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公祠的五公中谁的后代最显赫：段志强顾炎武

五公祠的五公中谁的后代最显赫：段志强顾炎武在顾炎武、黄宗羲 、王夫之三人从祀孔庙的提议被正式提交朝廷之前 已经有一些人通过不同的方式提出了将他们中的某一位或两位从祀孔庙的设想 。二 、三儒从祀建议之提出顾炎武、黄宗羲 、王夫之从祀孔庙以后 亲与其事的曹元忠利用在礼部任职之便 尽搜与此事相关的文件 编为《三儒从祀录》4 卷 是关于三儒从祀事件最为详尽 、最为权威的资料汇编。曹元忠(1865 ～ 1923)字夔一 号君直 晚号凌波居士 江苏吴县人 。光绪二十年(1894 年)举人 屡试不第 先后为刘恩溥、张之洞保奏经济特科 又不中 后于顺直赈捐案内报捐内阁中书 。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起入京任职 先后任玉牒馆汉校对官、学部图书馆纂修 、礼学馆纂修、实录馆详校官、资政院议员等职 清亡后闭门不出 专事著述 与从弟曹元弼同为近代礼学大家 ① 。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三儒最后一次请祀时的礼部复奏就是曹元

关键词：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祀;孔庙

摘　要：光绪二年 时任礼部左侍郎的郭嵩焘提请将王夫之从祀孔庙 为礼部尚书徐桐所格 光绪四年被内阁驳回;光绪十年 江苏学政陈宝琛请将顾炎武、黄宗羲从祀孔庙 得到翁同龢、潘祖荫、孙家鼐的支持 但礼部仍然议驳;光绪二十年 湖北学政孔祥霖疏请将王夫之从祀孔庙 次年复为大学士李鸿章等会同

礼部议驳;光绪三十三年正月 御史赵启霖奏请将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从祀孔庙 次年九月得旨 命将三儒一并入祀。 在顾、黄、王入祀孔庙的过程中 每次请祀都引发了巨大的争论 而正反双方的意见异同和势力消长 则显然与时势的变化密切相关。

顾炎武 、黄宗羲 、王夫之虽然同处于明末清初 在思想学术上也都是极有建树的大儒 身后的声望却各有沉浮 这已是人所共知的史实。光绪初年以后 三人先后数次被提请从祀孔庙 但是接连被驳 直到光绪末年才得以入祀两庑，而且每次请祀都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最后一次请祀更是聚讼纷纭 成为清末朝堂之上的一大掌故 。

顾炎武、黄宗羲 、王夫之从祀孔庙以后 亲与其事的曹元忠利用在礼部任职之便 尽搜与此事相关的文件 编为《三儒从祀录》4 卷 是关于三儒从祀事件最为详尽 、最为权威的资料汇编。曹元忠(1865 ～ 1923)字夔一 号君直 晚号凌波居士 江苏吴县人 。光绪二十年(1894 年)举人 屡试不第 先后为刘恩溥、张之洞保奏经济特科 又不中 后于顺直赈捐案内报捐内阁中书 。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起入京任职 先后任玉牒馆汉校对官、学部图书馆纂修 、礼学馆纂修、实录馆详校官、资政院议员等职 清亡后闭门不出 专事著述 与从弟曹元弼同为近代礼学大家 ① 。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三儒最后一次请祀时的礼部复奏就是曹元忠的手笔 。

《三儒从祀录》编纂于宣统年间 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曹元弼为之作序。数月后 辛亥革命爆发 曹元忠以遗老自居 不再从事社会活动 此书也始终没有刊刻 。曹氏殁后 遗书由曹元弼保存 元弼命其弟子王欣夫整理谋刻。1941年 王欣夫刊印曹元忠的文集《笺经室遗集》 在集末附刊了一份启事 为刊印包括《三儒从祀录》在内的曹氏其余作品募集资金 但是没有成功 仅著录于《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之中 ② 。“文革”初期 王欣夫藏书大部分入藏复旦大学图书馆 此书也在其内。

