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繁华的中关村，大半辈子搁在中关村

曾经繁华的中关村，大半辈子搁在中关村没有人愿意大老远跑过来攒电脑了。网上的选项更多，价格更透明；年轻人们也不再攀亲带故，从全国各地赶来，睡地下室，做着“开奔驰”的梦。“只要勤奋，就一定能挣到第一桶金”的翻身之地不再，他们开网店、做直播去了。工人将大楼楼顶的“鼎好”二字卸下。鼎好关门后的中关村9月底，我们前往鼎好大厦两次，除了4楼有零星的灯光外，整栋大厦人去楼空，门口有保安们森严的守卫，即使大厦内的商家出来接应，没有工作证的情况下也无法进入。在地铁4号线中关村站地下进入鼎好的入口也已经被关闭，保安对我们说：“亚洲最大的改造工程啊，要改两年，变成写字楼。”第三次到访时，“鼎好”二字已被吊车拆下，四周围着施工方的防护网。以往直通大厦的中关村站E出口被拦了起来，今后不会再有行人穿过。

“我人生最好的年纪，那些黄金的岁月，都搁到这卖场里了啊。”

上个月，鼎好大厦走完它那不太长的17年岁月，在11月到来之前，迎来了彻底的关停。

它所在的中关村西区曾被誉为“中国的硅谷”。一街之外，鼎好大厦与海龙电子城、中关村e世界形成 “黄金三角”，巅峰时期，附近聚集了大大小小近10家电子卖场，面积抵得上44个足球场，经由这里的人流，每天最多能达15万。

但如今，情形大不相同。

鼎好关门后的中关村

9月底，我们前往鼎好大厦两次，除了4楼有零星的灯光外，整栋大厦人去楼空，门口有保安们森严的守卫，即使大厦内的商家出来接应，没有工作证的情况下也无法进入。在地铁4号线中关村站地下进入鼎好的入口也已经被关闭，保安对我们说：“亚洲最大的改造工程啊，要改两年，变成写字楼。”

第三次到访时，“鼎好”二字已被吊车拆下，四周围着施工方的防护网。以往直通大厦的中关村站E出口被拦了起来，今后不会再有行人穿过。

工人将大楼楼顶的“鼎好”二字卸下。

没有人愿意大老远跑过来攒电脑了。网上的选项更多，价格更透明；年轻人们也不再攀亲带故，从全国各地赶来，睡地下室，做着“开奔驰”的梦。“只要勤奋，就一定能挣到第一桶金”的翻身之地不再，他们开网店、做直播去了。

鼎好大厦前，百无聊赖的保安。

时光一去不返，但还是有人想站好最后一班岗。陈红就是其中之一。她今年53岁，在卖场度过了人生几乎一半的时间，见证了中关村从搭棚子的市场，到数码大卖场兴盛的全过程。

如今，当初的十几个卖场大厦，只剩下鼎好对面的科贸还在使用，她决心“干到中关村的最后一个卖场关门”。

“卖场不关门，我们不歇业”

见到陈红时是一个工作日的上午，她小跑着往返于科贸4楼的柜台和地下仓库之间，两部手机轮换着接客户的电话。

和惯常一样，这天她早上6点多就起床，运动、打扫房间、吃饭，虽然自己就是老板，但是经年累月养成的习惯，还是让她在卖场9点开门前就到了。忙碌的一天要持续到下午5、6点，直到晚饭前顾客渐渐散去，她才能坐下来歇歇，把账单整理一下。

这还不是她最忙的时候。鼎盛时期，她每天在卖场的时间超过12小时，周一到周五忙批发渠道，周六周日忙装机配件做零售，关门后还要把账单带回家做，一直工作到半夜12点。“那时候，生意好啊。” 陈红感叹。

胶带是中关村最大消耗品之一，如何快速打包货品是所有商贩和打工者的基础课。

借着互联网发展的春风，21世纪前10年，中关村电子卖场的市场份额一度占据全国70%以上。北京本地的年轻人相约来这里，攒起人生第一台电脑；楼下20多家快递将零部件发往全国各地，“大车、小车，四轱辘的、俩轱辘的，数码城下面全是物流公司在收发货，拉来拉去的，可热闹了”。

