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生和崔莺莺最终结果，张生最初对崔莺莺
张生和崔莺莺最终结果，张生最初对崔莺莺这种扭曲的价值观伴随着科举制度的普及影响了很多人，但糟粕就是糟粕，人们早晚会认识到这种行为的错误性。所以从晚唐开始，这种“始乱终弃”的行为就遭到了士大夫们严厉的抨击。这种现象从根本上来说，是科举制度的一种负面影响，寒门子弟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就此改换门庭，变为了贵族，而门阀世族的价值观念在唐代社会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所以这些寒门子弟与之前欢好的女子之间出现了重大的社会地位落差，导致了家庭关系的不稳定。这种说辞在今天看来可以说是无耻之尤，但在当时却得到了唐代士大夫们的赞赏，认为张生的行为是正确的。我们不能以今天的价值观来批判古人所处的时代，正如陈寅恪先生在《读莺莺传》中说的那样：舍弃寒女，而别婚高门，当日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也。
张生和崔莺莺在红娘的牵线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历来令人称羡的爱情故事，但这个结局是在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中才最终确定下来的。
在这部作品中，因为主人公张君瑞（张生）的人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故事的性质也随之改变，而这才是《西厢记》在文学创作上最大的价值体现。
“崔张故事”最初来源于唐代诗人元稹的《莺莺传》，张生曾与崔莺莺欢好，但为考取功名滞留京师，日久变心。
张生找到了一个非常无耻的借口，将二人的分离归咎于自己不能驾驭尤物。他认为崔莺莺这种美女，“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且举了周幽王和褒姒、殷纣王和妲己的例子，大有一种红颜祸水的感慨。张生认为自己驾驭不了崔莺莺这样的美人，所以宁可自己遭受一点相思之苦，也要与之分手，这就是所谓的“忍情”。
这种说辞在今天看来可以说是无耻之尤，但在当时却得到了唐代士大夫们的赞赏，认为张生的行为是正确的。
我们不能以今天的价值观来批判古人所处的时代，正如陈寅恪先生在《读莺莺传》中说的那样：
舍弃寒女，而别婚高门，当日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也。
这种现象从根本上来说，是科举制度的一种负面影响，寒门子弟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就此改换门庭，变为了贵族，而门阀世族的价值观念在唐代社会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所以这些寒门子弟与之前欢好的女子之间出现了重大的社会地位落差，导致了家庭关系的不稳定。
这种扭曲的价值观伴随着科举制度的普及影响了很多人，但糟粕就是糟粕，人们早晚会认识到这种行为的错误性。所以从晚唐开始，这种“始乱终弃”的行为就遭到了士大夫们严厉的抨击。
很多士大夫就开始着手改写“崔张故事”的结局，要么根据张生最后想要面见崔莺莺的情节，歌颂其“善补过”的品质，要么直接就安排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改变的动力来自于文人士大夫们自身的阶层，以此来重塑自身形象，也用以回应平民对其婚恋观、人生观的质疑。
同时，民间对这样“负心”的行为同样有着强烈的复仇态度，在很多“婚变”题材的作品里，往往给这些始乱终弃的男子一个不得好死的结局，艺术上很粗糙，但精神上很痛快。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实甫在创作《西厢记》的时候，就对张生的人设进行了重塑。
张生不再是《莺莺传》中那个家境优渥、四处游历的公子，而是变成了一个出身贫寒或家道中落的年轻士子，正处于一个可以通过科举自“民”入“士”的阶段。同时，他又是一个对爱情忠贞不二、近乎痴傻的人。
最为关键的是，他愿意为了爱情而放弃功名，这就与科举之后别婚高门的行为完全对立起来，让民众为其痴情的程度而感到惊讶。
这就消解了民众对很多士大夫取得功名后“翻脸不认人”的怒火，在心理上接受了如张生这等新型文人的形象，他有违礼制的风流变成了被同情和赞美的对象。
原来，这样的人非但对社会没有危害，反而因其才华与人品的高度统一，成为了家庭、社会的中坚力量，这正是普通民众对于文人士大夫的心理期望。
但做到这些还不够，因为很容易就会被当成是“张生们”自我辩解的行为，同样会引起平民阶层的反感。
所以，王实甫在更改了张生的人设之后，于戏剧的隐性结构上也做出了重大调整。
自晚唐以来，无论是士大夫阶层还是平民阶层，都对这类“负心”男子口诛笔伐，其中士大夫阶层还能保持克制，通过一些手段来平和矛盾，但平民阶层的怒火却极为炽烈，因为他们往往是受到伤害的一方。
所以，在“洗白”这些人物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因为社会地位的差距，平民并不能理解士大夫真正的心理状态，所以在更改结局、人设的行为中就很容易被误解为是士大夫为自己缺德行为的开脱。
如何来消弭这一矛盾呢？王实甫在创作《西厢记》的时候采用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他完全更改了故事的隐性结构。
在原本的情节里，恋爱和分手的主导权都在张生手中，是他主动追求的崔莺莺，也是他主动参加的科举考试，并在这一过程中变心，还是他主动提出的分手，并为自己找了一大堆的理由，将过错推到崔莺莺身上。
即使是后来大团圆结局的出现，张生参加科举的目的，还是为了冲淡崔张二人恋爱的悲剧过程。
抽象来说，这些故事的改写确实存在自我辩解和改过的动机。张生的形象主要是为了“改过”而存在的，是士大夫们自我的完善，而不是真正对爱情的负责，即不是品质上的蜕变。
然而，《西厢记》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它没有刻意地去解决张生的“过”，而是用放弃主动性的手法，让张生这类角色的“过”直接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爱情的追求。
张生完全被安排在了一个“被动”的角色中，颠倒了男性和女性在这段感情里的地位。虽然他依旧是这场爱情的发起者，但他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了焦急等待和接受安排的一方。
他为了爱情，宁可放弃对文人士大夫们极为重要的科举功名，足以表现出他对这段感情的虔诚。但他这样的想法和行为换来的却是老夫人和崔莺莺的拒绝和捉弄，张生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无辜的人。
一改之前的思路，张生之所以离开崔莺莺而参加科举，并非出自本心，而是老夫人的刁难。她对张生下了最后的通牒，说自己家“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逼迫张生前去应考，并且直言，这段感情的成败就看张生是否能通过科举。
于是乎，张生对科举的热情就变了味道，从文人对功名的热衷变成了为延续崔张爱情的手段。崔莺莺越是对张生的举业表现出担忧的情绪，就越能衬托出张生在这段感情里所承受的强大压力，其专情、痴情的人设就变得愈发鲜明。
这样一来，读者和观众对张生的看法虽然复杂，有人嘲笑其痴情的呆傻表现，有人同情他爱情之路的坎坷，甚至有人为他科举能否高中而感到揪心，但唯独没有了如之前故事里的指责。
大团圆的结局化解了对“始乱终弃”的抨击，而张生“被动”的无辜形象，更是洗脱了“文过饰非”的嫌疑。
《西厢记》的故事就在这样的架构里一遍一遍地讲述，终于平息了各个阶层对张生这一原本形象的批判怒火，也使得“崔张故事”出现了一个最为成功的改写。
未来在黑夜隐匿，于此静待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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