《三儒从祀录》目前仅存一份抄稿本 分为四卷 合订一厚本 :卷一为谕旨、复奏 卷二为说帖(上) 卷三为说帖(下) 卷四为拟奏、光绪二年(1876年)以来诸臣条奏及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御史赵启霖原奏 共收文献 48 篇 3 万余字 囊括了所有与三儒从祀事件有关的官方文件。其中史料价值最大的有三个部分:其一 是 27 篇说帖。说帖本为表达私人意见以供主事者参考之用 较少顾忌与套语 更能体现作者的真实想法 但于官府既非正式公文 于个人又非重要撰述 公私留存皆极为不易 。何冠彪在考索三儒从祀史事时曾说 这些说帖“相信已难一一查出” 他所见的只有章梫、陈衍和胡思敬的三份而已 ③ 。事实上 《三儒从祀录》不仅完整保存了所有的说帖 而且也证实上述三人中只有章梫的说帖曾经确实咨送礼部 而陈衍和胡思敬的两份都不在 27 件之中 应属拟而未上 。其二 是张亨嘉、吴国镛所草的两份拟奏。一份由于作者张亨嘉丁忧开缺而未及上 一份则先被礼部侍郎郭曾炘删改 又被大学士孙家鼐所阻格。拟奏的存在 给我们提示了历史事件的多重可能性 是展现历史复杂进程的绝佳标本 因而尤为难得。其三 曹元忠在重要文件后往往下有按语 或者揭出背景 或者记述细节 或者加以评论 对我们了解其中的曲折原委极有帮助。

二 、三儒从祀建议之提出

在顾炎武、黄宗羲 、王夫之三人从祀孔庙的提议被正式提交朝廷之前 已经有一些人通过不同的方式提出了将他们中的某一位或两位从祀孔庙的设想 。

咸丰元年(1851 年) 曾国藩的好友 、湖南湘潭人欧阳兆熊在与曾国藩讨论刊刻《船山遗书》的通信中 建议曾国藩利用其礼部侍郎的身份 奏请王夫之从祀孔庙 曾国藩的复信婉转表示了此事的难度 :

王船山先生崇祀之说 忝厕礼官 岂伊不思。惟近例由地方大吏奏请 礼臣特核准焉 不于部中发端也。 而其事又未可遽尔 盖前岁入谢上蔡 今年崇李忠定 若复继之 则恐数以见轻。 且国史儒林之传 昆山顾氏居首 王先生尚作第二人 他日有请顾氏从祀者 则王先生从之矣。 大儒有灵 此等迟速盖有数存 未可率尔也。 ④

据曾国藩的说法 奏请王夫之从祀的障碍有三 :其一是按照惯例 从祀文庙一般由地方长官提议 礼部只负责核准 所以他虽然身为礼官 并不是提议的合适人选;其二是当时从祀比较频繁 两年中宋代谢良佐、李纲先后从祀 曾国藩担心如果再请祀王夫之 会遭到轻视;其三是在作为官方文本的《国史儒林传》中 ，王夫之居于顾炎武之后⑤ 居首的顾氏尚未从祀 容易给反对者以口实。曾国藩计划将来等顾炎武请祀的时候 一并将王夫之呈请 则入祀孔庙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

曾国藩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联系到后来郭嵩焘、孔祥霖两次请祀王夫之都以失败告终的事实来看 这次如果贸然陈请 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这件事就此而止 曾国藩终其一生也没有提出过从祀王夫之的奏议。

此后 又有归安(今浙江湖州)陆心源作《拟顾炎武从祀议》① 提出应将顾炎武从祀孔庙。陆心源是清代重要的藏书家 他终生“最服膺顾亭林氏之学 以为三代以下罕有其匹” 甚至以亭林自况 “故以`仪顾' 名其堂 而即以名其集”② 。在这篇拟议中 他称“炎武不争坛坫 不立门户 其学一以朱子为宗” 、“经行并修 体用兼备” 认为明季学术败坏 “顾炎武出而圣人之道复明” 清初的诸儒应以顾炎武为首 而且同治中兴的“丰功伟烈 半出名儒 盖炎武有以开其先也” 所以应予从祀孔庙③。

与陆心源大致同时 潘祖荫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为庞钟璐《文庙祀典考》作序时 列举了历代应当从祀而尚未从祀的大儒 黄宗羲、顾炎武赫然在列。潘祖荫并将二人喻为“苏门之畏友” 表彰他们从另一个方面对理学做出的贡献 ④ 。

以上种种关于三儒从祀的议论虽然并非进入官方的正式议程 但是反映出顾 、黄、王三人声望的迅速升温 也可以说明三人之最终得以入祀并非侥幸 实是时代思想氛围长时期酝酿的结果。

三、 郭嵩焘请祀王夫之

光绪二年(1876 年)八月二十日 刚刚署理礼部左侍郎的郭嵩焘奏请将王夫之从祀孔庙。郭嵩焘上疏的直接动因 是因为八月一日河南学政费延釐奏请将西汉河间献王刘德及清儒张伯行从祀 同日陕西学政吴大澂奏请从祀明清之际的王建常 郭嵩焘认为自己身为礼官 有议礼之责 所以上疏陈请。