2009年的中关村。图/sipa

陈红跟他们讲价，“发1件多少钱？发10件以上呢？”一来二去熟悉了，下一次，她直接差手下的年轻员工把货物放过去，“你就说是陈姐的，他手里忙完了就会帮咱们发货”。

那时还没有扫码转账，都是现金交易，早晨开工前，陈红往柜台下面丢个主板箱或包装箱，一天下来，能装满满一箱钱，“流水相当大，一天能有几十万”，生意的火爆甚至带旺了大厦底商浦发银行，“天天都（有人）排长队入支票、存款”。

2011年的中关村，每天中午，物流快递的箱型货柜车会停在路边，商家、客户会用自己的小推车将托运货物拉走，或者请黑三轮帮助运输。

2014年前后，陈红迎来了生意最火爆的时候。她在海龙大厦有6个柜台，全都排着长队，“单子一个接一个”，都是装机的顾客。当时一台机器最快要装两个半小时，陈红往里一坐，左手接钱，右手记下配置需求，每天能装20到30台。

不只是陈红，中关村的电子卖场里，家家户户的柜台都这么热闹。调货的员工扛着沉重的“大屁股显示器”，想快跑两步，却迈不开腿。一个广为流传的笑话是，男生牵着女朋友来配电脑，一直走到一组柜台的尽头，才发现牵错了人——卖场里满是人头，乌泱乌泱的，尽管挨得很近，但谁也看不清谁的脸。

中关村过街天桥上每天都有等着发闪送的骑手。

海龙大厦曾经有句口号：“卖场不关门，我们不歇业。”陈红每年只休息两天半——大年初一初二，以及年三十儿的下午，但顾客通常不会放过这半天。

一年到头，春节是最忙活的时候，年三十那天，卖场下午2点清场，但客户没装到机器，就是赖着不走，“一定要把电脑装回去，春节前要玩上电脑。”陈红说。要是实在来不及调货，他们连柜台上展示的样机也不放过。

中关村最后一座电子大卖场，科贸电子城至今仍在运转。

2003年鼎好大厦开业，口号变成了“365天都不歇业”。说起这个，陈红不止一次地向我感慨，“那时候，生意好得很啊”，随即，话锋急转直下，“这几年生意不是太好了，很多卖场也关了。商户在春节前一个月就都订票准备回家，对生意都淡薄了。”

科贸大厦里，无事可做的销售人员趴在柜台睡着了，他的衣服上写着：“站起来迎接挑战！”

“唉，我也没想到他家这么黑啊”

1994年，陈红拥有了第一台电脑，初始的dos系统、带着笨重卧式机箱的联想386。当时市场价要1万多，陈红在卖场给自己装了1台，花掉了8000块。抱着电脑回家时，她心里都盘算好了，要用它来记账，写文档，给孩子学习，查资料……“家里有个电脑，觉得科技在进步，自己也在进步。”

她一直是个追求“进步”的人。80年代，家就住在中关村的陈红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去了国家土地管理局上班，后来又瞅准时机，转行到朋友的电子配件公司打下手。

2001年，中关村骑摩托车打手机的人。图/CFP

90年代初，国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陈红敏感，留心到中关村一些科研机构的氛围在起变化——路过中科院第三招待所时，一楼空置的大堂被私人承包下来，跟二楼招待所一样，隔出几间房间，支个桌子、弄个柜子，就开张了。相隔不远处，中关村大街只有一个光溜溜的棚子，卖鱼的、卖菜的、卖家具的依次排列。陈红记得很清楚，那是1993年，“就跟农村订婚的大棚似的，一大桌，两边卖啥的都有”，角落里，还缩着卖耳机、光盘的商家。最早的电脑节就在这里举办。

