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富晋升：求解共富刘尚希

共富晋升：求解共富刘尚希澎湃新闻：应该如何理解共同富裕的内涵？共同富裕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有何关系？共同富裕的充分条件是要保障所有的人获得基本能力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表示，要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要实现人的共同发展，人的能力的共同提高。他强调，共同富裕首先要富裕起来，虽然中国的经济成就令世界瞩目，但是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均GDP才刚超过1万美元。而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人均GDP都在中国的3倍以上，美国人均GDP更是达到了6万美元。刘尚希提醒，如果共同富裕主要通过税收去实现，那就是将财富进行再分配；若过于倚重再分配，则很可能导致税负加重，发展的动力就会变弱。

澎湃新闻记者 蒋梦莹

【编者按】

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如何全面理解共同富裕？怎么答好促进共同富裕这道难题？澎湃新闻就此推出“求解共富”系列学者专访。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表示，要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要实现人的共同发展，人的能力的共同提高。

他强调，共同富裕首先要富裕起来，虽然中国的经济成就令世界瞩目，但是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均GDP才刚超过1万美元。而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人均GDP都在中国的3倍以上，美国人均GDP更是达到了6万美元。

刘尚希提醒，如果共同富裕主要通过税收去实现，那就是将财富进行再分配；若过于倚重再分配，则很可能导致税负加重，发展的动力就会变弱。

共同富裕的充分条件是要保障所有的人获得基本能力

澎湃新闻：应该如何理解共同富裕的内涵？共同富裕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有何关系？

刘尚希：中央财经委会议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物质生活的共同富裕也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衡量，一个是收入，另一个是财富。从现实生活来看，还有一个能够体现共同富裕的维度是消费的差距，这一维度可反映出共同富裕的水平和贫富的差距。

有人跳过消费这个环节，直接从收入和财富来谈共同富裕的问题，这是从分配结果上来讨论共同富裕，但是怎么实现共同富裕，从动态循环的角度来看，需要找到分配的起点在哪里。

消费是人的生产再生产过程，是人的发展过程，是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是人的能力提升的过程，是为经济提供目的和创造条件的过程。消费包括私人消费和公共消费，二者应当合力满足每一个人的基本消费，以此保障每一个人获得基本能力，促进起点和机会的公平。

如果仅仅是从结果上把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甚至把财富的差距也缩小，但能力的差距没有缩小的话，进入下一个经济循环的时候，这种差距又会再现出来。因此能力的改变与提高是最重要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要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要实现人的共同发展，人的能力的共同提高；若仅仅在物质层面做文章，得到的只会是短期效应，长期看，贫富差距反而会不断扩大。历史告诉我们，均贫富并不能实现所有人的共同发展，甚至可能使发展陷入停滞不前的境地。

共同富裕的充分必要条件是社会要保障所有的人获得基本能力。收入不能替代能力，收入差距缩小了也不等于能力差距就缩小了。能力来自于社会消费过程。消费的可获得性涉及到收入，但消费的可及性与收入无关，如教育、健康等消费，不是有钱就能解决的问题。因此，群体性消费差距的缩小才应当是重中之重，如从户籍来看，占到人口55%的农民群体的消费水平明显偏低，在公共服务消费方面更是突出。如何通过公共消费来弥补私人消费在可获得性、可及性方面的短板，促进私人消费，并与私人消费形成合力，以及如何既扩大短期的内需，又提升人的能力，改变社会预期，至关重要。鉴于消费事关人力资本的形成和人的发展，这方面的支出越来越被当做“人力投资”看待，甚至比物质投资更重要，而不是按照传统理论，消费被当做物质财富的消耗而尽量节俭。

澎湃新闻：此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提出过，印度没有实现像中国这么高速的发展，没有取得像中国一样的发展成果，就是因为“在人的发展”上中国做得要比印度要好很多，诸如国民的教育（识字率）和健康等。您所指的“人的发展”是不是就指的是基本的营养、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

刘尚希：对，教育、医疗这些都是围绕“人”来做文章，为了人的发展，为了人的能力的提升，而不是说为了享受。当然追求“美好生活”是一方面，但是必须以所有人的能力的提升为目标，这就是一个发展的概念。

若是都从“物”的角度去思考就想歪了，有的人一提到共同富裕想到的就是平均主义。理解共同富裕的概念，当然离不开物质生活条件，但是更重要的是要从人的方面去考虑。其实，“共同富裕”这个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公平与效率，“共同”是指公平，大家都有份；“富裕”就是指经济效率，没有效率，就无富裕可言。能把二者融合在一起的，就是人的能力。只具备从事简单劳动的能力，那只能是低效率、低收入；若是具备创造性劳动的能力，如创造发明的能力，那自然就会带来高效率、高收入。若社会成员能力普遍提升，消除了群体性的能力鸿沟，人人有向上流动的机会，社会的公平与效率也就自然融合了，所谓公平与效率的钟摆现象或跷跷板效应也就不存在了，至少是大大弱化。能力代表着自由，能力的缺失是自由的缺失。