这篇奏疏的题名为《奏为先儒阐明性理诠释经旨有功来学应请饬部会同核议从祀文庙折》 “阐明性理”与“诠释经旨”分别对应的是“卫道”与“传经”两个方面 郭嵩焘这样立论 显然是为了使王夫之能够符合从祀孔庙的所有要求 以求万全。郭嵩焘指出 王夫之身处明季之乱 隐居著述 “暗然自修 精深博大” 清代“罕有能及” 。其多种著作被采入《四库全书》 《国史儒林传》又称其“所著经说 言必徵实 义必切理 持论明通 确有依据” 总之 王夫之“笃守程朱 任道甚勇” “尤于陆王学术之辨 析之甚精 防之至严 卓然一出于正 惟以扶世翼教为心” 应予以从祀孔庭⑤ 。

上疏未久 郭嵩焘奉命出使英国 此时王夫之从祀案还在礼部讨论。次年 远在伦敦的郭嵩焘风闻礼部议驳 在不满之余 更担心此次驳斥将会给以后的请祀造成障碍 因为根据各部的惯例 “凡奉旨议驳之件 部臣辄援引原案 以为格于成例 不复置议”⑥ 所以又于当年十二月九日从伦敦发出一封奏折 重申王夫之应予从祀的各种理由 并请将王夫之从祀一案“饬部存案” 暂时搁置 以待嗣后论定 。

上折请饬部存案以后 郭嵩焘又“分咨礼部及湖督及南抚”⑦ 动用一切资源来挽回 。但是无济于事 上谕认为“从祀典礼 关系极重 部臣议准议驳自有公论 郭嵩焘因廷臣议驳明儒王夫之从祀文庙 辄以私意揣测 疑为故意驳斥 并请饬部存案 语多失当 殊属非是 原折掷还”⑧。

这次被驳 背后主其事者是署礼部左侍郎徐桐。在第二封奏折中 郭嵩焘直斥徐桐对他个人的偏见是礼部议驳的根本原因:“署礼部左侍郎徐桐以臣出使西洋 为清议所不容 所请应予驳斥 昌言于众……臣赋性戆直 少读先儒性理之书 即不敢有伪饰 规避取巧尤所不为 以致遭时大诟 累及二百年先儒因臣一言至于议驳 心窃痛之 。”① 他又在自己所编的《湘阴县图志》中记载道 :“光绪二年 署礼部左侍郎郭嵩焘请王夫之从祀两庑 为礼部尚书徐桐所持 。”② 直到三十年后 礼部侍郎郭曾炘还说 :“见光绪初年议驳王夫之从祀原案 微闻当日持议不无门户之私。”③ 此话暗指的就是郭嵩焘与徐桐龃龉的往事 。

不过 礼部的复奏不存于军机处录副奏折中 曹元忠在编《三儒从祀录》的时候也说“当时署礼部左侍郎徐桐复奏 在礼部遍查不得”④。其实更有可能的是 礼部当时根本就没有复奏。证据有二 第一 郭嵩焘本人并不是见到复奏以后才请求“饬部存案” 而是在风闻徐桐议驳 “昌言于众”之后随即发出第二封奏折 ;第二 郭嵩焘在记载此事的时候说“其议驳者不复宣示 非朝廷饬交会议之意也”⑤ 可见礼部的议复并未发出。

掷还的日期 《德宗实录》系于“光绪四年二月壬寅” 但是《翁同龢日记》在同年八月初五日有如下记载 :“是日巳刻 内阁会议张伯行 、王夫之从祀庙廷 张清恪准 王船山驳 皆礼部主稿 。”日记中还有小字注解 :“驳稿略摭《四库提要存目》中语 断为不足羽翼圣经 继承运统”⑥ 同日的《王文韶日记》也证明了这一点⑦ 。何冠彪据此认为 既然内阁到八月还在讨论从祀的事 自然不会在二月就掷还了郭嵩焘的奏折 “二月壬寅”应该是清廷收到郭嵩焘奏稿的日期 后来的史官将复旨误系于次日⑧ 。但是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郭嵩焘原折 奉旨的日期确系光绪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另据《翁同龢日记》 内阁会议的仍然是王夫之从祀的提议 而不是郭嵩焘第二次奏疏所说的“存案” 《王文韶日记》亦云“会议张伯行 、王夫之请从祀文庙折”。所以 应当是郭嵩焘风闻礼部议驳的时候 礼部的意见还没有拿到内阁会议 他请求饬部存案的奏折被掷还 并没有影响到正常的程序 只是“其议驳者不复宣示”而已 。

四 、陈宝琛请祀黄宗羲、顾炎武

光绪十年(1884 年)三月二十四日 江西学政陈宝琛奏请将黄宗羲、顾炎武从祀孔庙。陈宝琛称二人兼汉宋之长 开清代朴学之风气 而且讲求实学 将二人崇祀可以砥砺风习 “使天下咸晓然于学问经济自有本原 理非空谈 功无速化”⑨ 。

