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松杀了西门庆为什么不偿命？武松杀西门庆该怎么判

武松杀了西门庆为什么不偿命？武松杀西门庆该怎么判先看阳谷县的判决：在几乎同样的问题上，《金瓶梅》与《水浒》大同小异。只不过，写了更深的背后的社会动态：且说县官念武松是个义气烈汉，又想他上京去了这一遭，一心要周全他；又寻思他的好处，便唤该吏商议道：“念武松那厮是个有义的汉子，把这人们招状从新做过，改作‘武松因祭献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争，妇人将灵床推倒；救护亡兄神主，与嫂斗殴，一时杀死。次後西门庆因与本妇通奸，前来强护，因而斗殴；互相不伏，扭打至狮子桥边，以致斗杀身死。’”读款状与武松听了，写一道申解公文，将这一干人犯解本管东平府申请发落。这是说武松杀死潘金莲和西门庆都是因为斗殴杀死的，换言之，这是失手导致的，不是故意杀人。主观没有故意，判刑自然要考虑了。当然就和故意杀人罪不同。阳谷县的判决上报到上级单位东平府，东平府的府尹判决是：

我们知道，武松为哥哥武大郎报仇，杀死潘金莲和西门庆。从杀死这对狗男女自身来看，武松绝对是故意杀人。这点是没有错的。

但是，无论是《水浒》，还是《金瓶梅》都没有按照故意杀人的罪来判。

当然，两书的写法还是很不同。

《水浒》的阳谷县判法是：

且说县官念武松是个义气烈汉，又想他上京去了这一遭，一心要周全他；又寻思他的好处，便唤该吏商议道：“念武松那厮是个有义的汉子，把这人们招状从新做过，改作‘武松因祭献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争，妇人将灵床推倒；救护亡兄神主，与嫂斗殴，一时杀死。次後西门庆因与本妇通奸，前来强护，因而斗殴；互相不伏，扭打至狮子桥边，以致斗杀身死。’”读款状与武松听了，写一道申解公文，将这一干人犯解本管东平府申请发落。

这是说武松杀死潘金莲和西门庆都是因为斗殴杀死的，换言之，这是失手导致的，不是故意杀人。主观没有故意，判刑自然要考虑了。当然就和故意杀人罪不同。

阳谷县的判决上报到上级单位东平府，东平府的府尹判决是：

在几乎同样的问题上，《金瓶梅》与《水浒》大同小异。只不过，写了更深的背后的社会动态：

先看阳谷县的判决：

因公差回还，祭奠亡兄，见嫂潘氏不守孝

满，擅自嫁人。是日，松在巷口缉听，不合在狮子街上王鸾酒楼上撞遇李

外传。因酒醉，索讨前借钱三百文，【绣像眉批：招卷之不得情实，古今如此。】

外传不与；又不合因而斗殴，相互不服，揪打踢撞伤重，当时身死。比有

唱妇牛氏、包氏见证，致被地方保甲捉获。

其实这里的判决对武松相当不利，因为完全抹杀了他为武大报仇的主要动机。只是强化了斗殴的原因。这点比《水浒》要合理。醉酒，索要钱，然后就打起来了，完全是不必要的小冲突，是纯粹的偶然事件。

《金瓶梅》中的东平府府尹开始是同情武松的。

这府尹对一个小吏说道“此人为兄报仇，误打死这李外传，也是个有义的烈汉，比故杀平人不同。”

但问题很复杂。因为他同时“一面行文书着落清河县，添提豪恶西门庆，并嫂潘氏、王婆、小厮郓哥、仵作何九，一同从公根勘明白，奏请施行。”这就惊动了西门庆了。西门庆自然不会坐以待毙：