逐渐地，电子市场形成了一股新风气。海淀区供销社被拆除，1998年在原址上盖起了最早的数码卖场——海龙大厦，如今的柜台模式就在这里诞生。后来，这栋楼成了中国北方地区最大IT产品集散中心，电脑发烧友把它誉为“心中的圣殿”，微软副总裁称它是“全球最繁忙的商铺”，刘强东从2楼的4个柜台做起了今天的京东。

海龙大厦建成那年，陈红离开了朋友的公司，“我敢闯，我也自己出来干吧”。

自1999年开业以来，海龙大厦一直位于中关村IT卖场的领军位置，直到2016年停止营业。

90年代末，如果想到中关村卖场工作，老板会上下打量看你是否戴了眼镜，潜台词是，这里只欢迎有学问的读书人。一开始，客人大多是附近大学城来的学生，有人被家长领着过来，也有人自己过来装机打游戏，提需求时很直接：“我就这3500块钱，也不懂配置，你给我装吧。”

从最早的海洋主板，到超大型的复印机，再到后来宽带问世，陈红经历了电子产品最迅猛发展的年代。随着市场规模变大，她的生意范围也逐渐从周围学校，拓展到北京周边，后来，连外蒙的同行也集中来中关村卖场采购。

科贸某商铺的老板正在通过电话与客户交流。

面对如此繁荣巨大的市场，混乱无序也在暗地里滋生。在中关村卖场的扶梯拐角处，一定能碰到几个主动迎上来热情打招呼的人，每一个出现的新面孔都是潜在的猎物，能让本来在闲谈的他们迅速打起精神，殷勤上前：“装台机器吗？好几个哥儿们关系跟我可好了，我带你去看看？”

刘伟早年就是这样起家的。在2014年网店兴起前，他每天走到电梯口问人装不装机器，有时甚至没注意，对方手里也拿着报价单。

“你想想，顾客自己进店，跟被销售拉进店，价格能一样吗？”刘伟讲起里面的门道，“本来老板一个人能赚600块，销售来了，要对半分，只剩300块了。俩人都想多挣点，那就把价格抬高到1200块，这样大家就都能赚600了。”

2004年，海龙大厦外，销售举着mp3的促销广告牌招揽顾客。图/CFP

刘伟不高，黑瘦，话特别多。当年做技术工人，一个月才1800块工资，权衡之下，他一头扎进中关村电子卖场，靠嘴皮子赚钱，一台机器能赚三四百。

“我跟店里那哥们儿还挺熟的，我让他给你便宜点。”刚开始那几年，绝大多数客人相信这套说辞，回头一对比，发现自己“被黑了”，刘伟就换上另一副嘴脸对付：“唉，我也没想到他家这么黑啊，回头你再买东西我给你介绍别人家”。

卖场风头正盛时，曾有一批外国留学生闻风而来，“就挑最贵的，便宜的不要”。为了把货卖出去，刘伟把价值100多块的水晶头抬到了2000元，又把高质量的华硕主板偷偷换成利润更高的白牌货。凭着这些小把式，他一度挣得比柜台的商户还多，但要“请客啊，维系关系啊”，钱都被他花掉了。

一位顾客正在等待装机。曾经一天装机10台，如今每天只有2-3台。

2003年，与海龙一街之隔的鼎好大厦开业，32部瀑布式扶梯直通顶楼，号称要“告别大杂铺模式”。同年，SARS席卷北京，海龙大厦的生意一落千丈，一些嗅觉灵敏的商户开始到线上找出路。

陈红路过2层“京东老板的店里”，看到他和同学背着包发传单，从卖场2层一路发到外边的马路上，一到周末就在广场搭台子，请小姑娘们来跳舞，给品牌做活动。有人问陈红，“要不要上京东？”她没多想就拒绝了，“线下的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搞线上”。

到了2005年前后，陈红开始思考“我们这种卖场想提升怎么办”，她和一些商家尝试效仿“超市模式”——把货架都摆到一起，顾客挑选完后，直接去结账；考虑到装机的特殊需求，还单独搞了个装机的服务区域。一年后，尝试宣告失败，她将原因归咎于“顾客已经习惯了柜台和柜台之间的交易”。