四月二十二日 军机大臣奉旨 将陈宝琛奏疏交礼部议奏 礼部循例行文江苏、浙江巡抚咨取书籍 。次年八月 浙江巡抚将黄宗羲所著书九种 、顾炎武所著书五种咨送到部 。

令人惊讶的是 礼部堂司各官对于顾 、黄二人竟然十分陌生 翰林院掌院学士徐桐甚至不知道黄宗羲为何许人也 。且看李慈铭的记述:

马蔚林来 谓春间陈宝琛奏请以顾炎武、黄宗羲两先生从祀文庙 礼部堂司各官莫知谁何 纷纭至今(原注:其疏初发钞时 一日 翰林掌院学士接见编检诸官 朱蓉生往谒 闻掌院与诸学士及办事诸翰林言:“陈伯潜此疏甚奇 顾某尚有小板《日知录》一书 可备后场策科 黄某何人耶?”皆曰然)。今日尚书毕道远发愤谓诸司曰:“ 二人学问我所不顾 但以品行言 二人在康熙时皆不肯出仕 尚得从祀耶?”因掷还蔚林所呈《国史儒林传》 曰:“ 我必驳!”1 0

《凌霄一士随笔》谓 :“慈铭 ……所云掌院学士 盖指徐桐 以于桐素执门生礼 故未显举其名。”11既然连礼部尚书都“发愤” 而翰林院掌院学士又觉得“甚奇” 顾、黄从祀的请求当然不可能得到礼部和翰林院的支持。

礼部主张不予从祀的复奏稿送到内阁 十一月一日起 内阁开始讨论二人从祀一案 《翁同龢日记》中对讨论的过程有详细记载 :

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是日会议黄黎洲、顾亭(林)两先生从祀孔庙。 礼部具驳稿 余未画。(孙燮臣画)

初二日:盛伯羲来议顾黄从祀事 请伊属稿。

初三日:早再访伯寅 以伯羲语告之。

初四日:访伯羲未见 不知奏稿如何也。

初五日:到南斋与伯寅语 其时伯羲尚未送来折稿也。燮臣入 乃将吾家人续送件携入。 阅盛稿 极博赡透快 乃与伯寅定议 我二人并孙子授、孙燮臣、龙芝生、盛伯羲联衔同奏 并托伯寅至内阁 于礼部折内代写另奏字① 。

孙燮臣即孙家鼐 盛伯羲即盛昱 伯寅即潘祖荫 孙子授即孙诒经 龙芝生即龙湛霖。综合《翁同龢日记》及《光绪朝东华录》的记述 可知礼部的驳稿在内阁引起了分歧 翁同龢率先拒绝在驳稿上署名 并请盛昱起草另外一个请准予从祀的奏折 决定由翁同龢、潘祖荫 、孙诒经 、孙家鼐、龙湛霖、盛昱联名上奏。可以想见 孙家鼐也撤回了在奏稿上的署名 。

尽管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但是反对者仍是少数 礼部的奏稿仍由大学士李鸿章等会衔上奏:“该学政请将黄宗羲 、顾炎武从祀文庙之处 拟毋庸议” 不过因为二人“志节皎然 博赡通贯 足为闾党矜式”② 所以应准其入祀乡贤祠 。由潘祖荫领衔 翁同龢等六人联署的请求准予二人从祀的奏折也同时上奏 ③ 这样就出现了准驳双方相持不下的局面 最高当局难以定夺 只好又令“大学士 、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再行详议”④ 这是在光绪十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一日 。

次年二月初五日 翁同龢到内阁查询从祀一案 尚未讨论 而“内阁先出一稿 引上谕数条 未加出语 谓不得为躬行实践之儒云云 而洪给谏良品别出一稿 则诋黄学术不正 并及顾矣”⑤。看来内阁的态度仍然是主驳。

接下来的几天 翁同龢又与潘祖荫 、盛昱、孙家鼐商议 再草一折 请准予从祀。二月十五日 由大学士额勒和布领衔上奏 会衔者包括除翁同龢等六人之外的大学士 、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共158 人 称二人“笃信好古则有余 纯粹以精则不足” 仍请驳回 ⑥ 。署兵部尚书潘祖荫 工部尚书、管理国子监事务翁同龢 户部左侍郎孙诒经 户部右侍郎孙家鼐 通政司通政使周家楣 国子祭酒盛昱 左春坊左庶子、署国子祭酒龙湛霖 国子司业奎明 右春坊右中允、署国子监司业陈秉和等九人再次联衔上奏请准⑦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尚贤 ⑧ 及太常寺少卿徐致祥 ⑨ 各有一折请准。同日奉上谕 :“兹据额勒和布等仰稽列圣典谟 参考廷臣议论 请照礼臣原奏议驳等语 黄宗羲、顾炎武即著毋庸从祀文庙 仍准其入祀乡贤 以重明禋而昭矜式 。”⑩ 此次黄宗羲 、顾炎武从祀孔庙的请求终以失败而告结束。

