术)。

陇东，典型的黄土高原特征，地貌则沟壑纵横，物产则麦菽黍薯，陇东人(包括庆阳、平凉)，陇东话，其实就是陕西话的普及;饮食与陕西关中同俗;地方戏，号称陇剧，一是好者少，二则怎么听，都有些陕西眉户戏的味道。

陇南，食则川辣蜀麻，植被则水稻、茶叶、柑橘、橄榄油，陇南话(川陕活的混合)，南部受四川影响大，川味较大;西、北受天水、关中影响，带有关中、天水味道;饮食大致与语言分区吻合;民间戏曲则受秦文化深刻影响，以秦腔为主。

陇中，被清人目为苦瘠甲天下之地，今定西市全境，包括今白银市的会宁县。语言，与天水的秦安、甘谷等似出一源，自有特色;饮食，最具特色者为浆水面、浆水呱呱、浆水豆腐;民间戏曲，则以秦腔最为流行。

再看河西五市。

武威人——武威话，有山西话的元素，自成一家;饮食，以山药米拌面(武威人说的山药，非中药之山药，俗称洋芋，学名马铃薯;米则专指小米)为标识(当然也有说三套车的，即茯茶、凉州酿皮、卤肉饯(当地人读作行)面。两者相比，我个人更倾向于山药米拌面，因为它历史更久远，也是只有道地的武威人才能说得出的家常饮食。三套车的说法，自然是借用了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流行的苏联歌曲《三套车》的名字而已。而所谓山药米拌面，通常有两种做法。一是洋芋切块，待小米下锅开锅米粒开花之后加入切好块的洋芋，待洋芋待熟未熟之际加入少量面粉、食盐煮熟即可食用;如果加入自制酸菜则为标配。二是将洋芋切成细条或粒丁，将面擀成面张切条，小米下锅开锅煮至小米开花，将切好的洋芋条或丁和擀好的面条依次下锅加盐煮熟即成，加入酸菜则为标配)，面食为主，亦有山西面食的元素;民间戏剧，大戏以秦腔、眉户为正宗，小戏以凉州孝贤流行。

张掖人——说张掖话，张掖小面(张掖人共认的当地饮食标识)，地方民间戏曲有张掖孝贤。

酒泉人——说酒泉话，酸汤饺子、糊锅为饮食标识，地方曲艺有酒泉宝卷。

嘉峪关人——酒泉钢铁集团职工和家属是本市的主要居民，可以说是东北人的飞地，语言、饮食带有明显的东北和酒泉相互影响的味道。

金昌市的情况，与嘉峪关市的情况大致相同，都是以因工业成市的特征，表现出五湖四海成一家的现象。

敦煌，按现在的行政区划，是酒泉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但是其影响力与河西其他五市难分伯仲，而其历史地位在一定意义上说比其他五市更加显赫：从汉代起，它与武威、张掖、酒泉并称河西四郡，道当中原与西域交通的咽喉之地，而其辖境内的阳关、玉门关则是中原与西域的通关口岸。自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以来，敦煌学成为显学，文化影响力蜚声海内外，而今每年一届的敦煌文博会，更是甘肃和世界交往的大舞台。敦煌住民的特征带有典型的移民特征，因其历史上地广人稀，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来的移民往往以乡或几个村落为单元居住，他们在融入当地的同时也保留了原籍的语言和习惯，是学界研究方言的理想之地。

此外，位于甘肃省会兰州以南的临夏、甘南两个民族自治州，受自身文化浸润，语言、饮食、音乐有其自身的特质。例如临夏回族自治州：语言——河州话;饮食，清真饮食;地方戏曲，河州花儿。

(五)

我们花费大量的笔墨辨析文化和人的道地与不道地，不是为辨析而辨析，也不是像辨析药材的道地不道地是为了提升自身的价格，显示自身的价值的观念一样，而是为了充分认识生活于特定环境下的人的文化底色，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也最大限度地消除人与人相互交往的陌生感和隔膜，减低人际交往的成本。研究表明，一个深受某种文化浸润的人，他的行为方式会深深地打上那种文化的烙印，无论他走过千山万水，无论他身处何处，他的行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那种文化的的底色。“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这首至今给我们留下深刻记忆的歌，不仅是因为它自身弦律的优美，实际上是对文化认同的准确表达，因而深深地打动了我们的心。而文化的单一性，因其单一，更具相近性，而更具有吸引力和凝聚力。“有时候，在原子相遇时，经化学反应而结合成分子，这些分子具有程度不同的稳定性。它们可能很大。一颗钻石那样的结晶体，可以视为一个单一分子，其稳定程度是众所周知的，但同时又是一个十分简单的分子，因为它内部的的原子结构是无穷无尽地重复的。”(【英国】道金斯：《自私的基因》，中译本，第15页，中信出版社出版)

