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索讲坛白玉冬（西索讲坛白玉冬）

西索讲坛白玉冬（西索讲坛白玉冬）浩如烟海的古汉文典籍记录下不少北方民族语言词汇，这为我们知晓北族与华夏之间的语言文化交流提供了鲜活的例证。虽然不能面面俱到，但从下表我们可以有所了解。（元）刘贯道《元世祖出猎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北朝民歌《木兰辞》，更是北方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接触交融的真实反映。这首诗最初产生于北魏时期的北方草原，反映的是北魏和柔然之间的战争，战场主要在今阴山至杭爱山一带。之后，随着鲜卑族的南下中原，内容愈加丰富，几经后人润色，至唐代已广为传颂。降至宋代，南宋人洪迈的志怪小说《夷坚志》记录了契丹人的汉语学习：“契丹小儿初读书，先以俗语颠倒其文句而习之，至有一字用两三字者。顷奉使金国时，接伴副使秘书少监王补每为予言，以为笑。如‘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两句。其读时则曰：‘月明里和尚门子打，水底里树上老鸦坐'。”这里所说的是契丹语语法特征，所译的是唐人贾岛诗《题李凝幽居》。显然，这里将契丹语的翻译直译回汉语，

语言作为文化整体的一部分，在文化的产生、发展和传播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往往带来借词的出现，甚至语言的变化和融合。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北方民族与中原华夏之间的接触和相融，使得二者的语言相互之间产生了借入与借出关系。其打下的烙印，至今仍影响着我们的现代语言。

自匈奴至鲜卑、铁勒、高车，北方民族自身并未留下以本民族文字记录的历史资料。古人用汉字记录的一部分北方民族语言，弥足珍贵。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汉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两次征讨盘踞河西走廊的匈奴。匈奴人失掉河西走廊，思念故土，悲恸地唱道：“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这就是北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收录的著名的《匈奴歌》。今人有人尝试用突厥语或蒙古语复原这首《匈奴歌》。不过，虽然我们可以确信，焉支山和祁连山之名当来自匈奴语，但其余很难考证清楚。

《晋书・佛图澄传》记载后赵首领石勒要征讨前赵刘曜时，石勒向被誉为神僧的西域僧人佛图澄讨教关于这次出兵的结果。佛图澄答道：“相轮铃音云：‘秀支替戾刚，仆谷劬秃当。’秀支，军也。替戾刚，出也。仆谷，刘曜胡位也。劬秃当，捉也。此皆羯语。言军出捉得刘曜也”。这一事件发生在公元4 世纪。学者们多以古代突厥语为基础来进行复原，如耿世民先生复原为süg talyqqan bögüg toqtang（《阿尔泰共同语、匈奴语探讨》，《语言与翻译》2005年第2期），但未给出译文。俄罗斯历史语言学家A. Vovin联合美国印欧语专家Ed. Vajda和法国伊朗学家魏义天（E. de la Vaissière）提出一个新的复原方案：sü kitir ärkän boqluγγu tuqta，意思是“你出兵时，就会捉住仆谷”（“Who were the*Kiet羯and what language did theys peak?”，Journal Asiatique no.304，2016 pp. 125-144）。

脍炙人口的《敕勒歌》是收录于《乐府诗集》的北朝民歌，它咏叹我国北方草原壮丽的风光，讴歌草原人民热爱家乡的豪情。歌中唱到：“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川指的是今内蒙古包头和呼和浩特一带的土默川平原。《北齐书・神武高欢纪》记录武定四年（546）东魏出征西魏战败后，大将斛律金为安慰高欢，用鲜卑语唱《敕勒歌》，军心始稳。日本汉学家小川环树《敕勒之歌——它的原来的语言与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古突厥语民歌形式的分析，认为“六、八、六、七”的句式，正符合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民歌形式。

北朝民歌《木兰辞》，更是北方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接触交融的真实反映。这首诗最初产生于北魏时期的北方草原，反映的是北魏和柔然之间的战争，战场主要在今阴山至杭爱山一带。之后，随着鲜卑族的南下中原，内容愈加丰富，几经后人润色，至唐代已广为传颂。