“中关村在线”曾是本世纪初最早的电商平台之一，也是中关村商户早期的网络销售平台。但随着时间流逝，这个平台已经没落。

期间，海龙大厦组织过几次国外考察，回国后都无疾而终。“发达国家几乎没有IT卖场的业态”，海龙集团董事长鲁瑞清在一本研究中关村卖场的书里提到，国内卖场最大的短板在于质量风险和价格不透明，“大家都在埋头挣钱，见别人赚了钱，自己也照葫芦画瓢”。

转型受困之余，盗版、欺诈等负面新闻四散开来，中关村电子卖场仿佛一夜间沦为一块凶险之地。愿意来逛卖场的人越来越少，刘伟察觉到，“销售也少很多了”。最重要的是，网上就能查到每个配件的介绍和价格，客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单纯地相信他的话了。

正在翻建的中关村E世界。

衰落似乎成了必然。2009年，一纸通知开启了“告别电子卖场”的倒计时，按照规划，中关村西区将修饰一新，被新兴互联网和科技企业全面取代。

几年前，刘伟改了行，在科贸电子城一个小铺位里专心捣鼓网店。面对科贸终有一天也要结业的事实，刘伟沉默许久：“你这是提我的伤心事啊。”

“很难说是卖场需要我，

还是我需要卖场”

2016年从海龙大厦搬出来时，陈红站在门口，抬头望见“海龙”二字，默了默，“这是我奋斗了10多年的地方啊”。她心情复杂，不知道海龙的关闭，对她来说是转折还是没落。

陈红把营业执照迁到对面的科贸大厦去，但每天上班时，还是到四环边儿下车，先路过海龙，再经过天桥，才能到达科贸的柜台。

不少鼎好大厦的摊主将摊位和货物搬到一街之隔的科贸大厦，作为暂时落脚点。

科贸是目前唯一还在艰难营业的大卖场。我们去的时候，一楼已经全部搬空，像被抽走了人气儿。吊顶年久失修，松垮地垂了下来，一条条电线从缝隙中钻出。

乘扶梯上楼，脚下原本银色的梯级，被过去数量巨大的人流踩成了暗黑色，扶梯不停发出嘎吱声，我紧紧地抓住扶手。

往上，一半的楼层近乎空置。穿过尚在经营的店铺，能看到不少柜台都装了摄像头，档主解释说，这是在尝试做直播，王春林就是其中之一。

科贸大厦里，留守的商家打出广告：“硬盘杂货铺，是硬盘都卖”。

王春林话不多，鼻梁上架了副眼镜，讲话慢条斯理，因为“抹不开面子去吆喝拉客”，他在2009年就想到了开网店。

如今他的大部分客户都来自线上，接受采访时，他的目光时不时就要回到电脑屏幕上。每一条出现在窗口的新信息，都代表着又有新订单找上门来了。王春林在电脑上方装了一个摄像头，客人在网上选好配置，他开着视频直播装机过程，“让大家放心”。

科贸大厦，一个柜台支着直播用的环形灯。

在卖场摸爬10多年，习惯了手递手交易的王春林，并非一开始就相信新的模式。注册了网店之后，整整有5年，他的精力依然放在柜台，直到一次，打击劈头盖脸而来——当时，隔壁柜台有个卖笔记本包的小伙子，两三年没在卖场露面，再出现时，已经开上了宝马X5，还买了一套别墅。王春林很讶异，当时他还租着1500块的房子，每天骑电瓶车上班，目标是“天天吃肉炒饼”。后来他听说，小伙的钱是开网店赚的。

