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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着迷的魏晋风度:移情山水是无奈

令人着迷的魏晋风度:移情山水是无奈从魏晋到南北朝,皇帝王朝不断更迭,社会上层争夺砍杀,政治斗争异常残酷,名家贵族一批又一批地被送上刑场。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就经常生活在这种既富贵安乐又满怀忧患的境地,处在身不由己的政治争夺之中。“常畏大网罗,忧祸一旦并”(何晏),“心之忧矣,永啸长吟”(稽康),是他们作品中经常流露的情绪。正是由于残酷的政治清洗和身家毁灭,使他们的人生慨叹夹杂无边的忧惧和深重的哀伤,从而大大加重了艺术的分量。他们的“忧生之嗟”由于这种现实政治内容而更为严肃。从而无论他们如何顺应环境,保全生命,或者是寻求山水,安息精神,其中由于总藏存这种人生的忧恐、惊惧,情感实际是处在一种异常矛盾复杂的状态中,外表尽管装饰得如何轻视世事,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强烈地执着人生,非常痛苦。这一切构成了魏晋清淡风度内在的深刻的一面。所谓士大夫的清谈风度究竟指的是些什么内容呢?一曰:体无。所谓“体无”:即无名,不讲功名,无累,不讲社会责任,

令人着迷的魏晋风度:移情山水是无奈(1)

《也说魏晋清谈风度》

作者:骆晓戈

谈到魏晋时期,不少的人认为那是一个文学从不自觉进入自觉的年代,竹林七贤如何放荡形骇,如何天马行空,如何不拘泥于礼教而行为不羁。其实认识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格,还必须从它的制度根源上来分析的。

魏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拓跋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统治了148年(公元398-494年),当时的鲜卑人属于游牧文化,以有限兵力,竟势如破竹横扫东西南北,先后击溃了一个一个城镇,当他们进入中原进而要统治中原的时候,游牧文化与中原的农耕文化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北魏统治的一百多年间,从第三代皇帝太武帝灭佛到第六代魏孝文帝迁都,那个时代的拓跋鲜卑族人为了统治中原,学习中原文化可以说历经磨难,皇帝曾经下令禁止胡服、摒北语、禁归葬,变姓氏,奖通婚,下令迁都后,因洛阳霪雨绵绵,皇太子思乡心切,企图策马返回草原,被孝文帝处死。后有2000余名皇室人员被沉江,酿成是历史上有名的孝文帝改革悲剧。北方的政局动荡,无数善男信女纷纷将自己的精神寄托于佛门,云岗的大石窟是当时的皇家下令开凿,而大量的小石窟群则是民间开凿的。云岗石窟可以说是一部血与火的石刻的《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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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中国如此,而南迁的名门贵族为了避免杀身之祸,开始移情山水不谈国事时事,所谓的士大夫清谈风度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比如说谈艺术、书法、诗的韵律和曲的格调,山水诗画、田园诗画、开始盛行。除了政治上的原因之外,当时的士大夫清谈风度形成还得力于当时出现的一种经济形态:庄园经济。魏晋时期名门豪族南迁之后,纷纷占山圈地,形成以家族单位的经济形式,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文人士大夫们不再像先秦时期文人那样追求执拗入世参政议政,他们的人生的局面出现了根本的变化。

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一书中谈到:“余尝谓先秦诸子,自孔子至李斯,三百年学术思想,以一言弊之,为“平民阶级之觉醒”,类似我们看到的欧洲文艺复兴,今魏晋南朝三百年学术思想,亦可以一言弊之,曰“个人自我之觉醒”是已。此其端,肇自王充,倡内心批评之说,传统之尊严既弛,而个人之地位渐以襮著。又值世乱,生命涂炭,道义扫地,志士灰心,见时事无可为,遂转为自我之寻究。”

所谓士大夫的清谈风度究竟指的是些什么内容呢?一曰:体无。所谓“体无”:即无名,不讲功名,无累,不讲社会责任,即没有拖累;无物欲,便是没有任何的物质欲望。所谓“劳躬役物。自毕臊秽,心奔於欲,不适所安,物情顺通,越名任心,明无为至趣,葆自我之真。正是在这样的思潮笼罩之下,文人将兴趣和精力转向对文学本身内容以及形式的探讨,文学与经术分家成为一种时代的必然。

令人着迷的魏晋风度:移情山水是无奈(3)

从魏晋到南北朝,皇帝王朝不断更迭,社会上层争夺砍杀,政治斗争异常残酷,名家贵族一批又一批地被送上刑场。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就经常生活在这种既富贵安乐又满怀忧患的境地,处在身不由己的政治争夺之中。“常畏大网罗,忧祸一旦并”(何晏),“心之忧矣,永啸长吟”(稽康),是他们作品中经常流露的情绪。正是由于残酷的政治清洗和身家毁灭,使他们的人生慨叹夹杂无边的忧惧和深重的哀伤,从而大大加重了艺术的分量。他们的“忧生之嗟”由于这种现实政治内容而更为严肃。从而无论他们如何顺应环境,保全生命,或者是寻求山水,安息精神,其中由于总藏存这种人生的忧恐、惊惧,情感实际是处在一种异常矛盾复杂的状态中,外表尽管装饰得如何轻视世事,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强烈地执着人生,非常痛苦。这一切构成了魏晋清淡风度内在的深刻的一面。

以产生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伟大的不朽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为标志,中国文学经过先秦、楚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便进入了一个文学的自觉的时期,无论从文学家、文学作品的影响,还是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建立,都表明了这一点。

令人着迷的魏晋风度:移情山水是无奈(4)

但是在今天,不少标榜清谈的文人即没有独立的庄园经济,也没有脱离仕途,甚至对于如何走仕途十分迷恋,十分地擅长钻营。他们拿着纳税人的血汗钱或者让企业替他们买单,花天酒地,却标榜自己豪爽,张扬个性;当你强调他的社会责任时,他又以崇尚清谈,来逃避自身应当担负的社会责任。明明是格调低下,物欲横流,却偏偏标榜为人性解放,明明是为男盗女娼,贪污腐败鸣锣开道却偏偏标榜为魏晋清谈风度,只要我们将他们所处的社会背景与魏晋时期作一个比较就不难发现,这完全是性质不同的。

那些崇尚清谈的士大夫的生存环境是如何的艰难险恶,他们在那种生存环境中保持清谈风度是多么难得的风骨和气节。对比之下,你也不难看出某些高唱清谈高调的人,骨子里散发的腐败气息,当他们高唱什么清谈一类高调的时候,你不会有一种被人偷换了概念的被愚弄的感觉么?


骆晓戈,原名小鸽,女,1952年9月出生。诗人、学者、作家。湖南工商大学文学院教授、女性研究中心主任。致力女性主义社会关怀与文学创作。已出版诗集:《乡村的风》《鸽子花》《挎空篮子的主妇》《很黑与很白》,散文随笔集有《母亲手记》,学术专著有《性别的追问》《女书与楚地妇女》,长篇小说有《长成一棵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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