降至宋代，南宋人洪迈的志怪小说《夷坚志》记录了契丹人的汉语学习：“契丹小儿初读书，先以俗语颠倒其文句而习之，至有一字用两三字者。顷奉使金国时，接伴副使秘书少监王补每为予言，以为笑。如‘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两句。其读时则曰：‘月明里和尚门子打，水底里树上老鸦坐'。”这里所说的是契丹语语法特征，所译的是唐人贾岛诗《题李凝幽居》。显然，这里将契丹语的翻译直译回汉语，就可以发现，原来的词序和句子顺序在契丹语里都是颠倒了的（聂鸿音《〈夷坚志〉契丹诵诗新证》，《满语研究》2001年第2期；参见高山杉《辨析所谓“契丹小儿诵诗新证”》，《南方都市报》2015年2月1日）。

进言之，元朝统一全国，促使大量的蒙汉文对译公文的出现，构成中国历史上公文书的一大特色。如大汗的圣旨往往以蒙古语套语möngketngri-yin kücün-dür，yekesuuǰali-yin ibegen-dür，qaγanǰarliγmanu起始，对应的汉文通常是“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其中，ǰali可以视作是回鹘语yalïn（焰、光）借入蒙古语中后尾音-n脱落的形式，后衍生出“威”之义，suu ǰali本意是“威福之光辉”。

（元）刘贯道《元世祖出猎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浩如烟海的古汉文典籍记录下不少北方民族语言词汇，这为我们知晓北族与华夏之间的语言文化交流提供了鲜活的例证。虽然不能面面俱到，但从下表我们可以有所了解。

表1：汉字标记的部分北族语词及其复原

雍和宫万福阁蒙藏汉满（自左向右）四种文字牌匾

上面列举的词例，仅是北方民族与中原华夏民族在历史交融过程中产生的一小部分语言现象。尤其是距离现代最近的满语对东北地区的汉语方言、蒙古语方言，甚至普通话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着这些影响。

有输入自然会有输出。相比较而言，历史上汉语对北方民族语言的影响则更为明显。

政治军事方面，如汉语的将军是个典型例子。突厥回鹘的官职称号中，存在前舌音词sängün与后舌音词sangun。笔者与大阪大学教授松井太在解读呼和浩特白塔回鹘文题记时，就其中的sänggüm（sängün的变音）一词，引注进行了详细介绍。早年，伯希和（P. Pelliot）认为是汉语的相公传入北族语言中。不过，蒙古统治下的波斯伊利汗国拉施特（Rašīd al-dīnī）于14世纪初编撰的《史集》（Jami‘al-Tarikh）介绍sangun原意是“王公子弟”。当前的主流观点是，汉语将军传入北族语言后记做sängün/sangun，契丹的官职称号详稳源自汉语将军，但其是经由突厥回鹘语传入契丹。13世纪蒙古崛起时，铁木真（后来的成吉思汗）的义父克烈部主王汗的儿子叫桑昆。此桑昆即源自汉语将军。

文书体系方面，如蒙古语书信称作bičig。追根溯源，此词与汉语的“笔”有关。中古汉语的“笔”传入突厥回鹘语中，充当动词biti-（书写），biti-后续词缀-g衍生出名词bitig（文字记录物、书信）。包括敦煌出土回鹘文书信等在内，回鹘文文献记录书信为bitig。bitig传入蒙古语中时，词中的辅音-t-转变为-č-，最终演变成bičig。

饮食文化方面，如“茶马贸易”所反映，汉语词“茶”在不同的北方民族语言中均为借入词。饺子，据说东汉时期即已经出现，元代称为扁食。当代蒙古语，饺子称为banši，此即元代时传入。

时令方面，由于古代伊朗和欧洲也有十二生肖纪年法，所以北方民族使用的十二生肖纪年法，尚不敢断言完全来自华夏文化。不过，其中的龙肯定借自汉语。突厥回鹘语中，龙先后出现有lüy/lü/luu/lu等写法。其中，晚期出现的luu/lu又传入蒙古语中。在回鹘文佛教文献的跋文或铭文题记中，经常出现汉历天干五行和回鹘语混合的表述。从纪年的表达方式来看，回鹘人并未对汉文化采取排斥的态度。