关于此次请祀的结果 《清史稿 ·孙家鼐传》说 :“江西学政陈宝琛请以先儒黄宗羲、顾炎武从祀文庙 议者多以为未可 家鼐与潘祖荫、翁同龢 、孙诒经等再请 始议准。”《清史列传 ·孙家鼐传》也说 :“家鼐与潘祖荫 、翁同龢、孙诒经等独请旨准行 比仍议驳 后卒从家鼐议。”1 2 揆诸上述史实 两者的记述显然是错误的 。不仅如此 事实上到了光绪末年 孙家鼐反而成为三儒从祀最大的阻碍力量之一 “卒从家鼐议”云云 是不足为据的。

五 、孔祥霖请祀王夫之

光绪十七年(1891 年)八月 湖北学政孔祥霖课试两湖书院 在此书院肄业的湖北优贡生王葆心、湖南廪生蒋鑫向他递送条呈 称王夫之是张载的继承者 “八百余年继横渠者 夫之一人而已” 并请其代为疏奏王夫之从祀孔庙。

光绪二十年(1894 年)十二月初九日 孔祥霖上疏奏请 将王葆心、蒋鑫的原录钞呈 同时也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特别指出曾国藩等湘籍人士在晚清的作为皆是出于船山学问的遗泽 并说:“今者海疆有事 异教潜兴 补救之方 惟在培养人材 出膺艰钜” 而“夫之学行 实足上接真传 有资实用” 请求“饬部核议 可否以遗儒王夫之从祀文庙” 并将“船山之遗书尤精邃者二十七种计一百九十八 卷” 咨送礼部 。上谕 “礼部议奏”① 。

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七月十一日 大学士李鸿章会同礼部复奏 驳回了孔祥霖的奏请。驳回的理由 一是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及《四书稗疏》两书 颇多攻驳朱子之处”;二是《老子衍》 、《庄子解》、《庄子通》诸书涉于异端 “儒佛老庄混然一途” ;三是《潇湘怨》 、《愚鼓辞》 、《龙舟会杂剧》等书“多缘感愤 间涉游戏” 。总之 王夫之虽然“志行贞白 著述宏博” 但是“学问尚未能尽臻醇粹” “未足当阐明圣学、传授道统之目”② 。

六 、赵启霖请祀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及其允准

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正月二十八日 御史赵启霖奏请将王夫之 、黄宗羲、顾炎武从祀孔庙。赵启霖事后记述说:“光绪三十有二年 诏以孔子升大祀……方大祀之命下 启霖时在谏垣 疏请以王氏夫之 、黄氏宗羲 、顾氏炎武从祀 。”③可见促使他发起这次请祀的主要因素 是前此一年清廷将孔子祭升格为大祀。

赵启霖是湖南湘潭人 有学者据此认为 赵启霖的本意是争取从祀王夫之 之所以也拉上顾炎武和黄宗羲 只不过是为了避免“一乡阿好”的嫌疑④ 这种说法可能来源于胡思敬 :“启霖湘潭人 夙宗仰船山 欲续成嵩焘未竟之志 而难于措辞 乃并援顾、黄二先生以请 。”⑤ 其实不论“援顾、黄二先生”是赵启霖的本意还是权宜的策略 后来的事实证明 如果单单请祀王夫之 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

赵启霖上奏之后 朝廷照例诏由礼部议奏。礼部奏请“仿照会议政务章程”，由各部衙门开送说帖 将三儒应准应驳之处详细说明。旋由各部堂官司员等开送说帖 26 件 其中主张应将三儒一并从祀者 21 件 未置可否者 1 件 主驳者 4件。另据笔者搜寻所及 除此 26 件之外 陈衍、胡玉缙、胡思敬亦有说帖 但不在上述 26 件之中 《三儒从祀录》亦未收入 而保存于作者的文集之内 应属拟而未上。其中 陈衍 、胡玉缙主张三儒应一并从祀 胡思敬则对王夫之无异议 而极力反对顾炎武与黄宗羲从祀 。

礼部先由左侍郎张亨嘉起草复奏稿 主张将三儒一并从祀 并请大学士张之洞为之修改润色 ⑥ 。不料随后张亨嘉丁母忧去官 这个稿子就被搁置了下来。不过 张亨嘉即使在守制期间 仍然十分关注从祀事件的进展 。《石遗先生年谱》记载:“(三儒从祀)吾乡张燮钧侍郎主之甚力 而适丁内艰 不得与闻其事矣。广雅往吊 张侍郎稽颡谢吊后 重稽颡曰 :`从祀事 惟赖世叔主持。' ”⑦ 此后张之洞力主三儒从祀 固然与他的一贯主张相符 可能也与张亨嘉的托付有关 。