甘肃的住民，其文化特征，大致可以水系来划分。白龙江流域，因毗邻四川，历史上更多的时间里它们实际上是难分彼此的，不论语言、饮食及生活习惯，都带有浓厚的川味;渭河及泾河流城，则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农耕区，其语言以秦音秦声为主、饮食及生活习惯深深打上了农耕文明的烙印;洮河、夏河流域是汉、藏、回交融区域，也是农耕文化、草原文化商业文化的交汇区，历史上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文化的特色自成一格;陇中，现如今的定西、白银、兰州，正如渭、泾、洮、夏最终汇入黄河一样，语言、饮食、生活习惯则有坐中望四方的文化特征;河西五地市，正如绿州处处，文化特征也呈块状、坨坨分布，大致上说，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条内陆河分割成三个大的方言区，而区内的语言、饮食、生活习惯大统一小个性，细致区别则呈坨、块状，很难一言一蔽之;而五地市中的金昌、嘉峪关，更是现代的文化飞地，其文化呈现天南海北的局面。

因此说，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是甘肃的文化特征，而单一性恰恰是它缺乏的。道地，讲究单一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甘肃天生的缺乏道地的先决条件。“甘肃人”的概念实际上是个很模糊的概念，不像东北人、上海人、北京人、广东人、河南人、山东人、四川人、湖南人那样有显著的人群特征，“甘肃人”自己对自己身份的确认往往是极具更小更具体的地域性的，如庆阳人、天水人、武都人、临夏人，就连河西走廊，人们的身份认同也具地方性，如武威人、张掖人、酒泉人，甚至会有民乐人、民勤人、永昌人的区别，而秦安人、甘谷人则是比天水人更有影响的更具地域特征的人群。

甘肃这种普通存在的小块块、小坨坨式的地域文化的认同意识，深刻影响着甘肃人的思维方式，造就了甘肃境内区域文化的基本特征——内敛、自我欣赏型特征。这种文化的显著特点，就是有一种天然的自我封闭的意识，但又因这种自我封闭的空间和体量过小，缺乏自我独立生存的强大能力，又很容易像散沙一样被周边强势文化所吸引、所影响。其优点在于因严酷的生存环境养成了坚韧、刚强和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善于适应环境的能力，其缺点在于容易划地为牢，作茧自缚，保守，固执，容易满足，盲从，对外界环境的变化不敏感，缺乏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担当，难以有大作为。

有研究指出，受同种文化浸润的人，生活态度、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更趋于接近，更容易相互接近和相互接纳;而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生活的人，其处事、待人 、价值判断都会有明显的差异，古人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指这种情况。与单一文化因子条件下生活的族群相比，在不同文化浸润下成长起来的人，在相互交流时的成本会相对较高：首先是要相互了解彼此对事物判断的同与不同，逐渐形成共识;其次，需要求同存异，在大的格局下价值观趋于一致;第三，需要共同的规则来相互约束，以其为准做到相互认同。

块块、坨坨式的区域文化认同，容易增加和其他文化背景下生活的人的交往成本，容易形成自恋式的思维，容易囿于小坨坨的利益，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容易形成有用则交无用则忘、有用则聚无用则散、有利则近无利则远的江湖气习。历史上的西域诸国就是这种块块、坨坨模式的最典型的存在，从汉武帝通西域起，西域诸国与汉与匈奴或者说中原王朝与北方草原部族的关系，基本上就是汉强则依汉，匈奴强则依匈奴，这种执贰观望的存在意识直到唐代彻底消除了北方草原霸主突厥之后才得到根本改观。

深刻理解文化差异以及文化差异对人的影响，有助于促进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在理解包容的基础上凝聚共识，更加有利于推动区域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区域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有助于提升区域的影响力，区域影响力的提升有助于提升区域的文化自信。

其实，条条也罢，块块也好，只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生命的立足之处。盘古开天地，生于斯，长于斯，是一个混沌的选择，并非完全由人自身做主。但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这就像一个大舞台，如何把握舞台的边界如何表演，则是生活在其上的人们自身的问题。无法选择出身，但可以选择自身的作为。因此我们说，条条与块块，单一与多元，发达与落后，都只是生活在其上的人自身留下的痕迹。不论是条条，不论是块块还是坨坨，文化都是人们在此生活并对自身命运把握的结果。认识自我，因时而作，应机而动才是改变一切的关键。囿于条条、坨坨、块块的思维习惯，固然有其局限性，但是若能准确地认识自身的不足与弱点，因势利导，变过去的封闭和自足的固执为改变自己的毅力，变坨坨、块块自身较强的聚合力为改变现状的内生力，利用现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机遇，变自己区域文化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上的特色区块，变传统为特色，在当下五光十色的海洋里独树一帜，不失为一种适时而变的选择。

如今的时代是一个创新的时代，创新的时代是一个强烈需要有担当和作为的时代精神的时代。甘肃人需要适应这个时代变化，自觉适应时代变革，自觉参与社会变革，发挥自身条、块结合重要节点的独特优势，提振固有的坚韧与刚强，提振文化自信，激发血性，努力改变现如今经济、社会发展远落后于他人的状况，为自己正名，以予人以更多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