另外，上古汉语与匈奴、鲜卑等北方民族语言之前存在部分同源词。如，秦汉时期史料记录匈奴语旌旗称作“纛”，后世的突厥回鹘语和蒙古语均称为tuγ。上古汉语音中，“天”与阿尔泰语共通词tängri之间，“穹”与北方民族语言的kök（天空、青色）之间，等等，均存在关联。

关于中古汉语与以突厥回鹘语为代表的北方民族语言之间的借词，主要有陈宗振、胡毅、高莉琴、张铁山、王艳红等学者的相关研究。上述学者更多关注的是语音语言学方面的比较，我则尝试从历史学方面探讨其相关背景。以下按文献年代和性质分类介绍，并稍加补述。

表2：突厥文碑刻文献（8-9世纪，突厥汗国与回鹘汗国碑文）

背景：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鼎盛时期的唐朝，疆域西达咸海，北包贝加尔湖。贞观四年（630）与贞观二十年（646），唐朝先后灭掉漠北的东突厥汗国和薛延陀汗国。贞观二十一年（647），唐朝在漠北创建六府七州，漠北大地正式并入唐朝版图，铁勒诸部奉唐太宗为“天可汗”，突厥余部和粟特人被移居至现在的陕北、宁夏、内蒙古鄂尔多斯一带。此后，虽然复兴的后突厥汗国（682-745）间或对唐朝阳奉阴违，但回鹘汗国（744-840）出兵助唐镇压安史之乱，与唐朝结成“兄弟之约”、“甥舅之好”，二者共同谱写出民族团结的壮美篇章。突厥汗国与回鹘汗国的大型突厥文碑文，已经发现并获得刊布的有10方。主要讲述他们自己的建国历史，还记录了与以唐朝为核心的周边地区之间的关系。

表3：叶尼塞碑铭（约8-11世纪）

米努辛斯克博物馆藏叶尼塞河流域出土石人（中国人民大学李肖教授提供）

背景：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出土的突厥文碑刻，总数约145方，其中有60多方是墓志铭。墓主多为黠戛斯汗国社会上层人物。唐灭东突厥汗国后，在黠戛斯地区设坚昆都督府。之后，黠戛斯受后突厥汗国控制，与回鹘汗国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开成四年（839），黠戛斯出兵漠北，摧毁回鹘政权，并频繁遣使唐朝，自称李陵之后，祈求册封。几经周折后，唐政府最终册封黠戛斯可汗。黠戛斯在9世纪中后期曾经控制漠北，至迟在10世纪初期退回叶尼塞河流域本土。之后，10世纪曾遣使契丹，13世纪并入新兴的蒙古汗国。

表4：突厥鲁尼文占卜文书（约9-10世纪）

背景：Or.8212-161突厥鲁尼文占卜文书发现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年代要晚于突厥汗国与回鹘汗国碑文，共64卦。最后标明是在某摩尼教寺院的taygüntan抄写，惜具体地名不详。其反映的内容和思想与摩尼教并无关系，而是与游牧民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其产生背景等有待深入挖掘。

斯坦因获自敦煌藏经洞的 Or.8212-161突厥鲁尼文占卜文书

表5：敦煌藏经洞出土回鹘文书

背景：斯坦因和伯希和获自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现藏英国与法国。共34篇文书，其中有20篇是丝路贸易商人遗留的账本、书信等。另有4篇与摩尼教相关，6篇与佛教相关，4篇性质不明。与丝路贸易和摩尼教相关的文书，年代大体属于10世纪。佛教相关文献应是出自莫高窟北区464窟的元代回鹘文文献。这些文献主要由法国学者哈密屯（J. Hamilton）研究。与丝路贸易相关的文书另有粟特文文书，其中出现回鹘文与粟特文混用现象。这表明当时的回鹘商人与之前的粟特商人有着前后传承关系，粟特人正融入回鹘人之中。相关回鹘文、粟特文丝路文书中，出现有契丹、于都斤（今漠北杭爱山一带）、沙州、肃州、甘州、于阗、仲云等地名。可见，当时的回鹘商人不仅活跃于中原西域，还前往大漠南北、长城内外施展身手。