张亨嘉去后 礼部另由仪制司郎中吴国镛拟稿。吴国镛的拟奏请祀顾炎武 、王夫之 而以《明夷待访录》中《原君》、《原臣》二篇不合君臣大义 主张不应入祀黄宗羲 。这篇拟奏十分冗长 竟达八千余字 礼部右侍郎郭曾炘为之删节大半 语气也改得较为和缓 并将驳斥黄宗羲从祀改为请旨定夺⑧。当这个稿子送到内阁会议的时候 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

及送内阁 于大学士、各部尚书、都察院会稿日 吏部尚书陆润庠、邮传部尚书陈璧、都察院副都御史陈名侃已画诺矣 而大学士世续、张之洞、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后至 出说帖 略谓宗羲《明夷待访录》亦本《孟子》“ 君之视臣如草芥 则臣视君如寇雠”等语 不当黜其从祀而罢 ⑨ 。

胡思敬《国闻备乘》对这次会稿的过程也有同样的记载 可以证实曹元忠的记述极为可信 :

(礼部)拟稿准顾、王驳黄 通行六部九卿大臣诣内阁会衔。 邮传部尚书陈璧先画诺 吏部尚书陆润庠、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陈名侃继之 画未竟而张之洞遣使持说帖至 大意言黄学与孟子相合 议驳非是。 举座愕然 各逡巡遁去。 次日邮传部咨行礼部 取消陈璧花押 润庠、名侃亦各行文取消 ⑩ 。

根据曹元忠的记述 这份对于三儒从祀极为关键的说帖是由张之洞所拟 其内容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摘取《明夷待访录》中最为反对者诟病的几条 附以《孟子》书中的相似议论 以证黄宗羲并非自出心裁、非圣无法。值得注意的是 吏部尚书陆润庠、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陈名侃均有说帖赞成三儒从祀 而此次又随同画诺 这本是履行当日的正常程序 不能将他们认定为所谓“主驳派”的成员 ① 相反 张之洞的强行干预却是非常之举 所以才导致“举座愕然” 。

由于三位重臣的反对 这份奏稿被否决 发回礼部重拟 显然应以三儒一并从祀为言。可是 大学士孙家鼐却极力反对黄宗羲和王夫之从祀 而按照定例 复奏又须大学士领衔 礼部夹在中间 难于措辞。这时的礼部尚书是溥良 将这件棘手的差事交给了曹元忠 一来因为溥良乃是曹氏的座师 二来曹氏素以精研礼学著称 又是礼学馆的编纂 当能胜任 。

关于曹元忠草奏的过程 雷瑨有生动的记述:

曹君以寿州(孙家鼐)既不以三先生从祀为然 其陈奏必有理由 非先破其说 恐终不得其要领。乃特于晋谒时潜探其意旨。寿州谓 咸同时之奏案 予亦预其列 彼时颇主张从祀之说。 但现今默察时变 民权日渐扩张 若再尊崇顾黄王之学说 流弊所及 深恐长少年嚣张之气 于国家前途必多危险。因是改变宗旨 且甚悔从前见解之谬误。 至折中措辞 则以曾国藩曾刻黄梨洲著述中多方圈 足证其必有诋毁本朝之语 故宜罢其从祀云云 ② 。

曹元忠既探得孙家鼐反对从祀的理由 于是在复奏中针锋相对 指出“后世避讳之法断不能绳之二百年前之遗老 况曾奉雍正朱谕 凡刻书避去戎虏夷狄等字为大不敬”等等 先占据了优势地位。

雷瑨与曹元忠同肄业于南菁书院 清亡后来往又十分密切(曹元忠的《笺经室所见宋元书题跋》即连载于雷瑨所办的《文艺杂志》) 所言容有夸大 但肯定不会全无根据。曹元忠自己的记述也透露出 他在草奏之先已经知道了孙家鼐的意旨:“大学士孙家鼐又以孟子告齐宣王语(即“君之视臣如草芥 则臣视君如寇雠”)可施于诸侯 不可以例天子 宗羲固不当从祀。即王夫之所著各书 每以墨框空缺多至数十百处 迹近诽谤本朝 亦不得在从祀之列 自草奏疏 欲纠礼臣议礼失当恫喝之” 同时农工商部左侍郎沈云霈亦作说帖 “驳孟子草芥寇雠之言比义未当” 于是“三儒从祀由是遂不能并请允准矣”③ 。