早有人把这件事报到清河县。西门庆知道了，慌了手脚。陈文昭是个清廉官，不敢来打点他。只得走去央求亲家陈宅心腹，并使家人来旺星夜往东京下书与杨提督。提督转央内阁蔡太师。太师又恐怕伤了李知县名节，【绣像眉批：好个爱贤宰相。】连忙赍了一封密书，特来东平府下与陈文昭，免提西门庆、潘氏。这陈文昭原系大理寺寺正，升东平府府尹，又系蔡太师门生，又见杨提督乃是朝廷面前说得话的官，以此人情两尽，只把武松免死，问了个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充军。况武大已死，尸伤无存，事涉疑似，勿论。其余一干人犯释放宁家。

这种写法自然是《金瓶梅》作者对这最后“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充军。”也是极度不满。因为武松为武大报仇的事情就这样给淹没了，武大就这样冤死了，而且没有报仇，也没有得到朝廷方面的正常的司法方面的救济。从批判性上，从维护武大的死亡的尊严上，从维护武松杀死——在《金瓶梅》这里显然不能杀死西门庆，而是一个替死鬼叫李外传上看，《金瓶梅》的批判更深刻，更把握问题的本质，对所谓的世道人心的险恶和坏也看得更透彻！

也就是说，《金瓶梅》是否定了《水浒》的判决的。可是，《金瓶梅》的作者也比《水浒》的作者在之后高明不到哪里去，依然让武松走向了江湖。

《水浒》的判决还是在司法制度之内，《金瓶梅》却根本否定了宋徽宗治下的司法。

我们看到，在《水浒》中，武松当时的身份依然不是江湖之人，依然是在朝廷法度之下，那么，他的死和不死，都是在文吏们笔头怎么动的问题，如果不加“斗殴”的字眼，那么，武松必死。此时的武松是没有人来救助的，朝廷官员如果依法杀死武松，谁又能说什么？所以，当武松在朝廷法度内的时候，他的死或者是不死，都不重要，而且都具有偶然性，完全要看上面官员的意思了。而上面官员的道德和水平是不一样的，因此，法度内，武松的结果是什么，都是必然的。死与不死，对于在上的朝廷官员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死与不死，无所谓。而武松该怎么判决，其实首先是武松的判决必须有意义，重要，才可以。不幸的是，武松的生死在这里真是毫无意义。他的活和他的死本质是一样的。他活着不能影响什么，他死了也不能影响什么。因此，司法的审判本身是无意义的，司法本身就被解构了。

而当人的生死在司法这里成了无所谓的问题的时候，那么司法自然也就在人民眼里无所谓了。这才有了《水浒》中的各种违法乱纪而却逍遥法外的事情。

从这点看，其实《水浒》和《金瓶梅》都是摸到了末世的司法特点的。当司法漠视生死的时候，司法也就不再有什么威严。此时。那些江湖人可以自由穿梭于司法内外，将司法玩弄于股掌之间。

如果就司法本身来说《水浒》和《金瓶梅》都刻画了宋朝或者是明朝中后期的司法完全无能的状态。他们在武松身上的肆意妄为，与军师吴用智取生辰纲公然犯法其实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两者根本在于是司法失范，王纲解纽！很快，金兵入了汴京，掠走了徽宗父子，北上黄龙府，坐井观天！

因此，武松该怎么判决的问题在《水浒》和《金瓶梅》的语境下，其实是不存在的。按照律法和武松故意杀人的情况，当然该判处武松的死刑。可是，李逵黑旋风大闹江州、劫法场、救松江，又该怎么判？

马克思早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对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这种思想给予批评，因为法律的本质在于得到执行，如果不能执行，统治阶级的意志就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法律是基于现实的物质条件和物质手段，而且是能够做到。比起道德的“应该”，法律的本质在于“能否”？

而我们以道德的“应该”去代替法律的“能否”，自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所谓缘木求鱼而已。

汉文帝的缇萦救父，不过是发展生产需要劳动力。到了元帝、成帝时代，西汉连年大赦，可是人心却依然跑到了王莽的家族里。当法律丧失了他的存在基础，法律的仁慈在老百姓那里其实也是一钱不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