（编者注：阿玛蒂亚·森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建立在能力概念上：每个社会都应致力于衡量其公民的具体能力。社会发展应反映在它对推进人民享有自由所做的努力，而非仅反映在推进经济活动上。）

共同富裕首先要富裕起来，否则就是共同受穷

澎湃新闻：税收政策调整会不会成为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主要手段？

刘尚希：从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整体来看，税收不是主要的。如果说共同富裕是主要通过税收去实现，过于倚重税收来进行收入、财富的再分配，这样的话很可能导致税负加重，发展的动力就会变弱。数据上看，短期差距缩小了，但治标不治本。国外的历史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这样做，可能社会上都会期待着通过税收的办法把高的拉下来，把低的补上去，那么，对政府的依赖性可能就会大大的增强，人人努力，人人共享的局面将难以形成。如果一个社会对政府的这种依赖过多，甚至在共同富裕的实现过程中，主要靠政府的短期调节，发展可持续性的风险就会增大，发展的内生动力就会不足。

社会的再分配预期需要淡化，人人参与、人人努力、人人共享的初次分配预期需要强化，政府要在这方面去创造条件。税收的作用并不在于限高，而是在于通过税收来筹集收入，扩大提供公共服务消费的能力，解决低保救济、教育和医疗等涉及到民生和人的能力提升的问题。当前面临的问题是，要扩大税基，公平征税，严格征管。按照量能负担原则，高收入多缴税、低收入少缴税，只能满足基本生活的不缴税。要促进人的能力的共同提升，也就是人力资本的积累，那么，就需要提供优质的均等的公共服务。财政的着力点，应该要放在促进人的发展上，而不仅仅是放在收入侧，通过税收去调节收入和财产的差距。当然，税收的作用不能否定，当前仍有发挥调节作用的空间，但不能当做重点，不能把税收作用估计过高。

我们的人均GDP毕竟才1万美元，与发达国家差距还较大。应该始终不要忘记，我们还是一个人口多的发展中国家，而且现在发展的速度已经有所下降。我们在追求高质量发展，也不等于说不要速度，没有一定的速度我们就停在这儿了。从国际竞争来看，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之间的相对发展速度仍是十分重要的，否则，中国就没有出头之日。

共同富裕首先要富裕起来，不然的话就是共同受穷了。虽然现在的日子比过去要好得多，但我国的发展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不进则退，日子往回退在国际上有先例。因此，还是要从怎么做大蛋糕这方面去做文章，怎么能把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结合起来的，不能对立起来看问题。我觉得结合点就在能力上，在人的发展上。从人本逻辑来看，效率与公平本来就不是对立的。把二者对立起来，是我们观察问题的参照系选错了。

应该对城乡二元分治等基础性制度进行改革

澎湃新闻：有的学者提出，建设福利国家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一个重要内容。

刘尚希：“福利国家”这个概念是有历史背景和特定内涵的，作为我国的愿景不一定合适。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是要强调能力的普遍提升。现代化最终是为了人的发展，人的发展，核心体现在人的各项能力上，最终体现在人的解放和自由上。

如果说我们强调福利，不强调人的能力的提升，不强调人的发展，可能就会先落入到一个福利陷阱中去。这是很危险的。因为福利不一定能转化成能力，不等于说，福利国家就等同于是一个每个人都能有机会发展的国家，那是两码事。

人的能力的发展需要有向上流动的机会，换言之，向上流动的机会与人的能力是相关联的。否则，能力的贫穷若在家庭里代际传递下去，这个家庭就没有翻身的机会了。即便有福利，对这样的家庭来说又有何意义？一代又一代吃低保，那怕是吃得很好，也未必是一个家庭的愿景。

澎湃新闻：您如何考量共同富裕与中国城乡差距的关系？

刘尚希：这里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城乡二元分治结构导致的，城乡之间的社会基本权利不平等，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应当让人口、家庭能自由流动，要让农民市民化，让农民进城落户，享受同城待遇。目前农民作为劳动力进城打工不难，但变为市民有很多障碍，全家落户很难，社会身份不是市民，就不能享受同城待遇，那么在住房医疗社保等方面，他还是农民，不能享受同城待遇，这就意味着他跟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的市民存在机会上的不平等。

基本的公共服务对人的能力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农民工子弟在城市里很难接受到良好的教育，长大后能力跟城市里的孩子相比，差距很难缩小。这样的问题是体制和机制造成的。这种群体性的能力鸿沟也正是需要我们去改革的。在这次中央财经委会议上就讲到了，要给更多人创造致富的机会，要为所有人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我们的政策目标应该着力于缩小能力的差距，国民基本能力普遍提升，起点公平、机会公平也就有了基础。因此，完善公共政策体系的同时，需要在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上全面推进改革，比如城乡二元分治这样妨碍国民能力共同提升的制度。

责任编辑：郑景昕

校对：刘威