不得已 曹元忠拟定的礼部复奏在详细开列了三人的事迹及学问出处 拟议将顾炎武从祀 而对黄宗羲、王夫之未置可否 请旨裁示。这个奏稿在礼部顺利通过 ，但在送交内阁会稿之前 又起了波折 :“会稿之先 大学士孙家鼐已闻王夫之黄宗羲应否从祀请旨之说 乃亦作说帖 封送礼部 欲礼部之易稿也。”此时礼部再难更改 尚书溥良只好对孙家鼐“语以稿经博采众议而成 如中堂别有所见 盍另折言之” 建议他单独上疏 陈明己见 于是孙家鼐将说帖改为奏折 称“三人之中惟顾炎武之学问较为精粹 若专准顾炎武从祀 似可举行” 黄宗羲、王夫之则不能从祀。在这份奏折之后 孙家鼐还专门附片 对当年他曾赞同顾炎武、黄宗羲从祀表示忏悔 :“彼时礼部议驳 原任工部尚书潘祖荫等议准 臣曾随同画诺 至今思之 犹深愧怍 深服当时礼臣议驳具有深意 今既有所见 尤不敢回护前误” 云云④ 。

礼部的复奏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九月一日上奏 孙家鼐反对黄 、王从祀的奏折亦于同日上奏 。主从派也在同一天群起上疏:礼部右侍郎郭曾炘疏请将三人从祀 并在折后专门附片 说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原君》 、《原臣》二篇有益于“宪政前途” 不应成为阻碍其从祀的口实⑤ ;协理京畿道监察御史徐定超疏称“孙家鼐前与潘祖荫遵议黄宗羲 、顾炎武应准从祀 又与翁同龢等遵议黄宗羲 、顾炎武应否从祀 、公同具折 、恭候宸断 前案具存 何以前后之言如出两人 ?”直指孙家鼐“深文周内” 不仅“礼部议准之顾炎武固应从祀 即黄宗羲亦应与王夫之一并从祀”⑥ ;掌陕西道监察御史吴纬炳奏称“不当于二儒独加苛论 亦不得因假托二儒之书者深文归罪” 应将三儒一并从祀 ⑦ ;学部左侍郎严修 、学部右侍郎宗室宝熙、署邮传部左侍郎吴郁生、大理院正卿定成、大理院少卿刘若曾联衔上奏 更称其时种种新政 “如尚兵学、崇教育、罢科举、通军民 、重宰相、用辟召 、破资格 、设乡官、复两汉三老啬夫之职 所谓甄采各国之良规者 二人实先言之” 不应以一二偏激之语黜其从祀① 。

这些意见纷纭的奏疏递上以后 实际掌握最高权力的慈禧太后犹豫不决 最后起关键作用的是军机大臣、管学部大臣张之洞。雷瑨《娱萱室随笔》说:“慈禧遍览各折 意不能决 乃独召询张南皮 。南皮坚请断自宸衷 准予从祀 至是议始定。”② 九月二日 上谕说:

礼部会奏遵议先儒从祀分别请旨一折 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均著从祀文庙 ③ 。

至此 延续了三十余年的三儒从祀争论方告结束。

综观顾、黄 、王在光绪末年得以从祀孔庙的全过程 张之洞是始终其事的最大支持者 :他以军机大臣的身份 先是为张亨嘉润色其所拟的复奏 后又强行中止吴国镛所拟复奏的会衔 最后又直接向慈禧请命。所以 当时朝野上下也都一致将三儒从祀之功归于张之洞 如《石遗先生年谱》说 :“顾、黄 、王三儒 ……从祀 张广雅相国所主张也。”④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说:“顾 、黄、王三儒从祀孔庙 出南皮所请也 。”⑤ 《凌霄一士随笔》说 :“王夫之、黄宗羲 、顾炎武从祀孔子庙 至光绪末年始定 张之洞主持甚力也。”⑥ 胡思敬《国闻备乘》也说:“(袁世凯)以礼貌尊事之洞……如三先生崇祀 ……等案 悉让之洞主政 。”⑦总之 三儒从祀的最后动力出自张之洞 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七 、余　 波

三儒从祀不仅是朝堂之上关注的焦点 在知识界也引起了相当的反响。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十日 此时从祀尚无定议 黄节就在第 34期《国粹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明儒王船山 、黄梨洲、顾亭林从祀孔庙论》 。从这篇“社说”的题目就可以看出 其立论的根本乃是强调三人的明代遗民身份。黄节称 如果以道德、志节与学术而论 将三儒“位之两庑 诚无愧色” 但是三人自始至终以明臣自矢 “以出处而论 则三先生皆明之职官……以三先生心志而论 则皆不愿为二姓之臣民” 因此 应当以明儒从祀 “否则非所以尊三先生也” 。如果将他们“位置于国朝儒者之次 则其名为失实 以其自称为明臣而祀之以国朝儒者 则其鬼亦不歆两庑” 两庑群贤 本来是人伦的师表 可是将三儒以“国朝儒者”从祀 虽然“隆以死后之典礼” 却“夺其生前之志节” 对于人伦世道无益反害。