“打击很大。”王春林回忆说，他意识到自己差点错过了一个重大的商业趋势。

科贸大厦，新兴互联网企业的广告随处可见。

为了节省线下成本，王春林将柜台的位置从卖场的黄金地段往角落里搬，还缩减了柜台数量，“以前都是一人一个柜台，现在都是好几家拼一个柜台。”王春林说。

刚开始做网店并不顺利，第一单他就报错了价，少算了100多块。价已经报过去了，要不要发货？王春林很纠结。发了，就卖赔了，媳妇的意思是别发了，在哪儿都是卖，大不了把钱退回去。一番挣扎后，王春林决定还是按时把电脑发过去。“我跟客户说了实情，客户说，他后续还会买的，一定让我把钱挣回来。”

之后的几个月里，这个客户果然陆续带来了六七十台的销售额，当时中关村开网店的商家不多，一个月销量三四十，在北京就能排第一了，王春林尝到了线上交易的甜头。

最近，他还打算开发短视频业务，“把店里上新的照片、装机视频拼接起来，加上片头片尾的素材，配上音乐，上传，操作很简单。”

只要愿意，王春林现在每顿都能吃上足够多的肉炒饼，座驾也从电瓶车换成了奔驰。在卖场的各个角落里，这样的故事不在少数。他们不再依靠中关村的环境了。

曾经作为精品展示区的科贸一层，如今空空如也。

转战科贸后，陈红将原来的6个柜台缩减为2个。网店兴起，她从线下渠道商逐渐过渡到“双线并行”——开始做网店的供应商。

疫情期间，这种模式迎来了一个小高潮。大年初二，陈红接到一通语气焦急的电话，是合作的电商商家打来的：“陈姐，请你帮下忙吧！春节店里只留了两个人值守，现在单子摞得厚厚的，白天晚上干，活儿都干不完。”

在陈红接到电话前，北京有的小区已经施行了封闭管理，网吧也都禁止了营业，有人心痒难耐，半夜溜出来央陈红说，“不管了，有什么你给我装什么吧，只要能让我在家玩游戏”。还有的人连品牌和配置都顾不上了，“能让孩子上网课就行”。

陈红放下电话，马上赶去支援。从踏进店门那一刻起，脚底下就没停过，“一天要装七八十台机器”。恍惚中，陈红还以为回到了卖场刚开业时的盛况。

曾经繁荣的大厦6层创业空间，如今却很少有人来。只有 “学而思”周末还比较繁忙。

逢着疫情，原本能卖一个半月的货，陈红不到20天就全部售空。但她仍坚持不做直播，也不开网店，她在中关村这些年，一直以做渠道为主，她也知道，应该要“升级”一下了，但迟迟没有行动。

最近一周里，柜台来了两三个询价的新客户，最后成交的只有一两笔。所幸20多年下来，陈红积累了一批人脉，现在“主要就吃老客户吧”。

90年代跟陈红一起做生意的同行，现在鲜少有人还在这个行业。赚到第一桶金后，他们转向绿化和餐饮这种“空间更大”的行业，然后去翻第二桶、第三桶金。

“中关村这个市场，就是只要你有想法、敢干，总能遇到机会。”陈红说。当年，一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从外地跑来，要跟着陈红一起学习做业务，先在中关村内部做，做得不错，就南下广州开厂，自己当老板，现在都该奔四了。另一个陈红带过的年轻业务员，后来去了工厂里做销售，不久后就当上了大区经理。小学徒变老板的故事，陈红听了太多太多。

中关村创业大街

“大家不像我这么保守啊，只有我还坚守在这里。不光是挣钱，我还是有感情在这里头的。”对陈红来说，十几年来一边把生意也做了，朋友也交了，投入了太多的感情，很难说现在是卖场需要她，还是她需要卖场了。“市场关闭是必然趋势”，陈红心里也明白，但她“还是想干到中关村最后一个卖场关门”。

回想初到中关村时，她还是个27岁的年轻姑娘，一晃眼，如今她的孩子已经上大学了。大一大二的暑假女儿来卖场帮忙，对陈红说，“这种模式太落后了，我适应不了”，后来就不愿再来了。

鼎好大厦关闭的这个月，正好是陈红满53岁的月份。从1997年算起，她人生有将近一半的日子在这里度过。“我人生最好的年纪，那些黄金的岁月，都搁到这卖场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