表6：摩尼教回鹘文文献（约10-11世纪，部分文献与表4藏经洞文献重复）

背景：摩尼教（Manicheism）为3世纪时波斯人摩尼（Mani）揉合古代波斯的祆教及基督教、佛教思想而成立之宗教，崇尚光明。约于6-7世纪传入新疆，后传入中原和漠北回纥。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应回纥之请，于江淮等地建立摩尼寺。唐武宗会昌五年（845）灭佛时，摩尼教亦遭受沉重打击，成为秘密宗教，并吸收道教及民间信仰，改称明教。今福建泉州、霞浦等地有历史遗存。摩尼教教义多以粟特语和中古波斯语文献为主。敦煌出土有汉文《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等。中原文化和汉语汉文对回鹘摩尼教影响不深。

表7：回鹘文契约文书（约11-14世纪）

背景：开成四年（839年），遭受叶尼塞河流域黠戛斯人攻击，漠北回鹘汗国崩溃，回鹘人大部西迁到东部天山地区。9世纪60年代，北庭（今乌鲁木齐北吉木萨尔县）回鹘逐步统一各部，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建立起高昌回鹘王国，又称西州回鹘王国。高昌回鹘地处丝路要冲，在东西方交流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13世纪初并入蒙古汗国。高昌回鹘承袭了唐朝西州四府五县管理体制，王国内除通行回鹘文外，还通行汉文。回鹘人初期至中期仍过着游牧生活，中后期走向定居。回鹘文契约文书绝大部分年代属于高昌回鹘至蒙元时期，农业、商业氛围浓重。留存于高昌回鹘境内的汉人，应该是唐西州属下军民后裔。其汉语音仍具唐代西北方音特点，与10世纪以后的西北地区河西方言有所差别。高昌回鹘境内的众多回鹘语地名，反映了高昌回鹘汉语音的特点。回鹘文契约文书的格式行文，均源自汉文契约文书。可以说，回鹘文契约文书是回鹘人对汉文契约文书的吸收和改良。

表8：佛教文献（约10-14世纪）

背景：漠北时期的回鹘汗国，王室笃信摩尼教。西迁至东部天山地区后，回鹘王室初期仍信奉摩尼教，后逐渐改信佛教。高昌回鹘境内另有聂斯托里派基督教（景教）和祆教（拜火教）等。回鹘西迁以前，汉传佛教在唐朝统治下的天山南北地区得到大力推广，同时存在吐火罗佛教。回鹘佛教受汉传佛教和吐火罗佛教的影响显著，有大量吐火罗语和汉语借词。同时，高昌回鹘的佛教界和敦煌佛教界保持有良好关系。以10世纪圣光法师翻译的《金光明最胜王经》、《玄奘传》等为代表，回鹘人翻译了大量的汉文佛教典籍，另有译自吐火罗语的《弥勒会见记》等。回鹘佛教徒中存在文殊菩萨崇拜，他们巡游五台山。在敦煌莫高窟、榆林窟、呼和浩特白塔等地，均有回鹘佛教徒手写的题记铭文。其出身包括哈密、吐鲁番、笃进（今托克逊）、北庭等地。高昌回鹘佛教对北方民族佛教，尤其对早期的蒙元佛教影响重大，和西夏佛教、契丹佛教也有关系。其中，蒙古佛教词汇中包括大量回鹘语借词。据橘堂晃一先生研究，吐鲁番出土汉文佛典中有《契丹藏》。据王丁教授研究，吐鲁番出土文献中有以回鹘字标注的契丹大字残片。高昌回鹘和契丹，以及后来的喀喇契丹保持有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虽然回鹘佛教与契丹佛教相互间有所影响，但考虑到契丹佛教也是以汉传佛教为主，个人以为回鹘佛教和契丹佛教的共通之处更可能是汉传佛教在不同地域的发展。