接着 黄节笔锋一转 称“今之是非 有大异乎人者 不必为世道人伦计也 但借前人以为之傀儡 而徇其一时之智术而已” 三儒只不过是被清廷所利用的工具 与其所宣称的“光国粹”并无多大关系 而且三儒之“志节无待议礼者之表扬 亦无关于从祀与否之轻重” 。最后 黄节引用徐鼒《小腆纪传》称扬顾炎武的话 “宁人恪守母训 不事二姓 迹其弓箭桥山之拜 牛羊塞上之吟 盖欲以子房报韩之心 为端木存鲁之计 ……而使后起少年 推以多闻博学 其辱已甚” 认为其时清廷从祀三儒 仅仅依据其“多闻博学” 而弃三人之气节不讲 实在是对三儒的辱没⑧ 。

次年 章太炎在《民报》上发表了《王夫之从祀与杨度参机要》 对清廷的举动表示了极大的蔑视。他首先调侃道 :“满洲政府以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为汉土学者所宗 奉其主 纳之两庑 为收拾人心计 亦犹使衍圣公为山东学务总稽查也 。公不省学 借巡视以狎娼优 徒为士民笑悼 三老之入两庑 驳议嚣然” 又称“彼佞臣媚子之用心 则以为使民乡方 莫两庑祀典若也”⑨ 。虽然章氏此文并非专为三儒从祀而发 但也很能代表主张革命的人士对于此次从祀的看法。

其实 无论三儒从祀这件事给人的观感如何 当时孔庙的影响力已经远非往昔可比 以至于三儒木主是否确实入祀两庑 我们也无法确定 。不过据三儒从祀的建议者赵启霖自己的叙述 其故乡湖南湘潭的孔庙是重修以后、在他本人的注目下才将三儒祔祀 而其时已经是 1911年 5 月① 则其他地方的孔庙并未曾入祀三儒可想而知。至于北京孔庙 虽不能断其一定没有奉祀 但其时孔庙仪节已成具文 孔庙的日常管理极其混乱 入祀与否的区别已经不大了 。

甚至到了 1914 年 仍有“云南公民徐铮”等呈请将三儒从祀孔庙。他们显然并不知道清廷已经将三儒从祀 还说“前清末叶 曾有人请以三先生从祀孔庙 缘当时政尚颛制 扞格不行” 如今已经实行共和 “三先生之学说日愈彪炳人间” 所以请从祀孔庙 并在其乡建立专祠。他们提出的理由是 :“明季大儒顾炎武 、黄宗羲 、王夫之三先生者 或则著经世之伟业 或则发共和之先声 功在千秋 泽及百世 吾人崇德报功 尤当裒然居首。”称顾炎武“讲学以行己有耻标宗 治世以匹夫有责为本 又究心于经世之学” ;称王夫之“痛明社之屋 采西山之薇……所著诸书 半皆夷狄华夏之辨” ;特别于黄宗羲称扬备至 :“所著《明夷待访录》等书 阐明民贵君轻之旨 预揭共和民约之义 微言宏识 远在西哲卢梭以前 吾人今日所享之共和幸福 实皆食先生之赐。”② 这次请祀没有下文。

最后 还有一个小问题尚需交待。三先生的排列顺序 在赵启霖的原奏中是王夫之 、黄宗羲、顾炎武 上谕中变为顾炎武 、王夫之、黄宗羲 在两庑的位次则是黄宗羲(东三十四位)、王夫之(东三十六位)位列东庑 顾炎武位列西庑(西三十六位)③ 。原奏之所以以王夫之为首 很可能是因为赵启霖身为湖南人 并且服膺船山之学 ;而上谕以顾炎武居首 、黄宗羲居末 则肯定是由于关于顾炎武的争论最少而关于黄宗羲的争论最多。至于木主的顺序 据乾隆十八年(1753年)的定例 应以时代年齿为序 三人的生年以黄宗羲(1610)最早 、顾炎(1613)次之、王夫之(1619)居末 两庑木主的安排正是以此为序。

其实在朝臣的议论中 也有人提到三人的排序问题。礼部侍郎张亨嘉的拟奏建议“其位次当首顾炎武 黄宗羲次之，王夫之又次之”④ 但是没有说明这样排序的理由;都察院都御史陆宝忠 、副都御史伊克坦、副都御史陈名侃三人联名的说帖称:“查《国史儒林传》 谓国朝学有根柢 以炎武为最 故以炎武居首 则此次升祔次第 亦宜以炎武为首 列宗羲次之 夫之又次之 较为允当耳。”⑤ 顾、黄、王是《国史儒林传》的排列顺序 后世习惯以这种方式排序 或许也是出自这一“钦定书籍”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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囿于版面所限，原注引略去。谨向原作者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