大唐西市博物馆藏汉文突厥鲁尼文双语回鹘葛啜王子墓志铭

另外，据宋使王延德介绍，高昌回鹘境内用唐朝开元历。此外，高昌古城遗址曾出土当时摩尼教徒编制的粟特文日历残片，其中包括中国的天干和五行、粟特语的七曜日和十二支兽名。在佛教文献的跋文中或铭文题记中，经常出现汉历天干五行和回鹘语混合的表述。

以上介绍的词例，只是改宗伊斯兰教之前时期的突厥回鹘语中的汉语借词之一部分。除此之外，还存在大量的音译汉文佛典和汉文佛典的回鹘语译文。关于这些文献，主要有茨默（P. Zieme）、卡哈尔·巴拉提（Kahar Barat）、庄垣内正弘、高田时雄、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张铁山等学者的研究。另，松井太专文考察介绍了回鹘语文献中的音译汉语地名，以及汉传佛教影响下的回鹘语音译的借自汉语的人名等。

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蒙古语中的汉语借词。13世纪初蒙古族借用回鹘文书写蒙古语，元代创建八思巴文行用于国内。文字的使用和对全国的统一，促进了蒙古语中汉语借词的进一步增加。清代，蒙古族用蒙古文翻译汉语文献作品近百部，如四大名著和《隋唐演义》、《金瓶梅》、《封神演义》等等。对汉文化的包容和吸收，使得蒙古语中汉语借词愈来愈丰富。关于蒙古语与汉语之间的借用问题，主要有方龄贵、斯琴巴特尔等先生的研究。笔者此处只给出一小部分历史上的借用现象。

表9：蒙古语中的音译汉语词

背景：蒙古语属于阿尔泰语系，与历史上的东胡、乌桓、鲜卑、柔然、契丹、室韦等部族语之间有相互传承之关系。唐代，蒙古部居地位于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沿岸的大兴安岭地区。开成四年，漠北的回鹘汗国崩溃，回鹘人大部西迁。之后，主要在蒙古高原中东部活动的蒙古语族部落开始南下西进，10世纪初占据蒙古高原核心地带。大概11世纪起，蒙古部开始向西部移居，并与契丹辽王朝发生接触。至迟12世纪中期，蒙古部占据克鲁伦河、鄂嫩河与土拉河源一带的肯特山地区，与西面的蒙古语族克烈王国，南面的女真金朝保持联系。10-13世纪，草原丝绸之路仍然保持畅通，高昌回鹘与契丹主要经由漠北草原保持来往，聂斯托里派基督教徒（景教）回鹘商人活跃在包括漠北在内的东方大地上。受其影响，漠北的克烈王国改宗基督教。而活动在漠南阴山地区的汪古部核心家族的主体，原本是出自西域的景教徒。蒙古部迁入蒙古高原后，接收了部分突厥语族人口，蒙古语中出现了突厥语借词。13世纪初，蒙古人借用回鹘文书写蒙古语，其书吏主要由高昌回鹘和克烈出身人员充当。蒙元佛教早期受到回鹘佛教的影响，部分佛经由回鹘文译成蒙古文。元朝统一全国后，公文往往直接译自蒙古语，称为“直译体公文”或“硬译体公文”。元明清以来，蒙古语中的汉语借词日渐增多，丰富了蒙古语内涵。

总之，突厥以降，北方民族自身陆续创立了自己的文字系统，用以记录语言。这使得我们相比匈奴和鲜卑时期，更容易更准确掌握到北方民族语言所吸取的汉语词汇。考虑到历史研究的特点在于“偶然中包含着必然”，上面列举的词例，虽然不能详尽一切，但管中窥豹，也足以说明问题。在中国史研究领域，北方民族历史不可或缺。中原华夏与中国北方民族等诸多民族，经过数千年的交融，共同谱写出了中国历史的华美篇章。“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仍然是我们从事历史语言研究的准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